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理性精神的17世纪美学

笛卡尔为理性主义美学奠基

勒奈·笛卡尔（1596年～1650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

笛卡尔堪称17世纪及其后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笛卡尔的父亲是地方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地方法院的法官，母亲是名门闺秀。笛卡尔是第四个孩子，其上有大哥及二姐，三哥早年夭折。笛卡尔出生不久，母亲便因肺病去世。当时他那幼小的生命亦陷于垂危之中，甚至医生也断定没有生存的希望。幸亏一位热心的护士悉心照顾，方使他起死回生。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名字叫重生。

他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从小养成了喜欢安静、善于思考的习惯。父亲见他颇有哲学家的气质，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可是他们父子俩相处得并不融洽，他自己曾经说，他是父亲最不喜欢的孩子。他与兄弟之间的感情，似乎也不怎么深厚。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经常离乡背井单独外出旅行，并且对待朋友特别情深。在他小时候的玩具中，他最喜欢一个斜视的洋娃娃，长大以后，他对于具有缺陷的人也一直怀有好感。

8岁时，笛卡尔就进入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学以及数学训练。笛卡尔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勤奋，品行端正，性格内向，争强好胜，对数学十分喜爱并具有这种能力。他对学校的旧的教育方式不满，气愤地称他所学的教科书是博学的破烂。

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于普瓦捷大学。他的父亲想使他增长见识，所以在1617年带他到花都巴黎。但是他对都市里豪华放荡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吸引他的唯有与数学有关的赌博。据说他演算精明，料事如神，多次使庄家倒庄。

1617年的一天，笛卡尔在大街上闲逛，偶然发现墙上贴有一张广告，他因好奇心的驱使，去看个究竟。然而，广告是用荷兰文写的，笛卡尔不认识。他抬起头来，四处张望，希望能找到一个懂荷兰文的人替他翻译一下。正好，有一个人走过来了，笛卡尔迫不及待地跑过去，请求他把广告翻译出来。那个人凑巧是荷兰大学校长，很高兴地把广告给笛卡尔翻译成法语。原来广告上是一道几何难题，公布于众，悬赏征求解答。笛卡尔理解了题目的意思后，在数小时内就求得了解答，锋芒初露，使他看到自己在数学上的才能。

笛卡尔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19年11月10日的夜晚，笛卡尔连续做了三个奇特的梦。第一个梦是：自己被风暴从教堂和学校驱逐到风力吹不到的地方；第二个梦是：自己得到了打开自然宝库的魔钥；第三个梦是：自己背诵奥生尼的诗句“我应该沿着哪条人生之路走下去”。正是因为这三个梦，笛卡尔明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可以这样说，这一天是笛卡尔一生中思想上的转折点。因而有人说，笛卡尔梦中的“魔钥”就是建立解析几何的线索。有些学者也把这一天定为解析几何的诞生日。

1621年笛卡尔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他写道：“在这个国家里，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在那里可以毫无危险地安然入睡。”在那里住了20多年，更换了多次住所，但通常都是选择在一座大学或著名的图书馆附近。他的收入允许他租用一所小别墅，并雇用几个佣人。他终生没有结婚，不过住在荷兰期间，有过一位名叫海伦的情妇，她为笛卡尔生了一个女孩。笛卡尔非常爱她，可惜这个女孩5岁就夭折了，这是他平生最大的悲伤，为此笛卡尔伤心了很久。他把一生献给了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

笛卡尔分析了几何学与代数学的优缺点，表示要去“寻求另外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体质虚弱的笛卡尔病倒了。他躺在病床上，依然思索着数学问题。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股脑儿从床上坐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原来，笛卡尔看到一只蜘蛛正忙忙碌碌在墙角结茧。它一会儿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一会儿又顺着吐出的银丝在天空中移动。有时它离左壁近，离右壁远，离地面低；有时它又离左壁远，离右壁近，离地面高。总之，随着蜘蛛的爬动，它和两面墙的距离以及地面的距离，也不断地变动着。笛卡尔从蜘蛛结茧又联想起在军队时做过的梦，于是决定用点到两条垂直直线的距离来表示点的位置，这就是笛卡尔坐标。有了笛卡尔坐标，就可以把几何问题用代数方法来进行研究。笛卡尔创建了一门新的数学分支——解析几何。解析法的诞生，为解答几何三大难题奠定了基石。恩格斯高度评价笛卡尔的工作，他说：“数学中的转折点这个想法很重要，它的指导思想是笛卡尔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

