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讨论与总结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两点初步的结论：第一，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确实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与国外一些已有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第二，性别对于环境关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环境知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这一发现对一些已有的研究发现和经验观察是一个挑战。事实上，性别本身并不构成对于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

进一步看，本研究所发现的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是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水平的环境关心，而不是相反。这一发现与一些已有研究的发现，特别是与一些晚近研究的发现是不一致的。正如前文所述，虽然早期关于性别与环境关心的关系并无一致的看法，但是，越是晚近的一些研究，越是报告环境关心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而且是女性比男性更具环境关心。这些研究中有很多与本研究一样，使用邓拉普等人提出的NEP量表来测量环境关心，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排除因测量方法不同而可能导致的结果差异。

针对国外学者围绕性别与环境关心而提出的理论解释，本研究也提出了若干假设并尝试进行了检验，但结果表明相关假设缺乏数据支持。一是基于社会化理论解释而提出的母性品格假设。此假设认为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承担的生儿育女的施爱者角色会使她们更为关注环境，由此可以预期有孩子特别是有幼子的母亲应该有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但是，我们在分析中却发现，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是否有6岁以下孩子对其环境关心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母性品格假设没有得到数据支持。二是基于社会结构理论解释而提出的社会结构假设或类似的经济优先假设。该假设认为社会职业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使女性处于边缘和被支配地位，这种社会结构不仅强化和再生产着早期性别社会化的导向，而且使得男性更为关注就业与经济增长，更加相信可以利用科学技术主宰和控制自然环境，更加对环境采取工具主义的、消费主义的心态。与此同时，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使得她们较少迷信科学技术，较少看重工具性和竞争性的经济价值，而更多地看重分享、合作与情绪支持的价值，更多地关注家庭和社区，这样一种价值倾向使得妇女与环境更加亲和，特别是对可能危及家庭成员健康和社区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更为敏感。但是，我们在分析中却发现，没有职业的人与从事非技术/管理工作的人相比，并没有环境关心上的差异，无论男性女性都是如此。而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人与从事非技术/管理工作的人相比，则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环境关心，这是与社会结构假设相悖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结构假设在中国城市居民中间得不到有效支持。

虽然本研究尚不足以推翻相关的理论解释，但是它的确引起了我们的反思。我们认为，现有的社会化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在解释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方面过于粗糙，或者说不够细密。两种理论解释实际上都过分强调了其对性别影响的一个方面。比如说，社会化理论过分强调了社会化过程在培养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的角色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这一作用同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女性疏离公共空间。相较男性而言，女性可能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话题(比如环境保护)更为缺乏敏感。社会化理论也过分强调了社会化过程在培养男性以工作为中心的角色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这一作用同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男性更为接近公共空间。相较女性而言，他们可能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话题(比如环境保护)更为敏感。社会结构理论的解释也具有同样的缺陷。事实上，处在社会结构的边缘位置，虽然使得女性可能更有爱心，更有可能关注威胁社区与家庭安全的各种环境问题，更有可能关注像她们自己一样的“弱者”——环境，但是，这种边缘位置本身同时也限制了女性对于作为公共话题的环境问题的认知与了解。因此，我们认为，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于性别的影响至少具有两面性，它们并不必然地导致女性表现其关心环境的角色与意识。准确地说，只有当特定的社会机制能够克服社会化过程与社会结构位置的另一方面影响，也就是其限制女性关心环境的影响时，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结构位置对于女性环境关心的正面促进作用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出来。

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西方社会中女性对于环境议题的关注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明显的。正如前文所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仍然有学者认为关于性别与环境关心的关系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了女性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男性比女性更为关注环境。只是到了晚近的时期，一些研究才得出了越来越一致的发现，也就是女性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发现实际上表明女性对于环境的关心是一个逐步增长的过程。我们认为，在此过程中，可能是女权运动对于妇女的充分动员、妇女接受教育的增加、妇女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以及环境议题的广泛传播，使得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结构位置对于女性环境关心的消极影响逐步得到克服或受到抑制。实际上，有的学者(Hayes，2001)已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和人们在价值观上更加关注生活质量与环境保护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女权运动追求的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公正，环境运动则追求整个人类对环境的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女权运动通过环境状况的恶化来批评和指责男性主导的社会运作，并且通过推动环境保护来彰显女性的价值。一方面，女权运动充分动员了妇女，使得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倡导环境保护也成为动员妇女、持续推进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机制。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性别对于环境关心的影响正是通过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发生的，环境知识可能是克服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结构位置之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环境知识与环境关心成正比。女性环境知识与男性相比的确较少，因此女性的环境关心水平也较男性为低；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人比从事非技术/管理工作的和无职业的人拥有更多的环境知识，因此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人也有更高水平的环境关心。虽然这种发现与前文所提到的有关“知识支持假设”不一致，但是，我们依然相信它是合理的。事实上，研究中国妇女环境运动的有关学者(胡玉坤，1999)曾经指出，中国妇女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确实是社会动员的结果，“中国的妇女环境运动是伴随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和后续行动的落实而启动的”，而妇女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仍然不足则是由于宣传教育活动还没有普及、深入，妇女掌握的环境知识有限，“目前妇女中对环境问题有明确意识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参与解决的人并不很多,这就使环境问题的研究宣传及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知识是增强权力的重要途径。有了知识才有可能提高意识,促成态度转变,从而导致建设性的行动”。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的结论。

考虑到文化与社会的差异，我们认为，社会化过程与社会结构位置对于中国女性环境关心的消极影响可能更为突出。一方面，中国文化中有着强有力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不导致女性关注环境保护，因为环境保护明显被看成家庭外部的公共事务，男性被期待、同时也自认为应该对此表示关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男性、女性的角色分化是有限的，或者说彼此的独立性是有限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体本位的社会，而不是个体本位的社会，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很难说她们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感受，她们的意见往往受集体利益左右。如前文所述，西方社会中可能区分出更为关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男性角色与更为关注家庭和社区安全的女性角色，这种区分的前提假设是男性、女性彼此独立。而在中国社会中，很难作出这样的区分。事实上，中国女性可能同样具有施爱者的角色，但是考虑到家庭的利益，她们更多地也表现出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注。她们的施爱者角色可能更多地从属于、服务于家庭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指向与经济发展相对的环境保护。此外，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西方社会那样的女权运动冲击，妇女被动员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

因此，从社会化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的视角看，虽然我们可以预期将来的中国女性有可能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激活或建立相关的社会机制，努力克服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结构位置对于女性环境关心的消极影响。比如说，要进一步促进妇女的角色独立，进一步促进妇女的社会参与，进一步加强环境宣传。从本研究的发现看，其应用价值在于证明：加强环境教育，提升妇女的环境知识水平，对于促进妇女关注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本研究只是在一些自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了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来分析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这一变量的引入，不仅使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性别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具体关联机制，使我们得以扩展对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环境关心的复杂影响因素提供了启示。在环境关心研究方面，一个长期困扰有关学者的问题就是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等)加上个人政治倾向(在本研究中因无数据支持而没有涉及)，似乎只能解释环境关心变化的10%~15%(如Van Liere and Dunlap，1980; Jones and Dunlap，1992; Klineberg,et al.,1998; Diamantopoulos，Schlegelmilch,et al.,2003)。这在本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如果剔除环境知识的作用，所有自变量对环境关心的解释力度(R的平方)将不到10%。在引入了环境知识后，解释力度则达到了近25%。这表明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而言，确实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变量。但是，25%的解释力度也同时说明还有更多的潜在的影响环境关心的因素没被发现。我们认为，发现和控制类似于环境知识的潜在影响因素应该是今后环境关心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