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
红日已高三丈透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浣溪沙
红日金炉，玉楼碧阙，佳人美酒，无不透露出李煜帝王生活的各种痕迹。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皆是些缠绵缱绻、显贵荣华的风景。这枕温柔乡，这片富贵地，曾摄过才子的魂魄，缠过词人的心田，再以后遭遇国破家亡，帝王仓皇辞庙，甚至沦为赵氏兄弟的囚徒，千般万般，皆由此起。
很多人说，承袭帝位非李煜所愿。由是出发，无数拥趸以“天教心愿与身违”诉说着李煜生于帝王家的无奈，认为登基为帝的荣耀一刻，是才子悲剧命运的源头。倘若他只是个寻常人家的公子，风流如他、才情如他，那一双眼睛定然像微风拂过的湖面，时而荡漾起一抹碧水的青光，时而暗淡出一片夜空的清寂。这样的男子，世人皆盼着他能有个快活且圆满的人生。
心有愿，但天不遂。历史与命运，屡屡与人们的愿景开些吊诡的玩笑，便让词客坐了皇位，又让君主成了俘虏。
清朝的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便是被这命运玩弄的棋子之一。顺治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仅这两个数字，已足够让人刮目相看。据正史记载，这位少年天子崩于天花，英年早逝。然而诸多野史，都称他后来看破红尘、厌倦宫闱，最终在五台山出家。
和这桩不见于正史的奇闻一起流传民间的，还有一首《归山词》，其中有这么几句自白：
黄袍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万秋！
相传此诗见于五台山善财洞上院正殿的山墙上。康熙帝命人拓印，带回京城请孝庄太皇太后鉴别。这位在宫廷斗争的血雨腥风中鲜少落泪的老妪红了眼圈，颤巍巍地点头，认定笔迹确实出自她那抛却万里江山的儿子。
《归山词》是否是顺治亲作，历来争论不止。然二百余言，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同一宗遗憾：事与愿违。
后人多说，继承大统与顺治的心愿相违，也和李煜的心志相悖。他们隔着千年的凄风苦雨，却都成了被皇权羁缚的可怜俘虏。
公元961年，二十五岁的李煜子承父业，成为南唐的统治者。因为兵败，当时的南唐已取消帝号，沦为后周的附庸。李煜继位不久，即向代周建宋的赵匡胤大量纳贡，并亲笔写了封言辞谦卑的表文，表示愿意恪守臣道。若观时局，李煜这番举动或可称是不能不为；倘论骨气，则是人未举步但膝骨已弯。
这首词就作于李煜登基后，南唐亡国前。先读《归山词》，再吟《浣溪沙》，猛然惊觉，或许，自作多情的后人，大多误读了李煜。多情如他，即使亡国后，也未像顺治这般发出过“为何生在帝王家”的感慨。
这位南唐君王的生活，自有一番绮丽光景。
红日升，已有三丈之高。大殿里，太监和宫女们忙着朝金炉里添加炭火。侍者往来不绝，连地上的红毯都被踏出了褶皱。善舞的美丽宫人，随着舞曲翩飞似蝶，跳到用情处，束发的金钗沿着光滑的青丝坠落。
或是因那缭绕不去的香气，或是因宫人曼妙的舞姿，或是因舞者那柔顺乌黑的长发，或者只是因为美酒，置身其中的李煜有了些许醉意。他随手摘下一朵鲜花，希望能借此醒酒。恰在此时，其他宫殿里的音乐缥缈传来，先入君王耳，再绕君王心。
宋代的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有言：“帝王文章，自有一股富贵气象。”李煜词中这一番尊荣至极，又怎“富贵”二字了得？
炉是黄金铸成，虽然贵重，却不及用炭之讲究。香兽这种用炭，并非寻常人能用。最初使用香兽为炭的是晋朝羊琇。据《晋书·羊琇传》记载：“琇性奢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李煜学不来羊琇的智勇，已是可悲，又竭力效其奢侈，更加可叹。
红日高过三丈，皇帝没有批阅奏章，也没有接见大臣，更未思索国家命运百姓祸福，反而沉醉在歌舞美酒中，日日以谱新曲、做新词、制新舞为乐，实在让人忍不住怨之恼之。
若非一国之君，李煜自然无法把风流才子的奢华迷梦变成现实。宋代李颀在《古今诗话》说：“诗源于心，贫富愁乐，皆系其情。”此语可视为《浣溪沙》一词的注脚——做着太平天子的李煜，有着由衷的快乐和满足。
他曾沉醉于那温柔乡、富贵地，待到想从中抽身而出时，则是怕那温柔乡终会成为英雄冢。乱世出英雄，当赵匡胤厉兵秣马准备一统天下时，不识干戈的李煜有成为英雄的机遇，却没有成为英雄的雄心。他早已在醉舞狂欢、夜夜笙歌的欢愉中大醉，在金炉红毯的奢华中迷失。
和他一同迷失的，还有整个南唐朝廷。
《资治通鉴》有言曰：“楚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说的是上行下效之害。可惜李煜早生了些年头，无缘得见司马光对君主的劝谏。正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南唐朝廷被诗词和歌舞笼罩，文人无谋，武士无志，表面繁华至极，背后隐忧重重。
