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留心时务

北京在当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切所观到的，所听到的，都比旁省尤其是湖南湘乡要多得多了。曾国藩自来对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很关心，即使是极小的事情，在旁人认为不足注意的，或无关轻重的，也绝不轻易放过。至于国家大计，经济得失，当然更值得曾氏去注意了。当曾国藩供职京都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乱前有粤匪，后有太平天国，在灾隋则有黄河决口。所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可以看出他关心时务的记述：

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幸也！黄河决口，去岁动土，用银五百余万，业已告竣，腊底又复决口。湖北崇阳民变，现在调兵剿办，当易平息。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致父母）

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年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湖北崇阳县逆贼钟人述为乱，攻占崇阳，通城二县。裕制军即日扑灭。黄河去年决口，早已合龙，大功告成矣！

（二月二十四日致父母）

他不仅关心时务，并且对于时务有缜密的研究，具体的计划。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洪秀全等在广东起事，第年声势大盛，京师震惊。曾国藩因平日对这事很是注意，因此在这时便上了一个《简练军实以裕国用》折。大意是说：“天下大患，一再国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该省额兵，竟无一足用者，他省可推而知。当此饷项奇绌，惟有量加裁汰，痛加训练，庶饷不虚糜，而兵归实用，谨钞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减兵三案进呈。”

他对于治水运，更有特殊的见解：

裴耀卿置输场于河口。河口，即汴水达于黄河之口也！南人舟运江、淮之米，自汴以达河口，吴人不习河漕，便争输米于河口之仓而去，则吴人便矣！三门，即砥柱山，在洛阳之东；地最险，不可行舟。耀卿于三门之东西，各置一仓；又凿山开车路十八里，以避三门之险。江、淮之米既输于河口之仓矣，官为别雇舟，溯河漕至三门之东。视水可通，则径以舟过三门；水险，则由车路挽过三门，输入三门以西之太原仓，然后八渭，以漕关中。自江淮至河口，

自河口至三门，自三门入渭至长安，凡三次转搬，乃得达也！今天下之漕粮，概用长运。漕至袁浦，黄高于清，则百端营谋。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黄倒汗湖之巨患。种种弊坏，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运之法，于袁浦置仓；杨庄各仓，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运两次。为河帅者，治河则不顾淮；治淮则不顾河；治运则不顾河淮，庶几易为力乎？

（辛亥七月日记）

这不过曾国藩关心时务的一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关心的时务，不仅是极小的，并且是极专门的。他认为天下无一件事不是学问，而学问之道，在到处留心，摘由备查，博览书籍。所以他劝戒诸弟，应该留心实学，不可专注丁功名得失。他认为天下的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他对于这十四件政事，都加以注意，并且能详细去研究。并且他在工部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曾文正公年谱》道光三十年）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卒能扑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以知道曾国藩的成功，不是侥幸得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