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关于派别

林语堂先生在《人间世》二十二期《小品文之遗绪》一文里说知堂先生是今日之公安，私见窃不能与林先生同。据我想，知堂先生恐不是辞章一派，还当于别处去求之。因此我想到陶渊明。陶渊明以诗传于后代，然而陶渊明的诗实在不能同魏晋六朝的诗排在一起，他本来是孤立的。知堂先生的散文行于今世，其“派别”也只好说是孤立，与陶诗是一个相似的情形。且让我道出究竟。我读陶诗亦可谓久矣，常常感得一个消息而又纳闷，找不着电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有一天居然于他人口中传出我自己的心事，而我与这说话人又可谓之同衾而隔梦。此人为北齐杨休之，我一日读到他的这几句话，“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杨休之去渊明未远，他的话没有成见在胸，只是老实说他自己所感触的，他从陶渊明的作品里感到“辞采未优”，这确是一个事实，只看我们怎样认识这个事实。陶诗原来是一个特别的产物，他虽然同魏晋六朝人一样的是写诗，他的诗却不是诗人骚士一样的写景抒情，而他又有诗人骚士一样的成功，因此古今的诗人骚士都可以了解他，而陶诗又实在是较难了解。杨休之提出的“辞采”二字，很能帮助我们说话，陶诗比起《文选》上那些诗人的诗篇，不正是少辞采吗？陶诗像谢灵运的诗吗？像鲍照的诗吗？甚至于像阮籍的《咏怀》吗？我们直觉的可以答曰不像。原来陶诗不是才情之作，陶渊明较之那些诗人并不是诗人，那些诗人的情感在陶诗里头难有，因此那些诗人的辞采在陶诗里头难有。陶诗不但前无古人，亦且后无来者，后之论唐诗者每将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同陶渊明说在一起，以为他们学陶而得陶之一体，这样的说法其实未必公平，王维等人其辞采亦多于陶，与其说他们与陶公接近，还不如说与鲍谢更为接近，唐诗写山水之胜，求之陶诗无有也。这个事实我以为并不稀罕，陶渊明在某一意义上本不是诗人，虽然他的诗写得那么恰好。我由杨休之的话再想到陶公自己的话，他仿张衡蔡邕诸文士而作《闲情赋》，序有曰，“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我想“文妙不足”或者本不是一句闲话，其知己知彼情见于词乎？昔年读《饮酒》诗，其第十首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回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我很为“似为饥所驱”之一“似”字所惊住，觉得这实在是有道之君子，对于自己的事情未能相信，笔下踌躇，若使古今文人为之，恐要写得华丽，所谓下笔不能自休也。陈师道曰，“鲍照之诗华而不弱，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虽然这所谓“切于事情”的含义怎么样我们不能妄为之推测，观其“不文”一语，总也是他的真实的感觉罢。今天我特意把《昭明文选》所录的诗翻阅一过，翻到挽歌项下见其将陶诗《挽歌》三首只选了第三首，此诗曰：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于是我掩卷而想，萧统为什么只选这一首？其以此首有“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等萧瑟的描写乎？陶诗之佳却不以此，在其唯物的中庸心境，因其心境之佳，而荒草茫茫乃益佳耳。《挽歌》第二首曰：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这样的文章，大约算得“古幽默”，写的是自己死后的情景，从前没有酒喝，现在酒菜都摆在面前，喝不到嘴了。曰“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又曰“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好像是老头儿哄孩子的话，说得蕴藉之至。又想着自己死后亲戚朋友来吊丧的情形，后来各人又都回家过日子去了。我的这些话只是对于萧统的选诗起了一点好奇心，他大约不能看出陶渊明的本来面目，同选旁人的诗是一副眼光，这仿佛可以证明我上面的说话似的。话又说回来，我草这篇文章的本意，是因为我觉得知堂先生的文章同公安诸人不是一个笔调，知堂先生没有那些文采，兴酣笔落的情形我想是没有的，而此却是公安及其他古今才士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知堂先生恰好与陶渊明可以相提并论，故不觉遂把一向我读了陶诗所感触者写出一些，而将要说到知堂先生这方面来，话一开头即有告收束之势，未知已足以见我之意乎？我这篇小文的范围，只着重在文章的派别这一个意思，因此把我以为应该算是孤立的两个人连在一起，实在这两个古今人并不因此是一派，此事今日真未能详言也。