故而，小小南唐的旖旎宫廷，算不得是英雄冢。
在那些歌舞升平的年华里，李煜对皇位甘之如饴。他贪恋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带来的诸多特权，并选择对帝王的责任视而不见。有史书评价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才子李煜掌舵南唐，或许是他的不幸。然与之相比，南唐子民却更加不幸。当他在大好晨光里逗弄佳人、拈花听鼓的时候，赵氏的兵卒已磨刀霍霍。
有人或许要为李煜辩解：不恤政事不上早朝，李煜并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要向前追溯二百年，便有唐玄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揭了这位帝王的短：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早已烂熟。李隆基与李煜这两位君王，同样“不早朝”，同样夜以继日沉溺于政务之外，同样，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安史之乱起，六军不发，唐玄宗眼睁睁地看着宠妃“宛转蛾眉马前死”，却“掩面救不得”，只落得“此恨绵绵无绝期”。爱情支离破碎，盛唐也随之一并成了说书人嘴里的往事。
帝国在玄宗手中由盛转衰，相较而言，李煜则失去的更多。当他手擎白幡向宋军投降时，不仅失去了“三千里地山河”和深爱的女人，还有为君的尊严、为人的自由。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不管是因为女人，还是因为其他和朝政无关的兴趣，但凡荒废政务者，大多会被历史荒废，成为一卷史书中灰暗的一笔。
后人说唐玄宗是被女人所误，其实，这位“开元盛世”的开创者，只不过是把自己从“应做”之事中解脱出来，放纵任性地投入到“想做”的事情里。他是被放纵吞噬的。
李煜则与他不同。享乐是人之天性，而奋发图强则需后天磨砺。李煜被极具文人气质的父亲教育长大，在他为一首词的韵脚紧锁眉头时，没有人教过他怎样去做好一个皇帝。他是被无知戕害的。
他懵懂无知地过着他理想的生活。这种红日升而不起、佳人舞而心醉的日子，被斥为奢靡无度，或许能够和杜甫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相对照，成为极乐与地狱的范本。然而，很多人像明代文学家杨升庵一样，一面疾言厉色地“讥其忒富贵耶”，一面又赞其词章豪华妍丽，甚至引为“绝唱”。
帝王的狂欢不是一日，也不是一夜，而是夜以继日；宫殿里的宴乐，不在一处，而在多处，甚至，整个宫廷都迷失在了箫鼓齐奏的歌舞升平里。词里前后呼应，帝王生活之放纵无度，可见一斑。
日头是红灿灿的，兽炭是带着熏香的，箫鼓一曲曲，荡漾了心神，美酒一樽樽，已染醉了灵魂。李煜眼中的宫廷生活，说得文雅些，恰似一桌色美香浓味鲜的珍馐美馔。先哲们说尽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可叹李煜却不懂。
值此美景，面对佳人，耳闻仙乐，不沉醉，难，抽身而退，更难。
难怪李煜醉了。
万顷波中得自由
其一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其二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渔父两首
家在内陆，少时没见过江河湖海的人，无从了解靠水为生的渔人过的日子。初读宋朝范仲淹的古诗《江上渔者》，便沉浸在诗人对渔夫驾一叶小舟，“出没风波里”的无限悲悯中。
多年以后读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突又迸发对渔者新的认知，同情瞬间化作敬仰。那个老人“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但是，他已经连续八十四天一无所获。第八十五天，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马林鱼。这本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但他没能顺利把鱼拖上船，反而被鱼拖着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历经殊死搏斗，老渔夫终于杀死猎物，并把马林鱼绑在小船上。此时庆祝，依然为时尚早。归途中，小船遭遇鲨鱼，筋疲力尽的老人被迫继续战斗，死里逃生后，小船后绑着的马林鱼只剩下头尾和脊骨。
