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曙光与阴影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为弗洛伊德树碑立传，其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创立者。为弗洛伊德立传也就是为精神分析树碑。现在弗洛伊德已在他的人生苦旅上行走这么久，而精神分析似乎尚未诞生。所以，这一章里精神分析该在东方透出第一缕朝霞了。然而，这精神分析之曙光却给它的创立者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这阴影后面，那暴风雨眼看就跟来了。
患难之交
这一节我们将要讲述弗洛伊德一生中爱情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友谊。友谊对于弗洛伊德之重要，正如它对于我们之重要一样。人作为社会动物，不可能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之下生活，友谊就像西瓜一样，给予我们的不但是解渴，在满足需要的同时使我们吸吮生活的甜蜜。弗洛伊德一生之所以能摆脱早期的经济困难、中期和晚期的孤独、被攻击与被侮辱、谩骂，除了他自身的坚定意志之外，还与他朋友们的坚定支持不可分割。他的朋友们，虽然比起他的敌人来为数不多，却都是才智非凡之士，此所谓慧眼识英雄，识英雄者必是有慧眼者也。
这一节主要讲弗洛伊德早期，即他成名之前的朋友们。这些朋友对于弗洛伊德的生活与事业都绝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不只是生活的调味品，而且是他生活幸福、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弗洛伊德年轻时期的生活有两个特点：一是他的钱之少，这个我们已在前面说过了。二是他的朋友之出色。
一个伟人，即便不会像我国古代传说中一样，生下来就天生祥云，瑞气罩于屋宇，但其在成为伟人之前，也必表现与常人大不相同。他们独特的智力与思维同样会付诸日常举止言行，所产生的那一种说不出来的风格，使那些本身也略有不凡之处、因而也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慧眼之士一眼相中，顿成莫逆。
我们还记得弗洛伊德刚出生时吉卜赛老女人的预言。弗洛伊德在他成名之前所交的朋友中无一不是当时的出类拔萃之辈，而且他从这些友谊中所获可谓良多。
有记载的他最早的朋友之一，是他的忘年交，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哈默沙格教授，他的圣经与希腊文教师。哈默沙格教授是最仁慈的人，面貌很平常，有着一双极温和的眼睛。一看就使人觉得这人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他的妻子样子像他，只少了胡子。虽然上帝没有赐给她子女，但她有一双慈母的眼睛。夫妇俩待弗洛伊德如同亲生。那时弗洛伊德家里很穷，常得到他们的资助，他毕生都感念着这对老夫妻，很久后他还回忆起一件老师仁慈的逸事：
老教授……告诉我说……一个阔佬给了他一笔钱要他给一个需要的有出息的年轻人，他提起了我的名字并且即刻就把钱给了我……这不是第一次老人用这种方式帮助我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更仁慈、更远离了任何不高尚的动机……自从我离开学校后在我与亲爱的老犹太教师之间已远不只是深深的同情。
他在中学时还有两个同龄好朋友，一个是爱德华·塞巴斯蒂安，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具有西班牙血统，他也像西班牙人一样热情而富于幻想。弗洛伊德在写给玛莎的信中回忆这个儿时老友道：
我们那时并不把交朋友看作一种游戏或者一项资本，而是需要一个朋友分享彼此的所有。我们那时成天待在一块，可不是待在教室的凳子上。我们一起学西班牙语，从伟大的塞万提斯的对话中编造我们自己的神话和秘密的名字……我们一起组织了一个奇怪的学术团体“卡斯特拉那学会”（A.C.），搜集了大量幽默故事，它们肯定还留在我的旧作文里；我们分享俭朴的晚餐，从没有厌烦对方的陪伴。
长大后这位爱德华·塞巴斯蒂安成了一个颇有成就的银行家。
弗洛伊德另一个少时的好伙伴是海因里希·布劳恩（1854—1927）。弗洛伊德大约在第一学年的年度报告会上认识了他，不久他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布劳恩是个精力充沛、独立性很强的人，凡事有主见，是个天生的领导者。弗洛伊德十分崇拜他，坚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拿破仑第二。长大后的布劳恩，宽广的额头、深深的眼窝、鹰钩鼻，目光犀利。蓄着马克思似的大胡子。弗洛伊德的眼光虽然夸张了一点，却也没大错，布劳恩在二十九岁时就与考茨基、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一起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负责编辑了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重要刊物，成为著名政治家。
进大学后，弗洛伊德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没交什么朋友，这一是由于当时维也纳大学反犹风的暗暗滋长，弗洛伊德作为纯种的犹太人受到同学的排挤。二是弗洛伊德生性羞怯。他固然有很多优点，但不善于表露，因此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深，我们知道第一印象对交朋友是多么重要。这就决定了他的朋友从来不多，但只要与他有多次交往，就会发现他的优点，交往得越多，弗洛伊德给人的印象也就越深，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弗洛伊德虽然朋友数量不算多，但却都不是等闲之辈。庸人们看人只看表面，像不能理解深刻的道理一样不理解深刻的人，像这种人自然不会在意做样子不出众又不很大方的弗洛伊德的朋友。
弗洛伊德这时期的重要朋友前文大致已提及了，主要有约瑟夫·帕内斯、弗莱施尔、伊格纳茨·索恩伯格与布洛伊尔。在这些人中，除伊格纳茨外，都是有钱人，因此他们都曾在经济上帮助过弗洛伊德。
约瑟夫·帕内斯是弗洛伊德的同事，他曾建立过弗洛伊德所说的“帕内斯贷款”或“玛莎基金”。一八八四年四月，那时弗洛伊德与玛莎正处于热恋之中，但弗洛伊德每月的收入不过四十来盾。帕内斯主动给弗洛伊德一笔一千五百盾的贷款，并给弗洛伊德计划每年拿利息八十盾去看未婚妻，本金用于结婚。弗洛伊德十分高兴，他给玛莎写了一封半玩笑的信说：“一个有钱人想法子减少我们出生的不公平和他优越地位的非法性真是一件好事。”
这些人中，伊格纳茨·索恩伯格是弗洛伊德的知己之交。他们两人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出身贫寒，都是犹太人，又都天资出众。伊格纳茨是个很单纯、诚恳的人。他一八八一年时就与玛莎的妹妹敏娜订了婚，倾心相爱，但他命运多舛，打进维也纳大学起就患了当时被称为“大学病”的肺结核，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在梵文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二十八岁时就受聘牛津大学，与梵学大家威廉姆斯共同编纂梵文字典。但到牛津后不到一年病情加剧，无法继续工作，只好辞职，回到家乡，他自知命不长久，为了不耽误深爱的未婚妻的青春，毅然与她解除婚约。不久就去世了，年仅三十岁。
弗莱施尔是弗洛伊德另一个与伊格纳茨际遇不同但结局同样不幸的朋友。他不但出身高贵，还有着与超群相貌相匹配的超群才智，是十九世纪欧洲最出色的生理学家之一，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布吕克教授的得意门生和助手，为人善良而慷慨。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人物一生却极不幸。我们来看看弗洛伊德对他的描述：
他绝对是一个本性与教育融合得最完美的优秀人物……在他男子汉的外表下有着真正天才的印记，他英俊，优雅，具有多方面的天才，能够对绝大多数事物提出独创性的判断，他从来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人。