上文于昨日写完了，在篇首加了“关于派别”四个字算是题目，打算就寄给《人间世》发表，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安，文章刚刚写到一半就结束——我越想越觉得我还应该把后半篇的意思补足起来，因为我的初意虽只是想说出我自己所感得的知堂先生的散文与陶诗又是怎样的不同，而这文章上的不同乃包含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我好像有一个要说话的责任似的，当仁而让，恐是自己懒惰。近日身体小有不适，家里的人劝我莫多用心思，昨夜我乃又戏言曰，“这篇文章恐怕还要多得几块钱稿费，两千字还不够。”妻乃又很不以我为然了，说我在病中来了客偏偏爱说话，又写什么文章。我说，这是要紧的话，不能不说。今天早起我的心里很感着一种闲情，因为我很少有一个懒散作文的快乐，今早再来补写这篇文章，很是一个轻巧的工作的意味了。近人有以“隔”与“不隔”定诗之佳与不佳，此言论诗大约很有道理，若在散文恐不如此，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学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义，人又乌从而有心去学乎？我读知堂先生的文章，每每在这一点上得到很大的益处，这益处我并不是用来写文章，只是叹息知堂先生的德行。我在本刊十三期今人志《知堂先生》一文里有一节关于文章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完全抄来。“我常记得当初在《新月》杂志读了他的《志摩纪念》一文，欢喜慨叹，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一句叹息之声，其所表现的人生之情与礼，在我直是读了一篇寿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谊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习惯，一样的令我感兴趣，他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但这其间的威仪呢，恐怕一点也叫人感觉不到，反而感觉到他的谦虚。”我的这篇文章是去年七月写的，到现在为时虽然不到一年，我自知也不无进益，我觉得我更能了解知堂先生的宽容。去年刘半农先生去世，我同刘先生不甚相识，只能算是面熟，但我听了他死的消息为之哀思，正同另一不相识的人徐志摩先生数年前死了我在故乡报纸上看见消息不觉怅念是一样，不过徐先生好像是以其才华动我的感情，这点感情好像是公的，刘先生则令我一个同他没有交情的人忽然认识他的德行似的，我觉得他的声音笑貌很可亲近，虽然北大上课时休息室里遇见刘先生我总有点窘，想不出话来说。我本着我的朴素的感情作一副挽联，“学问文章空有定论，声音笑貌愈觉相亲”，抄给胡适之先生看，适之先生说上联的“空”字人家看了有褒贬的意思，那么这就很非我的本意了，所以这对子我没有用。北大举行半农先生追悼会时我另外写了一副送去，“脱俗尚不在其风雅，殁世而能称之德行”，我自己还是觉得不好。后来我看见知堂先生有一挽对，我的私心觉得这也是不好的，及至我读到他的《半农纪念》一文，那里面也引了这副挽对，我乃很有所得。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实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得出来的，知堂先生知道这一点，他是不言而中，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礼便好了。知堂先生近来常常戏言，他替人写的序跋文都以不切题为宗旨。有时会见时他刚写好一篇文章就拿出来给我们看，笑着道，“古文。”他说古文，大约就好比搭题的意思。去年他替李长之君的文集写的序，我拿了原稿读到篇末，忽然眼明，原文的句子怎么样我不记得，大意是说他的那些不切题的话就不当论文而当论人罢，这里除一个诚实的空气之外，有许多和悦，而被论者（其实并没有被论）的性格又仿佛与我们很是亲近，不知长之君以为何如，我确是感到一个春风。不久以前我又看到《关于画廊》的原稿，这是为李曦晨君的《画廊集》写的序，我看了很是惭愧，但一点也不觉得怯弱，很有更近乎勇的神气，因为我也应该为《画廊集》写一点序跋之类，但当时觉得写不出就没有写，知堂先生的序《画廊》，曦晨君不知以为何如，我感到一个奋勉的空气，又多苍凉之致。（特别我同曦晨较常接近，故有此感。）其实这都不是知堂先生文章里面字句与意义直接给我们的。这种文章我想都是“隔”，（不知郑振铎先生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却是“此中有真意”存乎其间也。