这位历经生死最终安全返航的老渔夫，以不屈的硬汉形象让无数后人折服。那条于碧波万顷中乘风破浪的小船，承载的不仅是生计，还有敢于抗争的灵魂。
李煜曾作两首《渔父》词，表达了对渔者生活的向往。但能料想，他既不会想做个如范公诗中在惊涛骇浪里以性命博温饱的渔人，也不会像海明翁笔下那位老者，拥有与一切磨难抗争的勇气。
最著名的渔父形象，来自于屈原的《楚辞》。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时他偶遇渔父。两人相谈投机，屈原抒发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愤，渔父则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点醒屈原。
时至今日，后人仍折服于屈原的风骨。随着这篇《渔父》的广为流传，渔父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从点人悟道的神仙，逐渐演变成隐逸超脱、淡泊名利的象征。以至于后人再描写渔人生活时，常忽略其浪里穿行的凶险，避谈其生活困窘的尴尬，而是极度渲染其垂钓江上的雅趣。这类作品，当以柳宗元《江雪》中塑造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形象为典范。另外，元代胡绍开的散曲《沉醉东风》里的描写也颇为生动：
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
同样是一叶扁舟、一片汪洋、一名渔夫，几经历史迁延，渔夫之意已不在鱼。渔夫不再有谋生之苦，在过惯了舒服日子的李煜笔下，渔人更是悠闲自在。
因词人的多情，“浪花”和“桃李”也成了有情之物。“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这是景语，也是情语。江南的熏风搅扰着平静的海面，海浪翻卷出水做的花簇，轻轻撞击着渔人的小船，溅起星星点点的水雾，落在船上渔人的脖颈里，清凉得令人神清气爽。
渔人驾着小船顺风顺水而下。两岸边，桃花夭夭，李花点点，都随着船的行进飞快后退。不需遗憾，因为前方仍有桃李列队相迎。不论是船下的大海，还是两岸的花海，皆浩浩荡荡，不见尽头。
风景已令人沉醉，渔者生活的惬意更令人向往，让人恨不得放下一切俗事，将自己放逐水波之上，只需浊酒一壶，钓竿一柄，从此后，春风秋月、凡尘闹市，都付笑谈中。连渔人自己都感叹：俗世里，像我这样快活的人，能有几个！
李煜笔下这种超脱尘世外的快乐，很多人都可与之共鸣。比如宋人朱敦儒，他长期隐居，不肯应诏出仕，先后写过六首《渔父》词，歌咏其隐居期间的闲适生活，仅其中“摇首出红尘”一句，即可见超脱尘世的豁达与潇洒。便是东篱采菊、眺望南山的陶渊明，所做之事虽不同于渔夫，但情趣志向却殊途同归——他们追求的，不过“自由”二字。李煜在另一首《渔父》词中，以“万顷波中得自由”一句，直言对自由的向往。
一叶扁舟泛五湖，如李煜一样把自由寄托在万顷碧波的人古来有之，然而，真正能如愿以偿的，却没有几人。昔日范蠡辞官泛五湖，是为了避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下场；柳宗元“独钓寒江雪”是因为仕途不遇；赵孟頫“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不经意流露的，是愤世嫉俗的情绪。
文人多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鲜有人天生向往红尘之外。他们立志渔隐，大多是半缘心性半缘现实。
譬如范仲淹，便是其中一例。他在岳阳楼上，面对着“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想象着春风和煦的夜晚“渔歌互答”的情景，颇有出世风姿。风景如此超凡脱俗，置身其中的人却还是发出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叹，并称之乃“古仁人之心”——那些极力歌咏渔隐生活的人，是否都像范公，表面上“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内心却只把万顷水面当作自己郁郁灵魂的放逐之地。
李煜当然不是真想做“渔夫”，他甚至不像那些身在江中心忧百姓的“古仁人”，满心家国之念。他写这两首词，意在高调表示归隐之心。
然而，归隐本不是应该大声宣扬的事情，但李煜被现实逼迫得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据史书记载，李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重瞳，即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在李煜之前，目有“重瞳”者只有仓颉、舜、重耳、项羽四人，或成帝王或为圣人，最不济的项羽也是一方霸主，可与刘邦争雄。本为吉相，却会给他招致无穷祸患，因为李煜有一位“为人猜忌严刻”的兄长李弘冀。
