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好一颗机心，放好一颗初心
道家反对标榜圣人，反对卖弄世智辨聪。古往今来，不少人却都是因为处世用尽心机，或者聪明太盛，结果身心反为之所累。机心的恶性蔓延，使初心沦落，让人们的生活远离了原初的天然快乐，每个人戴着一张面具处世，其实最终受伤害的是彼此。
机心如流毒
所谓机心，就是世故心、势利心，现实世界中，机心几乎无处不在。机心的恶性蔓延，让人们的生活远离了原初的天然快乐，每个人戴着一张面具处世，其实最终受伤害的是彼此。
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关于机心蔓延的描述。比如《庄子·刻意》中说道，“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又有“夫神者，好和而恶奸。夫奸，病也”，这句出自《庄子·徐无鬼》，意思是说：圣明的人，喜欢跟外物和顺而厌恶为自己求取私利；为个人求取私利，这是一种严重的病态。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隐藏着一颗世故的机心。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他们交朋友，只是为了今后能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做工作，只是为了能够赚取更多钱财；谈恋爱，只是为了满足个人一时的私欲；孝敬父母，只是为了博取一个好名声……总之，不管做什么事，总是目地在先，名利当头。像这样“挟心而与天下游”，怎么会没有痛苦呢？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走在大街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都为挤一辆公交车而焦头烂额；为忙工作而嚼着一个鸡蛋灌饼，喝一杯劣质豆浆，匆匆赶路；酒店里，几个人觥筹交错，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友好的笑容，但可能在背后大家就会互相骂一句……这些人的心里也许装着各种各样互不相同的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那就是都在为“名利”这两个字。为了得到名利，他们在对待任何人、任何事时，总是从“是否有用”这点上来考虑，“机心”怎么会不越来越重呢？
杜甫诗云：“翻手为云覆为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你很会结交朋友，那你觉得和你相交的那些人都是没有目的，只有感情的吗？《庄子》中指出：“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这是讲，因利害关系相结合的人，在遭遇困难逆境时，很容易背弃对方。与此相反，“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以天属者”是指彼此结合的关系是建立在极为信赖的基础上，这种朋友关系即使在逆境中，也会禁得起考验，彼此相互帮助，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机心如流毒，处处蔓延。即便是明德英勇之士，有时也不免卷入其中，甚至为了一时的世故机心争斗，其实不过留给后人又一段唏嘘感慨的往事。
春秋齐景公时，田开疆率师征服徐国，有拓疆开边强齐之功；古冶子有斩龟救主之功；由田开疆推荐的公孙捷有打虎救主之功。三人结为兄弟，自号为“齐邦三杰”。齐景公为奖其功劳，嘉赐“五乘之宾”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三人挟功恃勇，不仅简慢公卿，而且在景公面前也全无礼数。甚至内结党羽，逐渐成为国家安定的隐患。齐相晏婴深感忧虑，想除掉他们。
一天，晏子从后花园摘了两个桃子，对他们三人说，谁的功劳最大，就吃一个桃子。
公孙捷首先挺身而出，说自己曾亲手打死一只吊睛白虎，解救了主公。于是晏子赏给他一个桃子。古冶子不服，站起来说自己曾在黄河中杀了一只巨龟，救了主公的性命。于是晏婴把最后一个桃子赏给了他。可是，此时田开疆也站了出来，说他曾奉命攻打徐国，逼徐国投降，为国家奠定了盟主地位，他的功劳才最大。晏子看公孙捷和古冶子的桃子都吃完了，立即对景公说：“田将军的功劳最大了，但桃子已经赐完了，只好等熟了再赐了。”景公也说：“田将军的功劳最大，可惜说得太迟了。”田开疆自以为这是一种耻辱，功大反而不能得到桃子，于是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相继因功小食桃而感到耻辱也自杀身亡，景公下令为他们厚葬。
