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美术史上的意义

这几件大型铜器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们是研究先秦美术史的宝贵资料。

四器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人物、动物的立体雕塑作为器物主要装饰，在我国古代这种装饰雕塑与独立的圆雕长期并存，相互影响，而且直至秦代以前，前者的比重还超过后者。图2.6和图2.7中列举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些人物、动物装饰雕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项艺术从简单到复杂，从概念到写实，历经商、周的不断发展，终于在战国时期达到了高峰。

图2.6

（a）新石器时代人头器盖

（b）商裸女容器

（c）商虎食人卣

（d）西周它盘

（e）西周守门奴隶方鬲

（f）战国漆绘人灯

图2.7

（a）商大理石虎

（b）西周虎尊

（c）西汉鎏金小豹

（d）西汉刘昆侈墓车伞盖柄上的虎形

中山国的这几件大型铜器可以说是这个高峰的峰巅，它们是装饰艺术、雕塑艺术数千年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战国时代社会、思想剧烈变化的结果。在这些器物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商周以来传统方法如器物与形象结合、雕塑与纹饰结合得到继承和发展，不但可以看到其他战国器物的生动和富丽，而且可以发现更多新因素的出现。人猴嬉戏、虎鹿搏战这样生动的戏剧性情节、银首人俑运用不同质料对比的方法，都是以往战国雕塑中不曾见到的，而人物表情、形体动态的生动刻画，各器独特的构思及成功的艺术处理也超过以往所知任何一件同类作品。这些都使我们对战国装饰艺术的高度发达有了新的认识，并使秦代更成熟的雕塑作品如始皇陵大型人、马俑，兴平出土云纹犀尊的出现得到了历史的说明。

同时，这些器物的发现又充实了中山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线索。这一地区在商周时代就已存在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在正定、藁城、石家庄、元氏都发现了商周遗址和精美铜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更加发达，除以往在平山访驾庄、唐县北城子、石家庄市庄等地发现的墓葬、遗址以外，这次平山三汲公社发现中山王室墓葬的巨大规模和成千上万件精美器物更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战国策》称中山为千乘之国，实力仅次于七雄，与这些发掘材料完全可以相互印证。

中山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经秦汉之际战乱并未破坏沦丧。西汉在中山故地又封同姓藩国，新中国成立后西汉中山国王室墓葬相继发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墓中出土大量精美文物，艺术内容及造型装饰作风与平山出土中山器物明显相似。平山器物突出表现了雕塑艺术和金银错技术的发达，经常以生动写实的形象配合变幻流动的镶嵌花纹，似乎结合了战国南北方艺术的特点，而满城器物也同样具有这种特色。两处都出有多盏铜灯，都有着独特而精巧的设计。满城错金银博山炉上的动物装饰与平山人俑灯、连盏灯上所饰动物极为相似，鎏金小豹[图2.7c]不但身体的回转与虎噬鹿器座中虎形相同，并同样使用了错金银和宝石镶嵌目珠的作法。除满城汉墓以外，1965年在定县三盘山也发现了中山康王刘昆侈墓，墓中出土的一件车伞盖柄在高26.5厘米、直径3.6厘米的筒壁上，用金银错、填漆、嵌松石等方法装饰了125个人物及动物形象，可称西汉装饰艺术品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器物不但制作技术与平山器物相同，而且同样突出地表现了动物造型的准确和生动，伞柄上的四个虎形，或蹲或扑，或搏斗或咆哮[图2.7d]，紧张情节中强烈的运动感，夸张的表现方法与浓厚的装饰色彩，和平山出土虎形器座并无二致，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显然说明中山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

中山为白狄所建，史称其风俗“淫昏康乐，歌讴好悲”,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以往传世有杕氏壶，上刻精美纹饰，郭沫若同志曾指为“新式期”艺术之翘楚，并疑与斯基泰文化的传入有关。我们都了解先秦北方民族青铜文化以生动的动物形象为重要特点，从唐县、曲阳、行唐等地所发现春秋战国间文物看，有虎形镶松石饰牌、挎壶、络纹壶等具有浓厚北方色彩的器物，说明随着白狄内迁与中山立国，北方青铜文化也愈益深入地进入中原。而这时又正值我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时期，传统思想纽带和严格的礼器制度不断松弛瓦解，更有可能使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使生动写实的形象与商周以来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装饰技术结合，从而使这里的青铜艺术产生出一种新的作风。我们认为，很可能这就是中山国艺术如此灿烂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到在我国艺术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交融曾起到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