3.2 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机理
一般而言，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可归纳如下：一是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二是对生产要素投入量产生影响的因素；三是历史文化因素。在以上各因素中，资本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并且资金在中国地区间分布极不平衡。因此，资本投入差异是地区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了向东部倾斜的投资政策，这种适当扩大地区差距的做法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总体水平的快速增长是有利的，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的作用日渐增强，产生了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当资本转移收益的差额在抵偿全部转移费用后还有较大剩余时，就出现了资本存量的空间转移，社会资本在利益驱动下更多地流入发达地区，逐渐产生了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注：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这样一种现象，它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K.Merton）提出这个术语，并用它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类似地，在同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经济学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这样一种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和缪尔达尔的“倒流效应”（注：“倒流效应”又称“回流效应”，即由地区外因素引起的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是由各地区资本利润率决定的。而区域间投资边际效率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正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高，投资边际效率差距也就越大。在中国地区投资利润率差异过大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支配下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流动及其所带动的其他市场要素的流动，在投资乘数效应的作用下，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资本流动趋势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极为不利，致使其发展活力不足。
3.2.1 资本形成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
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性和依存性，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的现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将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压力上升。探讨资本形成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一、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资本流动性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流动性弱。从理论上讲，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实质上是资本及其所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它不仅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该模型应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强调的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如何在空间上发生移动，从而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当区域间收入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类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入、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来进行生产投资。为了维持均衡，资本应从高收入区域向低收入区域流动，从而促使区域间差距缩小，进而达到均衡。然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低收入和低储蓄，往往不具备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机会，这时候就需要国家的政策干预。
资本流向某地区，会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投资增加将会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如前所述，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循环关系：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发展环境、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该地区，而资本流动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资本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较为恶劣，经济基础薄弱，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收益率低下，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再加上中、西部地区资本的规模效应不足，面临资本短缺的困难，这些都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由此可见，国家投资政策倾斜引起资本向东部流动，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动。在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资本流动的动态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二、资本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取决于不同经济条件，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共性条件是资本的积累、吸纳和产出能力，资本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就直接体现在资本的吸纳环节，并对资本的积累和产出环节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具有不同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刺激人们去进行金融投资、储蓄，这就能提高社会储蓄倾向和一国的储蓄率水平。资本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通过与利率受控制的银行存款之间的相互竞争，能推动利率达到更合理的水平，从而形成一个合理的金融资产价格体系，促进储蓄水平提高和有效投资。资本市场创设的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机制为实现金融工具的高流动性和投资者的自由进入退出提供了条件，从而使投资者在获得安全性和存取自由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较高回报，而公司则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永久性的资本来源，继而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通过调节资本的配置，资本市场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资本市场配置资本的效率在于资本市场上各种证券的价格能充分反映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并迅速准确地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把资本导向收益最高的企业。资本市场发布证券发行、证券的价格和收益等信息，二级市场的设计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自由进入退出的机制和企业兼并机制。这些制度可以帮助货币资本所有者自主地选择投资目标，促使资金需求者选择期限结构合理、融资成本最低的融资工具和方式，从而在资本市场上形成合理的证券价格，引导社会资本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地区、产业部门和企业。
三、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现阶段，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货币政策。具体而言，应该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即货币政策→资本形成→资本积累→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就成为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纽带。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调节机制会自动抵消货币政策的扩张和收缩，因此，人们认为货币为中性，与长期经济增长关联不显著。但在一个面临转型与发展的国家（如中国），货币政策却能发挥主导作用。
货币政策能够对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组合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促进或制约产出水平的提高；货币政策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它为体制转轨和金融深化提供外部环境；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具体操作直接关系到利率体系的市场化进程，对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起着关键作用；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影响汇率政策、外汇管理体制以及国际收支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因而更广泛更深入地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而如前所述，利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所以利率市场化是促进资本形成的关键。
四、区域金融成长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资本是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然而，无论是在市场经济下还是在计划经济下，解决资本约束的最有效途径，都是重视和发挥区域金融的作用，即区域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发展理论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区域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域金融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融通资金的市场，它对经济活动各个方面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个人财富、企业经营、经济运行效率，都直接取决于区域金融的活动。区域金融的发展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其具有反向能动作用，即产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结合可以使经济以几何级数增长。金融资本的流动与融合，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必然要求，是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理论上讲，起始机制的不同使得区域金融成长分为内生状态和外生状态。内生状态主要基于微观金融主体的参与和贡献，是在区域经济与文化环境内层机制的启动下自觉形成的。从根本上讲，内生机制的作用过程体现着一个区域金融成长与该区域现实经济发展的密切依存关系，这种参与贡献既不能依赖政府的外在驱使，也不能通过对外部模式的简单移植来获取。
区域金融的内生成长机制的基本功能在于动员区域经济部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和贡献，从而有效利用国民储蓄，提高资本效率。但长期以来，主流发展理论一直将一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归结为它的储蓄。储蓄不足及资本供给不足，被视为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增加储蓄被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然而这是以储蓄能够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为前提的，由于投资者对潜在投资机会缺乏足够响应，尤其是区域盈利能力低，相对落后区域对资本一般缺乏有效需求，因而储蓄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本地投资，这使得单纯提高储蓄、增加资本供给的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无法达到。
五、区域金融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于不同区域而言，由于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机遇和水平、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差异，机会成本必然不一致，进而创新的动力也会有差异。东部地区因其改革以后私营性产业或者说非国有经济占据较大比重，从国有银行信贷所得到的资金必定有限，在此背景下，如果不寻求别的资金来源渠道，必定会失去投资及经济增长机会。因此，东部地区就会倾向于金融制度创新，寻求其他资本形成渠道。例如，几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就是在此情况下形成的。西部地区没有出现民间金融制度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占比较高，可以得到更多的国家金融支持，因为西部可以凭借国有企业这一筹码与国家谈判。即便得不到经济发展所需的全部资金，西部也没有动力进行创新，这源于约束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创新成本过高；另一方面除了比重较大的、效率普遍低下的国有经济外，不存在类似于东部的增长机会。因而，等待国家的金融支持就成为西部的最优策略选择。
综上，资本形成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差异，而资本形成差异又取决于区域内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所以，区域经济谋求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适合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形成渠道，创建国有金融组织制度外的金融组织形式。当然，金融制度创新受一定约束条件限制，只有制度创新的收益超过成本，制度创新才是可行的。换句话说，金融制度创新应当具备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利于创新顺利进行。
3.2.2 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本形成机制的促进作用
资本形成机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因为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循环性，在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地区本身也将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间的资本流动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从方向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东向西依次进行的，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根据缪尔达尔的梯度发展理论，一个地区只要它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会出现极化效应，也就是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不断地积累有利因素，吸引周边资源，为自己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由于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在极化效应作用下，以资本为主导要素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所急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反而涌向东部。
其次，从效率上看，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远胜于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也较中、西部地区高，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成熟，包括各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之间竞争的激化、各种民间资本的活跃，这些都大大提升了资本在东部地区流动的速度和效率，其资本配置效率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
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明显落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策角度看，中国对外开放是分区域逐步推进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地区都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因此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区。从地理位置看，外商投资企业初期多从事加工出口贸易，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对加工贸易型外商投资企业很理想。
除去以上因素，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从而，相应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东部地区相比，这些都是影响外商投资的客观因素。从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来看，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投资的一些采掘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大项目，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中，资源开采和重化工业的比重较高，近年来一些增长迅速的新兴行业占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很小。而过去20年，中国吸引外资投资的行业以轻型加工业为主，中小型外国投资者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合资合作难度很大，因此，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经营的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