这个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历史故事，后人不知做过多少评判解说，其实不论我们站在哪个角度上来评价，充斥在这个故事中的最多的其实就是一颗世故机心。晏子虽为国家大计，但其手段还是多少有些残忍机诈，但是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三人若不是惑于功利而相争，最后也不会中晏子之计，落得个羞辱而死的结局。机心的蔓延，其危害令人畏惧。表面上看，晏子是赢家，其实不然，用阴谋杀死了功臣，多少还是令其内心不安，也给历史留下了又一段非议的话题。所以说，机心诡诈最后伤害的是对方也是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机心甚至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心理势力。尽管在公开场合中，很多人对势利者嗤之以鼻，宣称势利是一种丑行、一种恶德，但违心的抨击却遮掩不了他们对势力虔敬的信奉。这样的宣称也仅是他们掩饰自己的一种手段，暗地里他们就会遵照势利去行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小心误入伪诈人的雷区
境界有高下，我们可以用庄子讲的故事来打比喻，说很多小鸟看不上大鹏，其实自己只是自夸贬他，聊以自慰而已。在现实中就不乏伪诈之人。平时我们不得不提防这类人，因为他们不但自己飞不高，还要别人也飞不高，见别人飞高，就要拿弹弓打下来。
南宋时，为了“精忠报国”，年轻的岳飞应募从军，参加抗金斗争，很快他就成了一名能干的军官，并组建了“岳家军”。岳飞有句名言：“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
不久，宋军从金兵手中收复大片失地。1140年秋，岳飞率领军队在河南大败金兵，并准备把金兵赶回东北老巢。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皇帝却连发十二道金牌，召他班师回朝。他和将帅们收复国土的宏图大志也不得不半途而废。
原来这是当朝丞相秦桧捣的鬼。当时宋朝的内部分为主战与求和两派，秦桧是当朝最大的实权派，也是最富有的官僚。为了保存财产与官职，他主张尽快求和。求和的先决条件是除掉主战派代表岳飞。秦桧绞尽脑汁，终于有了办法。
他首先诬陷岳飞手下的将领张宪谋反，然后又诬陷岳飞之子岳云给张宪写过谋反信，是同谋。凭借这些诬陷的罪名，岳云与张宪就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监牢。接着，他又借口质问岳飞几个问题，令他到当时的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去。岳飞一到临安，就被捕入狱。
为了找借口处死岳飞，秦桧宣布岳飞、岳云和张宪共同策划谋反。当被质问“岳飞抗金，何罪之有？岳飞谋反，证据何在”，秦桧支支吾吾，作出了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莫须有”的意思，就是“大概有”。按照秦桧的授意，岳飞三人很快就被判处死刑。1142年，岳飞在杭州风波亭遭到杀害，当时他只有39岁。秦桧知道，凭正当手段是无法除掉岳飞的，他就只好加给岳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仅仅凭猜测来给一个无辜者定罪，也就是无中生有地诬陷。由于这个颠倒黑白的故事，“莫须有”这个词一直流传至今。
像秦桧这样的小人没有道德负担，没有在基本道德意识之上产生的社会责任感，因而在他的心目中不存在所谓的群体大局、国家大事。小人心中的“大事”就是他的个人私利，就是他强烈欲望的满足，除此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内容。我们正常人所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小人所接受的自我教育则是“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且要坚决地凌驾于国家、集体利益之上，甚至将其彻底取消。这种观念上的分野使正常人和小人在面对某些事关国家、集体大局的选择时往往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取舍，而这种取舍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截然相反的。这种人能力越大，破坏力也越大。这注定他一生必以己之力毁人，真是可叹。
所以生活中，我们要小心提防这种小人，他们的私欲总是在自己身上游走不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难免会触碰到他们敏感的神经，因此还是小心为妙。
