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你生的是个女孩，她活不了多久，想看的话你就好好看看吧。”

这是我刚成为一位母亲时听到的话，这些话也预示着我即将走上这条职业之路——大脑研究，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

我对婴幼儿大脑发育的研究不只是来自一个观察者的兴趣，更是来自一个母亲的亲身实践体验。我对婴幼儿大脑能量和潜力的理解，来自研究者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很少有人能像我这么幸运，具有这种双重身份。（虽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绝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我认为自己是个学习型的专家，我一生的工作就是学习早期大脑发展方面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然后把它们转换成普通大众易学易用的育儿建议。为此，我与同事共同创办了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新方向婴幼儿大脑发育研究所。研究所现在是亚利桑那儿童协会的成员机构，该协会致力于亚利桑那州的儿童和家庭福利。成千上万的家长、教师、护理人员，还有商业机构和社区的领导参加了我的研讨班，学习这些简单的科学信息。很多人看到我开办了这个致力于婴幼儿大脑发展的机构，以为我是学早教专业的，并有相关的学位。其实我对婴幼儿的研究兴趣源自学习的角度。我的博士学位专业是“教育技术”，专业方向是研究人们如何学习。作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我教授的是研究人们如何学习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儿童心智如何发展成熟起来为学习知识做准备。2001年，我开发了一个名为“大脑盒子”（“Brain BoxesTM”）的系统，并申请了专利，教父母们和其他护理人员与婴幼儿早期发展相关的科学知识。这个产品旨在使婴幼儿参与促进大脑发展、为日后的学校教育做准备的互动游戏活动。“大脑盒子”的原型在我的工作室和其他育儿情境中经过了5年的测试检验。最近我又做了一个适用于家庭环境的产品，取名“宝宝大脑盒子”，专门针对1岁以下的孩子。这个以游戏为基本内容的盒子，里面有玩具和图书，还有讲解如何吸引孩子注意力的知识卡（详情点击网址www.babybrainbox.com）。

除了学术训练，我还有一个母亲对孩子大脑潜能的最直接认识。我的小女儿克里斯汀现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她在该校阿曼森·洛夫莱斯大脑测绘中心研究儿童大脑发展，该中心是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顶尖机构，世界上最大型的大脑测绘项目在该中心进行。

我与自己的女儿志同道合，共同分享前沿研究成果，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我从没想过，我家早年对儿童大脑发展的关注，会给我们的职业带来这么有趣的转变。我早年对大脑的关注始于克里斯汀的姐姐珍妮，她就是那个医生预言无法存活的早产儿。珍妮因为早产，一出生就有多重生理缺陷。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两个孩子都很成功，虽然成功的方式不一样。我为她们的成功感到骄傲，也有些许惊讶。

我在1974年怀上珍妮，那时我28岁，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市当小学老师，教五年级。由于之前一直跟孩子打交道，所以听到怀孕的消息我很高兴，满心期待孩子的降生。当时我完成了所有博士课程，剩下的就是写毕业论文。

记得有一天我走进教室，脑子里充斥着一个很多孕妇都有的念头：“我的肚子撑不住啦！”不过我那时怀孕才5个月，不到完整孕产期的一半。

第二天我就分娩了。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打了二乙基苯甲酚（一种合成雌激素），用于防止早产，但这种激素会给孩子带来先天缺陷。结果，一般女性的子宫可以扩张9个多月，容纳不断长大的胎儿，而我的就不行！因为我的子宫几乎对半分开，我健康、正常、完美的女儿所占据的那一半子宫当时已经胀大到了生理极限。所以她提前出生，比预产期早了将近4个月。

虽然孩子的爸爸和我无比震惊痛心，但我们还是决定“好好看看”她。看她的第一眼没给我多大安慰，珍妮长长的睫毛似乎是她身上唯一大小正常的部分。她只有一把尺子那么长，约30厘米，体重不到一斤。

我可以把珍妮的头捧在我的掌心，就像手握网球一样。出生1分钟后，她的阿普加测试评分（Apgar Score）为“1”（阿普加评分综合测量新生儿的心率、肌肉紧张度、呼吸、反应力、肤色变化等），大多数正常健康的新生儿得分为8～10。5分钟后，珍妮的得分还是“1”。10分钟后，还是“1”。她柔软，发紫，毫无生气，只有心脏在跳动，微弱但平稳。

