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不同角度看资源环境价值

3.1.1.1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看资源环境的价值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及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他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价值理论，指出商品包括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首创了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认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长期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后，马克思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一些观点，并把劳动视作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内涵有几个方面：(1)从价值的本质角度来看：马克思揭示了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实体是抽象的劳动。可见，只有人类劳动才能凝结成价值。(2)从价值量的决定因素来看：马克思指出，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即是说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量。(3)从价值量的变化规律来看：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归根结底，劳动量的变化引起了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并不直接改变商品的价值量，而仅仅是改变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4)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来看：马克思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其原因在于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它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5)从价值的表现形式来看：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剩余价值，还是其表现形式地租﹑利润、利息等，都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先进机器设备、土地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不管如何先进与丰富，都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也不是价值的源泉。商品的最后形成机制是交换。马克思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量，在没有成交之前是不确定的。交换完成之际，就是商品形成之际，也是商品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之时。由于社会中商品交换是每时每刻地进行，是在无数次地不断进行，所以每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量，都是在交换完成之际，由当时社会的所有交换共同决定的。马克思说：“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即商品价值量相等是通过交换完成的，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社会性的，是由社会交换机制决定的。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末，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换价值，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的树木等等，都是这样”。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受制于马克思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并且，就劳动过程而言，显然，仅有活劳动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拥有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能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其中，包括土地、资本、技术、信息，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因而，财富、效用或使用价值的源泉是多元的，是所有或全部相关生产要素直接创造和构成的。但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对这一认识加以明确化，即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资源环境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天然产物，不是人类创造的劳动产品，没有凝结着人类的劳动，因此没有价值。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以至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都把自然资源视作“无价”，形成“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怪圈，对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环境与其他有用物品一样，都具有使用价值并且应该是有价的。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说。人们对森林、草原、海洋、湿地、土地、水的功能认识，对生物化石燃料等实体资源的认识、利用、保护、更新、勘探、开发、科研等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特别是随着人类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加剧，治理、修复、重建和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一项紧迫而浩大的工程，凝结着大量的劳力物力，这些活动都是具体劳动。而抽象劳动则是具体劳动的概括即一般劳动，从有关资源环境的具体劳动可以概括为资源环境利用和保护劳动。并且，这种凝结着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商品在交换中形成了价值量，其大小取决于资源环境中所耗费的人类劳动量，而且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资源环境是有价值的。

3.1.1.2 从效用价值论看资源环境的价值

效用价值理论是从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角度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的经济理论。效用价值理论在19世纪60年代前主要表现为一般效用论，自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表现为边际效用论。

效用价值论在17—18世纪上半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有了明确的表述和充分的发挥。英国经济学家N.巴本(1640—1698)是最早明确表述效用价值观点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看来，任何物品的价值都来自其效用；无用之物，便无价值；物品效用在于满足人的欲望和需求；物品能满足人类肉体和精神欲望的才有用，才有价值。从一般效用论的角度来看，效用是价值的基础，有效用就有价值。自然资源环境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人们不同的需求和欲望——有水、阳光、空气人类才能生存，有各种矿产能源林木人类才生活得更好。因此，对人类来说，自然资源环境是有价值的。

在一般效用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它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标志是三大经济学名著的出现：英国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法国瓦尔拉(Leon Walras，1834—1910)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1874)、奥地利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三人各自完全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掀起了经济学史上有名的“边际革命”。边际效用学派坚持主观价值论，认为物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劳动而是取决于人们对物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之后，庞巴维克与维塞尔使边际效用理论得到发展和系统化。特别是在庞巴维克的著作中，边际效用价值论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形成了一整套理论。根据边际效用理论，商品的价值是一种表示人对商品的感觉和评价的主观心理，主要关注于商品给人带来的满足程度。商品首先要能给人带来效用，否则没有人会需要；同时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否则就没有必要用其他物品来进行交换。价值的尺度是边际效用，即使是不能直接带来效用的生产资料，其价值也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产品的边际效用来决定。价格则是买卖双方对物品的效用进行主观评价、彼此竞争和均衡的结果。因此，各种商品的价格之比就应该等于它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自然资源按其产生的渊源及其可利用性，可分为非耗竭性资源和耗竭性资源两类。非耗竭性资源又称无限资源，如太阳能、空气、风、降水、气候等。这类资源随着地球形成及其运动而存在，基本上是持续稳定产生的。耗竭性资源又称有限资源。这种自然资源是在地球演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形成的，质与量是有限定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耗竭性资源又可分为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可更新资源即再生资源，主要是指那些被人类开发利用后，能够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运行力量得到恢复或再生的资源，如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微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只要开发强度不超过承载力，这些资源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永续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即非再生资源，一般是指那些被人类开发利用后会逐渐减少以至枯竭，而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如各种金属矿物、非金属矿物、化石燃料等。这些矿物都是由古代生物或非生物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因而它的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中，只能不断地减少，无法持续利用。

根据边际效用论，价值起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得以出现的充分条件。因为只有在物品相对于人的欲望来说稀缺的时候，才构成人的福利(甚至生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引起人的评价即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环境价值可由环境质量变化引起人们福利变化来衡量。当环境质量改善时，人们的经济福利增加，产生了环境效益；反之，当环境质量恶化时，则产生环境损失。对于人类而言，有效用(价值)的是耗竭性资源，特别是不可更新资源。空气、阳光和水等非耗竭性资源由于数量无限，使人的欲望可得到完全满足即达到欲望饱和状态，这意味着欲望强度递减到零，从而满足该欲望的物品效用(价值)也完全消失。但必须看到，耗竭性资源却存在着绝对数量的有限性，并且由于人口和生产活动的增加、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行为，使资源环境出现了短缺现象；更由于时空分布的差异，导致在不同区域不同时点上会出现资源环境的缺乏。人对资源环境的需求欲望不能达到饱和状态，并会随着资源环境的绝对和相对的缺少而增大欲望。因此，资源环境对人而言是有价值的，当然，其价值量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因对不同主体效用的变化会有所变化。

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经济价值判断有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初期，由于工业发展刚上规模，且有广大的殖民地作支持，往往没有把自然资源作为生产的制约性条件，进行的是靠大量的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粗放增长。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也比较明显，资源要素价格长期过低，环境要素根本不在考虑之计，甚至出现了“大炼钢铁”这样不计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方式。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来看，随着资源环境要素的制约性凸显，进而成为工业发展的关键性瓶颈问题后，其发展模式迅速转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产业结构更新升级阶段，大量消耗资源环境并会产生公害的重化工业被消耗资源少、附加产值高的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取代。同时，发达国家依托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把那些资源耗费大、环境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放着本国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不开采，却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内圈占资源，抢夺能源。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全球发达国家工业化外移的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步，利用的正是我国大量廉价的人力、自然资源。客观地讲，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使中国能在短时期内大幅度地学习吸收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提高了生产力。但这种工业化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过去对资源环境价值的低估所带来的制造业增长正面临着资源环境矛盾尖锐的严峻挑战。即使国际市场能够弥补我国资源之不足，生态和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也难以承受。因此，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高速成长后的今天，资源环境反过来成为了比资本、技术还要重要的稀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