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推进工业化是中国战略抉择

自阶级国家形成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白热化体现为战争）一直存在。近代以来，尤其是西方开启资本主义文明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由此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区域与次区域战争更是不计其数。落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通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因此争取或保持先进性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从世界发展史来看，国家先进性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现代化是毋庸置疑的国家战略，而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在发展的系列硬道理中，工业化是最硬的道理。20世纪80年代后，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走上了非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在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情形下，中国打开了城镇化（实乃房地产化）、服务化尤其是金融化的魔瓶，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虚热实冷迹象，中国正面临去工业化危险，面临落入系列陷阱的危险，进而面临经济附庸化危险。

1.工业化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

工业化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增长，还有质的改善。经过工业化，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都会有显著提高。“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著名经济学家、“德国经济民族主义之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工业化的神奇功效作了鲜明注解，“工厂和制造业是催生国内自由、智慧、艺术与科学、国内外贸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冲破农业的枷锁使其重获自由并提升其商业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农业利润和工资大获增长，使土地财产大量增值”（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10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制造业对国内贸易、国家的文明和实力、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护以及对由此取得的物质财富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影响。”（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16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在欧洲，英国原本是一个不起眼的蕞尔小国，长期受欧洲大陆强国的欺凌，甚至还有北欧海盗的不时骚扰。有鉴于此，聪明的英国统治阶级励精图治，以发展工业来富强国家。“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威尼斯在玻璃制造技术上（还有其他许多奢侈品制造业）不得不甘拜下风；波斯对于地毯织造与染色的技术终于不得不放弃。”（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英国以工业实现富强的同时，全力遏制潜在对手（包括自己的殖民地）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1815年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勋爵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注：同上书，90页。）另一位国会议员休谟则叫嚷：“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注：同上书，91页。）英王明令，在北美殖民地区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北美殖民地区的一切工业都垄断在英国手里。

在美国独立之后，英国的著名理论家亚当·斯密和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都断言，美国“就像波兰一样”，注定应当经营农业（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两位理论家认定，“在美国以极低代价可以获得最丰饶的耕地，情况既然是这样，美国人民就生来是被老天指定专门从事农业的。美国人民就能这样老老实实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在这一点上诚然是对他们作了很大的赞扬，事态若果是如此演变，自由贸易原则在这里就可以获得极其圆满的应用，就可以为这些理论家提供一个理想的范例”。“据说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还有着无限广阔的膏腴之地没有开垦，工资又这样高昂，要充分利用国家的物质财富与增加了的人口，再没有比发展农业更好的方法；而且农业有了充分发展，工业到那时自然会跟着兴盛起来，更无须用人为方法督促；如果美国使工业作不自然的发展，不仅将损及久已享有文明的那些国家，而且受害最大的就是美国自己。”（注：同上书，103页。）可以看出，原宗主国英国对新生美国的发展道路是如何关切。

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们最初听信了英国理论家的自由经济学说以及发展农业的建言，设想美国建国的目标就是一个富足的农业国。的确，建国后三十年的自由经济使美国变得相当富庶繁荣。然而，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4年）爆发后，英军很快占领了华盛顿，第一夫人从窗户落荒而逃，总统办公楼被英军放火焚烧，烟熏火燎漆黑一片，事后粉刷成白色，“白宫”由此得名。正是因为有了惨痛的血与火的教训，美国政治精英幡然醒悟，自由经济可以使国家一时富庶繁荣，但是不能强大，无法抵抗强敌入侵。在痛定思痛中，美国毅然决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工业立国的道路。“国家建立了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作等比例的增长。”（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2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工业化不仅能富国强兵，改变国家，而且能根本性地改变并塑造人，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够拥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生活。李斯特用乡间地主生活的变化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变迁，“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悲惨的劳动中获得了些微薄收入，勉强维持一种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唯一的乐趣是养马、驯狗和打猎，对这类娱乐的任何干扰就会令他们不满，被认为是对他们这些土地主人的尊严的冒犯；现在，地租（自由劳动的产品）的增加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度过他们一年中的一段时光。在城市里，通过观看戏剧、欣赏音乐、接受艺术熏陶和读书看报，他们因此变得风度优雅；通过同艺术家和博学人士的交往，他们学会了推崇智慧和才能。他们从猎人变成了雅士”（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15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工业化更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成——社会，一个社会是否经历过成功的工业化，有着质的差异。“在纯农业国家，人们普遍心灵麻木、肢体笨拙，顽固地坚持旧观念、旧习俗、旧方法，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与此相反，在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处处充满着不断追求身心满足、不断赶超和不断追求自由的精神。”（注：同上书，144页。）