相较其他兄弟，李弘冀刚毅勇猛，虽是储君，但并不讨父亲李璟的喜爱。李煜本是李璟第六子，但因四位兄长早逝，待他成年时，已是实际上的次子。皇位争夺历来惨烈。重瞳面容，加上次子身份，李煜自然而然地被李弘冀视为登基路上的障碍。此前，为了扫清障碍，李弘冀已经毒死了叔叔李景隧。
对这一切，李煜心知肚明。他本对皇权没有太多期待，但却莫名地置身于权力争斗中不能脱身。他尽量避免参与政事，还一再高调表明心迹，“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都是李煜为自己取的名号。这两首《渔父》词，也意在表明同样的心迹。
对《渔父》述志之说，王国维先生提出过质疑。他认为词作“笔意凡近”，可能并非出自李煜之手。但《全唐诗·南唐诸人诗》《近代名画补遗》《宣和画谱》等典籍都有记载，称是李煜把这两首词题在了宫廷画师卫贤绘制的《春江钓叟图》上。
王国维“凡近”之评，当是针对遣词，尤其“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中四个“一”字，民歌痕迹浓重。语言虽然凡近，贵在造意不凡，把一腔洒脱的隐士情怀抒发得淋漓尽致。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不同于“粉妆玉砌”的另一种美，在诗词意境上，前者往往更难实现。清代纪晓岚曾有一首《钓鱼》，也像李煜的词一样，有一种素颜朝天的美。
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梢头一钓钩。
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一人独占一江秋，好个渔人，好种境界！若抛却创作背景再读李煜之作，其笔下的渔人，大有一人一棹一舟，独占一江春色的洒脱！但是，李煜终究未能享受这份闲情逸致，他于江上垂钓，求的不是鱼。
史上另有垂钓者，饵食下水，却不为钓鱼。他们便是姜太公和严子陵。
姜太公渐近古稀时，用直钩在磻溪垂钓，钓到了他的伯乐周文王，得以大展宏图，留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千古佳话。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窗，两人幼年交好。刘秀登基后，多次请严子陵入朝为官，但严子陵隐居山水，垂钓终老，后人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之所以提及两位古人，实是因为这一枚钓钩上的因缘际会，让人无法看透。
姜子牙垂钓，求的是机遇，种种举动，都是有意为之。李煜后来也得到了一个机会，他寄情山水以求自保，免遭李弘冀迫害。然李弘冀不幸病亡，李煜意外地被立为储君，然后君临南唐，最终又亡国被俘。幸与不幸，谁也说不清。于他而言，这一切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严子陵垂钓，求的是名，不过他是无意为之，便留下了高风亮节的美誉。李煜殚精竭虑，也是求名，一个“无所为，不作为”的恶名，以求在李弘冀的戒心中全身而退。事实上，最后他不退反进，以至于到达了自己无法掌控的地方。于是，泛舟湖上，只是一场秀而已，哪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要么抗争而得，要么彻悟而得。但包括李煜在内的诸多文人，大多徘徊于两者之间，隐逸之乐，不过是他们镜花水月般的念想。
所思远在别离中
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又是过重阳，台榭登临处，茱萸香坠。
紫菊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新雁咽寒声，愁恨年年长相似。
——谢新恩
李从善是李煜一母同胞的弟弟，为人很有些度量，尤其喜欢武功，与终日流连诗词歌舞的李煜不同，他很想有一番作为。昔日太子李弘冀为人好猜忌，李从善只好按捺着觊觎皇位的野心。
李弘冀病故后，在世的众皇子中李煜年龄最长。按照储君“立长”的传统，当时还叫李从嘉的李煜成为东宫新主的人选，颇受李璟青睐。李从善不甘，其拥护者纷纷开始活动，大臣钟谟甚至直接上书，批评李煜“器轻志放，无人君度”，向李璟推荐李从善。但李璟决心已定，于是将钟谟贬官，立李煜为太子。李从善仍未死心，直到李璟去世后李煜继位前，他还偷偷打听遗诏的内容。
李从善之心，可谓昭然。
为夺皇位，秦有二世矫诏杀害兄长，唐有玄武门兄弟相残，宋有烛光斧影之说，及至清代康熙朝，更有九王夺嫡的伦常悲剧。皇位未定时你争我夺，登上皇位后要巩固皇权，同为“天家血脉”的兄弟首当其冲，就成了必须要防范的人。权势诱惑下，手足之情往往不堪一击，甚至连父子伦常都脆弱得令人心惊。楚穆王、隋炀帝弑父夺位的丑行遗臭万年，而叛乱不成反被诛杀的皇子也不在少数。最是无情帝王家，夫妻缘、父子情、兄弟义，世上最亲密的亲情，在这里都变得淡漠。
