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记忆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中叶，伊丽莎白·若甫图斯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对主导性或者误导性提问的反应与对无偏差提问的反应同样迅速和自信。即使是被试者注意到引入了新的信息，该信息仍然会成为他们对事故记忆的一部分。因此，记忆偏差会在回忆时出现。在1974年的一个实验中，若甫图斯和她的同事约翰·巴尔马让几组学生观看了一系列有关交通事故的电影，之后，学生们要回答影片中发生的有关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__时，车速是多少？”每组学生对空格所填的词都不一样，这些词有“猛撞”、“碰撞”、“撞击”、“相碰”和“接触”等。

研究人员发现，学生们对车速的估计受到所提问题中所选动词的影响。若甫图斯和巴尔马最后得出结论，学生们对事故的记忆被所提问题中暗含的信息改变了。

若甫图斯和巴尔马又让学生们观看涉及多辆汽车的交通事故4秒钟。这一次向学生们提问车速时，一组学生用动词“猛撞”，另一组用“相碰”，没有向第三组学生提出这一特殊问题。

一周后让学生们回答更多的问题时，其中一个提问是“你看到玻璃碎了吗？”若甫图斯和巴尔马发现，不仅有关对速度提问的动词会影响学生们对速度的估计，该动词还会影响对玻璃破碎提问的回答。尽管当时并没有播放有关玻璃破碎的内容，但那些对车速估计较高的学生在记忆中看到玻璃破碎的可能性较大。那些没有被问到车速问题的学生在记忆中看到玻璃破碎的可能性非常小。一年以后，若甫图斯又开始了另一个实验，她让被试者观看一起交通事故的电影。这次她向一些被试者提出的问题是：“跑车在乡村公路行驶时，它经过谷仓时的速度是多少？”实际上电影中根本没有谷仓。一星期后，那些被问这一问题的被试者声称看到谷仓的可能性较大。即使是简单地问被试者“看到谷仓了吗？”他们在一星期后回答见到谷仓的可能性仍很大。

若甫图斯得出结论，人们的实际记忆会因引入误导性信息而发生改变。实验的批评者认为，就像儿童会按照人们所期待的去回答问题一样，被试者也仅仅是按照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去回答问题。若甫图斯认为情况并非是这样的，并且继续寻找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她对记忆和误导信息所下的结论。1978年，若甫图斯、米勒和伯恩斯再一次给被试者呈现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这次是通过幻灯片放映的。事故是一辆达特桑牌汽车在十字路口撞上了行人，一组被试者看见汽车首先是在停车标志处停下来的，另一组被试者看见汽车首先是在让行标志处停下来的。这次的提问是“当红色的达特桑牌汽车在停车（让行）标志处停下来时，有另一辆车经过吗？”每组都有一半被试者用到“停车”这个词，每组的另一半用的是“让行”这个词。这意味着，每组有一半人被问到的问题与他们所看见的事情一致，另一组被问的问题是误导性的。

20分钟后，所有的被试者都被出示几对幻灯片，每对幻灯片中的其中一张显示这组被试者看过的事情，另一张稍有不同。其中一对显示的是汽车停在停车处，另一张显示的是停在让行处，被试者必须选择每对中最准确的幻灯片。研究人员发现，那些被问到的问题与其看到的事情相符的被试者选择正确的幻灯片的可能性较大，而那些被问到误导性问题的被试者选择错误的幻灯片的可能性较大。

研究表明，一些被试者记住了事件发生后引入的信息，而不是事件本身。研究人员成功地误导被试者错误地描述了事故。这些发现对警察的询问技巧和处理有争议的虐待儿童事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接受治疗的人们是在回忆他们儿时真正发生的事情，还是被治疗者诱导或者误导回忆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呢？