2.中国的工业化仍未完成

多年来，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想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把GDP搞上去。当然，不容否认，在“唯GDP主义”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GDP达到世界第二，美国建国后用了100多年，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也用了100多年，新中国只用了60年的时间就坐二望一。如今，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赶超美国的时点。华尔街机构高盛起先认为是2027年，后来修正到2019年或2016年。2014年4月30日，世界银行更新数据，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由于存在很多重复建设，产品低端同质恶性竞争，国内外市场需求很快就一个接一个趋于饱和，由此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有鉴于中国GDP的快速提升以及产能严重过剩，一些学者专家得出结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未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尤其是着力于城镇化与金融化。

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时间、效率概念。英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争取时间就是争取利润，丧失时间就是丧失资财。工业家尽可能地利用时间的这种热情会逐渐传给农民”（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1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嫁接苏联的工业化，由于多种条件限制，仅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以及少数“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承接国际（实乃西方）分工，中国引进的工业化集中于沿海地区。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有失偏颇，时间延续不够长，地域展开不够广，行业推进不够深入，定价权与关键技术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有失偏颇的工业化，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社会精英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形成诸多被工业化遗忘的大片土地、被传统尘封的大片人群，其重要特征就是，时间观念淡薄，工作效率低下，敷衍塞责，慵懒散慢。因此，依照“时间”所指示的标准：中国的工业化仍在路上。

历史上，英国、美国与日本都曾因为成功的工业化而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先后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色产品、各种机器与各类设备，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核心国”。

英国首开工业革命先河并于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当时，英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但是其工业产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30%～40%，对外贸易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25%，而且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都悬挂着英国的国旗。英国创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分工合作与规模生产相结合的近代工厂，成为国际分工的高地，以及全球的制造中心、经济中心、财富集散中心。

美国也是通过推进新一轮工业革命而成为“世界工厂”的。192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份额占世界的3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份额继续增加，直至占据世界工业生产的半壁江山。从耐克运动鞋到波音飞机，标准化的“美国制造”包罗万象。与先驱者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是用一系列知名品牌来巩固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的。作为后起之秀，美国创立了“泰勒模式”与“福特流水生产线”，为现代工厂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实施“重化学工业化”和“加工贸易立国”（1955—1974年）、“技术立国”（1975—1990年），迅速积累起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国际分工中异军突起。电器、汽车、机床、机械等诸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跃居世界第一。无数个超越使日本成为了新兴的“世界工厂”。日本不仅实现了企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如“精益生产”与“丰田模式”），而且实现了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革命，即所谓“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为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

由英国、美国、日本的成功工业化的硬指标来看，倘若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什么？是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小米手机真假难辨的模仿？是用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货币、廉价劳力制造出廉价商品的比较优势？我们不用妄自菲薄，但是也不能狂妄自大，我们应当老老实实承认，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

3.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主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是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即“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然而小平同志曾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很显然，国际两大问题和时代两大主题是两码事。由此，“两大主题”表述对中国的战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和平并不必然保障发展。多年来，和平保发展，发展促和平，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似乎成为一种“常识”。但是，这种常识并没有得到历史的一贯证实。从欧洲旧大陆与美洲新大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和平往往是发展停滞乃至倒退的温床。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利用地理与先发优势，取得了发展与发财先机，成为西欧强国。后起之秀的英国于1588年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实力迅速提升，野心不断膨胀，而后与“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争夺欧洲霸权。几乎整个17世纪，因觊觎葡、西、荷三国的财富与殖民地，英国不断挑起战争。1703年，英国驻葡萄牙公使约翰·麦修恩说服葡萄牙政府，缔结和约（后称《麦修恩条约》）。和约签署生效后，英国工业品迅疾泛滥于葡萄牙市场，葡萄牙工业遭遇灭顶之灾，出现了“突然而彻底的崩溃”。1713年，英国如法炮制，与西班牙签订了《阿西安托条约》，英西关系修好，然而“西班牙好不容易有了生机的工业很快就萎缩了”。

