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并不是多多益善

2000年4月1日深夜，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在南京一栋别墅被杀害，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贺杰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来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普方先生喜欢运动，尤其爱打网球。小男孩托斯腾爱玩，每次到餐厅来都牢牢地捧着他的GAMEBOY（一种掌上游戏机）。

那天早上，贺杰克实在无法接受那个让人心痛的消息。他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当确认“这是真的”之后，他又宁愿“这一切只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他一向认为，在这座治安一直较好的城市里，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独自在街上行走。“你可以问每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他说，“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觉得这座城市比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察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据说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做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从普方的家属一方来看，他们认为死刑对罪犯没有意义，所以他们阻止对犯罪分子施行死刑。

我国1979年《刑法》明文规定判处死刑的罪名有27种，其中，经济类犯罪最高刑为死刑仅有2个，所占比例约为7.4%。后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典的不断修订和完善，国家立法机关逐渐增加了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据统计，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达到22个，占到可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的1/3以上，比原来提高了近2倍多。截至目前，基本情况仍如此。

针对罪犯被判处死刑的问题，自从其数量增加的那一天开始，就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讨论。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因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类的犯罪危害对社会程度加大，影响加深，但是否需要以极刑的方式解决仍颇有争议。

虽然死刑具有威慑作用，但它的作用能维持多久，起到怎样的效用，还需要立法者合理运用。

死刑具有吓阻作用，当过多地加大《刑法》的痛苦程度，甚至以极刑来治理犯罪时，死刑的效用会减少，即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指的是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在递减。以死刑为例，若将其看作是一种为了威慑其他人、维护社会稳定必需的“消费”，那么能否实现这个目的，实现到什么程度，就是其满足程度。但伴随着死刑数目的增加，人们对死刑的态度将逐渐麻木，而死刑带来的效用将逐渐减少。

当立法者以增加人的生命价值为成本，来换取的预防犯罪的“边际效用”时，显然这个效用会被逐渐削弱。所以，死刑并不应设立过多，以减少社会成本并能维持效用。这或许也就是西方国家主张削减死刑数目的原因之一。并非任何犯罪都适用死刑，只有在人们衡量死刑带来的成本——收益后，才能判断出某种犯罪适用死刑的必要性。不过，西方学者认为，对经济类犯罪的犯罪分子来说，支付各项赔偿金后，再被剥夺生命的权利，实属代价太大。

死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