衰老与记忆

每个人都有记忆差错、记忆失败和记忆错误的经历，但对老年人而言，这些经历就自然地归因于他们的衰老，而不是归因于个人之间的正常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衰老仅仅是偶然因素）。几个世纪以前，著名的学者和智者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大多数人不公正地认为老年人的智力下降了。如果年轻人或中年人离开公司时记不起将帽子放在什么地方了，这似乎无关紧要；一旦这种不留意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人们就会耸耸肩说‘他很健忘’。”

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人群发生记忆变化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于是，弄清楚到底哪些记忆变化是真正由衰老引起的显得很重要，然而，仍然有一些重要因素要考虑。如果我们把20岁年轻人的记忆与70岁老年人的记忆进行比较的话，将有很多不同因素对年龄相差50岁人的记忆表现差异进行解释，例如，70岁老年人获得的教育和保健要比20岁年轻人差得多，像这样的因素很容易扭曲研究结果，进而也被认为是老化对记忆的影响。

将20岁年轻人的记忆与70岁老年人的记忆进行比较是横向实验研究的例子。在纵向研究中，人们也需要跟踪同一个人从20岁到70岁的记忆变化。这种纵向研究方法有其优势，因为研究人员是对同一个人的记忆变化进行研究。然而，人们也注意到，纵向研究中高功能人群有增多的趋势。换句话说，那些参与纵向研究的人得到积极反馈后会继续参加实验，结果发生对衰老影响的人为积极表达。当然，还有个问题是要寻找一个能够活得够长能在50年里持续开展研究和分析的研究人员。

然而，对记忆和衰老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些发现，这些年来对工作记忆的研究效果仍然非常好，但执行需要工作记忆的任务变得较为困难。如果向人们出示数字串并让他们以相反的顺序复述，老年参与者经常比年轻参与者表现差，但如果让他们以出示数字相同的顺序复述时，他们的表现却同样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期记忆的表现会有惊人的下降，尤其在需要自由回忆的时候更是如此，识别保持得还好，但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当识别需要背景记忆（这是更具回忆性的因素）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会出现问题。这意味着，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其记忆暗示和偏差的影响。

内隐记忆通常是通过评价行为而不是回忆记忆经历来测试的。结果表明，内隐记忆不但在幼时成熟得早，而且在年老时仍保持得较好。

衰老对语义记忆影响甚微，语义记忆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改善。例如，人们的词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前脑叶成熟得相对较慢，这一点可以与儿童对记忆的意识联系起来。有证据表明，出现与年龄有关的记忆丧失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前脑叶衰退较早，前瞻记忆（记得将要做的事情）与前大脑功能有紧密的联系。

大脑损伤

研究人员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研究由正常衰老引起的记忆变化是否真的是大脑损伤的征兆。例如，“轻度认知损伤”被归为介于正常衰老和完全性老年痴呆症之间的一类。很多被诊断为轻度认知损伤的人在5年内就演变成完全性老年痴呆症。

记忆功能障碍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典型特征。最为常见的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就是如此。在该病的患病初期，仅仅只有记忆受到影响，很快其他功能也会受到损伤，如感知、语言和执行（前脑叶）功能。与其他患有更具选择性健忘症的人不同，阿尔茨海默氏患者在进行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测试时，都具有痴呆的表现。

“遗忘综合征”是记忆损伤最为纯粹的例子，其也关涉到某种形式的具体脑损伤。这些损伤通常会牵涉到前脑的两个关键区域——海马和间脑，这些患者表现出严重的顺行性遗忘和一定程度的逆行性遗忘。顺行性遗忘是指记忆信息丧失发生在大脑损伤之后，而逆行性遗忘是指记忆信息丧失发生在大脑损伤之前。

一般来说，健忘症患者拥有正常的智力、语言能力和瞬时记忆广度，他们只是长期记忆受到损害。对这种损害本质的理解目前仍有争论，有些理论家认为是对情境记忆的选择性丧失，其他人则认为丧失了包括陈述性记忆在内的范围广泛的记忆。外显记忆指的是对事实、事件或者能够回忆并有意识表达的陈述的记忆。比较而言，健忘症对现存的内隐记忆（程序性记忆）的影响甚微。患者也可以形成新的程序性记忆（即以前没学会的技巧或者习惯），如杂耍或者骑独轮车。换句话说，健忘症患者能正常地（或者非常接近正常地）执行广泛的内隐记忆任务，无论这些任务是否需要新的或是老的技巧。