但李煜却显得有些例外。天生仁厚的他，并未想过和兄弟们争夺皇位，昔日在太子李弘冀步步紧逼下，他选择寄情书画与山水，不愿和兄长发生冲突。后来李从善诸多行为已逾越了臣子本分，即便有人揭发，李煜却没有放在心上，还封李从善为韩王，后改为郑王，一直恩遇有加。
在几个弟弟面前，李煜并不喜欢扮起君王的角色，他更像一位慈爱的兄长。李从善入宋不归，让他万分惦念。
南唐在北宋的虎视眈眈中挣扎喘息，李煜也少了玩乐的兴致，连教坊内的歌舞也停了数日。见李煜终日闷闷不乐，大臣们联名上奏，请求罢朝一日，登高赏菊，吟咏助兴。春日寻春、秋日赏菊，本是李煜热衷的活动，但这一天，偏偏是重阳佳节。
关于重阳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月九日最初是大宴宾朋、亲戚相会的日子，人们多在这一天赏菊饮酒，魏晋后逐渐成为习俗。到了唐代，重阳日才成为正式的节日，举家团圆，登高、赏菊、插茱萸等民俗盛行。
但凡此类节日，游子心中都会多三分酸楚。把这种感情表达得最酣畅淋漓的，当属唐代王维，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游子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
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家乡亲人，家中人对行客何尝不是牵肠挂肚。每逢佳节倍思亲，对独自客居汴京的李从善，李煜十分牵挂；想必独在异乡的李从善，也会想起金陵城里的亲人。
同样的思念，不一样的心情。思念来袭时，李煜和李从善都觉痛苦，但李煜身边有小周后软语温存，有其他兄弟相伴左右，还有朝臣争相劝慰，李从善却是孤零零身处虎狼之地，连心事也无人倾诉。百感交集下，李煜曾写下一篇《却登高赋》：
怆家艰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陟彼冈矣企予足，望复关兮睇予目，原有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於戏噫嘻，尔之告我，曾非所宜。
赋中情状，令人动容：国家时局艰难，任凭我望断天涯路，昔日相伴左右的七弟也不能归来。南唐终日冷风凄凄，我终日以泪洗面。心绪被万千愁丝缠绕，对所有事都失了兴致，无法高兴起来。大臣们劝我登高寻乐，恐怕这并非忘忧之策吧！
往年都登高，今年怯登高。李煜在这个被哀愁笼罩的秋日登上高山，眼前是无边秋色，心里是万千惆怅。这个重阳日，委实难挨。
自古逢秋悲寂寥，李煜眼中的秋光虽不是寂寥一片，但在红叶落满台阶时，一种无计挽留时光的无力感，还是撞击着他柔软的心。如果可以，他希望时光能停留在少年时，与兄弟饮酒作词、对弈赏花，或者停留在往年重阳日，与李从善登高时。然而台榭登临处，没有李从善，只有他。茱萸香囊散发出阵阵幽香，芬芳和寂寞缭绕着这留不住的冉冉秋光。按照民间传说，茱萸可以辟邪，助人消灾减难。李煜心中惦念着，远离了故国，不知是否有人为李从善备下茱萸。
初时怕登高，登上峰峦后又沉浸在了对旧日时光的怀念里。眼看天色已暮，应该回还，天空开始飘落细雨。江南的九月，雨水裹来凉寒，但李煜却不想归去。他的目光停留在不远处的几丛金菊上，想象着菊香随风飘入金陵千家万户，却飘不到李从善在汴京的居所。直到雁声惊起，他的思绪才被拉回。雁本是传情之物，词人的目光追随雁去，只盼着它能把思念带给李从善。
红叶、台榭、茱萸、菊花、烟雨、大雁，俱是重阳登高图中的凄凉笔墨。李煜就那样站在细雨中，不遮不躲，直到大雁消失在天边。
李煜并非只对李从善格外情深，他重视亲情与宗族观念。当年他的父亲李璟初登皇位，加封弟弟李景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另一个弟弟李景达为副元帅。李煜即位后效仿父亲，对叔叔和弟弟们大加封赏，既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也是想与至亲的人共享荣耀。
在和兄弟的相处中，李煜也表现出了有别于其他帝王的随和。他派遣兄弟出金陵为官时，不仅设宴相送，还作词寄文，抒发离情并千叮万嘱，送邓王李从镒到宣州赴任即是一例。在送行宴上，大臣们在君王的授意下纷纷作诗相赠，李煜还亲自写了一首《送邓王二十弟从镒牧宣城》：
且维轻舸更迟迟，别酒重倾惜解携。
浩浪侵愁光荡漾，乱山凝恨色高低。
君驰桧楫情何极，我凭栏干日向西。
咫尺烟江几多地，不须怀抱重凄凄。
诗中是李煜对别后场景的设想。他将日日斜倚栏杆，望向弟弟从镒所在的地方。临别在即，他对从镒道：金陵与宣城两地相隔并不遥远，不必为分离如此伤心。与其说是在安慰从镒，不如说这是李煜在安慰自己。
或许是觉得一首诗的短小篇幅不足以道出全部离情，李煜后来又写了一篇《送邓王二十弟从镒牧宣城序》，细致地叮嘱从镒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就像每一位仁爱的兄长都会做的那样。