在法国，“本国工业、自由的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渔业、海运业和海军，总之凡是一个富强国家应有的一切特征，在一个伟大的天才（注：“伟大的天才”是指让·科尔伯特（1619—1683年），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的手里，就像用魔杖一挥那样，在短短数年之间就色色俱备”（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但是，1786年，英国与法国签订了《伊甸条约》，法国的制酒商所获甚微，而法国工业家濒于破产。“这个条约所造成的不利于法国的毁灭性结果，与《麦修恩条约》给葡萄牙所造成的后果丝毫没有两样”，“由科尔伯特开启的全盛的法国工业几年之间便一败涂地，已经受到摧残的工业要想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间使它恢复却不那样容易”（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76、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今天，我们看到的作为世界工业强国的德国与法国，其工业化进程大大得益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措施虽然备受亚当·斯密最出名的高足萨伊先生的抨击，斥之为祸殃，却使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注：同上书，89页。）。受该封锁政策之赐，德国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法国大革命的骚动与拿破仑时代不断的战争，对法国工业繁荣当然不会有利，况且在这个时期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贸易，失去了一切殖民地，尽管如此，法国的工业，只是由于对本国市场的得以独占，由于封建束缚势力的消除，在帝国时期比之在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下却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德国以及在大陆封锁范国内的一切国家，情况也是这样。（注：同上书，77页。）

美国历史更加反复与充分说明，和平并非总是发展的保障与促进要素，有时反而是发展停滞乃至倒退的温床。英国国王曾经明令，在北美殖民地连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一切工业都垄断在英国手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切需要就得取给于自己的物资，于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受到了极大鼓励，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但是，“在巴黎和议之后，由于各州在制度组织上的欠缺，无法实施统一的商业制度，结果英国工业品又乘虚而入，自由畅销，美国新成立的工业，这时羽翼未丰，还无力抵抗这种竞争，于是在战时一度繁荣的气象又成过去，它的消逝比它兴起时还要快得多”（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如果不是由于1812年对英国宣战而实行禁运，那么毫无疑问，美国的工业面对英国的竞争，将完全崩溃。根特和议后，1816年美国国会决定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于是英国的商品又如潮水般涌入，结果在1786—1789年出现的工业崩溃、农产品滞销、地产价格低落等现象又重新出现。“这个国家再度在战争时期享受到了和平时期的幸福以后，却再度在和平时期遭受到了比在最残酷战争中还要大的灾害”（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美国“对英国的战争，两度被迫对于所需物品不得不自己动手在国内制造，然后在和约成立以后，由于外商的自由竞争，已成立的工业又两度濒于毁灭”（注：同上书，116页。）。

有鉴于此，我们应全面、全新理解“和平”：和平并不必然保障发展，和平并非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有时很可能带来停滞与倒退。

发展也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富强。“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这一几乎成为真理的表述，显然没有得到世界发展史的有力支撑。世界发展史很清晰地表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富强。发展的结果可能是财富的积累，也可能是生产力的提高，而只有生产力的提高才能使国家富有而强大。发展的不同结果主要取决于发展的不同路径，过去是农业化、商业化与工业化之争，今天则是金融化与工业化之争。金融化当然能使国家获得发展，因为通过金融业的发展可以积累财富，但是“就像鸦片或烈性饮料一样，只能引起—时的兴奋，结果将终生萎靡不振；又如电光的一闪，当时虽使万象格外光明，但过后却坠入了更深一层的黑暗”（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2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唯有在适度保护中的工业化、注重开发本国市场的工业化、成功的工业化，才能导致本国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

对此，李斯特进行了细密而充分的论证，“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注：同上书，132页。）。“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注：同上书，133页。）

“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如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注：同上书，331页。）“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伊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注：同上书，143页。）然而，生产力有高低之别，国家应当致力于更高生产能力的保护与培育；生产力还有生产交换价值与生产生产力之分，国家应当致力于生产生产力的保护与培育。“那些养猪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注：同上书，143页。）