他的不幸来自一次医学事故。一天他解剖尸体时他的大拇指被割伤，伤口受到尸毒的严重感染，无法愈合，而且从伤口里不断长出一种腐烂的肉芽，就像地里长出竹笋一样，这无异于在里面插进一根根竹签，其痛苦之剧烈难以想象。在余生中弗莱施尔无时无刻不忍受着这样的痛苦，一八九一年去世时年仅四十一岁。
在他患病后的岁月里，弗洛伊德经常通宵不眠地陪伴他，想尽办法为他止痛、陪他下棋、打牌、聊天，将他的注意力从痛苦引开。弗洛伊德去世时，他的身边有一尊精美的古罗马头像，就是弗莱施尔死前送给他的礼物。
在这些朋友当中，最重要的、最有名的当然数约瑟夫·布洛伊尔了，他不仅因为是弗洛伊德的朋友而闻名，对于精神分析的诞生他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节将主要介绍他。
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犹太人，内科专家兼生理学家，像弗洛伊德一样，曾是布吕克教授的学生。他是维也纳最有名望的医生之一，享有“点金术师布洛伊尔”的美称，什么病别的医生没办法了，到他这里后，常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不仅是高明的开业大夫，也是出色的生理学家，在生理学领域有不少发现，比如呼吸的自动控制，耳朵内半规管对于身体平衡的作用等。二十五岁时他就做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奥波尔泽的助手和继承人，但教授去世时他还很年轻，做不了教授，新聘来教授后，他就离开了医学院，自己开业。同时也像弗洛伊德一样仍在布吕克教授的实验室里搞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有重要意义的发现。一八六八年他成为维也纳大学的私人讲师，一八九四年五月，被选为维也纳科学院通讯院士。提名他的人是西格蒙德·埃克斯内、赫林、恩斯特·马赫这些科学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也就是在布吕克教授的实验室，他认识了年轻的弗洛伊德，那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共同的爱好与互补的性格使弗洛伊德不久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他自己也成了年轻的弗洛伊德爱情与事业的顾问兼银行出纳。
布洛伊尔外表平常，前额本来不是特别宽广，顶谢了一半后，就显得宽广得很了。淡淡的八字眉，鼻子较高，留着维也纳常见的大胡子。最突出的特征是一对硕大的招风耳，像随时在洗耳恭听。他本来就是个谦虚的人，这下更显得谦虚无比了。他的妻子玛蒂尔德是个有着椭圆的脸庞、高挺的鼻子的漂亮女人，有一双忧郁而温柔的眼睛。他们生有好几个子女，其中一个女儿于一九四二年在纽约自杀。一九三八年纳粹入侵奥地利时，布洛伊尔已去世十三年，他的长子也已去世，长子的未亡人在纳粹逮捕她一家、欲将他们送往死亡营前夕来找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时正被纳粹羁于维也纳，但想方设法先将他们一家送到了美国。非止一次，弗洛伊德在他的信里、自传里表达了他对布洛伊尔与他妻子的尊敬与友谊，他说与布洛伊尔谈话“使我如坐春风”，“他从来理解我”。每当在科研或者生活上遇到难题，他一般抬腿就往市中心火场街八号跑，因为那儿不但有布洛伊尔动听的话语，还有玛蒂尔德美味的布丁。他将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儿向布洛伊尔吐出来，布洛伊尔总一声不吭地听他说完，然后沉思一会儿，和蔼地说出他的看法，布洛伊尔是天生的心理学家，懂得什么样的意见是他这位年轻、牢骚满腹的朋友所需要的。弗洛伊德常是垂头丧气而来，意气扬扬而去。可以想见，这样的劝导与友谊在弗洛伊德四面楚歌的时候是多么重要，那时，他常口袋里空无一文，对于未来一片迷惘，与心爱的姑娘结婚遥遥无期。这样的忠告叫他怎能不感动？他有次写信给布洛伊尔：“当我想起我与你及你的妻子的关系时，我认识到我应当特别地感谢你给我的好意见，那对我目前的处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布洛伊尔给他的不仅是精神的鼓励，还有物质的帮助。弗洛伊德向布洛伊尔借的新债旧债加起来，当他结婚时竟达到了两千三百盾，这些事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弗洛伊德开业行医后，由于对于新医生维也纳人像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是不大信任的，病人一般不会主动找上门，而这正是他最需要钱的时候，布洛伊尔几乎每天都要给他送个把病人来，弗洛伊德就这样度过了他艰难的创业时期。这比借钱给他要好得多，钱借了终究要还，而且花完就没了，可治病既不用他还钱，又因此增长了他的声誉，得到了许多回头客，自己来找他的病人也日渐增多起来。
婚后，弗洛伊德随着学识与经验的增长，他与布洛伊尔的对话就是平等的交流了。他们对许多问题共同切磋，有时，布洛伊尔遇到疑难病人也给弗洛伊德送去，尤其是神经症患者，就是在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弗洛伊德从布洛伊尔那里学到了“宣泄疗法”，这是他的“集中注意”疗法和“自由联想”疗法的基础。布洛伊尔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二年在治疗有名的安娜·O病例时，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疗法——宣泄疗法，让患者说出而非压抑其意念，这是精神分析疗法的萌芽，也是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第一步，这将是后一节的主要内容。
一八九五年，他们的合作结出了硕果：《癔病研究》（或音译作《歇斯底里研究》），这是精神分析思想诞生的标志。然而就在这时，他们的关系变得微妙了，已处于友谊与陌路的岔口。这可悲的情形并非这时才开始，许久以前，他们的友谊就面临深刻的危机了。
一八八六年弗洛伊德从巴黎归来，将男性癔病理论带到了维也纳，并且在医学协会作了《论男性癔病》的演讲，这个演讲受到了猛烈抨击，尤其是迈内特教授，甚至嘲笑了他。这使弗洛伊德感到非常痛心，像往常一样，他又去布洛伊尔那里寻找安慰，但这次布洛伊尔没有像往常一样无条件地支持他，只是说虽然他的理论不是没有道理，但却很不完善，因此他需要进一步研究。这话无懈可击，但表明了布洛伊尔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并不一致，使弗洛伊德满腔希望化作泡影。
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友谊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布洛伊尔同以往一样把病人往他这边送。希望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神经病专家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弗洛伊德确实开始帮助他们了，并且还采用了一种新型方法：催眠术。这种方法当时在维也纳的名声之臭只有粪便可以相比，弗洛伊德受到了比宣称存在男性癔病之后更猛烈的攻击。迈内特教授撰文讽刺他是个“催眠术士”之流的医生。这使他伤心又恼火，决定给予毫不客气的回击。这次又是布洛伊尔阻止他，一则他对于催眠术的看法与弗洛伊德不同，虽然他并不完全反对，偶尔也会用到，但却不认为它真能称得上是一种治疗方法。他还认为迈内特教授毕竟是他的老师，也是神经病学的权威，对他谦让为好。弗洛伊德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他公开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回击。这前面已经述过了。
这两件事表明他们不再如从前一般亲密无间了，但并不说明他们不再是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也一如既往地尊敬、看重他的老朋友和指导者。然而他们的友谊命中注定长久不了，下面的一件事终于给他们十余年的友谊蒙上了浓浓阴影。