终李煜一朝，天家有亲，兄弟有情。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唯有强大才能保护所爱之人，这就像他的父亲李璟一生都不明白，爱自己儿子的方式，应该是让他们成为有力量的男人。
待月池台空逝水
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
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谩斜晖，登临不惜更沾衣。
——浣溪沙
如果说李煜曾对自己的人生做过总结，那么，这首《浣溪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心曲了。天教心愿与身违的无奈，是对无常生命的啼血控诉。如转烛，似飘蓬，必是一段难以言说的身世。
“转烛”最早见于杜甫的古诗《佳人》，中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两句，道破世事艰辛。未曾识干戈的李煜曾在祖父膝下承欢、与父亲诗词唱和，与大周后携手种梅，与小周后画堂幽会。更多的时候，他尽情展示出绝代风华，即使兵戎迫近，也不肯从偏安迷梦中醒来。然而，一朝烽火起，国门破，这个经历了半生浮华，被江南暖风湿雨哺育出的江南贵公子，就像杜甫笔下在战争中失去父兄的佳人，自此以后零落无依，才知人间苦难的滋味。
蓬草和蜡烛一样，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蓬叶形似柳叶，花色洁白，一旦过了生长季就会迅速枯萎，且与根部断开，遇风飞旋。亡国后被幽禁在汴京的李煜，根在江南，人在北地。他还不及飞蓬幸运，蓬草至少会待花开枯萎后才与根断绝，李煜却是壮年时就因战争迅速憔悴，就像一株正在花期的植物，受尽风雨摧残，又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方土壤生存。
李煜的一生，从浮华到幻灭，从欢乐到悲伤，就如风中烛光，风中飘蓬，命不由他定，由风定。
无论做“转烛”，还是成“飘蓬”，都非李煜所愿。回忆过去的种种，惊觉他人生中竟无多少如意事。感怀身世之余，惆怅和苦闷达到极致，一句“天教心愿与身违”，把所有不如意归结为天公不作美，而这不过是李煜的自我安慰，也是他的又一次逃避。
能令李煜埋怨命运不公的，幼子仲宣的早夭乃是其一。仲宣聪敏强记，三岁时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孝经》，这本是当时书生们准备科举考试所学的典籍，他小小年纪就已熟记，足见其天资聪慧。除此以外，他熟悉全部繁缛的宫廷礼仪，和大臣相见时应对有度。
按照宫内规矩，皇子出生后应该由专门的宫人照顾，但大周后爱子心切，一直把他留在身边，亲自教导。公元961年，大周后病重，不得已只好让仲宣住在别处。他在佛像前玩耍时，一只猫蹿上悬挂在宫殿墙顶的琉璃灯盏，灯坠地发出巨响，仲宣受到惊吓。几日后，他竟就此夭折，时年只有四岁。
大周后得知仲宣的死讯，病情加重，很快也辞世。
年轻时便遭遇丧子、丧妻之痛，这对生活一向平顺的李煜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憾事，只能徒劳埋怨天公不作美。至于几年以后的亡国，更是李煜不愿见到的。
在登基之初，一闪念间，李煜也曾想过要当一个好皇帝。大臣张佖曾劝他要以汉文帝为榜样，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在这份奏章上，李煜批示：“朕必善初而思终，卿无今直而后佞。”然后，张佖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可惜他对治国的热情只是一闪而逝，反而终日流连于诗词书画、歌舞音乐、美酒爱情。耿直的大臣纷纷劝谏，李煜最初尚能一笑而过；后来，内史舍人潘佑和户部侍郎李平劝得多了，话说得重了，又有奸人从中挑拨，李煜竟将潘、李二人先下狱后诛杀。
大将林仁肇为挽救南唐王朝，向李煜献策先发制人，由他带兵偷袭北宋。为了保护李煜，他甚至道：“若担心势不能敌，于国不利，可在我起兵之日，将我眷属拘捕下狱，然后再向宋朝廷上表，指控我窃兵叛乱。事成，国家或可受益；事败，我甘愿受杀身灭族之祸。”但胆小怕事的李煜犹豫再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后来北宋使出反间计，李煜反而果断地毒杀了林仁肇。
另有《钓矶立谈》，记载着这样一桩事：
