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传统的确立

——《左传》与《战国策》

在人类还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总是把鬼神当作远远高于他们而存在的神秘力量。为了与这些令人敬畏的神灵交流，人类安排巫师扮演人神沟通的代言人角色。这些巫师不但掌握着绝地通天的神秘咒语，而且负责保存官方的文献典籍，掌握着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文化。当然，人们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巫的作用就会越退化。到了周代的时候，无所不能的巫终于衰落了，他们变成了专业的占卜、祭祀者，掌握文献典籍和记录国家大事的职责则被史官取代。而一旦掌握文化的权力被进一步下移到社会的时候，那些掌握了先进文化的“士”，也开始以他们的标准编纂史书。战国初年《左传》和战国末期的《战国策》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一、“人”的觉醒：《左传》

尽管被认为是一部阐释春秋时期鲁国史书《春秋》的作品，但《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千百年来，它的作者一直是个猜不透的谜，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的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也有更多的人对此提出质疑。现在，人们一般都把它归于战国初年无名氏的名下。

《左传》是一部史书，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它没有对历史事件做客观的罗列，而是以“礼”的规范总结历史、批判人物，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同时，作者敏锐的目光已经深刻地穿透了历史，看透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看透了新旧势力的消长和社会变革的趋势。作为一部刚刚摆脱了“巫”文化不久的历史著作，《左传》已经开始表现出“人”的觉醒的力量，这就是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的“民本”思想。一方面，《左传》揭露了贪婪无耻、暴虐荒淫之辈，褒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另一方面，在《左传》的作者看来，只有尊重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政权才能稳固。在《桓公六年》中，作者借师旷之口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庄公三十二年》，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议论，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奴隶社会行将衰亡的时代。表面上看来，天道鬼神的痕迹依然无法抹去，但实质上，“民”已经成为与这些神秘力量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他们之上的宇宙间的高大形象。在黑暗的奴隶社会，这是怎样的一道人性的曙光啊！由它所埋下的人性觉醒的火种，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

精彩阅读

——《左传·曹刿论战》

——《左传·晏子不死君难》

名言警句

严格来讲，《左传》并不是文学著作，但它却处处孕育着文学的细胞。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左传》的叙事能力比以前任何一种著作都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在作者笔下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描写，更是曲折完整，精彩动人，为后人所称道、所借鉴。《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不但像城濮之战、鄢陵之战这样的大战役写得惊心动魄、曲折动人，就是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左传》并不限于对战争过程的描述，而是将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都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在那样久远的年代，这种早熟的叙事能力令人感叹不已。而且，《左传》在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在很久以后才产生。然而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借助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儿孕育着。《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所创立的文史合一的创作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士”的崛起：《战国策》

和《左传》一样，《战国策》也是一部无法弄清作者的历史著作。它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它原来的书名并不确定，是在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虽然我们习惯上把《战国策》也归为历史著作，但它与《左传》已经有了太多的不同。从春秋到战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作为威胁社会秩序纽带的“礼”也已然断裂，天下诸侯蜂起，战乱频繁，新兴的士阶层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战国策》，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气息。《战国策》以大量的事实展示了“士”的重要性，如《齐策四》记载齐宣王重用王斗，王斗举荐五个人出任要职，结果齐国大治；《燕策一》记载燕昭王师事郭隗，招揽天下之士，结果燕国强大起来，联合五国讨伐齐国。这些布衣之士左右天下局势的事迹被作者津津乐道，甚至加以虚构。他们甚至在诸侯王公面前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在《齐策四》中，道出：“士贵耳，王不贵。”这种思想不仅完全突破了讲究等级尊卑的宗法观念，而且与《左传》的民本思想根本不同。它说明，在社会的巨变中，作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士的影响力和地位在不断地上升，自我意识不断地加强，终于要和传统的贵族分庭抗礼了。这样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传统的道德在沦丧，传统的伦理在崩溃，人们撕掉了过去笼罩在国家和人际关系方面温情脉脉的“礼”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名言警句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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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苏秦在失败时和富贵时人们的态度变化，正说明了那个时代崇实尚利的人际关系实质。名利思想已经侵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围绕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战国策》描写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上至诸侯王公，下至闾巷细民，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出现在《战国策》中，使得它的人物画廊空前地开阔。当然，最活跃的还是那些俊雄宏辨之士。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任意驰骋，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显示出卓异的风采。作者在叙述他们的事迹时，往往集中笔墨叙写一个人的事迹，通过富于特征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时，作者还使用大量的夸张、渲染和虚构手法，和铺陈、排比、夸张、比喻的手法，造成酣畅淋漓的启示和铿锵有力的文章节奏。这样，就使得奇异曲折的情节与恢奇卓异的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既文采飞扬，又充满了传奇色彩。《战国策》在叙事写人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它辨丽恣肆、词采华丽的文风，在文学史上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艺术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