珍妮能活下来纯属偶然，她是美国第4个被放在人工呼吸机上的婴儿。在凤凰城的慈善撒玛利亚医院，产科专家约瑟夫·达累（Joseph Daley）以拯救幼小生命为己任。他计算着珍妮的大小和月份，考虑到她有一对健康、文化程度高的父母，认为她还有机会活下来，过上正常的生活（智商那个时候被认为是遗传的）。虽然如今不到1斤的早产儿成活的概率很大，很多孩子后来都能茁壮成长，但是在珍妮出生的年代，这种想法是很疯狂的。大约在她出生10年前，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帕特里克因为肺部发育不全，出生后两天就夭折了，他只早产了6个星期，而珍妮早产了14个星期！

然而一连上呼吸机，珍妮就奇迹般地“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本来活不到12个小时的珍妮顽强地活了下来，活了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她还要靠机器呼吸，我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奇迹。

我们每天看珍妮5次，她躺在保育箱里，是那么的弱小、无力，每次我都在想：“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这样活下去？”她身上插着这么多管子，有这么多灯照着，还有警报嗡鸣，不停地监视、无止境地检查。

我努力挤出一点点奶，通过喂食管直接流到她的胃里。每次挤奶时我都在想：“这样折腾她长期预后会怎么样？”

插入喂食管的手术没有用一点麻醉。我想，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弱小可怜的婴儿？无视孩子经受的巨大疼痛吗？但医生们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们不能用麻醉药，打麻醉药婴儿受不了，可能活不下来。他们还安慰我说：“放心，婴儿没有疼痛记忆。”

但是我很担心。20年之后，神经科学家才发现这种巨大的伤痛对婴儿大脑结构的真正影响。他们发现，在这么早的阶段出现这么大的伤痛，真的会严重影响大脑其他区域日后的发展。

但在1974年，没人知道婴儿时期的这一经历会影响大脑一辈子。

也没有人知道，当她的肺部发育成熟不需要呼吸机时会怎样。到最后珍妮能自己呼吸时，她已经四个半月大了。以后她可能有多重残疾，可能有视力缺陷，或者四肢麻痹僵硬，难以行走。一位医生提醒我们：“以后你们没有建议可供参考，因为她是世界历史上首批有幸这样存活下来的孩子，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巧合的是，这个医生竟然姓“盛夏恩”（Sunshine，此姓字面有“阳光”“快乐”之意）！

我们把珍妮抱回家时，她也只有3斤6两。

在那段揪心的忙乱之中，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是我们的精神抚慰。她们陪伴早产婴儿的时间最长，经常充当我们克服低落情绪的啦啦队，在无尽的等待中，给我们加油鼓劲。护士们喜欢珍妮，她们在她身上看到了某种可贵的东西——是个性、勇气、希望，还是生命的顽强？“她一定能行！”她们悄悄地跟我说。

我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她们。

于是，我呵护、学习珍妮的人生路就开始了。是的，你没看错，我说的是“学习珍妮”，我从她那里学到的与我教给她的一样多！

当我开始思考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一本有名的书中的一段话经常在我心头回响。

“我要对我的花朵负责”，把珍妮抱回家后的几个月我反复这样对自己说。“我要对我的花朵负责”，我一遍一遍地默念着，好像要把它背下来，生怕忘记。这句话来自《小王子》。一只狐狸向王子进言：

“是你浪费在你的花朵上的时间，才让它如此显要。”

“是我浪费在我的花朵上的时间，”小王子也说，这样他就能记住这句话。

“人们已经忘了这个事实，”狐狸说道，“但是你不能忘记。你自己培养的东西，你要负责到底。你要对你的花朵负责……”

“我对我的花朵负责，”小王子重复说道，这样他就永远不会忘记。

不是说我怕忘记自己要对珍妮负责，我想，我是在拼命地说服自己，负起责任来为珍妮做点什么，总会有效果。

我坐在家里，看着我可怜的孩子，任由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在医院的守夜结束了，她爸爸回到忙碌的工作中。鼓励珍妮并安慰我们的重症监护室护士回到了医院，继续守护新生命。医生们也没给多少出院医嘱。现在严酷的现实就是，一切都要我来面对。要我来“浪费”足够多的时间，找到打通这个小家伙智慧之路的途径。

