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

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资本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与特殊的组织形式，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竞争优势，由此控制了西方社会与政府，而后利用大众舆论与国家政权，用金融化的逻辑来刷新经济、刷新世界，是谓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由此逐渐形成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核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面临成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的奴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的危险境地。

1.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哪里的利润率高就流向哪里，从流通领域、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与之相对应，资本主义具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形态。

商业资本主义，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为期约300年。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都曾热衷于商业贸易，但是这种贸易主要是面向落后地区的，在商业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形态中，“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册），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商业资本是具有高利贷性质的生息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册），6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侵占和欺诈是商业资本获取利润的典型手段与特征。

工业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滞胀，囊括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为期约200年。工业资本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被空前地创造出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1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经济生活中的各类商品应有尽有，与工业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各种规则与秩序纷纷呈现，如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基础。

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注：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上）》，曹浩瀚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9）。）。但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滞胀”，对利润的追逐驱使资本不断向金融领域集中，生息资本的实力与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成为现代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以它自己的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了重组，主导着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并以所谓市场的力量迅速向社会与政府渗透，在逐步控制社会（舆论、大众）的同时，成功地把权力关进了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里（集中体现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与机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被金融资本逻辑刷新，是谓金融资本主义。

2.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内部的对立统一，尤其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作为宗主国与殖民地、曾经与现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美资本主义的传承与继起，完整地演绎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复杂斗争。从1775年独立战争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史始终贯穿着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工业化与金融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

美国建国伊始，就存在经济自主与经济依附、农业化和工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道路的分歧。由于受到英国（集中体现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以伦敦城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广泛渗透，美国的政治精英（包括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开国元勋）对国家开办银行、节制金融资本一直持怀疑态度。由此，第一国民银行（1791—1811年）以及第二国民银行（1816—1836年）在到期后都没有被延续。这样直到1863年《国民银行法》通过，美国始终处于所谓自由银行时代，是金融资本发展的繁荣时期。在自由主义思想的照耀下，银行像野草一样疯长，出现了一大批“野猫银行”（注：美国俚语，指在偏远地区（有野猫出入）开设的银行。1836年第二国民银行的特许经营被终止，各州只能根据本州立法机关的专门法案来批准银行。1837年密歇根州率先采用自由银行制度，任何人只要符合那些相当一般的条件就能开办一家银行，并可发行银行券和接受存款。一些投机者有意将银行开设在偏僻地区，使客户难以将所持银行券向其兑现铸币，赚取不正当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野猫银行”。）。但是，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矛盾，并不直接表现为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而是集中于北方工业领域的民族资本与集中于南方农业领域的附庸买办资本（依附于英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还是走国际分工的农业化发展道路，成为美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南北战争（1861—1865年）解决了独立自主与殖民依附的问题，为美国工业化扫清了经济（自由贸易）、社会（奴隶制）与政治（南方奴隶主阶级依附英国资产阶级）障碍，美国工业化迅速推进。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信手段的发明以及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进展得如火如荼，工业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在国民经济与国家意志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用关税保护市场借以保护工业资本成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英国鼓吹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在国际上（同时体现在美国国内）形成鲜明对立。这段时期，美国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与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是一致的。

但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产业并购浪潮（形成垄断资本），使得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Morgan, 1837—1913）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实力与势力快速提升，在政府权力操控、国家意志、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等一系列政策上，与以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为代表的工业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终，金融资本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机（“1907年恐慌”），成功地把金融资本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把国家力量嬗变为金融资本的力量，其重要标志就是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成立，货币（美元）发行权由财政部移交给美联储，而美联储实质上是华尔街的代理机构，由此金融资产阶级窃取了美国的货币主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注：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1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金融资本再次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竞争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发横财，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比翼齐飞，相安无事。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而且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大萧条”出现前十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美国工业的标志性行业——汽车制造业实际生产量从1919年到1929年增长了255%，汽车数量从1921年的1050万辆增至1929年的2600多万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81%是美国制造的。（注：吴玉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15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由此出现了所谓的“柯立芝繁荣”（1923—1929年）。但是，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着日益严重的结构失调：金融资本势力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股票市场的日益膨胀。金融寡头操纵证券交易，操控舆论，把社会各阶层——汽车司机、小业主、店员、主妇甚至学生——都吸进了证券市场，渐趋疯狂地追逐股票价值上涨，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然而，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终究要破灭，经济学家鼓吹的“永久繁荣时代”在1929年10月23日迎来了终结，股票市场坍塌，犹如拦洪堤坝决口，冲垮了沉浸在泡沫中的各类金融机构，然后席卷了各个经济部门，整个美国经济濒临崩溃。

金融资本、金融寡头是“大危机”的主要肇事者，“大危机”引致“大萧条”，产生“大冲击”，终结了“镀金时期”（gilded age）。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灰头土脸，古典自由主义者身败名裂。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oosevelt, 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上台后，基本上终结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经济政策，代之以凯恩斯主义与干预经济政策，以霹雳手段打击金融资本（有诸多专家分析，这正是华尔街转向支持纳粹的政治背景）。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简称GS法案），严格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尤其是证券承销和自营买卖业务，严禁商业银行和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联营或人员相互兼职。罗斯福政府在对金融资本实行抑制与打压的同时，积极鼓励与支持工业资本的发展，把福特其人及其所代表的汽车业树立为美国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振兴的典范。“罗斯福新政”为美国工业资本拓展了发展空间，也为美国经济社会迎来新的繁荣，美国开启了一个所谓的“伟大社会”时代。