严格的讲起来，散文这东西本来几几乎不是文学作品，你说你顶爱好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未始不可，我尝以为《论语》一书最是散文的笔调，这个笔调就是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其他答门人之问无一是孔子的非说不可的那一句话，这句话又每每说得最可爱，千载下徒令我们想见其为人。此外如诸葛孔明的《出师表》，一篇公文那么见人的态度，若求之于字句与意义，俱为心思以外的话也。若陶渊明之诗则不然，一部陶诗是不隔，他好像做日记一样，耳目之所见闻，心意之所感触，一一以诗记之。陶渊明之诗又与《论语》是一样的分量，他的写景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一样的质朴，非庄子的秋水不辨牛马也。古今其他的诗人关乎景物的佳句，多为诗人的想像，犹如我们记忆里的东西也。田园诗人四个字照我的意义说起来确可以如之于陶渊明，他像一个农夫，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天热遇着一阵凉风，下雨站在豆棚瓜架下望望，所谓乐以忘忧也。我曾同朋友们谈，陶诗不是禅境，乃是把日常天气景物处理得好，然此事谈何容易，是诚唯物的哲人也。然而他较之孔子，较之诸葛，较之今人如知堂先生，陶公又确是诗人。这一点我曾熟思之，觉得我不无所见，我在这半篇文章的开头说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者此也。原来诗人都是表现自己的，大约他天生成的有这表现的才能，他在这表现之中也有着匠人制作的快乐，这是诗之所以“不隔”之故，而诗也要愈是自己的事情愈是表现得好，陶诗虽不能同乎其他诗人之诗，而陶诗固皆是以自己为材料也。陶公之所以必为隐逸，古今诗人只有陶公是真正的隐逸，均是由此而生的有趣的问题。他做彭泽令是为得糊口，“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又不得不“挽辞世”。若在孔子，虽然仕非为贫而有时乎为贫，然而为委吏要会计当，为乘田要牛羊茁壮，“敬其事而后其食”，“执御执射”大约也真是“多能鄙事”，这里头我想也总有一个快乐，不能老早等着做一个“万世师表”。我很爱他自己的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从前我喜欢上半句，后来我爱“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对于绅士们的谦让很有情趣。我的意思是想说陶公与孔子很有一个性格上的不同。陶公对于生活的写实，又是他与中国文人最大的不同，“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所以他结果非思慕长沮桀溺不可，这一来这个“田园诗人”反而令人奇怪，因为难得找例子，他是一个农工，我们不能说他是“隐逸”了。有人怀疑他的“乞食”只是一句诗，大约也怀疑他的耕田，因为我们大家没有亲眼看见。陶诗《归田园居》第三首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狭道草木长，多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诗我曾经爱读，觉得亲切，有一回平伯我兄也举了“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两句，以为正是孔子之徒，现在我想陶公或者还是农人的写实罢，见面时再问平伯以为何如。再来说散文一派，也就是我所说的儒家。我说诗人都是表现自己的，诗的表现是不隔，（我在这里说诗的表现是“不隔”，特别是就我这篇文章的意思立论，而不是就一般诗的艺术说，若就一般诗的艺术说则不隔二字还很得斟酌。）若散文则不然，具散文的心情的人，不是从表现自己得快乐，他像一个教育家，循循善诱人，他说这句话并非他自己的意思非这句话不可，虽然这句话也就是他的意思。又如我前面所说的，具散文的心情的人，自己知道许多话说不出，也非不说出不可，其心情每见之于行事，行事与语言文字之表现不同，行事必及于人也。这里便是吾意着重之点，行事亦何莫而非自己之表现，只是他同诗人不一样，诗人虽不与鸟兽为群，诗人确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自然”，因此他自己也有一个“樊”，（用陶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语，）孔子的诗情则偶见于“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这或许还有环境上的原因，然而性格的不同我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诗人因为“为己”，他恐有不自在的地方，陶公虽然自谦“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这里或者也足以见他的真情，自己辛苦数十年，临死还以小儿辈饥寒念之在心。