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失望

检察长先生不得不向陪审团报告说，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犯人，虽然年纪尚轻，可他从事叛国勾当却已是个老手，因此，应当剥夺他的生命。他私通我们的公敌之行为，并非始于今日或昨日，甚至并非始于去年或前年。早在很久以前，该犯就频繁往来于英法之间，从事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活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倘若这种叛国行为猖獗下去（幸而绝无可能），那么他的罪恶行径可能至今尚未被揭露。然而，幸蒙上帝眷顾，令一个不畏艰险、不惧责难之人探知了该犯策划的阴谋，为此感到惊骇，并向国王陛下的首相和最尊贵的枢密院进行了揭发。这位爱国志士即将亲自出庭作证。总体而言，此人的立场和态度是高尚的。他原是该犯的朋友，却在那吉凶未卜的时刻，发现了该犯的丑恶行为，便毅然决定，将这个再也不值得他珍惜的叛国贼，奉献于我们祖国的神圣祭坛。如果英国也像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规定为有功于大众之人塑立雕像，那么这位杰出的公民肯定会享有一座了。不过，由于我国没有这类法令，他可能就无法享有了。正如诗人所云，美德是富于感染力的（检察长深信陪审团熟知许多此类诗章，甚至都快要逐字逐句从舌尖涌出来了，可此时陪审团却面露惭愧的神色，证明他们对这些章句一无所知），尤其是称之为爱国主义或者对祖国之爱的这种光荣美德。这位完美无瑕、无可指责的证人，这位为国王陛下（提到国王未免冒昧，却是一种光荣）效忠的崇高典范，其美德感染了该犯的仆人，使他做出神圣的决定，去搜查他主人的抽屉和衣袋，并且藏起了他的文件。他（检察长先生）已准备听到有人对这位可敬的仆人的种种责难；但就总体而言，他对那仆人的喜爱更甚于自己的（检察长先生的）兄弟姐妹，对那仆人的敬重更甚于自己的（检察长先生的）亲生父母。他满怀信心，呼吁陪审团也能效仿他的态度。他说这两个证人的证词，连同他们所发现并即将出示的文件，表明该犯持有国王陛下海陆军兵力、部署与战备情况的明细表，并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惯于将此类情报递交给敌国一方。虽然这些明细表尚无法证实为该犯笔迹，却也无关紧要，而且会更有利于起诉，因为这更加证明了该犯的狡猾防范之术。证据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证明在英军和美军首次交战前的数周，该犯就已开始从事这项罪恶的活动。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忠诚的（正如他所知）、尽职的（正如他们自己所知）陪审团诸位，必须积极主动地发现该犯的罪行，必须断然裁决该犯罪名成立，并判处死刑，无论他们是否乐意。若不砍掉该犯的头，他们自己就无法安枕无忧，也不能让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安枕无忧。简而言之，所有的人，谁也别想安枕无忧了。最后，检察长先生以他所能想到的一切为名义，要求陪审团务必砍掉该犯的头，并且庄严宣称，他已经把该犯当作是死去的了。

检察长的发言结束时，法庭里响起了一阵嗡嗡声，好像一大群绿头苍蝇围绕着犯人，等着他快点变成他就要变成的那种东西。当嗡嗡声静下来了，那位无可指责的爱国志士出现在证人席上。