后主天性喜学问，尝命两省丞郎给谏、词掖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赐之对坐，与相剧谈，至夜分乃罢。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好生戒杀，本其天性，承蹙国之后，群臣又皆寻常充位之人，议论率不如旨尝。一日叹曰：“周公、仲尼忽去人远，吾道芜骞，其谁与明？”乃著为《杂说》数千万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几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原来，李煜也常和大臣讨论富国强民之策。但每当臣子的意见与他相左，他从不自我反省，而是责怪大臣们不理解他。他自比上古明君，感慨当今世上没有如周公、孔子一样的贤者，所以无人理解他的为君之道。他还把自己的治国见解记录下来，盼着百世后能有人理解。
根本不需百世，金陵城破的一刻，李煜所谓的“道”，已成为笑话。百世后若有人读到其“数千万言”，恐怕也只能长叹一声。
李煜自毁长城，又不肯听讽纳谏，亡国是人祸，怨不得天。或许，性格已决定他本就不是南唐国主的上上人选。李弘冀若没有病逝，李从善若更为年长，或许，南唐就不会那么轻易土崩瓦解。他既没有治国之才，又无领军之勇，除了仁厚，似乎不见其他任何可助其成为优秀政治家的品格。由此，后人更在百世之后，觉得《浣溪沙》中“天教心愿与身违”一句，其实也暗含了李煜不愿为君之心。
李煜是否真的不想做皇帝？这是个无人可以解答的谜题。倘若他果真厌倦庙堂，大可做个顺水人情，把皇位拱手让给野心勃勃的李从善。事实上，他可能只是不想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枯燥的治国理政上。光政殿内的臣子对答，远不如瑶光殿里的琵琶曲更能静心，勤政殿的权力博弈，更不及禁苑寻春的一分乐趣，李煜享受着皇位赋予他的种种特权，丰富着各种生命体验，却不想履行君王的义务，在国破家亡后，也归咎于天。
李煜笃信佛教，应知佛曰：“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别离，怨憎，求不得。”由此来说，“心愿与身违”本就是人生常态，所求越多，失望的机会便越多。就如李煜，要逸乐还要江山，要美人还要华年，倘桩桩件件都如他所愿，需得天公多少垂怜？
昔日在暮色中等待月上柳梢时那你侬我侬的情意，已如东流水。斜阳被琼楼玉宇掩映，在花荫上洒下一层金黄的余晖，如梦似幻。李煜畏惧的一切，都成了现实。下阕中“空”“谩”二字，道出说不尽的寂寞、悲凉、迷惘、无奈和追忆。
这所有愁绪，在登临时更达到了顶峰。客居他乡者，往往最惧登山临水。纵使山再高，也无法让登临者窥见故乡风光，极目处，天与地连接一起，极远又似极近，反而更增三分失落；纵使水再深，也无法让临水者御水而行，凭栏望，海天一线，那屏障若隐若现，又添了七分惆怅。
是谓登山临水，凝眸处，离愁更深。
可是，客居者又常常忍不住登临，总盼着天涯望断处，就是故乡。别离是愁，思念是毒，明知饮鸩止渴并非良策，却在刻骨牵挂中饮下一壶又一壶。
亡国前，李煜也曾在黄昏时独倚栏杆，虽然国将不国，日日沉溺于笙歌醉梦里的他，也盼望那一刻永不逝去。那时的他，大抵未曾想到过在异乡登临的万般苦楚。及至后来，心与愿违似乎成了人生的常态，等他再次登临，已在长江的另一边。
看花莫待花枝老
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缥色玉柔擎，醅浮盏面清。
何妨频笑粲，禁苑春归晚。同醉与闲评，诗随羯鼓成。
——子夜歌
寒冬甫过，北风裹挟着黄沙席卷而来，辽阔的中原大地呈现出沧桑美感。赵匡胤所在的开封城内，春寒依旧，皇宫内苑，也只有点点寒梅，俏立枝头。
开封城还在倒春寒时，赵匡胤视线不及但眼线遍布的金陵城内，已是桃红柳绿、莺歌燕舞，江花红胜火，江水绿如蓝。梅花满树堆粉、迎春枝头闹春、海棠似点点胭脂、杜鹃傲然绽放、桃花风中飘香……像有一阵鼓点催开百花，它们赶着花期络绎而来，把金陵的春天装点得闹闹腾腾，开封之春也因此更加寂寞。此情此景，让赵匡胤怎能不对南唐的土地垂涎三尺？
李煜看到的只是“禁苑春归晚”；赵匡胤看到的，则是整个南唐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盎然春光。高度决定了他们的视野，而视野，又决定了他们后半生的高度。
忙于禁苑寻春的李煜，可能一生也未能通晓此理。
寻春之事，历代文人雅士都在做，可惜好花不常有、好景不常在，于他们而言，春天总是太短，还没来得及抓住它的尾巴，酷夏就已来临。
春日短暂需及时行乐，紧迫感袭来，遣词造句一向精致的李煜，竟也来不及细细琢磨，仔细修饰，只招呼左右宫人道：“在春天到来前，便要做好寻访春天的准备；在百花盛放前，不妨先安排好赏花的活动。”语毕，他匆匆而去，唯恐错过了美好春天的一瞬。
这样通俗的开篇，却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清代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有过评价：“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这首《子夜歌》，就如王昭君和西施不施粉黛的模样，素面朝天，却于率真中见出真性情。