孔子一生与人为徒，有志于老安少怀朋友信之，有许多情感因此恐怕还要淡漠一点，我想这里很有点心理学上的问题，然而我怕我胡乱说话，我只能说我好像懂得一个“礼”字。孔子的经验见于“仁”“礼”二词，仁的条目是礼，仁之极致也是礼，除开仁而言礼不是孔子的意思，举仁而礼之义可在其中，我说这些话是记起《论语》一章，“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这章书很有意思。没有颜渊这一死，颜路这一请，孔子不说到他的鲤，孔子说到他的鲤又是当着人家的父亲面前说的，孔子对于这个人的短命又是那么哀恸，这人又“视予犹父”，所以我觉得孔子答颜路的话可谓有情有礼。有人注重“才不才”，拿来做注解，我想未必罢，这三个字的口气是因为“各言其子”罢，是孔子说话的心情态度好罢。后来的人不但不会读“经”，也不会读“传”，他们如果会读《左传》，看看古人对答词令之佳，他们就不会只在“意义”里头去找了。我提起这章书的本意却是因为我们可以想伯鱼死时的情形，在自己小孩子的事情上面见孔子的礼的态度，也就是仁的极致，宋儒则谓之“化”。太凡旷达的人，我想旷达只是禅境，未必无普通人的烦恼，他们对于日常生活有点厌烦，虽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很好的境界，到得俗事临头，他们也“未能免俗”，倒是能近取譬修己安人的人，从实生活上得到经验，“恕”本来是及于人的，“恕”亦可以宽己也。陶公不是一般的旷达，他过的是写实的生活，这是他的挽歌写得那么好的原故，不但庄子没有这样的文章，孔子也似乎没有这个冷静，但关于儿女辈常抱一个苦心，可谓不达孔子之礼，而在陶公又最为自然也。写到这里我记起一件事，中国读书人都是士大夫阶级，我们现在也都是，有一天内人同我讲一句话，我甚有所启发，她说，“我们生了小孩子，我只盼望孩子身体健康，至于孩子将来做什么事情那却没有一定，我带到乡间去学手艺也好，我喜欢同他们常聚在一块儿，反正手艺也总是人做的。”庸言庸行，我得一善。然而这话我那里配说，徒有惭愧之情，若陶公一农夫耳，四体诚乃疲，饮酒赋诗，又何害乎职业，至于子孙不能饱食暖衣，实在应非自己的责任。千载下之今日我来讲这些空话，只能算是妄语，读者恕之。话又说回来，我的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说明陶公到底还是诗人，孔子真是儒者的代表，各人性格上的不同，因而生活的状况不一样，两方便又都是写实的生活，都是“尽性”，性情不可有一个解脱的统一，吾辈慕其生活，又爱其性情也。再来说今之人如知堂先生。或者有人要问，知堂先生自己出文集，陶渊明还未必自己出诗集，而你的意思仿佛还认知堂先生是儒家？是的，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始，不知不觉的以知堂先生的文章与陶渊明的诗相提并论，并没有想到要说《论语》，大约就因为文集与诗集的原故。然而我以为知堂先生是儒家。其实我的意思从上文已可以寻绎出来，兹不惮再繁言。今之人每每说知堂先生是隐逸，因之举出陶渊明来，连陶渊明一齐抹杀，据我的意见陶渊明其实已不是隐逸，已如上述，夫隐逸者应是此人他能做的事情而他不做，如自己会导河，而躲在沙滩上钓鱼，或者跑到城里来售买黄灾奖券，再不然就是此人消极，自己固然不吃饭去求长生不老，而让小孩子也在家里饿死，纵然大家不责备这些人，这些人亦自可耻矣。社会还是古今这样的社会，非隐逸的条件其实只是一句话，此人尚在自己家里负责任。若在古不谈正统，不谈治国平天下，在今不谈大众文学，较之你们乱谈，其不同正在一个谈字上面，自己知道没有什么罪过。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言何其慨乎言之。我们生在今日之中国，去孔子又三千年矣，社会罪孽太重，于文明人类本有的野蛮而外，还不晓得有许多石头压着我们，道学家，八股思想，家族制度等等，我们要翻身很得挣扎。名誉，权利，爱情，本身应该是有益的东西，有许多事业应该从这里发生出来，在中国则是一个变态，几几乎这些东西都是坏事的。我们今日说“修身齐家”，大家以为落伍，不知这四个字谈何容易，在这里简直要一个很大的知者。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说这话恐怕还要随便一点，在今日这句话简直令我们感到苦痛，然而这却是知者的忧愁也。我在《知堂先生》那一篇小文里最后说到科学是道德，意思恐很不明白，然而我当时也就算了，因为我只是记着我自己的一点心情，从知堂先生那里得的知慧，如果我真有好些科学知识，我想我本着这个意思要多写文章，我却是没有科学知识的，不想再多说空话。在知堂先生的《夜读抄》出版的时候，我拿来翻阅，随处感得知者之言，仁者之声，如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九日北京大学西斋有一女子吊死的事情，知堂先生写了一篇《缢女图考释》，读者以为是一篇幽默的文章乎？这个幽默却是与《论语》的“师冕见”“子见齐衰者”那几章的文章一样的有意义。因此我又记起一件事，有一天平伯同我谈笑话，他说孔子这人真有趣，“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齐衰者冕衣裳者，大约是有目共见，若夫瞽者，则孔子看见他，他不看见孔子，孔子这人很可爱了。平伯这话又令我记起《莫须有先生传》第二章莫须有先生下乡遇见算命的先生，后来我把《莫须有先生传》再翻开一看，觉得莫须有先生这人也还可爱。《夜读抄》里有《论泄气》一文，大约是幽默的杰作，我在这里完全抄两段：