接着，副检察长先生紧随其上司之后，开始对这位爱国志士进行提问：此人名叫约翰·巴塞德，是一位绅士。他对于自己那纯洁无瑕的灵魂的描述，和检察长先生的叙述完全相同——如果说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太一致了。他卸下他那高贵胸怀中的重任之后，本想谦虚地退下去，可是坐在离罗瑞先生不远处、面前堆了一大摞文件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却请求对他提出几个问题。而坐在罗瑞先生对面的另一位戴假发的先生，仍然一直望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本人曾当过间谍吗？没有，他对这种卑鄙的暗示不屑一顾。他靠什么为生？靠他的财产。他的财产在哪里？他记不清楚了。是什么财产？那不关他人的事。是继承来的遗产吗？是的，继承来的。是从谁那里继承来的？一个远亲。很远的吗？非常远。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从没有因债务坐过牢吗？我看不出这跟案件有什么关系。从没有因债务坐过牢吗？——好，再问一次。从来没有吗？有过。有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也许是的。什么职业？绅士。有没有被人踢过？可能有过。经常挨踢吗？不是。被踢下过楼梯吗？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梯顶上被人踢了一脚，然后是自己滚下楼梯的。那一次挨踢是因为掷骰子作弊吗？是踢我的那个醉鬼胡说，那不是真的。你能发誓那不是真的吗？当然能。有没有靠赌博作弊为生过？从来没有。有没有靠赌博为生过？并没比别的绅士赌得更厉害。有没有向这个犯人借过钱？借过。还过吗？没有。你与这个犯人的关系原本算不上很亲密，是你在马车、旅馆和邮车里硬攀上的，才得以和他亲近，是吗？不是。你确定你看到了这个犯人带着这些表格吗？当然。关于这些表格你再也不知道别的什么了？不知道。比如说，这些表格是你自己弄来的？不是。指望从这次作证中得到好处？没有。不是受政府雇用，定期接受津贴，设置陷阱陷害他人？啊，天啊，不是。或者是干别的什么？啊，天啊，不是。你能发誓吗？我可以再三发誓。除了纯粹的爱国心，再也没有别的动机了？再也没有了。

那位道德高尚的仆人罗杰·克莱，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则一直不停地发着誓。他四年前开始给这个犯人当仆人，干活儿忠诚又朴实。那时，在加莱的邮船上，他问犯人，身边是否需要个当差的，犯人就雇用了他。他并没有请求犯人出于怜悯而雇用他——他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对犯人起了疑心，并开始留意他。在旅途中，他给犯人整理衣物时，曾多次在口袋里见过同这些表格类似的东西。这些表格是他从犯人的书桌抽屉里取出来的，不是他预先放进里面的。他曾看见犯人在加莱把同样的表格拿给几个法国绅士看，后来，在加莱和布伦，也都曾见他把同样的表格给那些法国绅士看过。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于是就告发了。他从没涉嫌偷盗过一个银茶壶；他曾经因为一个芥末瓶遭到过诬陷，但是结果证明，那不过是个镀银的瓶子。他认识前面那位证人已有七八年，而这不过是个巧合。他并不是说这是个特别出奇的巧合；当然大多数巧合都是出奇的。真诚的爱国之心才是他唯一的动机，他认为这种爱国之心也不是什么出奇的巧合，因为他是个真正的不列颠人，并希望很多人都能像他一样。

那些绿头苍蝇又发出了嗡嗡声，接着，检察长先生传唤杰维斯·罗瑞先生上庭作证。

“杰维斯·罗瑞先生，你是特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是的。”

“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你是否曾因业务原因乘坐邮车，从伦敦到多佛？”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旅客吗？”

“还有两个。”

“他们是在夜里中途下车的吗？”

“是的。”

“罗瑞先生，看一看这个犯人，他是不是那两个旅客之一？”

“我无法保证说他就是。”

“他像不像那两个旅客中的一个？”

“他们俩都裹得严严实实，天又那么黑，而且我们大家也没有交谈，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也不能说什么。”

“罗瑞先生，你再看看这个犯人。假如他也像那两个旅客一样，把身体裹起来，就他的身材个头来看，能否证明他不可能是那两人中的一个？”

“不能。”

“你是否愿意发誓，说他不是那两人中的一个，罗瑞先生？”

“不愿意。”

“那么至少你是说他有可能是两人中的一个了？”

“是的，不过我记得那时他们俩都——像我一样——胆小怕事，害怕强盗，而这个犯人却没有那种胆怯的神态。”

“你见过那种假装胆小怕事的人吗，罗瑞先生？”

“当然见过。”

“罗瑞先生，你再看看这个犯人。在你确切的记忆里，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

“什么时候？”

“那是几天以后，我从法国回来的时候，这个犯人在加莱上了我返程的那条邮船，和我同船旅行。”

“他是什么时候上船的？”

“午夜过后不久。”