一八九一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论失语症》，他悄悄地在扉页上题着“献给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为表达敬意与友谊”。
他这样做无非想给朋友一个惊喜。这本书是他几年来在神经病学领域探索的总结，是他心血的结晶，作为他的第一本书，他像犹太人喜爱头生儿子一样爱它。将如此宝爱的东西献给布洛伊尔，足以表明他对这位朋友的爱戴之情是何等深切了！他想当然地觉得布洛伊尔会感激地与他拥抱，向他致谢。书开始出售的那天，他一大早去书店选了一本，叫店里给朋友送去，然后喜滋滋地在家里等着。一天、两天、三天，布洛伊尔影子都不见，他大感奇怪，匆匆往布洛伊尔家赶去，他想，八成是书店伙计偷懒，没有送到，又在兜里揣了一本。
他走到布洛伊尔家门前了，看不见一点喜庆的气氛。他在书房里找到了伏案研究的老朋友，布洛伊尔看见他来，颇感意外似的。
弗洛伊德有点觉得大事不妙，仍忍不住叫道：“约瑟夫，你收到了那本书吗？”
布洛伊尔冷冷地道：“收到了。”
弗洛伊德本想跟着有一声“谢谢”的，等了好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他不由得又伤心又气愤地说：“你看到我的献词了吧？！”
布洛伊尔鼻子哼了一声，喉咙里咕哝了一声：“谢谢。”蚊子哼哼都要响三分。
弗洛伊德终于明白他的献词是拍到蹄子上去了，他的火药脾气给点着了，但他忍住了，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它？”
一直坐着的布洛伊尔站了起来，背着手踱了一会儿，开口了，滔滔不绝的说道：“你这本书的立足点就是错的，你将肉体与精神混为一谈，它们也许都能致病，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因素，你这样将它们混到一起对谁都没有好处，对科学没有，对病人没有，对你自己也没有……还有，你干嘛那么喜欢对权威指手画脚？好像世界上就你掌握了真理……你这样做谁都不会信服你，医学院学生不会、教授们不会，连我都不会！”布洛伊尔说罢，又坐下去了，再不吭气。
弗洛伊德像给打了一闷棍，回过神来后，百米冲刺般地离开了布洛伊尔家。在路上他将布洛伊尔诅咒了一百次，发誓永远不再进那扇一个钟头前还令他觉得每个毛孔都爽快的门。
事实证明布洛伊尔的话是明智的，弗洛伊德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最失败的一本书，它总共印了八百五十册，九年之后只卖掉了二百五十七册，剩下的被打成了纸浆。
果真，弗洛伊德有好多天没有登布洛伊尔的门，但不久后，布洛伊尔又给他送来了一个病人，卡西莉·马蒂亚斯夫人，她患了牙痛病，可当牙医声称她的牙坏了，要去拔掉时，马上就不痛了，这是个有趣的癔病病例，弗洛伊德感激之余，将对布洛伊尔的不满丢到一边去了。
《癔病研究》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的高峰，也是他们由朋友转成陌路的分水岭。
《癔病研究》，又名《歇斯底里研究》，癔病的俗称就是歇斯底里病，出版于一八九五年，但其材料始于安娜·O病例，布洛伊尔是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到一八八二年六月治疗安娜·O的，因此书的基本材料也早在这时就具备了。当弗洛伊德第一次听布洛伊尔说起这个病例后，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觉到这个病例极其重要，一直力劝布洛伊尔将之公布于众，但布洛伊尔以医生必须为病人保守秘密为借口，一再拒绝弗洛伊德的提议，这里面确实涉及病人的许多隐私，就像绝大多数类似的病例一样。不过只要不用病人的真名，不利之处是可以避免的。弗洛伊德也这样认为，但布洛伊尔仍旧不同意。
好久之后，弗洛伊德明白了布洛伊尔不愿吐露的真实原因。那是有一天，弗洛伊德正为一位年轻女病人进行宣泄法治疗时，她突然伸出手抱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女仆刚好走进来。但他问心无愧，倒也并不在意。这样的行为不会使他放弃治疗，也不能使他不敢将那个病例公布出来。弗洛伊德告诉布洛伊尔，他一听，大受震动，心头之结解开了。于是，他同意了弗洛伊德的建议：由他们二人合作，撰写一部癔病专著。
布洛伊尔不久承认，“我相信这将是我们两人必须公之于世界的最重要的东西”。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分两部分公之于世，第一部分发表于一八九三年一月，取名为《癔病的心理结构》，第二部分出版于一八九五年，就是闻名于世的《癔病研究》。
关于《癔病研究》的意义不是个好讨论的问题，这里只引用诗人、文学史家、戏剧评论家、维也纳大学文学史教授、帝国剧院总监阿尔弗里德·冯·伯格勒的一句评论：
我们隐约地有了这样一个意念：有朝一日它（指《癔病研究》——作者注）可能使得揭示人类个性最深处的秘密成为可能……
《癔病研究》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几篇相关论文的重印。第二部分是五个病例，第一个是安娜·O病例，由布洛伊尔撰写，其他四个由弗洛伊德撰写。第三部分是布洛伊尔的一篇理论文章和弗洛伊德为全书写的结论，它介绍了宣泄疗法这种新型的心理治疗法。
弗洛伊德的四个病例也是精神分析史上有名的病例，分别是：埃米尔夫人病例、伊丽莎白夫人病例、露茜小姐病例、卡萨丽娜病例。这些病例有的已经提到过，有的在后面还要分析，它们实质上是四幕人类爱欲之悲剧。
这本书虽然后来有名又畅销，刚出世时却受到冷落。第一版八百册十三年后才卖掉了六百二十六册。两名作者各得的版税约八十五美元。对于它的备受冷落，已见惯不怪的弗洛伊德一笑置之。这对布洛伊尔可是个打击，他也许觉得，他的书无人问津就说明他的思想大家不接受，而大家不接受在他看来八成就是错的，至少是没意义的。而且认为这对他号称全维也纳最讨人喜欢的医生的名誉也有损害，例如，以前他每次讲座座无虚席，现在的听众却寥寥无几，这不啻打了他一记耳光。他也许还无意识地视之为弗洛伊德的错，是他把他拖下水的，对于老友的态度就有所变化，至少一个事实是，以后他再不与弗洛伊德搞什么合作了。
但不合作还不会导致友谊的破裂，使他们破裂的是见解的对立。
弗洛伊德在对无数例癔病的治疗中，感觉到病人之所以致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性——弗洛伊德为什么把性看得这么重要，这样做是他的主观倾向还是有它的客观起因？这是一个大问题，得进行专门讨论，留待下节再说——布洛伊尔对性的作用的态度就有点怪哉了。开始他不相信性失调是癔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但后来在写作《癔病研究》时却有了大改变，他写道：“这一结论（关于癔病的性质）本身暗含着性是癔病的主要组成成分之一。”“导致（癔病）变态发泄的更大量的与最重要的被压抑的观念包含有性的内容。”这使得弗洛伊德惊喜不已，马上写信给他的另一个重要朋友威海姆·弗利斯说：“你会认不出布洛伊尔了，我会再次忍不住毫无保留地喜欢他……他完全地转到我的性理论这一面来了。”并且，几个月后，在一次医生公会会议上，布洛伊尔再次表示同意弗洛伊德性病因的观点。然而，当弗洛伊德会后向他表示谢意时，布洛伊尔竟说：“那些话一个字也当不得真！”
就这句话，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下降到了冰点，从此不会再升温。实际上，一八九四年写完《癔病研究》后，两人再也没有讨论过学术问题，也很少来往，这话也就成了他们历时近二十年的友谊终结的标志。但他们仍保留着朋友关系，直到两年之后。至于是什么使得他们的友谊破裂，成为陌路，不得而知，很可能并没有一件特别的大事，只是不再来往，其他联系也越来越少，到了一八九六年，终于彻底断绝了一切形式的交往。
旧事物的死亡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生活大抵如此，就在一八九六年春天，弗洛伊德开始了他第二个友谊蜜月，这次是与威海姆·弗利斯，其热烈的程度较之与布洛伊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将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重要、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之一。
