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性别与环境关心

很多学者认为，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最深刻的社会政治变迁就是第二波女权运动，以及人们在价值观上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环境(Arcury,Scollay and Johnson,1987；Dalton,1988；Inglehart,1990)。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环境运动逐渐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引起了学界、政界、商界以及公众的普遍关注。

经验表明，与其他社会运动不同，女性在环境运动中非常活跃。有的学者指出，女性与男性一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卷入了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环境组织(Tindall，1994)，并在全球范围内领导着地方的环境运动(Merchant，1992；Peterson and Merchant，1986)。在北美，妇女动员社区抵制毒物污染、危险废物以及技术灾难(Davidson and Freudenburg,1996；Levine，1982)，并成为一些著名环境组织的领导人，例如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Friends of Clayoquout Sound等(Tindall,Davies and Mauboule's，2003)。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妇女也成为民间环境保护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例如，在中国，就有一些女性领导的民间环保组织十分活跃，例如“地球村”、“绿家园”等，她们广泛开展环境宣传和教育，并积极推动社区环境保护。有学者则直接指出：在国家和国际层次，“女人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Bell,1998)。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全球环境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性地位的两本著作，都出自女性之手。一本是雷切尔·卡逊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寂静的春天》(1962)，一本是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的由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 (Gro Harlem Brundtland)受联合国委托组织撰写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前一本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环境运动的兴起，后一本书则为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整体性的目标。

由此，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性别与环境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心理学界以及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关于环境关心之社会基础的研究把性别基础看作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研究表明，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性别与环境的研究文献，这里既有很多思想层面、理论层面的研究，也有不少经验研究。本章在已有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数据，就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检验已有的有关假设，并就可能的新发现进行初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