“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样一个不适当的时刻上船的，就只有他一个旅客吗？”

“碰巧只有他一个。”

“不用管那是不是碰巧，罗瑞先生。他是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上船的唯一旅客，是吗？”

“是的。”

“你当时是独自一人旅行吗？罗瑞先生，还是有同伴？”

“有两位同伴。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他们现在都在这里。”

“他们都在这里。你曾与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几乎没有。那天有暴风雨，旅程漫长又艰难，这一路上，我差不多都是躺在沙发上的。”

“莫奈特小姐！”

刚才曾被众人注视的那位年轻小姐，从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众人的目光又都转向了她。她的父亲也和她一起站了起来，握住挽在他胳膊的那只手。

“莫奈特小姐，看一看这个犯人。”

面对这样的怜悯与同情，面对这样的青春与美丽，对于被告而言，比面对在场的整个人群要难受多了。他仿佛正站在自己坟墓的边缘，远远地望着她，即便众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在那一刻也无法使他保持镇定。他慌忙伸出右手，摆弄着面前那堆药草，摆成了想象中花园里花坛的样子。他尽力控制并稳定住自己的呼吸，嘴唇颤抖着，嘴唇上的血液一下子都涌向了心头。绿头大苍蝇的嗡嗡声再度响了起来。

“莫奈特小姐，你以前见过这个犯人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在刚才提到的那条邮船上，先生，也是在同样的时间。”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吗？”

“哦！真不幸，我就是！”

她那充满同情的哀伤声调，很快就淹没在法官并不悦耳的声音里，他严厉地说道：“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要加以评论。”

“莫奈特小姐，在那次渡过海峡的旅程中，你同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是的，先生。”

“回忆一下谈了些什么！”

在一片沉寂中，她用微弱的声音开始叙述：

“这位先生上船的时候——”

“你是说这个犯人吗？”法官皱着眉头问道。

“是的，大人。”

“那就说这个犯人。”

“这个犯人上船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的父亲，”说着，她深情地转过脸，望着站在她身边的父亲，“我的父亲疲惫不堪，而且身体很虚弱。父亲如此瘦弱，我生怕他在船舱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就在船舱楼梯附近的甲板上，给他铺了一张床，我自己就坐在他身边的甲板上照顾他。那天晚上，只有我们四个人，再没有别的旅客。这个犯人很好心，请求我允许他告诉我，怎样安置才能使我的父亲不受风雨的侵袭。当时，我不知道怎样安置才好，也不了解船出港后的风向。都是他帮了我。他对我父亲的状况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善意，我相信他这么做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就在这种情形下交谈了起来。”

“让我打断你一下。他是独自一人上船的吗？”

“不是。”

“有几个人和他在一起？”

“还有两位法国绅士。”

“他们在一起商量事情了吗？”

“他们一直在一起谈话，直到最后一刻，那两位法国绅士才不得不乘他们的小船上岸去了。”

“他们有没有传递过类似这些表格的什么文件？”

“他们是传递过一些文件，但我不知道是些什么文件。”

“形状和大小是像这样的吗？”

“有可能，不过我实在无法确定，尽管他们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低声说话。因为他们是站在船舱楼梯的顶上，这样可以借助悬挂在那儿的一盏灯的光亮；灯光很暗，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所以我没有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见到他们看过一些纸张。”

“好了，莫奈特小姐，现在说说你和犯人的谈话吧。”

“犯人对我可以说是坦诚相待的——这都是因为当时我的处境很无助——正如他也满怀善意，好心地帮助我父亲一样。我希望，”她突然泪如雨下，“希望今天我不是在以伤害来报答他。”

绿头苍蝇又在嗡嗡作响了。

“莫奈特小姐，如果这个犯人不能完全理解出庭作证是你的义务——你必须作证——你无法逃避——尽管你很不情愿出庭作证，那么在场的所有人当中，不能理解你的也就只有他一个人而已。请继续说下去。”

“他告诉我说，他此次旅行是为了办一件很微妙、很棘手的事情，这件事有可能会给人带来麻烦，所以旅行时他用了化名。他说，他几天前去法国就是为了这件事，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还要不时地往来于英国和法国之间。”