上阕开篇，隐约有几分唐诗《金缕衣》的影子：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花开花落只在转瞬间，令杜秋娘想到应“惜取少年时”，但李煜想到的，则是尽兴“看花”，莫待花枝老。
鲜花易老，好年华也会随时光而去；花朵一岁一枯荣，好年华却从不回头。
李煜能敏锐地觉察到春天的到来，未雨绸缪地安排寻春事宜，在国事上却后知后觉。宋军架桥过江时，他只觉可笑而未设防，投降后寝殿中仍有未拆封的战报——治国于他而言，不是不能，倒更像不想。倘若他肯把赋词寻欢的心思匀出几分在政事上，金陵何至于王气不再？
连赵匡胤都承认，李煜若能勤奋地治理国家，南唐可能便不会亡。可是，在本应“识干戈”的时光，他只顾兴致勃勃地在禁苑寻春。
春满金陵美如画，皇宫里的春天更美。不仅因为群花在枝头摇曳生姿，还因为美人笑靥胜花。淡青色的细瓷酒壶卧在玉石桌上，素胚上勾勒着点点青花。佳酿珍藏多年，未过滤的米酒醇香扑鼻。美人玉手纤纤，擎着酒杯劝饮君王，这一晃动，沉淀在杯底的渣滓缓缓浮起，杯中酒浑，不多时渣滓又沉，酒水清亮，杯底则漾着温润的光泽。
消受着良辰好景、美人佳酿的词人，终于恢复一贯的精雕细琢，以“缥色”代酒壶，借“玉柔”代美人洁白柔软的手，仅以五字，绘出一幅美人劝酒图。
昔日李白曾有诗云：“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李煜面前人花交映，难怪他也忍不住“频笑粲”。何况“禁苑春归晚”，让他有更多时间尽情享受春日温柔。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大林寺内，白乐天将本已消逝的春意延长，这是山上山下温度不同所致。而李煜的“禁苑春归晚”，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或许，他相信自己和唐玄宗一样，既是人间天子，便能主宰时令。
唐代南卓曾在《羯鼓录》中，记载了唐玄宗号令春花之事。早春二月，宫内杏花含苞已久，但因春寒料峭，迟迟不肯吐蕊。玄宗盼春心切，于是命人在内廷击打羯鼓，演奏的正是他亲谱的《春光好》。不多时，绿柳发芽，红杏生花，天子笑着说：“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
李煜赞叹“禁苑春归晚”时的情态，当与玄宗一般无二。他明知，禁苑禁得了百官子民的出入，却决计拦不住春去春来。禁苑的春意迟迟不肯离去，说这番梦话的人，若非痴了，便是太过得意。李煜不觉得玄宗所做之事可笑，反而也招来乐工，在禁苑击响了羯鼓。羯鼓声中，他与随行者赋诗作词，自觉风流俊赏。
“诗随羯鼓成”，非才高者不能为。三国时有曹植七步成诗，李煜的敏捷才思，大抵不输于他。
对曹植，晋人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其兄曹丕嫉妒他的才华，又对曹植深得父亲曹操宠爱而耿耿于怀。曹丕继位后，寻了个无聊的由头，命曹植在七步内成诗，否则性命不保。曹植果然出口不凡，此后《七步诗》流传千古：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用“煮豆燃豆萁”比喻兄弟相残，一句“相煎何太急”让曹丕面红耳赤。
只可惜，未见典籍记载李煜随羯鼓而成的诗句，否则，当又添一段佳话。
赏花、闲评、赋诗，一人则无趣，需志同道合的人相互应和。李煜父子治下的南唐，如曹植一样的风流人物不在少数。
把李煜锻造成文人的李璟，也是个不爱江山爱文学的帝王。李璟素爱与擅长诗词的臣子唱酬应和、品诗论文，乐此不疲。在他的倡导下，南唐官员几乎人人都能做诗，甚至连武将也不例外。冯延巳、徐铉兄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煜兄弟久受熏陶，也个个擅诗。李煜的九弟李从谦，有一首著名的《观棋诗》：
竹林二君子，尽日竟沉吟。
相对终无语，争先各有心。
恃强斯有失，守分固无侵。
若算机筹处，沧沧海未深。
李从谦写这首诗时尚未成年，那时他常常去看李煜和他人对弈。有一天，李煜开玩笑让他当场赋诗，否则以后不准旁观。君无戏言，李从谦自然信了兄长的话，略一思忖，便吟出这首诗。虽然没有咚咚羯鼓相伴，但少年展露出的过人才华，依旧令人心折。
帝王的家风就是一个国家的国风。李煜父子，骨子里更近于文人。他们以文人的精神和胸怀治国，最高的雄心壮志，不过是守住祖宗留下的基业。由他们掌舵的南唐文人辈出、文学鼎盛，但面对赵匡胤的悍将强兵，却不堪一击。
及时行乐，往往是因为害怕欢愉难以长久。莫非，禁苑中的李煜已感觉到了隔江那边肆意的窥探，或预知了未来的命运？
不！危机感是政治家才有的素质，李煜却不过是个文人。他看到的，不过是从枝梢簌簌而落的花瓣，以及一并捎走的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