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精神的纽带已经断裂，但是物质的纽带还留着，那就是他欠布洛伊尔的两千三百盾。一八九八年他开始偿还，布洛伊尔表示那是他送给弗洛伊德的礼物，而且弗洛伊德曾给他的家人治病，钱理当不还。这本是布洛伊尔的好意，却一下惹火了弗洛伊德，他认为这是布洛伊尔对他的侮辱，把他看成欠钱不还的人，对他的友谊是早没了，这下更恼恨起他来。后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说他非常高兴与布洛伊尔断交了。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分道扬镳的原因。
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与禀赋大相异趣。弗洛伊德是一个永不因循守旧、渴望有所创新的人。这种创新精神与他的境遇固然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内心有一股这样的欲望，要求突破权威的束缚而达到自己的思想。布洛伊尔完全不同，他四平八稳，对待学术就像对待病人一样，不敢冒险，他的研究成果也止于那种显微镜下的成就，只要仔细地盯着就行了。这样，虽然天意将安娜送到他面前，本可以使他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发现一片新天地，如同弗洛伊德所做的一样，使他成为精神分析的创立者，成为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比肩的巨人。但他不敢兴风作浪的秉性使他与成功失之交臂——他在伟大发现的门槛上窥了窥，赶紧溜之大吉，这样的后果，不但使他终生在平庸之中默默度过，而且使他昔日的良友成为今日的陌路，思之惨然！晚年时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评论他与布洛伊尔的友谊说：
他是才智出众之人，年长我十四岁。我们的关系不久就更加密切了，他成了我的朋友和我处境艰难时的救助者。我们习惯了分享彼此对科学的兴趣。在这样的关系里受益者自然是我。精神分析后来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对于我来说付出这样的代价太大了，但我无法逃避。
安娜的故事
现在我们要讲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它年轻的主人公在精神分析事业中的作用比许多重要的分析家都来得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安娜·O，原名帕莎·彭帕海姆，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法兰克福，在维也纳长大，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逝世。她的父母是虔诚的新教徒，从她十六岁中学毕业后，就不许她上学了，也不许她看书或者看戏，认为这些“有损于她这样一个纯洁的处女”。在她得病以前，她的确是美丽又纯洁。从照片上看，她瓜子脸，长长的金发盘在脑后，纤细的眉毛，大眼睛，美丽下面透出深深的忧郁，但这仿佛不是在为她自己的苦难叹息，而是在怜悯世间一切不幸者。忧郁的眼睛下面是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
帕莎刚二十岁时，父亲得了重病，她夜以继日地在病床前侍候，废寝忘食。父亲的病一天天加重，她也一天天衰弱，终于病倒了，四肢麻木，还伴有痉挛、贫血，不想吃东西，瘦得厉害。她的家人赶紧为她找来了医生，这时彭帕海姆家的家庭医生正好是布洛伊尔，他发现帕莎的病已经不轻了，除了上面的症状，她还患有神经性疾病，失眠，还有幻听和幻视，常叫嚷房间里有死人和骷髅头，她扎头发的带子也成了毒蛇，伸长了信子要舔她。她一会儿亢奋异常，一会儿又十分焦虑，担心自己会变得又聋又瞎，越来越吃不下东西，后来干脆不吃了，身体越来越虚弱，眼看就要走上她父亲的老路。
布洛伊尔开始一段时间对她毫无办法，因为根本检查不出帕莎的身体各器官有什么毛病，但正当危机来临，转机随之出现。一天他发现帕莎的情绪又开始转换了，一段时间来她一直在这样变来变去，有时像个正常人，有时像淘气的小姑娘，有时又是十足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明显的双重人格。布洛伊尔发现指导她这种转换的是某种类似于自我催眠的东西。他断定，她患的是极重的癔病。当时，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但帕莎自己找到了办法。有一次她发作起来，就把她的苦恼向布洛伊尔吐露了几句，发现好过多了，接着又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不过是另一种效果的。她将她白天各种不愉快的经历一股脑儿吐出来，她的幻觉、她的难受，等等。这样说出来后她的痛苦小多了，不久就养成了向医生倾吐烦恼痛苦的习惯。这种疗法对于医学也许是一个难得的发现，但对于日常生活却常见也容易理解。我们遇到不愉快时，只要向别人——哪怕不相干的人——倾吐一番，就会舒服多了，这是一种简单的生活经验。
除了美丽外，帕莎还是个才智远过人、富有诗意的奇女子。她发现了这种奇妙的治疗法，就给它取了个名字“谈话疗法”，有时还戏称“扫烟囱”，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但好景不长，帕莎又不愿同他交谈了，症候也逐渐复现。布洛伊尔知道对于癔病患者没有什么后果是不可能的。他思之再三，想起帕莎是在自我催眠中对他倾吐的，既然自我催眠能使她放松，人工催眠想必也能。他于是大着胆子对她进行了催眠。然后暗示她，她的病其实很轻，她完全可以听得清、看得见，她的麻痹也是可以消除的，只要她愿意。至于她父亲的死，那不是她照顾不周的缘故，她对父亲已经仁至义尽了，他布洛伊尔可以做证。他就这样与催眠状态中的帕莎展开对话，使她又愿意与他交谈了，只是她似乎忘记了她的母语德语，只用英语与他交谈，幸亏他对英语也略知一二。为了测验帕莎的语言能力是不是真的退化了，有了多大的退化，他给了她几本意大利语和法语书籍，帕莎也能读出来，只是不是用意大利语，也不是用法语，而是用——英语！她直接将这些意大利语与法语著作用流利又地道的英语读出来。
面对这样的奇女子，正常的男人很少会无动于衷。从第一天为帕莎看病起，布洛伊尔天天都要来，开始只是出于医生的责任心。但这个病例是如此奇特，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他天天给帕莎施用催眠术时，他已经将这个病例不当作病例，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他每天要花一个小时给帕莎催眠，给她消除各种症状。这时帕莎已经发现，她一旦将某个症状仔细描述给医生，那个症状便突然消失了，她也不难受了，她便积极地这样做起来，布洛伊尔也就天天有事干了。令布洛伊尔大感惊异的是，帕莎的症状竟然如雨后春笋般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了。他今天用催眠术暗示她她的眼睛很好，她能够看得清楚，她果然能看得清楚了，但第二天，她的腿又麻木了，腿好后又是手……它们简直像在赛跑。这仿佛无穷无尽的病症使布洛伊尔的治疗也像要一直延伸到永远。但病人和大夫似乎都没有将这当作可怕的事，帕莎虽然还有这种那种症状，但由于都只那么一天就没影子了，并不难受。她已经能够说德语，也不再失眠，这困扰着她日常生活的两大问题解决了，其他的症状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这漫长的治疗中病人和大夫都不难受，但某一个人却在难受，那就是玛蒂尔德，布洛伊尔的妻子。从一年之前治疗帕莎起，她发现丈夫不但天天去看病人，天天的话题也是病人了。布洛伊尔对这个病例太有兴趣了，他不由自主地每天回来都将当天的治疗情况向妻子仔细叙述，描述中自然还会对帕莎的形象也描述一番。玛蒂尔德开始还像她听惯了的其他病例一样听着，后来一天天听下去，她觉得自己的心不再像从前一般平静了，再后来，她难受起来，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失去了往昔的欢颜，终日满面忧伤，愁眉苦脸。她隐隐觉得，丈夫对这个病人有点与众不同。布洛伊尔也没有觉察妻子的脸色，仍天天去看帕莎。
帕莎的病现在已经大有起色了，她各种各样的症状都来过之后，似乎病症也累了，就在布洛伊尔考虑结束治疗，并且向病人暗示了时，她又发作了，这次是肚子痛，还作呕。一天晚上，只有她与布洛伊尔在一起，她的疼痛剧烈起来，布洛伊尔正准备再次给她催眠，她突然捂着肚子说：“我快要给布洛伊尔医生生孩子啦！”