“他提到过美洲的事吗，莫奈特小姐？说详细些。”

“他详细地向我解释了那场争端是怎样产生的，他说据他的判断，错在英国方面，而且错得很愚蠢。他还开玩笑地说，没准乔治·华盛顿会和乔治三世一样名垂青史。不过，他说这些话时并没有恶意，他是笑着说的，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已。”

在一幕引人入胜的戏剧里，众人瞩目的主角脸上出现任何强烈的表情，观众们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去模仿。在她提供证词的过程中，当她暂停下来，等待法官做笔录时，都会留意一下自己的证词对被告律师和原告律师产生了何种影响，此时，她的额头间就会显露出痛苦、焦虑和专注的神情。而法庭里各处的看客们，脸上也都会露出同样的表情。当法官从记录本上抬起头来，对有关乔治·华盛顿的异端邪说怒目而视的时候，发现法庭内绝大多数人的额头，都成了反映这个证人表情的一面面镜子。

检察长先生这时向法官大人表示，为了慎重起见，同时也是为了形式上的健全，有必要传唤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莫奈特医生。于是他被传唤了。

“莫奈特医生，看一看这个犯人，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那时他来我伦敦的寓所拜访。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能否识别出他就是那次和你同船的旅客？或者能否说一说他和你女儿的谈话？”

“先生，两个问题我都答不上来。”

“两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他低声答道：“有。”

“是不是因为你在自己的祖国曾经遭到不幸，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受到了长期监禁，莫奈特先生？”

他用足以打动每一颗心灵的语气回答道：“是的，长期监禁。”

“刚才提问中谈到的那个时间，是你刚被释放出来不久吗？”

“他们是那么告诉我的。”

“你对当时的情况已经没有一点记忆了吗？”

“没有了。从某个时候起——我甚至说不上确切的时间——我坐牢时从事了做鞋这一行，从这期间的某个时候起，直到我发现自己已经和亲爱的女儿住在伦敦为止，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当仁慈的上帝恢复了我的各种能力时，女儿和我已经十分亲近了；可我连她是怎么和我亲近起来的也说不清了。过程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检察长先生坐下了，那父女俩也一起坐下了。

此时，这案子出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情况。现在的目的是要证实，这个犯人在五年前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夜里，曾与某个尚待缉查的同谋一起，搭乘过到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该犯深夜在中途某个地方下了车，并未作停留，而是又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一个驻军要塞和造船厂去搜集相关情报。一个证人被传唤到庭，确认该犯当时的确曾出现在那个驻军要塞和造船厂所在的市镇，就在一家旅馆的咖啡室里，等候着另外一个人。犯人的辩护律师反复盘问了这个证人，但毫无结果，只是问清了他除那次之外，并未在其他任何场合见过该犯。这时，那位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把它揉成团，扔给了那位辩护律师。律师利用下一次停顿的空隙，打开纸条看了一眼，然后神情专注、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犯人。

“你还是说你十分肯定那人就是这个犯人吗？”

证人表示他完全可以肯定。

“你见过和这个犯人长得很相像的人吗？”

证人说，他还从没见过相像到能使他认错的人。

“你仔细看看那边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同行，”律师指着刚给他扔过纸条的那个人，“然后再仔细看看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俩是不是非常相像？”

除了这位博学的同行的外表有些漫不经心、不修边幅之外——如果不算是放荡不羁的话——他们俩长得确实十分相像。当把两人进行比较时，不仅证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辩护律师请求法官大人命令这位博学的朋友摘掉他的假发，法官不大情愿地同意了，这样看来，两人的相像就更加明显了。法官大人询问斯特里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他们接下来是否要以叛国罪审问卡尔顿先生（那位博学的同行的名字）？斯特里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不过，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倘若他能早一些看到这个证明自己太过轻率的例子，他是否还会那么自信？而现在，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例子，他是否还是那么自信？如此等等。以上盘问的结果是，那个证人像一件陶器似的，被砸了个粉碎，他在本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被砸成了一堆废物。