中国的修道的人很像是极吝啬的守财奴，什么一点东西都不肯拿出去，至于可以拿进来的自然更是无所不要了。大抵野蛮人对于人身看得很是神秘，所以有吃人种种礼俗，取敌人的心肝脑髓做醒酒汤吃，就能把他的勇气增加在自己的上面。后代的医药里还保留着不少的遗迹，一方面有孝子的割股，一方面有方书上的天灵盖紫红车，红铅秋石，人中白人中黄，至今大约还很有人爱用，只是下气通这一件因为无可把握，未曾被收入药笼中，想起来未始不是一桩恨事。唯一的方法只有不让他放出去，留他在腹中协佐真气，大有补剂的效力，这与修道的咽自己的吐沫似是同样的手段，不过更是奇妙，却也更为难能罢了。（废名谨按，此段前文系转引俞曲园先生《茶香室三钞》引明李日华《六砚斋三笔》“李赤肚禁人泄气”云云。）

在某种时地泄气算是失仪。史梦兰的《异号类编》卷七引《乐善录》云：‘邵篪以上殿泄气，出知东平。邵高鼻圈鬈发，王景亮目为泄气师子。’记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坏的脾气，也有两句云：‘随意吐痰，自由放屁。’由此看来，在礼仪上这泄气的确是一种过失，不必说在修道求仙上是一个大障碍了。但是，仔细一想，这种过失却也情有可原，因为这实在是一种毛病。吐痰放屁，与吐呕遗矢溺原是同样的现象，不过后者多在倒醉或惊惶昏瞀中发现，而前者则在寻常清醒时，所以其一常被宽假为病态，其他却被指斥为恶相了其实一。个人整天到晚咯咯的吐痰，假如不真是十足好事去故意训练成这一套本领，那么其原因一定是实在有些痰，其为呼吸系统的毛病无疑，同样的可以知道多泄气者亦未必出于自愿，只因消化系统稍有障害，腹中发生这些气体，必须求一出路耳。上边所说的无论那一项，失态固然都是失态，但论其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卫生状况之不良，而不知礼不知清洁还在其次。那么归根结蒂神仙家言仍是不可厚非，泄气不能成为仙人，也就不能成为健全国民，不健全即病也。病固可原谅，然而不能长生必矣。

我抄这两段文章，除略略有点介绍幽默的嫌疑之外，我是爱好知堂先生心境的和平，我们只看他这一句，“上边所说的无论那一项，失态固然都是失态，但论其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卫生状况之不良，而不知礼不知清洁还在其次”，我觉得很能看出知堂先生气象，他很少有责备人的意思，看见人家很好就很好。我曾举了《夜读抄》里《兰学事始》这篇文章同知堂先生说，“这种文章给中学生看了很有益处。”知堂先生点首，又踌躇着道，“我们做文章恐怕还应该做明白一点。”有一回我们几个人计议，想办一个杂志给中学生看，知堂先生又提出“严正”二字。有一回我举《论语》“学而”三章，我说，“这样的话真记得好，其实是人人都难做到的事情，却记得那么像家常话。”知堂先生也点头，又接着道，“有许多事大家都承认的，也不必二加二等于四，这些话我们以前都觉得不必说，以后要看怎么说的好。”言下都令我有所得。我再把《夜读抄》后记里所引的与侵君的信抄在这里：[6]

惠函诵悉。尊意甚是，唯不佞亦但赞成而难随从耳。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此或者亦正合于圣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话罢。不佞自审日常行动与许多人一样，并不消极，只是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大约长沮桀溺辈亦是如此，他们仍在耕田，与孔仲尼不同者只是不讲学，其与仲尼之同为儒家盖无疑也，匆匆。六月十日。

这里令我感得兴趣的是这两句：“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此或者亦正合于圣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话罢。”我觉得这很见知堂先生的心情，不知不觉的写出“戒之在得”这句话，殊幽默之至，老年人总是想于人有点益处也。至此我的意思大约已经都说了，只是题目扯得太大，我总怕我有妄语。现在又回转头来，原来我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文章笔调之不同，文章有三种，一种是陶诗，不隔的，他自己知道；一种如知堂先生的散文，隔的，也自己知道；还有一种如公安派，文彩多优，性灵溢露，写时自己未必知道。我们读者如何知之？知之于其笔调。

（一九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