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表忠心，皇帝杀重臣

很多史实都证明了，国君总是拿重臣开刀，春秋时的越王勾践就是其中的先驱，他手下很多的功臣良将都被他杀死。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手下有两位重臣：文种和范蠡。勾践被吴王打败后，能够东山再起，得益于这两人的协助。这其中文种的贡献不可磨灭。当初，勾践准备率兵抗吴的时候，文种认为时机还未成熟，可惜勾践一意孤行，最终战败。文种又忍辱负重，多方奔走，促使吴王夫差答应不杀勾践。勾践作为人质，留在吴国服侍吴王三年。在这期间，文种代替勾践治理越国，打理朝政。文种一直尽心尽力，大力发展越国经济，为后来越国称霸打下了坚实基础。

勾践回到越国后，文种又向勾践提出了破吴七策。勾践采纳文种的计策，励精图治，最终得以报仇雪恨，打败吴国，迫使吴王夫差自杀。

勾践伐吴胜利后，举办了庆功大会。大臣们争相祝贺，但勾践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之情，相反他还有些愁容，善于察言观色的范蠡首先注意到了勾践的变化。很显然，勾践不太乐意承认大臣们的功劳，他更担心这些功臣们日后不好领导，对他们的猜忌之心也显露无遗。足智多谋的范蠡权衡再三，决定急流勇退，他主动向勾践提出要告老还乡。尽管勾践一再劝留，范蠡还是留下官印不辞而别。

范蠡临走前，念及旧日情分，特意给文种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还记得当初吴王夫差临死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吗？他说‘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他其实是说给咱们听的，越王的为人，你我都很清楚。他既能忍受屈辱，又很忌妒他人的才能。这样的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所以，我劝你也跟我一起退隐，不然只怕日后会遭遇不幸。”

文种看过范蠡的信后，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对越国的贡献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过，他还是小看了越王勾践。勾践深知文种的才干，但是现在吴国已经灭掉，越国称霸诸侯，文种的作用已经不大。像文种这样的人才，一旦参与造反作乱，对勾践会构成极大的威胁。继续任用文种的收益要小于留着文种的风险，所以，勾践决定除掉文种。

一天，勾践亲自去看望文种。谈及往事，勾践对文种说：“当年你有七条破吴计谋，我只用了其中的三条就消灭了吴国。你还剩下四条计谋，准备将来用来对付谁呢？”文种听出勾践话中有话，又不敢贸然回答，只能低头不语。勾践也不多说，起身离开的时候，特意送给文种一把宝剑。文种接过宝剑，看到剑匣上刻有“属镂”二字，这才明白勾践的意思。按当时的规矩，国君如果将刻有“属镂”字样的兵器赠给大臣时，意思就是让这个大臣自杀。文种想起范蠡的告诫，只能长叹一声：“不听范蠡的劝告，终于落得如此下场，我太天真了！”说完，文种拔剑自刎了。

文种的死，暗合了夫差的预言。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的故事一直上演着。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典型代表，他手下众多的功臣良将，没有战死沙场的，绝大部分都被他一一除掉，胡惟庸、蓝玉、傅友德等一一被杀。

秦末，四处烽烟四起，秦之统治，岌岌可危，项羽刘邦，逐鹿中原，韩信者，幼年受胯下之辱，励精图治，学兵法，为万人敌，与赵背水一战，以三万灭其二十万！一时所向披靡，后从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袭强楚之不备，及霸王自刎，天下初定，却被陈平、吕后、萧何设计诛于长乐宫钟室！

职场上如何做到功高而不盖主

对皇帝来说，江山的稳定是第一位。大臣们了解皇帝和国家机制，他们最有可能成为造反的力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会造反，所以皇帝就需要识别哪些大臣最可能造反。于是便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大臣们清楚自己会不会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忠谁奸。

大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忠心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区分忠臣和奸臣。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由于每种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收益不同，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但大臣造反这样的事却很特殊，当皇帝的收益太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值得付出，皇帝用来识别忠奸的信号就比较模糊，寻找分离条件的困难程度大大提高。

于是，皇帝就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大臣中分辨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保证自己的基业延续千秋万代。这个时候，皇帝只有用一种非常规的分离信号进行识别：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

但是，有些开国重臣在交出兵权后仍会被杀，这也可以用博弈论理论来解释。重臣除了拥有职位、兵权这些资产外，还有声望、才能、人际关系等无形资产。即使交出了有形的兵权，那些潜在的无形资产是无法上交的，对于皇帝来说，他们仍构成威胁。

所以，皇帝只有将那些有能力造反的重臣杀掉，剩下的大臣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其实，皇帝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