健忘症患者也许学不会新信息（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忘记），尽管他们能够背诵他们注意范围内的信息；他们也许能够保留儿时的记忆，但却几乎无法获取新记忆；他们也许能够报时，却不知是哪一年；他们也许很快就能学会像打字这样的新技巧，却否认使用了键盘。不同层级健忘症的表现特征不同，这取决于大脑损伤的具体部位。看起来，是健忘症患者长期记忆的“出版社”（位于大脑的海马或者间脑）而不是其“图书馆”（位于大脑皮质）受到了损伤，因为记忆（书籍）保存在图书馆里。不同类型的健忘症表现特征不同，这取决于大脑损伤的位置。

记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丧失记忆后非常碍事，也会对照顾者形成巨大的压力。有的患者会不断重复问相同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不记得以前已经问过或者完成了这项任务。外部辅助物（如个人电脑笔记本）是有帮助的，但记忆不像肌肉一样可以通过训练机器来改善。

记忆损伤很少单独发生，因而通过临床实践和研究对患者的记忆障碍进行系统评估尤为重要。一种最为常见的记忆损伤叫作科萨科夫综合征，该病通常还会影响除记忆之外的其他心理机能。因此，建议要对记忆丧失患者的其他心理能力（如感知、注意、智力及语言和脑前叶功能）进行评估。

心理损伤

并非所有的记忆障碍都是由疾病或伤害引起的。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有些记忆障碍是由心理或者情感因素引起的，而不是由神经性大脑伤害引起的。有这样一些例子，当患者进入一种与记忆部分或全部分离的分离性状态（分离性状态的例子之一是神游状态），在该状态下，人们完全丧失了个人身份和与之伴随的记忆。他们经常意识不到任何问题，而且还采用新的身份。这一神游状态只有当患者在突发事件后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苏醒”时才会变得明显起来。

由一些心理学家定义的分离性状态形式是多重人格障碍，这种情况下，不同人格处理个人过去生活的不同方面。这可以保护个人免受潜在危害记忆的伤害，也能与犯罪相联系。

1977年，洛杉矶发生了一起山腰绞杀手的案件。肯尼斯·比安琪被指控强奸并杀害了多名妇女，尽管证据确凿，但他拒不认罪，而且声称对谋杀一无所知。比安琪在催眠状态下，另一个以斯蒂夫为名字出现的人格声称对强奸和谋杀负责。解除催眠时，比安琪声称对斯蒂夫和催眠师之间的对话一无所知。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格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将会产生法律问题，即哪一个将会被指控有罪呢？在本案中，裁决不利于比安琪，因为法庭没有采用他拥有两个人格的说法。

至于对比安琪的审判，心理学家指出，比安琪的其他人格出现在开庭中，而在此过程中，催眠师向比安琪暗示他的另一个部分将会出现。催眠作用可能是因为比安琪按照测试师的指令做，从而暗示，另一个人格可能存在。比安琪也利用这一次机会为自己辩护。而且，警方认为，比安琪对心理疾病，特别是对多重人格病例的基本了解也许为他令人信服的反应提供了基础。

所谓的多重人格障碍因其具有戏剧性，已经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许多描述这种案例的书也出版了。《三面夏娃》和《一级恐惧》就是基于这一障碍的两部电影。在《一级恐惧》这部电影中，一个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男子成功地假装患有多重人格障碍逃过了罪责。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伪装记忆丧失，要检测出这种伪装仍是一个挑战，伪装就意味着其表演水平比正常情况要低。人们有意识地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奖赏，也许是为了引起照顾者的注意，否则，这种动机就处于更深层的无意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