在存在完整而独立的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一国的财富寓于生产力量，而生产力量寓于政治力量，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培育出相应的企业，进而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创造出相应的利润，这就是李斯特所强调的“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由生产力而获得财富”（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的英国经验。

工业化（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道路可以培育出有组织、能担当的忠诚于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社会基础。金融化则不然，金融化的结果是财富积累，而且社会财富会更多地集中到少数金融资产阶级乃至金融寡头的手中，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源头。金融家毕其一生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他相信“世界是平的”，并努力让世界更加平坦，他本质上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会受任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羁绊，他是自豪的国际公民。“假使可能的话，他未尝不可以把祖国的田地出卖给外国，当他卖到最后一块地时，他还可以溜到船上，把他自己输出国外。”（注：同上书，248页。）

4.持续推进工业化是中国战略抉择

工业化对于一国现代化——繁荣富强如此重要，怎么强调似乎也不过分。那么，如何实现工业化，对德国、日本等国的成功工业化有着显著影响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英国的经验以及他国的教训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总结。

工业化，在适度保护中成长。李斯特执着地坚持“在保护中成长”，主要源于他所认定的常识以及对英国成功经验的观察。“固然，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1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吗？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同上书，127。）

英国的工业革命由纺织业开启，第一桶金主要是由纺织业积累的。但是，英国的纺织业原本无任何竞争优势可言，完全是在高额关税与强权政治保护下逐渐成长的。为了鼓励本国纺织品的发展，同时抑制殖民地印度纺织品的壮大，英国采取严重失衡的关税政策。1814年英国对印度纺织品的进口关税是70%～80%，而英国向印度出口的纺织品关税只有3.5%。英国控制伊朗后，在伊朗大肆开采石油，但是为了抑制伊朗能源工业的发展，老奸巨猾的英国在开采石油时的用电，竟然用进口煤炭、燃煤发电提供，而白白浪费掉采油过程中冒出的油层气。在最大也是收益最丰厚的殖民地印度，英国统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于一点，那就是吸取在北美统治的教训，不让印度走向现代化、工业化，而是努力使之传统化、农业化，为此不惜恢复印度王室以及消失已久的种姓制度。

“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小心周到。任何一种工业，依靠勤奋、技术和节约，总会有所成就，总是有利可图的；任何一个在农业上、文化上已经有了发展的国家，其幼稚的工业如能加以适当的保护，不论开始时怎样缺点累累，成本高昂，通过实践、经验与国内竞争，其产品一定能够在任何方面与国外竞争者的老牌产品相匹比而毫无愧色；任何一种工业的成功总不是孤立的，总是与许多别的工业的成就相辅相依的；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工业的发展和支持如果能代代相传，历久不懈，把前一代留下的工作由后一代紧接着继续下去，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会发展——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些，或者对于这些情况完全无知，那么在他大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前，或者在他向操着国家祸福之权的执政诸公献策以前，我们敢请他先读一读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基于英国的成功经验，同样还基于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失败教训，李斯特得出结论，“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注：同上书，144页。），“事实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落于奴隶地位”（注：同上书，18页。）。

渐进地、有重点地保护本国工业成长。李斯特极力倡导用关税制度保护，并不是不加甄别地保护，保护落后，而是适时地保护，阶段性保护，为了未来更好地竞争而保护。李斯特强调：“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就第二个阶段的商业限制政策，李斯特指出：“实行保护制度时也并不是没有步骤的，如果一上来就完全排除国外竞争，使处于这样制度下的国家同别的国家完全隔离，那么这样的制度……与正确理解下的国家本身利益相违背。如果要加以保护的那个工业国还处于发展初期，保护关税在开始时就必须定得相当轻微，然后随着国家的精神与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能力与进取精神的增长而逐渐提高。工业的不同部门也并不是一定要在同等程度上受到保护的；应当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这里所谓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指的是建立与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度技术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它们的综合价值来说，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注：同上书，175页。）

