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弗洛伊德的理论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许多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忠诚于他，而另一些人批评他的工作并提出他们自己的理论。在精神分析方面的领导者包括弗洛伊德的两个同事艾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还有梅兰妮·克莱英（1882～1960年）。杰出的人物还有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1895～1982年）和艾里克·艾里克森（1902～1994年），他们两人在弗洛伊德去世以后，发展了精神分析学说。安娜·弗洛伊德不仅是实践的精神分析家和她父亲的继承人，而且她对精神分析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发展了她父亲的关于“自我和防御机制”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儿童精神分析。

艾里克·艾里克森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更详细地探讨了自我的功能，并将儿童的社会相互作用作为基础，提出了他自己的人格发展和变化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将艾里克森严格地定位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因为他的理论和观点趋向于偏离弗洛伊德和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然而，他的工作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精神分析，并且对后来的心理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梅兰妮·克莱英的理论

梅兰妮·克莱英是弗洛伊德早期最有影响的追随者之一，她后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直到1918年，在匈牙利的巴德派司特的一个会议上，克莱英听弗洛伊德演讲时才见到他。这给她的印象很深，并决心成为一名儿童心理分析学家和儿童精神分析治疗的终身的捍卫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克莱英系统地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与物体相关的精神分析理论。

克莱英采纳了弗洛伊德潜意识驱动（本能）的观念，但是她不同意弗洛伊德宣称的驱力的对象是可以交换的。弗洛伊德认为寻求满足的基本驱力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对象。例如，食物不是口唇驱力满足的必需品，烟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弗洛伊德本人就是一个严重的嗜烟者）。然而，对克莱英来说，一个特定的驱力总是和一个特定的物体联结在一起。驱力不能和它的满足物质分离。例如，口唇驱力总是与食物相联系。然而，因为幼小儿童的心理还不成熟，婴儿对物体的满足总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例如，当婴儿寻求口唇满足（通过口唇驱力）时，他们不是和母亲整个人相联系，而是仅与母亲的乳房（或奶瓶）相联系。克莱英进一步说，部分的对象在儿童的心理中，总是天然地被分开。当儿童经历了把乳房作为满足的对象时，乳房被知觉为好的物体。但是如果乳房不在的时候，儿童需要食物，那么婴儿会把部分的物体知觉为不好的。

其他的心理学家也加入到克莱英的行列，参与发展客体关系理论，该理论将个体与人们的关系、与一部分人的关系，以及一个人或者另一个人的象征意义看作生活的中心。这些关系影响对其他人的依恋的程度，并且也影响对自己的依恋程度。

自我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1895～1982年）认可他父亲的基本观点，但是，她对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作用有着特别的兴趣。这种关注自我始于被称作自我心理学的运动。这场运动是由海英茨·赫特蔓（1894～1970年）和艾司特·克瑞斯（1900～1957年）发起的。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逃避纳粹的屠杀，而从欧洲逃到美国的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中的两位。

赫特蔓和克瑞斯相信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的大多数重要发现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不同。像安娜·弗洛伊德一样，他们争辩道，自我比本我和超我更重要。他们认为自我包含一个“冲突—自由范围”，并且自我不仅仅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仲裁者，而是使用策略控制它们，就像一个商业的经理协调和管理着各方面的事物。

根据自我心理学家的观点，病人之所以会产生心理问题，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弱自我，或者因为他们的自我不能应付本我和超我。精神分析学家能通过使病人的自我更有力量和使他们有信心适应环境，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精神分析治疗家以他们自己为榜样，为病人提供一个坚强的、适应良好的自我的例子，从而实现治疗的目标。自我心理学家相信，精神分析学家能够提供一个强的人格来替代病人的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