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融合中西

王国维（1877年～1927年），浙江海宁人。初名国祯，字静安，伯隅，号观堂、礼堂、永观。

他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家、哲学家。但王国维曾这样解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他的父亲说他“学事务实”、喜作“纯学术”的研究。

他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和王国维。”又说：“他（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16岁入杭州崇文书院学习，与同邑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并称“海宁四才子”。17岁中秀才。1901年，由罗振玉资助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因病回国。

王国维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奠基人。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3年充清故宫南书房行走。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自留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其“中道而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陈寅恪称王国维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称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王国维早年所作学术论文，多收入本人自编的《观堂集林》一书（1921年）。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以《人间词话》最为知名。

王国维穿着打扮体现了其融合中西之风的思想。他瘦瘦的，个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头戴西瓜皮帽子，身穿马褂长衫，脑袋后面一根长长的辫子。虽然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但有一样却富有象征性，那就是他的一副眼镜是新潮的。

他的儿子王东明谈到王国维的辫子时说：“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的，清华园中只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的缘故。当时有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安然无恙。原因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多都是仰慕他、爱戴他。”

王国维少年时期所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启蒙读的是十三经及骈文、散文和古今体诗。1895年甲午之役后开始接触新学，王国维曾自述其留日归来的思想状况：“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问题日往复于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少年时代形成的孤高而内向的个性和中国传统的道佛思想的影响，使他与“以厌世名一时”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一拍即合。“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

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评传》中说：“先生之最大贡献，即用西洋哲学之方法及思索，来检讨中国哲学上的两大问题，性与理。”他用西学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哲学从先秦孔子、老子、孟子到清代戴震、阮元的哲学，是王氏会通中西哲学的初步尝试。蔡元培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称王国维“对于哲学上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

他说：“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

王国维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他人生的历程为其美学观提供了土壤，其生也苦，其活也苦。王国维自幼丧母，靠姑母及叔祖母抚养。中年经历丧妻之痛，34岁的妻子莫氏故去，抛下三个孩子，长子只有10岁。老年又遭丧子之哀，长子潜明因伤寒病在28岁先他而去。故而他在述说人生的本质时说：“故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他说：“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艺术之“无功利”正是为了人生的慰藉：“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王国维说：“美术文学非徒慰藉人生之具，而宣布人生之最深意义之艺术也。”

王国维把他的“非功利”的观念扩大到了整个艺术领域：“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他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王国维始终抓住了来自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人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来阐述他的“美是形式说”和“艺术独立论”。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王国维是我国学术史上以欧洲近代美学思想观察分析中国文学并贡献出创造性成果的第一人。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王国维引用叔本华意志论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这其实就是现代批评的开篇。”王国维在此书中说：“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

在《红楼梦评论》中，他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被王国维引入早期的文论作品里，并在后期的《人间词话》中也有糅合，即“唯于静中得之”的无我之境属于“优美”的范畴，“由动之静时得之”的有我之境，属于“宏壮”的范畴，二者都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而这都与叔本华有着直接的联系。

1905年王国维提出融会中西的“化合”之说。知而后行，化而后合，王国维明确提出“学无中西”，力主二者“化合”。“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俱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异日之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他说：“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王国维虽在学术方面几经变化，但对西学方法和理论的借鉴、化合是一以贯之的。陈寅恪《静安遗书序》述其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人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正确地指出了王国维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王国维在1912年发表《宋元戏曲史》，把我国的戏曲理论推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郭沫若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他也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他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同传统考据方法成功地结合起来，创立和提介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强调要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他用西方的进化史观来研究中国的古代史，写了如《殷周制度论》等。郭沫若评价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

《人间词话》也是一部东西合璧的杰作，它将美国人禄尔克的《教育心理学》，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都融化在这本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中了。这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理论完美结合的产物。

《人间词话》提到广为人知的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出自晏殊《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二境出自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出自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境界即意境，而“境界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土壤中的，它与传统美学思想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指出“意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具有世界贡献的一个方面”。“中国艺术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就是意境。

《说文》“竟”（亦作“境”）本义曰：“竟，乐曲尽为竟。”为终极之意。又云：“界，竟也。”“境界”原本是作为佛教中一个用语被运用的。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论著作《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神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面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王国维断言：“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人间词话》首则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赋予了“境界”新的意义，“它是通过情景问题，强调了对象化、客观化的艺术本体世界中所透露出来的人生，亦即人生境界的展示。”他说：“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之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

境界有两个基本审美形态：“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王国维认为“隔”与“不隔”是判别意境优劣的基本标准。他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话亦如是。故云：“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他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秉烛游？’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景如此，方为不隔。”朱光潜对此的解释是：“隔与不隔的分别就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上面见出。情趣与意象恰相熨帖，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趣，便是不隔。意象模糊零乱或空洞，情趣浅薄或粗浅，不能在读者心中现出明了深刻的境界，便是隔。”

“王国维的‘境界’（意境）说，在我国整个诗学发展史上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跟西方的某些诗学遗产，特别是康德的‘美的理想’、‘审美意象’说，叔本华的‘审美静观方式’及艺术‘理念’说，关系也很密切。境界（意境）——这是诗（以至一切文学）的本质之所在。美在境界——这是王氏诗学的一个核心。王氏看准了并把握了这个核心，如同禅家说的‘截断众流’。因而，比之他的先辈，他有权利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