布洛伊尔好一会儿才明白她说了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看看门口，幸好，只有他们两人在一块。天哪！他一辈子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他的胆都要吓破了，立刻给她催眠，等她呼呼大睡后，逃也似的离开了彭帕海姆家。
他知道帕莎一觉醒来，就会把晚上说的话忘到九霄云外。
他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妻子还在等他，看见他进来，她突然满脸泪痕，捂着脸哭起来。
布洛伊尔听着她伤心至极的哭声，好像明白了什么，他又想起来玛蒂尔德好久以来都没有笑过了，他一直顾着那个新奇的病例，没顾得上妻子的心病，但现在他似乎明白了。他温柔地走过去，拥抱着亲爱的人，叹息着说：“亲爱的，对不起，这一年多让你伤心了。你放心，帕莎的治疗已经完成了。”
玛蒂尔德惊喜地抬起了头，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泪痕，盯着丈夫的眼睛，那里面只有怜爱，没有玩笑。她喃喃地说：“你对我太好了，亲爱的！”
第二天，夫妇俩就上威尼斯二度蜜月去了。布洛伊尔从此没有再去过彭帕海姆家。
自从那一晚布洛伊尔匆匆离去后，帕莎就没有医生了，因为其他医生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将她当作一个神经病人，她的病一天天又沉重下去。这时布洛伊尔已经离开了维也纳。家里最后只好将她送到了位于格罗斯—恩泽史朵夫的一座精神病疗养院。在那儿她几近死亡边缘，但每次都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帕莎是个聪明、美丽、诗意的姑娘，又有个性，她一去疗养院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包括她的神经病医生，疯狂地爱上了她，向她求婚，但她拒绝了，除了她自己，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疗养了很长一段时期后，她的病情逐渐缓解，在疗养期间，她开始关心妇女问题。经常阅读杂志上有关妇女权利与妇女解放的文章，离开医院后，她立即投身妇女运动，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社会工作者和妇女运动还是新名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帕莎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工作者，也是妇女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她先后办了好几份宣传妇女解放与维护妇女权利的重要刊物，还开办学校训练妇女，使她们有一技之长，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除了这个，她从事的另一项工作是保护儿童。当时，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镇压与骚乱，造就了一大批孤儿，他们流落街头，随时有生命危险。帕莎冒险进入这些地区，为拯救这些儿童做了大量工作。
她终身未婚，也从没有过恋爱记录，正如她的病从来没有全好一样，白天她忘我地工作，还感受不到太大的痛苦，但一到晚间，她的病痛就发作了，像弗洛伊德的老朋友弗莱施尔一样度过了无数个孤独难熬的漫漫长夜。但弗莱施尔有许多医学界享有盛名的医生朋友尽力为他治疗，减轻他的痛苦，帕莎什么人都没有。弗莱施尔只活了四十一岁，帕莎则活了七十七岁。
去世前几年，她就在几家报刊上给自己发了讣告，听说讣辞很是幽默，可惜无从找到。
帕莎的一生，就像那些圣人说的：“她将一生献给了主。”
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参与对帕莎的治疗，也不能确定他有没有见过帕莎本人。但帕莎身份的确定却有赖于他，确切地说，是他夫人。前面说过，帕莎是德国人，后来迁居维也纳，玛莎也一样，她们同在维也纳受的教育，而且是在同一所学校。有一次玛莎上街，回来后对弗洛伊德说，她碰到“安娜·O”了，她现在很健康，在研究妇女问题。她以后可能还不止一次地去过安娜·O家里，安娜·O也来过她家，弗洛伊德也就知道安娜·O是何人了。
在《自传研究》中，弗洛伊德是这样记述的：
甚至在我去巴黎以前，布洛伊尔就已经告诉我他在一八八一到一八八二年之间用特殊方式治疗过的一个歇斯底里病例，那使得他深入探讨了癔病症候的病因及其后果……他屡次给我阅读病史记录，较之任何当前的观察，它对于神经症的了解都前进了一大步。在我到达巴黎后，我下决心将这一发现告知夏科，我事实上也这样做了。然而这个伟人对于我对这个主题的概述没有显示出兴趣，因此我再也没有说起它，让它在我的大脑中逝去了。
当我回到维也纳后我又一次转向布洛伊尔的观察，并且让他告诉我更多关于它的情况。病人是个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具有非同寻常天赋的年轻姑娘，在照料她的父亲时——她深深地爱着他——得了病。当布洛伊尔对付她的病症时它呈现了伴着挛缩的麻痹、压抑与精神失调的不断变换的症状。
弗洛伊德听布洛伊尔说起这个他当时念念不忘的病例时已经治疗结束几个月了。具体而言，治疗是一八八二年结束，弗洛伊德则于当年十一月十八日听说此事。
布洛伊尔在《癔病研究》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治疗的过程，他写道：“我那时常常在晚上去看她，当我发现她处在催眠状态中时，我就把她从我上次治疗过后积累起来的所有幻想堆积物中整个地解脱出来……她恰当地描写了这个疗程，认真说时，是‘谈话疗法’，有时开玩笑地叫它作‘扫烟囱’。”但正是这帕莎偶然发现的、开玩笑地叫作“扫烟囱”的治疗法却对她之后的无数与她有相似疾患的患者，乃至人类的思想史带来了福音，遥遥指出了一条未来之路。
以前我们说过，弗洛伊德开始治疗癔病时，用的是当时像现在的气功一样时髦的电疗法，这个方法乍一看好像很管用，但不久弗洛伊德发现都是假象，是纯粹的安慰剂。他看到这时髦法子的可笑后，就大胆采用了在神经病权威夏科那儿见到的催眠术，就是说，用催眠病人的方法摧毁他的病态意念，让它们消弭于大脑之中。但这个方法也被证明是用堵的办法对付洪水，那只会产生一时的效果，过后仍然是癔病，反而可能会更严重。实际上，弗洛伊德这时早已熟悉了布洛伊尔的“宣泄法”，这是帕莎“谈话疗法”或“扫烟囱”的“科学化”，它将这种方法的形式特征表述得更加准确。由于对时髦与权威的敬畏，弗洛伊德一直没有采用宣泄法，但时髦与权威都被证明是靠不住的，他明白这一点后就大胆运用了新方法，说它是新方法，因为它尚未公开，也只在帕莎一个人身上试用过。
催眠法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对于病人的意念一概加以否定，甚至听都不听，而一味强求病人放弃缠绕他们的意念，并且在病人自己无能为力时——病人十有八九是这样——便用催眠这样霸道的办法逼他们就范，这样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某种对立的关系，他认为必须改变这一点。怎样改变呢？同催眠法相反，应该：
1.在病人说话时，不要事先给他们做任何引导，而是完全给他们以自由，说什么、怎样说、什么时候说都由病人自己决定，让他们的思想插上翅膀，像雄鹰一样自由翱翔。
2.在病人自由联想完毕后，不能将他们所说的弃之一边，让他们说了也白说。而是要对他们的话进行分析，在分析中找出病因。弗洛伊德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癔病的病因存在于病人早年的经历之中，而这早年的经历究竟是什么，是总会在病人的自由联想中露出蛛丝马迹的，关键就是要对病人自由联想的内容进行分析。
这两个要求导致了弗洛伊德对催眠术的否定与对宣泄法的青睐，但最终也导致了他对宣泄法的再否定，因为它虽然与这两个要求趋近，但差异还不可谓小。