唐朝有个叫卢杞的官员，是个心胸狭窄、阴险伪诈之人。此人生来相貌奇丑，铁青脸面，鼻子扁平，两个鼻孔朝天，眼睛小得出奇，世人都把他看成是个活鬼。这个人大概是因为胎记又长在了脸上，有强烈的自卑心，所以他对权力的欲望很大，后来曾居要位。《唐书》记载，他当了宰相之后忌能妒贤，凡是他看不顺眼的，就把人家杀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立威，巩固权势。比如同朝为官的杨炎认为卢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里很不高兴，结果他被卢杞谮毁，被贬逐到崖州。朱泚叛乱，德宗逃亡到奉天，崔宁流泪论时事，卢杞听了非常反感，于是在德宗面前说崔宁与朱泚立过盟誓，崔宁因此被杀。因为讨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直言，德宗兴元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时，卢杞想趁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他，派其前往劝谕，被李希烈缢死。这些事例，暴露了他强烈的自卑心理。也正是由于他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因此当别人看到他丑陋的样子时哪怕忍不住笑一下，他便认为别人瞧不起他而怀恨在心，然后伺机报复。
当时的郭子仪就处处防备这个小人。他让他的姬妾在卢杞来的时候躲起来，以防止因为失笑而遭灭门。于此，我们也可见卢杞之卑鄙。后来此人终不得善果。他在朝四年，人们怨声载道。泾原兵变后，京师失守，卢杞被大臣上疏指斥罪责，这个不可一世的卢杞，在建中四年十二月，被贬为新州司马。贞元元年，卢杞又被贬为澧州别驾。在赴澧州途中，病死于船里，连老家都没有回去。古代讲落叶归根，他客死他乡，也算是报应吧。
通篇来看，秦桧与卢杞，都曾位极人臣。他们本可以潇洒作为一番，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可惜的是二位官虽大，眼界却狭窄，只看到了自己身边的小世界，对无边的天下视而不见。真是可悲、可恨、可气、可叹。而我们对于生活中的这类诡诈之作风，不仅自己要严厉杜绝，同时对待这样的人也要小心谨慎，切莫入了对方的雷区。
聪明才智也有负面效应
提起《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人们一方面惊叹于她无与伦比的治家才能、应付各色人等的技巧，一方面又感慨于她的结局。她就是因“机心”太重而遭悲惨结局的典型。
正如那曲《聪明累》所唱：“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王熙凤在贾府算是一个“巾帼英雄”了，她想尽各种办法，使用种种计谋，想使贾府振兴起来，或者至少维持着大家的局面，同时也积攒些家私。然而她的努力，她的“鞠躬尽瘁”，却换来了贾府上下一片不满，最终也没有使贾家有什么起色，死后甚至连女儿也保不住。凤姐“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心性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从小儿大妹妹玩笑时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真真泥腿光棍，专会打细算盘”，“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都占全了。这些熟悉凤姐为人的各色人等对凤姐的评价，活脱脱展现出了一个机关算尽太聪明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十分精明的人物，却落得孤家寡人，身心劳碌至死，最终又一无所得的下场，岂不正应了“聪明反被聪明误”那句话了吗？
凤姐比一般人更多地体验了痛苦的折磨，且不说她在背后遭骂挨咒，劳心竭力，绞尽脑汁，就是死时的凄凉和死后的寂寞也会使她更显苦楚。
王熙凤不可谓不聪明，但导致她悲剧结局的因素不也这是因为她“太聪明”吗？“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这句话，点中了很多人的痛苦根源。
世人常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自命不凡，投机取巧，最后葬送的却是自己。所以，老子反对标榜圣人，反对卖弄世智辨聪。春秋战国之间，善于奇谋异术的高人，一个比一个高明。然而，那个时代的世局也特别的动荡不安，人命危如累卵，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可能。由于老子处于那个时代，深深感到痛苦和不满，因此便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人们如果不卖弄聪明才智，本来还会有和平安静的生活，却被一些标榜圣人、标榜智慧的才智之士搅乱了。
纵观古往今来，不少人都是因为处世用尽心机，或者聪明太盛，结果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三国时期的杨修就是以耍小聪明最终遭祸的典型。
据史记载，杨修是曹操门下掌库的主簿。此人生得单眉细眼，貌白神清，博学能言，智识过人。但他自恃其才，竟小觑天下之士。
