肛肠病学(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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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古代肛肠病学的发展

我国传统医学对肛肠疾病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肛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历代都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技术。
秦汉及以前,有见记载的主要是对肛肠疾病的初步认识及简单治疗方法。
在我国有关肛肠疾病最早的记载见于,成书于商周时期的《山海经》,书中有关痔、瘘病名的记载:
《山海经·南山经》: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
《山海经·西山经》:天帝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鹑,黑文而赤翁,名曰栎,食之已痔。
《山海经·中山经》:合水多鰧鱼,食之不痈,可以已瘘。
《山海经·中山经》:劳水出焉……是多飞鱼,其状如鮒鱼,食之已痔衕(tòng,通“瘘”)。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照片图1-1)对肛肠病的记载尤为详细,载有“牡痔”“牝痔”“脉痔”“血痔”“朐痒”(肛门痒)、“巢者”(肛门瘘管)、“人州出”(脱肛)等多种肛肠病病名,证明在西汉以前我国传统医学对肛肠疾病的分类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其记载的肛肠病治疗方法更是世界首见:
结扎切除法:牡痔……系以小绳,剖以刀。
牵引切除法:巢塞直者,杀狗,取其脬,以穿签,入直(直肠)中,炊(吹)之,引出,徐以刀去其巢。
肛门探查术及熏治法:牡痔之有数窍,蛲白徒道出者方,先道(导)以滑夏挺(探针)令血出……坐以熏下窍。
照片图1-1 马王堆汉墓52病方
敷布法和热熨法:牡痔……与地胆虫相半,和以傅之。燔小隋(椭)石,淬醯中,以熨。
目前认为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在《素问·生气通天论》已经记载了关于肛肠疾病病因的描述: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这是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痔病因的认识。而且与现代医学对痔的病因认识基本一致。同时《黄帝内经》对肛肠解剖、生理、病理等都有详细论述。
《灵枢·肠胃篇》:记述了回肠(结肠),广肠(直肠)的长度、大小、走行:“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
《素问·五脏别论》:“魄门(肛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对大肠肛门主要功能已有正确认识。
《灵枢·水胀篇》有:“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息肉乃生”,最早提出了肠道息肉的病名。
《灵枢·刺节真邪篇》有:“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有所结,气归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是关于肠道肿瘤的最早描述。
《内经》还对便血、泄泻、肠僻、肠覃等肛肠疾病作了论述。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记载:“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食蜜七合,上一味,于铜器内,微火煎,膏须凝如饴状,搅之勿令焦著,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二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以内谷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时乃去之。疑非仲景意,已试甚良。又大猪胆一枚,泻汁,和少许法醋,以灌谷道内,如一食顷,当大便出宿食恶物,甚效”。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肛门栓剂及灌肠术。
汉以后至宋朝,有关肛肠疾病的认识及治疗屡见不鲜,肛肠专科有了极大的发展。
晋代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记述了针灸治疗痔、脱肛等肛肠病的方法。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对肛肠疾病进行了全面的记述。指出了五痔包括牡痔、化痔、脉痔、肠痔、血痔,同时又记载了气痔、酒痔。在痔与瘘关系上提出“痔久不瘥,变为瘘也。脓瘘候,是诸疮久不瘥成瘘。”并首次提出了导引预防肛肠疾病的方法:“一足踏地,一足屈膝,两手抱犊鼻一下,急挽向身极势,左右换易四七,去痔五劳三里气不下。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干金翼方》中首载了用鲤鱼肠、刺猬皮等治痔的脏器疗法。王熹在《外台秘要》中引许仁则论痔:“此病有内痔,有外痔,内但便时即有血,外无异,”已经将痔分为内外两种。
宋代出现了痔瘘专科,《太平圣惠方》已有单独分卷论述肛肠疾病,其中详细记载了肛瘘的形成及症状:“夫痔瘘者,由诸痔毒气结聚肛边,有疮或作鼠乳,或生结核,穿穴之后,疮自一不合,时有脓血,肠头肿痛,经久不差,故名痔瘘也。”在治疗上记载了结扎法和枯痔疔疗法:用蜘蛛丝,缠系痔鼠乳头,不觉自落。将砒溶于黄蜡中,捻为条子,纳痔瘘疮窍。《普济方》中有临安(今杭州)痔科专家曹苏为宋高宗治痔的记载。
金元时期对肛肠疾病的病机认识有了充分的发展。刘完素在《河何六书》中提出“风湿邪热”致病说,强调热邪为患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张从正认为伤于湿热郁而下注是引起肛肠病的主要机制;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提出湿热风燥四气相合而为病,并阐释了其致病机制;朱丹溪强调内因在肛肠病发病中的重要性,认为脏腑本虚是肛肠病发病的基础。除内因外,还提到了外感、饮食所伤、房室劳伤、情志所伤等多种致病因素,较全面地对肛肠病病因作了概括。
明代肛肠疾病有了极大发展,其标志就是肛瘘挂线疗法的出现,挂线法至今临床仍有应用,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引《永类钤方》的肛瘘挂线术:“予患此疾17年,遍览群书,悉遵古治,治疗无功,几中砒毒,寝食忧惧。后遇江右李春山,只用芫根煮线,挂破大肠,七十余日,方获全功。病间熟思,天启斯理,后用治数人,不拘数疮,上用草探一孔,引线系肠外,坠铅锤悬,取速效。药线日下,肠肌随长,僻处既补,水逐线流,未穿疮孔,鹅管内消。”薛己《薛氏医案》云:“臀,膀胱经部分也,居小腹之后,此阴中之阴。其道远,其位僻,虽太阳多血,气运难及,血亦罕到,中年后尤虚此患(脏毒、痔、疹)。”已经认识到肛肠疾病的发生与肛周局部气血不足有密切关系。这种观点与现代解剖学相一致。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提出了一整套辨证论治,内外兼施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内服、外用方药,发展了枯痔疗法、挂线疗法,还记载了结核性肛瘘。
清代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系统地整理了历代文献,其所收录的治痔方法就有内治、外治、枯痔、结扎、熏洗、熨贴、针灸、导引等十多种。所载内服方就有242首,单验方317首,共559首。高文晋的《外科图说》绘有多种肛肠科手术器械:弯刀、钩刀、柳叶刀、笔刀、尖头剪、小烙铁、探肛筒、过肛针等,这些器械设计独特,精巧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