起初，我祈祷她快快长大。快满一岁的时候，她还只有7斤多。（终于达到了足月新生儿的体重！）于是我们带她到加利福尼亚进行第一次全面的发育体检。医生似乎对她的发育和相对健康感到满意。

我指出来说：“你看，她的头都不能左右转动，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似乎并不怎么在意：“我想没事的。”他建议两个月后再来做一些检查，看她长得怎么样。

处在我们这种境遇中的父母，听到医生说“没事”，就像落水的人看到了救命船。我们会爬上船，乘风破浪。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好像要“弃船而逃”。之前满怀信心的那个医生冷峻地说：“珍妮的神经网络没有任何发育的迹象。”他传递的信号很清楚——她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不会读书，什么都不会。

时光一晃，30年了，某种意义上讲，医生说得没错，珍妮只能坐轮椅，从未站起来过。

但是不会说话？那就错了，珍妮·斯塔姆不仅会说话，还会欢笑、提问、讲笑话、捉弄人、争辩、聊天、发脾气。购物单上的物品，她一样也不会忘记。你一看就知道她是教师的女儿！她太会说了！

通过无尽的观察、尝试、失败、纠正，我开始注意到更多有趣的现象。虽然她的头不能左右转动，但是她有很强的婴儿惊觉反射，比如，当突然听到巨响时，她会猛地抽动手臂和腿，放在胸前，好像要护着自己的胸口。后来，我注意到，虽然连单个的词都不会说，但是托住头和肩让她仰躺着，她却会发出一些类似单词的声音。这能作何解释？在我看来，这是智慧的迹象。她能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那时，一周有那么几天，我会让邻居过来看着珍妮，自己出去遛狗。到两岁时，珍妮看到我拿出牵狗绳，就哼哼唧唧不高兴，她知道我待会儿就要离开她了，她将两个事件联系起来了。

珍妮像小扣子一样精致可爱——金色卷发、蓝眼睛、小巧的身体，到两岁半时，她开始说单个的词。每次给她系上柔软的白色宝宝鞋时，我都会慢慢地，口齿清楚地说：“打——个——结。”珍妮会说“打”字，会说“结”字，却不会说“打个结”。我们在这个短句上努力了6个月。6个月中的每一天，一天练习好几次。每次给她穿上白鞋，我就说：“你来说，打——个——结——。”她会试着动用全身的肌肉，挤出两个音节：“假——喋——。”然后她会用手拍自己的头，因为她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就是嘴巴不听使唤。

终于有一天珍妮成功了。她使了使劲，准确地说：“打个结。”声音清脆如银铃。这是一个开始，是教珍妮说话这个漫长艰辛的历程的开端。就在那一天，斯塔姆的名言产生了：“无论如何，绝不放弃孩子！”多年以后，我用这个来之不易的智慧帮助许多正常孩子的父母，鼓励他们挤出时间多与孩子交流互动。

如果说珍妮让我看到大脑神经如何缓慢地连通起来，那么比她小5岁的克里斯汀的成长就是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过程。我做了一个全新的手术，重塑了子宫，手术有风险但很成功，因此我的第二胎完全正常。孩子足月、强壮、健康完美，就像镇痛剂一样抚慰了头胎带给我的伤痛。克里斯汀潇洒地跨越每个成长阶段，发育状况完全符合标准。她的大脑按照自然的馈赠闪电般地茁壮发展。

经历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我想我有资格跟焦急的父母们讲讲如何呵护他们至爱孩子的大脑。我跟他们说：“不急，保持耐心，你能做到。方法正确，带‘正常’的孩子很简单，这件事我有亲身体验。”

我知道，关于大脑发展，我们研究者，特别是我本人，还有很多没有摸索清楚的地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还没来得及转换成父母们能实际操作的建议；科学知识可能还处于理论阶段；特定课题的研究范围要么太细（比如神经元、细胞层面的研究），要么太大（比如研究不同文化环境如何影响语言运用）。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我当小学教师时所学到的东西，依赖我在大学教别人成为合格教师的经历，依赖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的经验。特别是大女儿珍妮，她给我提出的独一无二的挑战，让我学会了十分仔细地观察孩子如何学习认知。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充当了我吸收科学知识的过滤器，让我将自己见到、听到、读到、研究过的每一个神经科学家发现的主要信息“翻译”给需要它的父母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