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

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了这样的比喻：“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指出：“如今，全球化击败了地方主义，投机商战胜了企业管理者，金融家征服了生产者。我们正目睹20世纪中期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转变。”（注：马丁·沃尔夫：《管理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载《中国企业家》，2007（14）。）史学家和时评作家都认定，世界正处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相联系。14—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集中为商业资本）诞生与壮大，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欧洲萌发。17世纪中叶，英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互促进。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自由主义思想才得以体系性确立，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迄今，从生产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而步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从组织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涵盖了晚期商业资本主义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与之相对应，自由主义则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主张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简称新自由主义）三大思潮。“新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阶级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这个阶级包括资本所有者及其权力机构，统称为‘金融’，而他们则以此为平台获取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力。”（注：Dumenil, Gerard, and Dominique Levy, Capital Resurgent：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2.）

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类“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个人权利，突出私有财产，主张自由放任。在资本主义成长壮大过程中，古典自由主义要求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旨在增强经济实力、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1929—1933年“大萧条”出现后，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即凯恩斯主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思想。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世界滞涨的普遍出现，“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凯恩斯主义式微，自由主义复辟（注：迪蒙和莱维在《资本复活》（Capital Resurg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一书中将新自由主义归结为金融资本力量的复辟。），是谓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大杂烩，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卢卡斯、巴罗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以否定凯恩斯主义、复辟古典自由主义的名义出现，因此与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即凯恩斯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围绕增加有效供给展开，小政府、重货币、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

首先，全面约束政府的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这个笼子恰恰是依照金融资本的意志设计的。当今世界，现代国家，在政府、市场（资本）、社会三者关系中，政府始终处于关键与核心地位，而资本觊觎政府权力、奴役社会民力的企图随着市场的扩张而日趋强烈。在成功奴役社会民力之后，资本的最大努力就是要俘获企图要“节制资本”的政府。在俘获以至操纵政府上，金融资本比其他任何资本的愿望都更为强烈。资本主义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只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金融资本一旦控制了政府，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通过政策直接兑换为金钱，就能实现“以钱生钱”，就能避免去干“倒霉事”。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力量是守恒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贪欲是无限的。政府的权力相对应的公共资源，一直是金融资本所垂涎的。限制、削弱政府的权力，而金融资本不受约束，那么资本就可以窃取政府的权力，以及相应的资源。

其次，把避免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造就了一套明确而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其中宏观经济管理（调控）四大目标具有代表意义：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财富创造直接相关；充分就业惠及广大劳工；物价稳定有利于整个经济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涉及汇率稳定，有利于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忽视经济规律中价值规律（价值—价格）与供求机制（供给—需求）的调节与影响，忽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货币主义）把物价稳定即避免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把稳定物价与调整利率挂钩，而利率工具掌握在金融资本的代理人——中央银行手中。这样，在经济金融化即金融刷新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不仅资金价格（利率）由金融资本确定，而且整个社会资产价格由金融资本确定。金融资本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定价权。

再次，推行私有化，尤其热衷将公共权利、公共资产私有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大批国有或公共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欧洲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比重普遍超过20%，瑞典甚至超过50%，在一些国家一些部门，如法国的能源，比例甚至超过90%。这些企业不仅向社会提供所需的产品与服务，发挥经济组织的功能，而且通过工会把劳工组织起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此将工业资本的组织化（企业中的劳资合作）推向了极致。国有企业占据广大的经济空间以及形成高度的社会组织，对金融资本的扩张构成极大障碍。金融资本希望经济组织私有化，产权明晰化，以便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改造；希望社会组织碎片化、原子化，以将社会每个成员吸附在金融资本价值生产的链条上，成为各类金融产品的消费者。

最后，推行自由化，放松或解除对劳动、金融等各类市场的管制。金融资本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厌恶政府与社会的制约与监管。现代金融近乎无时无处无欺诈，近乎成为欺诈的代名词，然而通过数学与工程学的包装，用所谓“金融创新”来加以掩饰。金融资本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以钱生钱，往往利用不同市场之间抑或市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微小的利差而进行套利，因此在资本高速公路上即便是一些微小障碍，如1%甚至以下的利得税，也能影响金融资本的“正常流动”。特别是金融大鳄在布局大型“庞氏骗局”——猎获某个中等以上的国家如阿根廷、苏联这样的经济体时——更需要自由化，即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资本需要自由，工业资本需要有保护的自由，金融资本则需要绝对的自由。

金融资本只在乎能否以钱生钱，至于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甚至是否合乎道德，则毫不在乎。1993年，索罗斯基金赚的钱和麦当劳公司一样多。麦当劳在世界各地雇用17万名职工，而索罗斯雇用的人员屈指可数。在索罗斯风头最劲的20世纪90年代，旗下几只基金在世界各地设立50余家分支机构，雇员也只有1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