一次，曹操令人建一座花园。快竣工了，监造花园的官员请曹操来验收察看。曹操参观花园之后，是好是坏是褒是贬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拿起笔来，在花园大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扬长而去。一见这情形，大家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也猜不透曹操的意思。杨修却笑着说道：“门内添‘活’字，是个‘阔’字，丞相是嫌园门太窄了。”官员见杨修说得有道理，立即返工重建园门，改造停当后，又请曹操来观看。曹操一见重建后的园门，不禁大喜，问道：“谁知道了我的意思？”左右答道：“是杨修主簿。”曹操表面上称赞杨修的聪明，其实内心已开始忌讳杨修了。
又有一回，塞北送来一盒酥饼孝敬曹操，曹操没有吃，只是在礼盒上亲笔写了三个字“一合酥”，放在案头上，自己径直出去了。屋里其他人有的没有理会这件事，有的不明白曹丞相的意思，不敢妄动。这时正好杨修进来看见了，便堂而皇之地走向案头，打开礼盒，把酥饼一人一口地分吃了。曹操进来见大家正在吃他案头的酥饼，脸色一变，问：“为何吃掉了酥饼？”杨修上前答道：“我们是按丞相的吩咐吃的。”“此话怎讲？”曹操反问道。杨修从容地应道：“丞相在酥盒上写着‘一人一口酥’，分明是赏给大家吃的，难道我们敢违背丞相的命令吗？”曹操见又是这个杨修识破了他的心意，表面上乐哈哈地说：“讲得好，吃得对，吃得对！”其实内心已对杨修产生厌恶之情了。可杨修还以为曹操真的欣赏他，所以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把心智用在琢磨曹操的言行上，并不分场合地卖弄自己的小聪明，也不断地给自己埋下祸根，最终因“鸡肋”事件被曹操诛杀。
《庄子·人间世》中庄子借圣人孔子之口说：“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由此可见“机心”显现的形态。一个人如果总是以“机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迟早会遭到别人的打击报复，即使别人一时报复不了你，你也会因殚精竭虑，谋划保护自己的各种措施，以致劳神伤心。如果你想要得的东西始终得不到，又会陷入欲望不能满足的泥潭之中。用这样的机心去对待身边的各种人和事，你怎么能不心生痛苦呢？
苏东坡在其《洗儿》一诗中这样写：“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对自己一生因聪明而受的苦真是刻骨铭心，以至于希望自己的儿子愚蠢一点，才能躲避各种灾难。所以说处世为人，千万不可被聪明所误，过于聪明正是许多人的痛苦之源。人生也是如此，人人都玩弄聪明才智，只会让世界繁杂凌乱，绝圣弃智，才能朴实安然地生活。
势利心愈重烦恼愈多
一个人为什么会产生“机心”？因为人的心里藏有势利的种子，因为势利才产生“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势利就是一种欲望。正如《庄子·大宗师》中所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欲望越多，痛苦也越多，满心的势利，实则是人生的大悲哀。人心不足蛇吞象，想想蛇吞象的样子，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咽不进，吐不出，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势利心愈重，烦恼愈多，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反而一辈子将自身置于忙忙碌碌、钩心斗角之中。这样活着，未免太累！如果少一些势利心，是不是也会少一些痛苦呢？
从前，有两个很要好的人一同结伴远行。两人背上行囊，风尘仆仆地上路，誓言不达目的地绝不返家。
二人走了两个多星期之后，遇见了一件十分奇异的事。一位白发长者站在路中央，仙风道骨，一看就是神仙般的人物。于是他二人跪地膜拜一番。其中一人突发奇想，心中自忖，今日得此机缘为何不求求这位神仙，说不定能满足我的愿望呢？于是开口向这位仙人求道：我二人远行至此，有幸得见仙驾风采，想来定是前世机缘，敢问这位仙人，可否满足我们兄弟二人的小小的愿望呢？另一人闻言随声附和：是啊是啊！
神仙闻言，捋着白须说道：那好吧！那我有个约定在先，你们当中一个人先说，他的愿望一定会马上实现；而第二个人，就可以得到那愿望的两倍！”
二人闻言，心中又一番思量。其中一人心想：“这太棒了，我已经知道我想要许什么愿，但我不要先讲，因为如果我先说，我就吃亏了，他就可以得到双倍！不行！”而另外一人也是一样的心思。于是，两人就开始客气起来，“你先讲嘛！”“仁兄你比较年长，你先说！”“不，应该你先！”二人彼此推来推去，“客套地”推辞一番后，就开始不耐烦起来，气氛也变了，“阁下实在麻烦！你先来！”“为什么我先！而不是你先？”
两人推到最后，其中一人生气了，大声说道：“喂，你真是个不识相、不知好歹之人，你若再不说，我就把你的狗腿打断！”另外一人一听，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居然变脸，竟然来恐吓自己！于是想，你这么无情无义，我也不必对你太有情有义！我没办法得到的东西，你也休想得到！于是，他干脆把心一横，狠心地说道：“好，我先说！我希望——我的一只眼睛——瞎掉！”
很快的，这个人的一个眼睛马上瞎掉了，而与他同行的好朋友也立刻两个眼睛都瞎掉！