弗洛伊德大约是在一八八九年五月，他使用催眠术十八个月之后开始使用宣泄疗法的。这时他正在治疗埃米尔夫人，她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联合企业的管理人，她丈夫，一位工业巨子，十四年前去世，她逐渐得了安娜似的怪病，例如，她说话时常会突然停下来，脸上露出恐惧的神情，手往前一拦，说：“别动！别碰我！别说话！”脸上的肌肉麻痹，说话口吃。弗洛伊德开始单纯用催眠疗法，给她催眠，命令她放弃这些无聊的坏习惯，他起初也得到了一点效果，但像以前常有的情形，过不了多久那些症状又旧戏重演了，他终于相信，用催眠法强压服的那些意念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暂时潜藏起来了，要使病人痊愈，必须找出她得病的原因，这原因只能从病人的“胡言乱语”中去找。采用的方法，便是他早已熟悉的“宣泄法”了。他凭直觉相信，在病人的胡言乱语之中有真正的病史与病因，因为病人在这时展现的是真我，所说的都是意识之中的真实内容。
弗洛伊德采用宣泄法约有两年，从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二年，随着治疗的深入，宣泄法的弱点也日益明显了。
首先是因为宣泄法仍基于催眠术，其顺序是先对病人进行催眠，再让病人说话，这实际上是引导，病人并不能畅所欲言，而且由于病人与医生关系过于密切，病人常会揣摩医生的心意而说些中其意的话。这大大妨碍了真实病因的揭示。其次是催眠并不一定能成功，尤其是病人常难进入所需要的深度催眠。第三是像前面分析过的一样，宣泄法不对病人所说的话进行深入分析，只让病人发泄一番，疗效难以持久。
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找到一种能完全摆脱催眠术的治疗方法，从一八九二年起，在治疗伊丽莎白夫人时，他开始尝试一种新方法——“集中注意”。他让病人躺在长沙发上，告诉他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症候，然后思索它的来源。如果病人什么也想不起来，他就把手指压在病人的眼皮上，向他保证一定会有某个意念出现在脑海，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通常总能成功。病人这时将大脑中出现的图像描述出来。这时病人常常先会说“这个一点也不重要”或“我想它对你一点也没有用”或“这个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你不会爱听”。这时，弗洛伊德马上要求病人一定要将这个意念说出来，有时还会在一边提示、询问、鼓励。
但治疗伊丽莎白夫人时，有次他又在提示，夫人生气地说他打扰了她，要他让她自己说下去。她的话给了弗洛伊德很大触动，他想，也许他真应该让病人自己说下去。在以后的治疗中，弗洛伊德就逐渐少干预病人了。先是不再要求病人怎么想，在病人说时也不再给予提示，后来又不再要病人闭上眼睛，也不把手指压在他们的眼皮上，最后连从症候讲起的惯例也消失了。保留的只是那永远的长沙发，病人还是坐在舒适的沙发垫上说话，他自己则坐在旁边一把坐起来一点也不舒服的硬木凳上。
到这时，弗洛伊德已经不知不觉地跨完了达到自由联想法的漫长旅程。他的自由联想法，顾名思义，就是让病人自由想象，不给其以任何限制，让他在自己的回忆中找到症结的所在，这时大约是一八九五年。
自由联想法的特征在于它的“自由”，我们知道，神经症患者的特征在于其内心存在某些意念，这些意念可能来自患者早年的不幸，或其他创伤性经历。它们潜藏在人的意识里，造成伤害。我们在以后的文中会知道，它们通常并不像前文所说的那么简单，只是看见过一些死人之类，而是通常有悖人伦、为社会所不容的经历或者意欲，它本来就不敢示本来面目于人，如果还给它以阻碍，那么它很可能就此躲起来了。而在弗洛伊德试过的所有疗法中，只有自由联想法给了这些本不敢出来的意念以充分的机会，因而也最有利于癔病的治疗。
自由联想法的形成是精神分析诞生的门槛，作为精神分析的基本治疗方法，它不但治愈了难以计数的神经症患者，而且在治疗中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精神的奥秘，精神分析的主要发现：力比多、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自我、超我与本我等无不是用自由联想法进行的实际治疗中得到的。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他运用了自由联想法后，标志着他从此走上了发现精神分析这块人类心灵中未知大陆的康庄大道。通过自由联想法究竟发现了什么将是下一节要讲的内容。
安娜·O虽说只是一个病例，但它的作用远非典型病例可比，不要忘记，“安娜·O”——帕莎·彭帕海姆名义上是患者，实际上又是“宣泄法”的发明人。而精神分析，正像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言：“精神分析是神经错乱的一种治疗方法。”这正是精神分析的实质特点之一，是它得以存在的基础，这一基础的基础便是宣泄法。而且，虽然由宣泄法到自由联想法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有了大的改变，其基本特征却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因此，如果没有“扫烟囱”，也就没有宣泄法，也就可能没有自由联想法，也就没有精神分析了。当然这只是对历史的假设，没有实际意义，帕莎·彭帕海姆——安娜·O对于精神分析的意义、对于弗洛伊德一生的意义，却是可以想见的。
与“性”相遇
性对于精神分析犹如重力对于牛顿力学一样。没有它很难想象精神分析将是何种模样。
这不等于像那些对精神分析要么无知，要么不怀善意的人所言的那样说精神分析是性学。精神分析内容之博大远非用几个字、几句话就能描述出来，正如它不是几句话就能批评或抹杀得了的。
这种批评与抹杀，无论在精神分析诞生之初还是现在——精神分析已经在世界上占有牢不可破的地位——都大量存在，举不胜举。像一切神经症的产生一样，这种批评当然不是无因之果，而是与精神分析的特征有密切的关联。其中最主要的特征便是精神分析对于性的重视。从产生之日起，它就将性列为它的主要内容。也许同样可以说：没有性因素的存在也就没有精神分析的产生。理解性、理解性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理解精神分析为什么要将性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以及在精神分析中性的具体形态与特征，对于了解精神分析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精神分析中有关性的内容太丰富，在短短的一节中讲完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继续分析，直到本书的结束，现在就让我们来初窥门径吧！
弗洛伊德本人一直到三十岁才结婚，毕生忠于妻子，对性丝毫没有与众不同的兴趣。他之所以与性打上了交道，完全是治疗实践与科学研究使然。
弗洛伊德对性的研究也许是从鳗鱼开始的，当他还在上大学二年级时，一八七四年夏，他在著名动物学家克劳斯教授设在亚得里亚海边的动物实验站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克劳斯教授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寻找鳗鱼的睾丸。广义上来说，这也可以说是关于性的研究。当然这时他还远没有对性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这时的兴趣是神经节。
在一九一四年的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说他开始接触性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是在他去巴黎实习前好几年，他是一八八四年去巴黎的，好几年之前当是刚毕业，或者开始在总医院实习时了，具体内容现在无从知道。
一八八三年五月一日，弗洛伊德进入迈内特教授的维也纳总医院第二精神病诊所，当时他正在总医院实习，准备开业行医。他在诊所里遇见了大量病例，这些病例的特征与他在其他科遇到的大不相同，明白地说，它们大都与性有这样那样的关联。试举几例：
在女病房，他遇到了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妇女，她的屁股、阴部、大腿内侧都长满了毒斑，当她对他说话时，就把两个乳房露了出来，弗洛伊德立刻叫来了女看护，病人越说越兴奋，又将裙子撩了起来，还做下流动作。
又一个年轻的匈牙利领带工人，她一边说受到男人迫害，一边又老是不由自主地去接近男人，还想自杀，护士只好将她用网罩罩住。弗洛伊德命令护士解开网罩，她立刻跳起来拥抱他。弗洛伊德使她平静下来，她说她本来总躲着男人，后来她发现只有男人能治好她的病，所以她一看见男人就想去拥抱他们。