在荷兰，笛卡尔写完了自己的《几何》，这一著作不长，但堪称几何学著作的珍宝。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巴特菲尔德对其《方法论》作了高度评价：“它是我们文明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649年2月，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邀请笛卡尔到瑞典皇宫教她哲学。她每星期要听三次他的课，但必须在清晨5时给她讲授。他习惯晚起，但是现在要一星期有三天必须半夜起床，然后在酷冷的天气下，从他的寓所颤抖地走到女王的书房上课。如此经过了两个月，1650年2月1日清晨，笛卡尔因为着凉患了感冒，很快地又转成肺炎，病情严重。1650年2月11日，他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1667年，他的遗骸被运回巴黎，隆重地埋葬在圣格内弗埃——蒙特的圣堂中。1799年，法国政府又把他的遗骸供在法国历史博物馆中，与法国历史上的光荣人物在一起。1819年以后，他的遗骸又被安置在柏雷斯的圣日曼教堂中，供人瞻仰。墓碑上写着：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认为：“我们之所以有别于野人和牲畜，只是因为有哲学。而且应当相信，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的繁荣，全视该国的真正哲学家繁荣与否而定。”正是基于这样的信条，笛卡尔开始了欧洲理性主义的哲学。

培根也曾明确地说过：“通过在我们时代已开始习以为常的远距离的航海和旅行，人们已揭露和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可使哲学得到新的光亮的事物。”这说明那个时代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对教条的信仰。

伽利略对木星有若干卫星、卫星像月亮围绕地球那样绕着木星转这一发现印象尤其深。所有这一切证据都使他确信哥白尼理论的正确性。这对哲学和神学是一次粉碎性的、令人吃惊的打击。他的发现对富有思想的人们的影响是不可抵挡的。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不过，这一时期中，知识界有两位领袖并没因这种表面上的混乱而心烦意乱。他们是思想谨严的笛卡尔和弗兰西斯·培根；他们指出了科学的潜力，并在上流社会中把科学提高到可与文学相比的地位。培根使用归纳法，归纳法是从事实开始的。

笛卡尔和培根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笛卡尔相信，通过清晰的思考，能发现理性上可认识的任何事物。到这一世纪末，笛卡尔的弟子已大量增加，不计其数。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各大学都信奉笛卡尔哲学，侯爵、科学业余爱好者、柯尔贝尔和国王都是笛卡尔哲学的信徒。法国将动词‘使成为笛卡尔主义者’变位，欧洲热烈地仿效。”这种普及的意义在于，理性的探究和判断被扩展到各领域。所有的传统和权威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检查。

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指出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想象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而意志又常常犯错误。“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他得出，“当我思维的时候‘我’存在，而且只有当我思维时‘我’才存在。假若我停止思维，‘我’的存在便没有证据了。”所以，他必须承认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在怀疑。而当人在怀疑时，他必定在思考，由此他得出“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

笛卡尔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确定性，由此点出发，笛卡尔便开始动工重建知识大厦。他认为宇宙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实体，即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灵魂”和“广延”），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

“‘我’是一个作为思维的东西，其全部本性或本质在于思维作用，而且为了它存在并不需要有场所或物质事物。由于思维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必定永远在思维，即使熟睡时也如此。”要理解人脑从哪里获得思想，笛卡尔则回答道：“天使会告诉我。”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他把人和动物的肉体看成机器；动物在他看来完全是物理定律支配，缺乏情感和意识的自动机。

能思维的人是美的，具有秩序的、规律的自然是美的，用理性指导的人类行为是美的。在笛卡尔看来，上帝就是“灿烂的光辉之无与伦比的美”。从天体到数量，都是上帝的作品，是美的载体，在纷繁的万物之下潜藏着和谐有序的自然规律，研究自然事物的规律就是观照上帝的美，无知就是最无意义的生活。因此，对称、简单、和谐等成为科学家广泛谈论的话题。笛卡尔是最先提出和确立科学美学信念的哲学家之一。

在西方美学史上，近代理性主义美学几乎是被遗忘的角落。正如鲍桑葵所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在这一时期几乎完全没有在任何名目下讨论过美学问题。”美学之于这些理性主义者，或许是意外的收获。而这个理性主义对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文艺实践和理论却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为审美制定了规则，一切都有一个中心的标准，一切要有法则，一切要规范化，一切要服从权威，而这就是“理性”，也就是“良知”，是普遍人性。只有来源于理性，依于理性，文艺才有其普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