这二人的遭遇实在可悲，虽是故事，却大有警示教谕之意。导致他们悲惨结局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是他们心中的挥之不去的欲望，是他们为势利所迷惑的缘故。
人生的许多沮丧都是因为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其实，我们辛辛苦苦地奔波劳碌，最终的结局不都是只剩下埋葬我们身体的那点土地吗？伊索说得好：“许多人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拥有的也失去了。”这可以说是对得不偿失最好的诠释。
其实，人人都想过美满幸福的生活，都希望丰衣足食，都无法真正摆脱势利心，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把这种欲望的机心变成不正当的欲求，变成无止境的贪婪，那我们就无形中成了机心的奴隶。在欲望的支配下，我们不得不为了权力、为了地位、为了金钱而削尖了脑袋向里钻。我们常常感到自己非常累，但是仍觉得不满足，因为在我们看来，很多人比自己生活得更富足，很多人的权力比自己大。所以我们别无出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在无奈中透支体力、精力与生命。
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一个人心中充满势利心，就会因此而衍生出困难、恐惧、怀疑、绝望、忧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一个人若是使自己的思想里充满了困难、恐惧、怀疑、绝望、忧虑的东西，那么他就难以走出悲愁、痛苦的境地。但他若能抱着乐观的态度，那么就可使蒙蔽心灵的种种阴霾烟消云散。
凡是能够保持坚定信念的人，一定懂得用希望来代替绝望，用坚韧来代替胆怯，用决心来代替犹豫，用乐观来代替悲观。一个人如果能拥有良好积极的思想、乐观愉悦的精神，那么他定能肃清一切心灵上的敌人，这样的话，就要比那些沮丧、失望、犹豫的人们有利得多！
庄子说，人生如“白驹过隙”，生命在拥有和失去之间很快就流逝了。人的心灵空间需要自己去经营，如果在自己的心中装满势利、欲望、各种算计机关，我们的心灵哪里还有空间去承载别的呢？
名心褪尽时，悠然见南山
在《庄子·人间世》中，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了一句人生的名言：“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人为了求名，不择手段，将自己的知识技巧作为斗争的工具，最终为名所困。
人最高的道德，就是把这个“名心”抹平。就像庄子所讲的，“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人家叫我是牛，很好，叫我是马，也好，人把虚荣心去掉了，一任时人牛马呼。
世界上有很多人，为了达到一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超过了道德的范围，破坏了人生行为的标准。他们为什么不能守住自己的本分呢？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名心的驱使。
一只芦花鸡总是丢蛋，女主人每天都要四下寻找。后来，邻居告诉她一个方法：这鸡丢蛋丢野了，放个“引蛋”，它就不会乱跑了。于是主人把芦花鸡放进草筐的时候，在鸡的肚子下放了一个鸡蛋，果然，芦花鸡不到处乱跑了。后来，主人再放进去的，只是两半对接的蛋壳，芦花鸡下蛋的时候径自奔着那草筐去了。有一次，另一只鸡提前占了它的窝，芦花鸡安静地在旁边等了一会儿，直到那只鸡把蛋下出来，它才探头探脑地跳了上去。再后来，主人干脆放进去一个半圆的土豆，那鸡也照样上去。那个土豆在草筐里整整待了一个夏天。秋天的时候，土豆已经干瘪得又黑又蔫，但芦花鸡因为这个土豆，没有再丢过一个蛋。
其实，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许多人都习惯性地奔赴一个既定的目标，在生活中重复着芦花鸡和土豆的故事，而这个土豆便是让人无法轻易描绘出的“名心”。
争名逐利，不是道德的行为，不是真正懂得人生。道家看来，人心就是名心，当名心褪尽，人之私欲不存，天理凸显，道心始生。
当名心褪尽，道心自然而生。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隐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悠然自得于乡野之间，洋洋洒洒地留下众多千古流传的佳作。崇尚自然，是陶渊明道心的核心，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态度，二是创作态度。在看待生命问题上，他任性洒脱，顺其自然，表现出超然无惧的清旷风度；在看待生活问题上，他贵身尚生，遗形取神，表现出应物而不累于物的处世风貌；在看待归耕问题上，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超凡脱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问题上，他称心足意，归朴守真，反叛“诗言志”，表现出体同大化的名士风貌。