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研究状况

基于中国数据的环境关心经验研究非常少，部分是由于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数据(Hong and Xiao,2007a)。大多数已有的研究基于地方/区域样本，或者是特殊群体样本，如中学生与大学生(对这些研究的回顾，参见Harris,2008)。尽管这些研究认为，中国公众有着较强的环境关心，但结果往往不一致，并且很少有研究超越简单的描述性分析(Lee,2005)。

基于这些研究，很难形成一般性经验认识。同时，由于中国大多数研究采用不同的概念化和测量，故难以将这些研究与西方文献相比较。其中少数研究运用了NEP量表，但NEP得分的性别差异结果并不一致。有些研究发现女性得分高(Chung and Poon,2001;Luo and Deng,2008)，而其他研究却发现并无性别差异(Chung and Poon,1999)，亦有研究发现男性有着较高的NEP得分(Hong and Xiao,2007a)。

而环境议题认知的性别差异研究很难找到。实际上，我们找到的一项研究是沈俊毅和西条辰义(Shen and Saijo,2008)应用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样本进行的研究。作者考察了个体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包括性别)，对11项全球议题，如全球变暖，以及更多的地方环境议题，如能源、城市垃圾等以及行为意向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女性较男性更为关心全球环境议题以及更加支持环境友好行动，但在地方环境议题方面则无性别差异。然而，这项描述性研究并未对这一发现做出解释。

总之，中国环境关心性别差异研究给我们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启发较少。故我们转为关注西方相关研究，但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社会文化差异带来跨人口的适用性问题。幸运的是，对当今中国，尤其是城市地区的性别角色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与西方在家庭结构以及劳动性别分工方面有着较强的相似性。

第一，研究表明，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城市地区，主要家庭结构是夫妇有着双收入的标准核心家庭(Zeng,2002;Xu，et al.,2007)。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平均家庭规模几乎降低一半，为4.3~4.9人，并且1982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其在1999年降至3.5(Hussain,2002)。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调查年度——2003年，平均家庭规模为3.38 (城市地区为3.01，农村地区为4.10)。且大多数中国妇女受雇于家庭之外(Chen,2005;Xu,et al.,2007;Currier,2008)。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城市妇女的就业率为71.9%，而男性就业率为85.4%(Zhang,Hannum and Wang,2008)。

第二，与西方妇女一样(Freudenburg and Davidson,2007),当今中国就业的妇女仍然是家庭主要的施爱者，因此也要面对恶名远扬的“双重负担”(Pimentel and Liu,2006; Chen,2005;Xu et al.,2007)。实际上，2001年全国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平均时间为4.01小时，城市女性为2.9小时；与之相比，全国男性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平均时间仅为1.31小时，而城市男性为1.30小时 (Xu，et al.,2007)。因此，在中国城市应用上述西方的理论和假设有着一定的经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