另一个女病人请求在她的房间里放一张沙发，因为“圣灵晚上要来与她性交”。还有一个老处女老幻想街上的人对她怒目而视，责备她不该将狗带回家与她口交。
这大量的病人都被迈内特教授诊断为哪个器官有毛病，虽然他分析得井井有条，却很少能治好他们。病人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要么被锁在家里，一直到死。弗洛伊德深深同情这些不幸的人，看到他们虽然有病，却无药可治，心深忧之。
这时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这个现象，但他仍是迈内特教授生理病因说的忠实信徒，压根儿没有将性与神经病的致病因素联系起来。
但随着所见所闻的增多，他的认识也渐渐变化了，终于意识到性因素在神经症中的意义。一九一四年的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提到有三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八八二年七月，他当时刚进入总医院实习，一天他与布洛伊尔在街上走，一个男人过来和布洛伊尔说话。那人走后，布洛伊尔告诉弗洛伊德那是他的一个女病人的丈夫，他的妻子一到社交场合就行为古怪，丈夫将她当作精神病人带来给布洛伊尔治疗。“这种病一直是房事中的秘密。”他告诉弗洛伊德，医生对于这种病无能为力，他的话使弗洛伊德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件事是一八八五年他在夏科教授那里进修神经病学时，在他离开巴黎的前一个星期，夏科教授请他吃饭，饭后他与夏科及他的助手布罗代尔一起讨论几个神经病例。一对远道而来求医的年轻夫妇，妻子患有严重的神经病，丈夫是个性无能者。夏科教授用不置疑的口气说：“这总是，夫妻床上的秘密，总是！”边说边肚子一挺一挺地强调。
第三件事则是他结婚后的事了。一八八六年，科罗巴克，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妇科教授，弗洛伊德称之为“维也纳所有大夫中最出色的一个”，推荐给他一个病人：普芬道夫夫人。她憔悴不堪，十分依赖医生，要求每天随时都能找到他，弗洛伊德用尽了办法想使她的病有一点起色，但毫无效果，失望之余，他对科罗巴克教授说不想再干下去，教授力劝他不要这样，因为这样等于杀了夫人，至于她的病，教授坦率地说药方很容易开，但没有办法买这种药，那就是“正常的阴茎，反复使用”。病因就是普芬道夫夫人结婚十八年了，仍然是处女，她丈夫是个彻底的阳痿。而普芬道夫夫人又是一个很贞洁的女人，不愿像其他女人一样去找情人来满足自己。
这三个事例联系起来，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认识到了性因素对于神经病的产生有着强大的作用，虽然他还不知道原因，但他想这一定有原因。
自从弗洛伊德开业后，他接待的各种神经症患者就更多了，在前面的《神经病》《催眠术》《安娜的故事》等节中已经讲过不少病例，这些病例要么表现为对性的渴求或者恐惧，要么通过治疗弗洛伊德发现它们的病因与性有关系。例如埃米尔病例，她的丈夫去世十多年后，她就患了各种各样的病症与怪癖。卡米莉病例里，卡米莉的丈夫多年不愿与她同床，于是她的牙齿莫名其妙地痛起来，结果给拔了七颗好牙，这里再举几例。
伊丽莎白是个很迷人的姑娘，未婚，症状是大腿痛，有时痛得不能走路。弗洛伊德给她做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足以引起剧烈疼痛的器质性病变，他断定这是一例癔病，便先用催眠术给她治疗，但当弗洛伊德用惯常的方法用催眠的声音对她说“你的眼皮合上了，你就要睡着了……”时，她却笑着说“可是，医生先生，我没有睡呢”！
弗洛伊德于是决定采用新的方法：自由联想法。当然，这还是自由联想法的早期形态。他用大拇指压住病人的眼皮，说：“你现在在脑子里会出现某些回忆，请你将它们说出来，一个字也不要漏掉。”
伊丽莎白小姐于是一幕幕地回忆起了她幸福的童年，来到匈牙利后她父亲的得病和死亡，接着是母亲的手术，后来妹妹又去世，她的妹夫带着孩子离去。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她又回忆起她曾在舞会上认识一个青年，他送她回家，她觉得他们像是一对儿，但几天后她父亲就死了，她认为是她没有照顾好害死了父亲，就拒绝再见那个青年。到这时，她的回忆停止了。
弗洛伊德问：“你当真觉得自己害死了父亲吗？”
姑娘表示否定。于是弗洛伊德使她进入更深层次的回忆。她终于说出来了：“我希望能像妹妹一样有个丈夫，像她一样有幸福的婚姻。”
这是她的愿望，但弗洛伊德想知道是什么使她致病。一天，弗洛伊德在她家给她进行治疗时，她听到隔壁有人说话，一下站了起来，露出惊喜的神色，喊道：“我妹夫又回来了！”
弗洛伊德一下明白了，他告诉她她是爱上了妹夫，她因为这个感到愧疚，就用得病的方式来惩罚自己。弗洛伊德劝她正视现实，不必用这种方法来折磨自己。伊丽莎白刚开始愤怒地否认，后来经过进一步回忆与分析，她终于将过去整个地回忆起来。原来她妹妹安葬那天，就在葬礼上，她想：“现在妹妹死了，那我就可以和妹夫……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孩子。”这些念头使得她愧疚不堪，接着就病了。
还有一位年轻的未婚女子，她痛恨一切与性有关的事，发誓终身不嫁，她的症状是时刻害怕小便失禁，只敢待在家里的厕所旁边。弗洛伊德带她找过泌尿科专家，发现她的膀胱并没有毛病。他用暗示式的自由联想方法使她回忆起了她一次在剧院看歌剧时，她身边的一位男子引起了她的好感，她顿时感到了性兴奋，下面发胀，像小便快要失禁了，从此时刻怕起来。
这些病症不能不使弗洛伊德感觉到性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他为此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论述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一八九四年六月一日的一篇《防卫型神经精神病》中，弗洛伊德说癔病，尤其是女性的，主要病因是她们忍受不了的性意念。强迫性神经症也是一些这样的性意念在作祟。第二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每一例神经症都是基于压抑的，总具有性的内容。”
弗洛伊德没有将对性病因的研究停止在这个阶段，一八九六年，他又挖进到更深的深度，即病人的幼年时期。弗洛伊德在治疗中发现，有大量病人虽然回忆到了创伤性经历，并且也有一段时间病情似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过了一段时间，旧病又复发了。这样的状况屡次出现之后，弗洛伊德不由得想他们的病根一定还没有找到。其次是他在催眠或使病人自由联想时发现有相当的病人将他们的创伤追到了他们的童年时期。
这一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迄今为止所有的理论中，认识性的有，意识到人心中那不为自我所知的无意识的有，承认童年经历的也有，但只有弗洛伊德，将病因一直回溯到久远的过去的性经验，这个特点是非同寻常的创造性观念，如同他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样，属于弗洛伊德所有理论中最富有独创性的一个。弗洛伊德在反对当时法国流行的认为神经病主要起因于遗传的观点时，指出所有神经症的“特别”病因在于病人性生活的失调，更精确地说是病人性成熟前的被动性经验。这个性经验可以是诱奸，也可以是目睹性行为或者手淫，等等。他经过大量病例观察，还推测说能够致病的大约是三岁或者四岁，但出现在八岁或者十岁后就不会导致神经症了。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举了几十个经过充分分析的病例。
有一位年轻姑娘，患有严重的迫害症。她觉得周围人都在议论她，说她是个破鞋，说她爱上了她们家的一个房客，又被这个房客甩了。她自己清醒时也知道这只是瞎猜疑，但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地想下去。
弗洛伊德经过让她自由联想，不久就知道了她早年的一件事。那时她们家有一个房客，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男子。她们姐妹俩都觉得同他待在一起很快乐，后来这个年轻房客突然一去不复返了。