道心的滋生，使他吟出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的感叹。他向往桃花源似的生活，在《劝农》一诗中他以“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表达了对上古之时人民淳朴、以真性生活的向往。他之所以弃儒入道，在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陶渊明的境界让人心生向往。确实，现代人久在樊笼里，追逐名利之心日盛，甚至不少人在利益的追逐中尔虞我诈，原本纯净的心在红尘俗世中日渐蒙尘。
其实，一旦我们回归到世道本真上来，就会发现，人世的繁华与争斗其实都是负累，也是我们不快乐的原因所在。钩心斗角、追名逐利，不如宁静淡泊，抱朴守真，谨守着文人最单纯的本分，所谓褪尽名心道心生，我们也可以如陶渊明一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外曲还须内直
在《庄子·人间世》一篇中，庄子假托孔子与其弟子颜回对话来讲述为人处世的道理。颜回被孔子当场一骂，有点领悟了：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内在方直而外面曲成，这就是“外圆内方”，外面圆融一点，和人家接触和蔼一点，里头还是修我的道。慢慢地彼此向形而上道走，这样总可以吧。庄子提出三个要点：一是“内直”，里面修道，直心是道场；二是“外曲”，外面圆滑一点；三是“成而上比”，彼此慢慢升华。
在这里我们除了要领会“外曲内直”四字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庄子隐含了一层意思，即内里必须正直，如果缺乏这个，那么人的外在的“曲”就会失度。其实，内直是外曲的中轴线。
庄子眼中，“内直”是对的，脑子里面一天到晚空空洞洞，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是初步的功夫。儒家所讲的“清明在躬”，永远是清明；拿佛家来讲，心里是空的，清清静静，这就是“内直”。“内直者，与天为徒”。这样才可以天人合一。“与天为徒者”，效法天了，就是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那么，看人世间一切平等。孔子接着说：“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那么，你心里既然常常是空的，又何必要人相信你的意见，听你的话呢？你是要求人家认为你对，还是要求人家认为你不对呢？对与不对两边，都是落偏见了嘛，既然有了偏见，你内在修养就已经不“空”了嘛！就已经不“直”了嘛！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处世八面玲珑，而内心却始终固守着最初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人生境界。外事外物无法动摇他的初心。历史上不乏谙于此道的智者，在两千年前的魏国大殿里，上演了这样一幕。
魏王攻占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说：“大王是一代明君。”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何以见得？”任座说：“大王取得了城池，没有按顺序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魏王恼羞成怒，令手下把任座赶了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个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何以见得？”这位大臣说：“臣曾听说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听罢，魏王赶快把任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这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一段旧事，那些趋炎附势的大臣说魏王是明君，完全是出于保全自己与升官发财的私心，是圆滑，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使魏王更加昏庸。任座敢于不畏权势，直言进谏，非常了不起。可是因为不能包容魏王作为君王的颜面心理，不但没起到作用，反而自己被赶出去。而后一位大臣显然有更大的智慧。他心里能够明辨是非，非常清楚魏王是昏君，但为了使魏王能够纳谏，他顺从了魏王的心态，先说他是明君。因为这位大臣的心是为了帮助魏王的，所以他说出这句话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有本质区别，起到的作用也就不同。然后他在解释中婉转地告诉了魏王他就是个昏君，明君应该如何做。结果不但使魏王纠正了昏君的所为，而且还解救了任座。