李斯特告诫：“一国的国外市场尽管极为繁荣，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对它的重要性却十倍于国外市场；向海外追求财富虽然重要，但比这个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养与保卫，只有在国内工业上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在国外贸易上有重大发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1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当今世界，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潜力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当属中国市场，单位资本收益率数倍于发达国家，国际资本包括世界500强企业都将进入、拓展中国市场当作战略选择。中国市场培育了众多跨国企业，其中包括三星、现代等韩国巨型跨国企业，成为众多跨国公司成长的摇篮。然而，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跟随世界银行的指挥棒，拼命鼓噪“华盛顿共识”，推行经济自由化。一方面在国内资本严重过剩的形势下，依旧用诸多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资进入高附加值行业，依靠外资来实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积极鼓动中资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到国际“红海市场”去拼杀，而把国内的“蓝海市场”让给跨国公司。

规制金融，节制资本，推进工业化，避免落入系列陷阱。多年来，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蛊惑，利益集团的诱导与误导，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追赶发达国家的捷径。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对于后进国家而言，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发展实体经济，走农业现代化进而工业现代化道路。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稳定增长、持续发展、不断追赶、实现强大的不二选择，任何试图寻求发展捷径——抛弃工业化而追寻城镇化、金融化、信息化——都是机会主义，最终必然失败。

新殖民主义的“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有利于“核心”——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也有利于“中心”——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所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走上成功工业化进而实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它们不断通过变换马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为内核的经济政策，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培育买办利益集团、跨国金融资产阶级代理人，将经济自由主义（即依赖外资、外部技术管理、外部市场）的工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思路兜售给发展中国家，企图将发展中国家引向邪路，从而使之成为“核心”与“中心”的长期甚至永久的经济附庸、低端商品的代工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集中地，成为源源不绝的利润源泉。

新自由主义的工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思路主要有：第一，依照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发展劳动与资源密集的低附加值、高排放的代工制造的贴牌工业；第二，执迷自由贸易，将代工制造出来的商品持续从事不等价交换，因为利润微薄导致国内积累非常有限（“只赚取一点面包屑而已”）；第三，也是更为甚者，不管国际经验也不管国情，盲目推进金融开放，实施金融服务便利化、利率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等一系列金融自由化。金融决定融资成本，进而直接决定工业化的成败。世界发展史的成功经验是，金融理应也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本国工业化服务。但是，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工业化与金融化政策的结果是，工业化停滞，金融业异化，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膨胀，经济基础脆弱，对外经济依附。这不仅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而且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过去积累的财富，一些原本有很好发展前景的“模范生”由此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不仅独立于实体经济，而且越来越广泛深入地控制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实力与势力得到空前提升，金融资本（钱力）控制社会大众（民力）与政府官员（权力）越来越突出。更为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本并不当然地成为民族资本的一部分，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附庸与代理，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本服从并服务于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利润最大化而兢兢业业，由此决定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产阶级往往成为本国最反动的一类政治力量。

近年来，在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指导下，中国不断加快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金融业不当开放日趋明显。金融业不当开放的直接结果是，金融主权旁落，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渠道，所谓总量平衡控制，明显有利于外资而不利于中资，中国的廉价储蓄被外资、金融资本占有，并依之侵占、剥夺中资企业的利润，国内工业企业的发展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很难想象，作为世界最勤劳节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的实际融资成本长期处于世界最高行列，由此导致诸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纷纷赴海外融资或投靠外资变成附庸，没有“海外关系”或当不了洋买办、洋代理的企业，则纷纷弃实务虚，转向金融地产投机，由此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萎缩——去工业化，虚拟经济持续膨胀——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日趋增加，动荡幅度越来越大，财富流失日益严重，新近发生的股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近年来，境内外新自由主义者为实现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目标，让中国牢牢绑定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战车上，成为“核心”与“中心”的附庸，竭尽全力以“华盛顿共识”来取代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努力让中国通过各种“去工业化”的方式——如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去制造财富，而不是提高中国工业化水平——如高新科技产业与关键零部件产品等更高的生产力——提升制造财富的能力。在“四个现代化”尤其是工业现代化尚未实现之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拼命鼓噪城镇化、金融化，认定这个化那个化（而恰恰不提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富国强的终南捷径。实际上，过去，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化是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今天，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没有完成工业化，盲目推进金融化，必将令国家处于附庸与奴隶的地位。只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才有保障，人的现代化、企业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工业化。唯有经历工业化的成功洗礼，中国才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