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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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并不可靠的“铁证”

“红学史”上“高鹗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说法,最早起于张问陶。

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张、高二人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顺天乡试同年;嘉庆六年(1801年),二人又同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张问陶有《赠高兰墅鹗同年》诗。诗题自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中又云: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

 

可见,在张问陶的眼里,高鹗就是《红楼梦》八十回后文字的补作者。由于张问陶为清代中叶颇有名望的诗人,又曾为显宦,其《船山诗草》也流传颇广,因此,张问陶“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观点也流传颇广,影响甚大。在清代,他影响了杨恩寿、倪鸿、李保恂、俞樾等人;在近代,则影响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人,进而影响到近代几乎所有的《红楼梦》研究者。他的这段“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诗注,也成了论证《红楼梦》八十回后文字皆系高鹗补作的不二“铁证”。

近年来,学界对《红楼梦》八十回后文字有了更多理性的认识,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也有所提高,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文字系高鹗所作观点也产生了更多的质疑。人们在看待“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这句诗注的时候,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兰墅所补”的“补”字上,认为这个“补”字即可做“补作”讲,也可以做“补缀”讲,正如程伟元、高鹗所云“截长补短”“补遗订讹”中“补”字的用法“程甲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伟元“序”,“程乙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引言”。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解读这个“补”字。因为张问陶的诗注写得明白,“《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也就是说,《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所有文字“俱”是高鹗所补作这层意思还是比较明确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倪鸿的《桐荫清话》才说:

 

原书仅只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续云云。按:《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皆高兰墅所补,见《船山诗注》。

 

张问陶的诗及诗注是否可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自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形成后,人们盲信了张问陶对《红楼梦》八十回后文字著作者的证言,却没有考量张的证言是否可靠。

考量张的证言,就要从全面理解张问陶的这首《赠高兰墅鹗同年》诗。原诗后四句为:

 

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一六《辛癸集》。

 

“今雨”句用唐代杜甫《秋述》典。《秋述》诗序云:“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谓旧日身体康健、仕途有望之时,车马之客遇雨亦来;而今,自己卧病在榻,仕途无望,车马之客以下雨为由不来看望了。世情冷暖,人情淡薄,令人唏嘘。后用“今雨”指代新交的朋友。

从“逶迟把臂如今雨”“弹指十三年已去”二句可知,张、高二人虽系同年,但由于仕途关系,往来并不亲密,很可能在乾隆五十三年顺天科场后,二人即各奔东西,其间并无联系。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六年,其间正是十三年。十三年后相见,同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的张、高二人确实是“逶迟把臂如今雨”了。正是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兰墅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的现象震钧:《天咫偶闻》卷三。

既然如此,张问陶那句“《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注的可信性就很值得怀疑。比如,张问陶是通过何种途径得到的相关信息,这一信息的初始内容是否即如他所作下的诗注,从原始信息到他的诗注之间是否发生了扭曲,都值得怀疑和探讨。

高鹗友人薛玉堂在为《兰墅文存题词》中写道:

 

才士粲花舌,高僧明镜心。如何言外意,偏向此中深。不数《石头记》,能收焦尾琴(谓汪小竹)。携将皖江去,山水和清音。

 

焦尾琴系蔡邕故事,见于《后汉书》。蔡邕闻爨桐声,知其为良材,以之为琴,果弹妙音,而其尾犹焦。后世援引此典,比喻士子被摈,旋蒙慧眼赏识而得到提拔举荐。

汪小竹,名全德,字修甫,号竹素,江苏仪征人,嘉庆六年(1801年)顺天乡试,取副榜,其时房师正是高鹗。高鹗大概对汪小竹的才学很是欣赏,并有勉励称扬之意,从而使汪小竹受到关注和激励。嘉庆十年(1805年),汪小竹中进士,不负高鹗的器重,宦途得路。

从《兰墅文存题词》知道,高、薛二人“相与十三载,论文惬素心。”又,薛诗有注云:“嘉庆丁卯腊月,将之庐州司马任,次徐广轩同年韵二首,题奉兰墅年大兄大人笑正。愚弟薛玉堂。”

嘉庆丁卯系嘉庆十二年(1807年),则薛、高二人的交往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其后的十三年中,二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往来。又从“行色匆匆,不能篇注数语,殊可恨也。樽酒细论,愿以异日,长毋相忘。玉堂又记”的诗注来看《兰墅文存》卷首,据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高兰墅集》本。,高、薛二人关系之亲密,绝非高、张二人“弹指十三年已去”“逶迟把臂如今雨”的关系之可比。因此,对于高鹗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关系问题上,薛玉堂比张问陶更有发言权。

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谈谐》云:“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薛玉堂与高鹗交往的十三年中,正是《红楼梦》在京师大行其道,受到知识界高度称扬的时候。以高、薛二人的关系而论,薛玉堂对高鹗整理、补缀,而非补作《红楼梦》的事实是很清楚的。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以“不数《石头记》,能收焦尾琴”的诗句称扬高鹗。

在薛玉堂看来,与整理补缀《红楼梦》相比,高鹗赏识提拔汪小竹的功绩要大得多——如果确实是高鹗续补后四十回《红楼梦》的话,以当时《红楼梦》在社会上受关注、欢迎的程度,薛玉堂恐怕不会这样评价高鹗的功绩。

再看高鹗的自述。高鹗有《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诗,云:

 

老去风情减昔年,万花丛里日高眠。

昨宵偶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禅。华龄编:《月小山房遗稿》。

 

高鹗其人,“由己卯进士历官给谏,誉满京华”,又,“家贫官冷,两袖清风”增龄:《月小山房遗稿》“序”。;其嘉庆六年至十八年(1801—1813年)五次京察中,皆有“操守谨”的评价嘉庆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八年《京察二等官员册》。。高鹗之为人、操守可知。

其《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云“订”,而不云“作”,可知,高鹗对《红楼梦》所做的工作确实是“补遗订讹”,而非张问陶所谓的:“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这也证明了,高鹗在乾隆五十六年《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叙”中所言:“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是符合历史史实的,而非有意而做的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