克朗彻先生一边听着证人作证，一边吮吸着手指上的铁锈，此刻，他这顿“午饭”已经快吃饱了。他现在得打起精神专心听了，斯特里弗先生正把这案子像套紧身衣服一样，套在陪审团身上。他向陪审团指出，那位爱国志士巴塞德，是个受人雇用的密探和叛国者，是个厚颜无耻的干血腥勾当的家伙，是继受人唾骂的犹大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恶棍——他的样子看上去也确实很像犹大。而那个道德高尚的仆人克莱，是和巴塞德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这两个作伪证、发伪誓的造假者，盯上了这个犯人，想把他当作牺牲品，因为他是法国血统，在法国有些家族事务，这就要求他得经常往来于海峡两岸——尽管对于究竟是些什么事务，出于替他的亲人着想，他宁死也不肯透露。那位年轻小姐的证词所受的曲解，她在作证时所受的痛苦，诸位是有目共睹的，这些证词毫无意义，完全不能证明什么，只不过是青年男女邂逅时，常有的那种单纯的殷勤礼貌而已——只有说乔治·华盛顿的那些话有点例外，不过，那些话也太出格，太离谱，太难以置信了，最多只能看作是一个荒唐的玩笑。如果政府想要利用最低俗的民族仇视和恐惧心理，就很难继续为自己树立威信，只会暴露出政府的弱点，而检察长先生一直对此种心理大力渲染，充分利用；然而，这种做法毫无依据，有的只是那些丑化玷污此类案件形象的卑鄙无耻、声名狼藉的假证罢了，而我国的国事犯审判中已经充满了这种情况。说到这里，法官大人插话了（他的面孔板得那么严肃，仿佛都不像一张真实的脸了），他说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忍受这些含沙射影的言论。

然后，斯特里弗先生又传唤了几个他这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于是，克朗彻先生接下来又看到，检察长先生把斯特里弗先生刚套在陪审团身上的那件紧身衣服，里子朝外，整个翻了过来；他表示，巴塞德和克莱甚至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上百倍，而那个犯人则要坏上百倍。最后，法官大人亲自出面了，他把那件紧身衣服翻来倒去，时而里子朝外，时而又翻进去，但是，总体来看，他显然是想把它剪裁成一件给犯人穿的寿衣。

现在，陪审团开始进行商议了，法庭里的绿头大苍蝇又嗡嗡了起来。

一直坐在那儿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卡尔顿先生，即便在这令人兴奋又刺激的时刻，也不曾挪动一下位置，换一下姿势。此刻，他那位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先生，正一边整理着面前的文件，一边和坐在近旁的人低声说着话，还不时焦急地望望陪审团；此刻，所有的看客都多少走动走动了，然后再重新聚在一起；此刻，法官大人本人也从座位上站起身，在台上缓缓地踱来踱去，看客们不免疑心他是不是烦躁不安；只有这位卡尔顿先生依然靠在椅背上坐着，破旧的律师袍半敞着，凌乱的假发刚才摘下后，又随便扣在头上，双手插在衣袋里，双眼还是始终盯着天花板。他大大咧咧的行为举止，不仅使他看上去有些不体面，而且大大降低了他与那犯人之间毋庸置疑的相似程度（刚才他们俩一起被比较时，他暂时摆出一本正经的模样，曾经强化了这种相似程度），以至于很多看客注意到他现在这副样子时，都彼此议论说，他们原本也没觉得这两人有多相像。克朗彻先生也对他身旁的人表达了这种看法，还补充道：“我敢拿半个畿尼打赌，这人揽不到打官司的活儿，他看上去就不像是个会打官司的人，是不是？”

然而，这位看似不拘小节的卡尔顿先生，对现场的种种细节却十分留意。就说眼下，莫奈特小姐的头耷拉到了她父亲的胸前，就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并且立刻高声叫道：“法警！快照看一下那位小姐，帮那位先生把她扶出去。没看到她快要倒下了吗！”