然而，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不甘心他们的失利，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思想等各个相关领域积累能量，等待咸鱼翻身的良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滞涨使凯恩斯主义愈发式微，以恢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以螺旋上升的方式，让自由主义在重构中复辟。1980年，作为金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W.Reagan, 1911—2004，美国第40任总统）赢得了美国大选。在1981年就职典礼上，里根急切表白：“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政府的整个施政理念集中体现为“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供给学派极力鼓吹“资本优先”，主张国家的收入分配、税收财政政策向资本倾斜，并以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供给的名义，主张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里根在位时期实践了新自由主义的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三大标志性政策，削减了食物券、住房补助、教育津贴、医疗救济等一般社会福利的支出，努力使政府变小，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放松监管，增加金融垄断资本的自由。“美国真正开始放松行业监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从那时放松对交通业的管理法规开始，美国政府对银行、电信、能源和媒体的监管在接下来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注：斯蒂芬妮·基希格斯纳：《50Ideas：放松监管》，见FT中文网，2013—08—07。）

工会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削弱政府权力的同时，以铁腕手段镇压工人运动（如1981年对美国职业航空交通管制工会发起罢工运动的镇压），打击、肢解、改造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由此开启用“铁扫帚”——休克方式——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先河，巩固金融资本在美国的政治统治。金融资本借助政权力量，全面深入地向经济领域渗透，企业管理由多年来的“企业利润最大化”向“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由此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像一个金融公司而不是生产实体，企业利润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资产运营。例如，在美国几大汽车集团中，汽车金融公司的车贷经营业务早已超过汽车制造业务，成为集团的主要利润来源，通用汽车金融公司的利润近年来一直占通用汽车集团利润总额的50％以上。

美国企业——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纷纷走向金融化，导致国家产业空心化，利润的源泉愈发枯竭，国家债务迅速攀升，财政悬崖日趋逼近。为持续获取利润，金融资本积极推动经济金融化由生产者转向消费者，各类消费信贷层出不穷，家庭金融化的结果是家庭负债迅速攀升，房奴、卡奴纷纷涌现。华尔街金融化不仅通过资产证券化广泛影响了中产阶级，而且通过债务证券化广泛渗透了无产阶级，由此出现了日趋庞大的次级债券产品，最终引爆了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次贷危机显然是金融资本惹的祸，社会期待工业资本利用大危机，实现政治轮替的机会。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大位的奥巴马，在竞选时信誓旦旦要严厉惩治华尔街肥猫，力促美国“再工业化”。但是，等到2008年大选获胜后，新总统最终“只是抓住华尔街的衣领摇晃了几下，然后在耳边悄声地说‘就这么干’”。实际上，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通过“两边下注”牢牢控制了民主与共和两党，进而控制了美国政治。美国的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被金融资本的逻辑全盘刷新，即金融化渗透到美国的方方面面，美国早已不再是独立战争后那个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美国，美国沉沦了。

3.世界范围内的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仍在继续

当今世界霸主美国已被金融资本牢牢控制，工业资本的反击软弱无力，昔日美国的经济活力被窒息，思想文化被钳制，社会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美国梦断。金融资本不仅控制美国以及另一个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而且还要控制更多的国家，进而控制全世界。近几十年来，金融资本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实力与特殊的组织形式，挟持英美等国政权以及秉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广大地区保持着对工业资本、社会大众乃至各国政府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试图用金融化的逻辑来刷新世界，努力将固有的“中心—外围”的国际秩序，打造成为“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很显然，在这一世界秩序中，作为“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不改变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心”）的附庸的同时，而进一步沦落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核心”）的奴隶。

然而，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如意算盘能否实现，要取决于多重因素。首先，在美英国家内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仍在持续。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周期性、结构性、系统性危机。危机发生后，金融资本及其政权代理人努力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由此引发了华尔街金融机构与一般企业、金融家与普通民众、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广泛而深刻的对立，加剧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固有矛盾，“再工业化”在美英等“去工业化”国家中形成了一股日趋强大的声势。其次，在欧洲大陆，在东亚，尽管金融资本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凌厉攻势，但是工业资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地盘；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德国，在日本，工业资本由于得到工会等社会力量的支持，迄今依旧保持着对金融资本的竞争优势，金融被局限在为工业等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发展空间内。最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更多的是外来势力——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代理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十分软弱，但是随着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主张独立自主的国家主义力量与奉行依附殖民的买办代理力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这种斗争中倘若民族工业资本善于搞统一战线，善于动员社会力量与政权健康力量，那么金融资本的扩张（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自由化）将因阻力强大而遭受挫折。

近代以来，资本（钱力）—政府（权力）—社会（民力）相互制衡，构成国家治理的“稳定三角”。金融资本企图控制政府与社会，垄断统治世界。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客观上理应得到政府（权力）以及社会（民力）的支持，因此现在就预言金融资本及金融资产阶级的胜利为时过早。在广泛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仍在继续。可以说，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对立统一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