这位大臣对问题的认识已经跳出了事情表面与当时的真与假，而更看重要使其人其事向什么方向去发展。他并不急于宣泄自己的认识，而是考虑到对方的接受能力。虽然魏王当时不是明君，但这位大臣说他是明君，并告诉他明君是什么样，就把对的东西、明君的作为在魏王面前确立了下来，起到了劝善的作用，引发了魏王真正向善的心，于是魏王自然就变好了。这也就是把方圆拿捏到位的力量。
上文中第一种人一心曲意逢迎，为人圆滑却失其德，失其筋骨；而任座过于刚正，险些因之获罪；最后一位大臣，柔中带刚，既使魏王喜悦，又救了人，是最上乘的处世之道，即内方外圆之道。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妙计。只有内方，具有正直的品格，为人处世才能无愧于天地，但是月满则亏，水满易盈，过于刚直则易折，因此凡事要学会变通，要讲究圆融，即外圆。外圆是以万变来处理内方这一不变。懂得这一道理，行走于人世间就能随心所欲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要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正确运用处世的方法谋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让人生之路通达顺畅。古代的钱币总是内方外圆，就像钱币一样，一个人也必须禀持这种做人的原则。方在内圆在外：内表示我们自己的内心，外表示我们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外圆表示我们为人处世要圆融一些、方便别人，我们自己的原则要有，但原则在内心中，不必处处示人；此外，内方外圆也表刚柔相济、内刚外柔的处世哲学。若是方在外，则必然处处碰壁，因为棱角分明必然与周围人发生摩擦、碰撞。
内直外曲，并不是胆小怕事，实在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尖锐时不得不用的一种智慧。
彼此敞开，坦诚相待
“绝学无忧”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绝学就是不要一切学问，什么知识都不执著，人生只凭自然，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以一种清明客观的态度，深刻独到的见解，独立于世。
在讲述“绝学无忧”的学问时，老子谈到了道德最高修养的标准。他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唯”与“阿”两字，是指人们讲话对人的态度，将二者译成白话，在语言的表达上都是“是的”。但同样一句话，“唯”是诚恳接受，“阿”是阿谀逢迎。虽然，有时说话需要婉转，但真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唯唯诺诺实乃小人之举。
老子说这些道理，并非教人们以尖刻的眼光，专门去分析周围人的言行举止，不要误读了老子的苦心，处处吹毛求疵，应该反求诸己，时时警醒，学习真诚不佞的“唯”，避免虚伪造作的“阿”。《韩非子》里记载了两则有关阿谀奉承、献媚取宠的历史故事，借以警戒世人。
春秋时，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将子反出任中军统帅，酣战之际，口中干渴，想要喝水。子反平素嗜酒如命，身边的侍从竖毂阳知道他好杯中物，便乘机讨好他，奉上一大杯酒。子反见后，既高兴又担心，说了一句：“嘻！拿下去吧，这是酒嘛。”竖毂阳不但不替换，还替他掩饰道：“这不是酒。”子反将错就错顺势一饮而尽，竖毂阳又连续奉杯，使子反喝得酩酊大醉。结果由于子反指挥失误，楚师溃不成军，楚王也被晋军射伤了眼睛。楚王得知内情，勃然大怒，将子反斩首示众。
与此相同的还有晋国大臣文子，文子嗜好声色玩物，其手下一个小官吏便处处投其所好，献媚取宠。文子喜欢音乐，他立即送上鸣琴；文子喜欢佩饰，他就奉上玉环。由于该小吏一味谄谀，助长了文子的恶习，结果文子被驱逐出宫。
此二人皆是失足于身边的阿谀奉承之中。可见，为人处世，一味阿谀逢迎，虚伪造作，终将为人所不齿。俗话说，读史学做人，我们可以从历史人物身上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从进言的角度看，真诚不佞，即便点头称是，也不是唯唯诺诺；阿谀献媚，即便自作聪明的批评，也是虚伪的变相逢迎。从纳言的角度看，喜忠直，耳畔便多逆耳忠言；耳根软，听到的便多是献媚之词。这是历史与现实共同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所以说，我们无论是为人、处世、治学、立家，即使高高在上或是沦为小小市民，都要妥善处理“唯”和“阿”的关系。