当她被扶出去的时候，许多人都对她表示怜悯，也对她的父亲深表同情。显然，重新提起被囚禁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当他被提问时，就已显现出内心强烈的激动。打那时候起，那种使他显得苍老的冥思苦想的表情，就像一片乌云似的，一直笼罩着他。他出去以后，陪审团回来了，稍作停顿，便由陪审团主席代表陪审团发言。

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希望允许他们暂时退席。法官大人（心里也许还想着乔治·华盛顿）对他们意见不统一表示惊讶，但还是欣然同意了，他们可以在监督与戒备下退席，接着，他自己也退了席。这场审判已经持续了一整天，法庭内此时已经点起了灯。传言说陪审团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看客们便都陆续散开，去吃点喝点东西了，犯人也退到被告席后面，坐了下来。

刚才那位年轻小姐和她的父亲出去时，罗瑞先生也跟了出去，现在他又出现了，并朝杰里打了个手势。这时，众人的兴趣已经减弱，杰里没怎么费力就走到了他的身边。

“杰里，如果你想吃点东西，那就去吃吧。不过，别走得太远，陪审团进来时，你必须在这儿听着，不能比他们回来得晚，哪怕片刻也不行，因为我要你把最终的判决带回银行去。你是我知道的速度最快的信差，能远远赶在我之前到达圣堂门。”

杰里露在外面的额头，刚好够他用指关节敲敲，于是他便敲了敲，算是对罗瑞先生这番话以及给他一先令表示感谢。这时，卡尔顿先生走了过来，碰了碰罗瑞先生的胳膊。

“那位年轻小姐怎么样了？”

“她非常难受，不过她父亲正在安慰她，而且离开法庭后，她感觉好些了。”

“我去把这话告诉犯人。你知道，像你这样一位有身份的银行业绅士，公开去跟他说话，总是不太合适。”

罗瑞先生脸红了，好像也意识到了，对于这个问题，自己内心确曾有过斗争。卡尔顿先生向被告席外侧走去。法庭出口正是在那个方向。杰里跟在他后面，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还有尖钉子似的头发，去听他讲话。

“达内先生！”

犯人立即走了过来。

“你自然是很急于知道证人莫奈特小姐的状况。她会好起来的。你已经目睹了她焦虑不安时最糟糕的状况了。”

“这都是因为我而起的，我深感抱歉。你能否把这话代我转告她，并转达我衷心的感谢？”

“可以。我愿意转达，如果你请求我这么做的话。”

卡尔顿先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几乎有点傲慢无礼了。他站在那儿，侧过半个身子对着犯人，胳膊肘懒懒地靠在被告席的栏杆上。

“我请求你代我转告，并请你接受我衷心的感谢。”

“那么你——”卡尔顿说道，仍然只用半个身子对着犯人，“你预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达内先生？”

“最坏的结果。”

“这种想法是最明智的，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不过，我认为他们退席对你是有利的。”

在法庭出口的通道上逗留，是不允许的，所以杰里没有再听下去，就走开了——留下他们两个人——外表如此相似，而举止又是如此不同——肩并肩站在那儿，被头顶上方的镜子映照着。

在楼下挤满了小偷和流氓的过道里，尽管有羊肉馅饼和麦酒帮助解闷儿，一个半钟头的时间熬起来也很缓慢。声音粗哑的送信人吃完这些点心，便在一条长凳上很不舒服地坐下，打起盹儿来。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一股急速的人潮涌向通往法庭的楼梯，也把他给卷了进去。

“杰里！杰里！”当他赶到门口时，罗瑞先生已经在那儿叫他了。

“这儿，先生！再挤回来简直像打仗一样。我在这儿呢，先生！”

罗瑞先生从人群中递过来一张纸条给他。“快拿着！接住了吗？”

“接住了，先生！”

纸条上草草地写了几个字：“无罪释放。”

“要是你又送‘复活’那个口信，”杰里一边转过身来，一边咕哝着，“这回我可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在离开老贝利之前，他根本没有机会再说什么，或者说没有机会再想什么别的事，因为人潮忽然凶猛地向外涌出，几乎使他双腿架空着就出来了，喧闹的嗡嗡声席卷过街道，仿佛那群失望而归的绿头苍蝇四下散开，又分头到别处寻找死尸腐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