所以说做人与其戴着面具相互吹捧逢迎，不如彼此敞开，坦诚以待，虽然谏言多半逆耳，但是却可以让人进步和免于继续犯错误。阿谀逢迎的话说久了，谁都会腻，唯有真诚才能换来真心真情，长久来看，对自己对别人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就像老子说的，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其实，做人如果有“唯”的真诚，不管学习还是生活都能“绝学无忧”；反之如果终日爱好“阿”，不管是被人吹捧还是吹捧别人，没多久就要出事，生活的忧虑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了。
收好一颗机心，放好一颗初心
庄子在《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它所寓意的是超出了一切日常规范束缚的人的本真状态。《庄子·人间世》一篇中，庄子用七个寓言来讲述自己对人间世各种世态状况及应对措施的见解。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庄子通》一书中对此作了解释，他强调，个人身处世间，不可“挟心而与天下游”，否则就会像“韩非知说之难，而以说诛。扬雄知白之不可守，而以玄死”。既然一个人不可“挟心而与天下游”，那就说明人生在世，不可处处怀揣着一颗世故机心，而要学会放好自己的那个初心，能够“以真示人”。但很多人都自认为聪明，可以骗得了天下人，其实，人的智慧相差无几，一个人的那点小小的伎俩怎么可能瞒得了其他人呢？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此，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不要总以势利世故心待人做事，甚至有时使用一些手腕希冀自己能够“瞒天过海”，否则到终了受害的还是自己。
东晋时，王家是大家族，社会地位很高，因此当时的太尉郗鉴就想在王家挑选女婿。郗鉴这个女儿，才貌双全，郗鉴爱如掌上明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一定要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郗鉴觉得王家与自己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听说他家子嗣甚多，个个才貌俱佳。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王丞相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嗣很多，就由您到家里任意挑选吧。凡您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一个袒腹的青年人仰卧在靠东墙的床上，似乎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回去向郗鉴报告：“王家的少爷个个都好，他们听到了相公要挑选女婿的消息以后，个个都打扮得齐齐整整，装模作样，循规蹈矩，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若无其事。”郗鉴说：“那个人就是我所要的好女婿！”于是马上派人再去打听，原来那人就是王羲之。郗鉴来到王府，见到王羲之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
王羲之因为自信倜傥，也更因为心中没有通常世俗人的处世机心，所以并不为有人来挑选女婿就刻意打扮自己，反而袒腹东床，自顾自无拘无束，却因此得到赏识，这正是他天真本色示人的结果。可见做人收好一颗机心，以真示人，放好初心，更能为自己争得立足的天地。
相反，一个人假若总是想着如何从这个世界中攫取什么利益，或者迎合世人，处心积虑地生活，不仅自己活得累，最后也往往适得其反。
其实生命就像一个沙漏。在沙漏的上半部，有成千上万的沙子。它们在流过中间那条细缝时，都是平均而且缓慢的，除了弄坏它，谁都没办法让很多沙粒同时通过那条窄缝。人，也如同沙漏，每天都有一大堆的烦心事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必须一次一件慢慢来，否则沙粒便将堆积于心。这就是所谓的“沙漏法则”。
世上的美好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想把它们都装在自己心里，心灵承受得了吗？所以生活中，我们不妨常常告诫自己：做人当懂得奉行这种“沙漏哲学”。“一次只流过一粒沙子就行了”。
一个人在社会上面对生活中的诱惑久了，心中免不了受到大众的浸染，充满机心，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不妨试试故事所说的“沙漏法则”，让心中的势利机心漏出。
其实，人的心灵能否体验到安宁、自由和幸福，关键在于干净与否。不净则不静，不静就会为各种烦恼所困扰，生活在追名逐利的尘世之中，周围弥漫着自私自利的气息，甚至有污秽肮脏的恶臭，你若同流合污，可能一时痛快，却要经受长期的心灵煎熬，无论现实生活还是历史中，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说，做人不如学习道家，收好一颗机心，放好一颗初心，人生自然简单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