但这足以引起神经症吗？弗洛伊德再三让她进行联想，甚至将老武器催眠术都拿出来了，但都徒劳无功，他感到在她的内心深处筑起了一道鸿沟，难以逾越，只好求助于病人的姐姐，她们俩从小常在一块。她姐姐告诉了弗洛伊德，那是一天早晨，她们家的房客还在床上，将她妹妹叫了过去，她过去后，房客掀开被子，将他勃起的阴茎放在了她的手里。
类似于这样的早年性创伤，弗洛伊德在以后的漫长治疗生涯还要遇到很多，例如，对于弗洛伊德晚年的生活有相当影响的他的一个学生玛丽·波拿巴公主，拿破仑·波拿巴之兄约瑟夫的孙女，希腊王妃，就是因为两岁时看到过一次性行为而罹患神经症。她来向弗洛伊德求医后，深为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所折服，甘以公主之尊而做弗洛伊德之学生，后来成了一名著作甚丰的精神分析专家。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日，弗洛伊德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协会上发表了题为《癔病病因论》的演讲，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在每一例神经症的背后都有某种类型的童年性经验，即性创伤在作祟，这童年甚至可以追溯到一岁时，而治疗则可以在几十年后重新找回那段创伤的回忆。弗洛伊德事后认为这对于神经病理学理论是一场重大的革命。但他的演讲在当场却受到了冷遇。会议主席、弗洛伊德所尊敬的克拉夫特·埃宾教授评论道：“这听起来像是一场科学神话。”
这个评论给了弗洛伊德很大的打击，倒不是从心理上，这他已经习惯了，而是他在维也纳医学界的名声更加坠落了。医学会从此一下冷落了他八年。下次他站在这讲台上要一直到一九〇四年，那时他声誉已隆，无须再依赖这样的讲台宣扬自己的主张了。
一八九八年初，弗洛伊德发表了另一篇文章《神经症病因中的性》，大声疾呼正视神经症病人的性生活，指出这样将大大有利于神经症的治疗。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精神分析最独特的观点之一：儿童性欲。他说：
如果忽视儿童的性生活我们就完全错了，据我的经验儿童有着所有精神的与许多肉体的性活动。正像人的全部生殖器官并非由外生殖器与两个生殖腺组成一样，其性生活也不开始于发情期的来临，像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可能显示的一样。
儿童性欲与儿童期的性创伤并不是同一回事，这不难明白，儿童性欲是自在自为的，如同个子的生长一般，然而儿童期性创伤却是被外界施予的，儿童在这里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儿童性欲是弗洛伊德最“惊人”的观点之一，与他以后的许多重要理论相关，如无意识理论，以后将有专门论述。
至此，作者已经用相当的篇幅述写弗洛伊德在他创立精神分析之初对于性因素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性的发现史以及性本身的特征进行了叙述。不难看出弗洛伊德对于性的重视。那么，是不是弗洛伊德刻意想从病例中寻找性呢？不是，正如他自己在一八九六年所言：
我只想说，在我的病例中我并没有先入之见向我指出癔病病因中的性因素。两位研究者，布洛伊尔和夏科，我是作为他们的学生开始我的工作的，尤其没有这样的预设。事实上他们对之有个人的（反感）倾向，我一开始也这样。
由这我们可以看出，是性将自己呈现在了弗洛伊德的面前，而非弗洛伊德去寻找性，他只是在尽一个医生的本分，为疾病寻找病因与治疗方法罢了。
难言之隐
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没有比无意识更为基本的概念了，无论在以前，还是以后，精神分析的每个重要概念如果本身不是无意识，那么在它的里面几乎可以将无意识发掘出来。它就像糕点中的发酵粉一样，糕点品种各不相同，里面总有它的成分。也正由于无意的这个特征，我们在研究它和它的起源时，不得不将前面说过的神经病、催眠术乃至美丽的安娜一齐搬来。但是，无意识又是一把最有力的刀，经过它的雕刻之后，原来也许显得杂乱的前面几节就会有棱有角，它又是一根线，将从神经症到癔病，从布洛伊尔到帕莎·彭帕海姆连成一体，使我们看到精神分析的内在统一性。精神分析具有这样难得的优点，那么，什么是无意识呢？
简而言之，无意识就是没有为我们的意识所意识到的意识。
这个概念也许吓了你一跳，让你觉得：还是不说的好，不说的话我还可以来个顾名思义——无意识，就是没有意识呗，现在，看，这个名词解释把什么都弄糊涂啦！
这个责备很有道理，名词解释不是玩弄名词，也不是名词堆砌，它应当使被解释的概念更加清楚，而不是相反。但在我们对无意识这个名词进行解释时，我却是有意识绕这样一个弯子，下面将会看到，这对于我们以后理解精神分析著作与思想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无意识本身。
在“无意识就是没有为我们的意识所意识到的意识”这一释义中，每一个词的意义都是不相同的，第一个“无意识”中的“意识”一词与“无”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无意识”这一专有名词，而并非像它可能看起来的一样是个表示“没有意识”的词组。这一点对于认识无意识是首先要注意的。
第二个“意识”在精神分析的著作里有时特别被意译称作“显意识”。这是个陌生的概念，它是伴随着无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传统的看法里，“意识”指与物质相异的人类精神活动内容的总和。这是哲学式的定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意识一般而言指的就是认识，说意识到什么，也就等于说认识了什么。而当我们认识了某物时，我们就说我们对于这物有了“意识”，即意识到了这物，这里的意识实际上就是显意识，如我知道我此时正在打字，这是显意识。
然而，我们意识的整体却不应当止于此，因为这里有着一个假定：即我们认识了我们心中的所有意念，或者说，只有已为我们所知的意念才是意识。这个观点看起来理所应当，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自己当然明白，要不然怎么能说自己有这个意识呢？或者说，如果一个意念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么怎么能算是我的意念，又怎能断定它的存在呢——无论说它是什么样的意识？这正是精神分析意识概念的独特之处，弗洛伊德正是从这里开始发掘无意识——即那些存在于我们心中而又不为我们自己所知的意念。精神分析认为，只有将这一存在于内心而不为主体所知的无意识与已为主体所知的显意识相加才能称得上作为人类精神内容整体的意识。这也是我们下面，乃至于整部传记所要记述的东西。
精神分析将这个观点作为它的立足点之一：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想什么。这里的“我们”，并非单指神经症患者，而是指每一个人。精神分析认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大量的，也可以说是无限的我们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说不出来，也压根儿想不到那些是什么东西，这就是“无意识”。所以无意识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是“有”，而非无，是和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坐在湖边哭泣时，忍不住会想“她为什么会哭？她一定有什么伤心事了！”一样存在着意识。无意识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是“无”，即它虽然存在于我们心中，但不为我们所知。它又分成两种情形，一是暂时没有被认识；二是永远也不会被认识到。对于这两个看上去有些叫人莫名其妙的特征，其实都不难理解。
俗话说“一心不能二用”，也就是一个人的心思同时只能放在一个对象上。这也许有点夸张，但顶多也就可以放在两三个念头上吧。例如我现在在写东西，就很难再拿出心思想其他，故意想想也就是晚上要不要开夜车、现在几点钟了之类，但我只知道这三两件东西吗？即使我是个天字第一号傻瓜也不止。我不但完全可能而且必定有其他无数念头此刻正潜伏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呢，一到时候它们就会跳将出来。但在我现在尚不认识的时候它们就是无意识的。这时候，也许有人说话了：“这就是你的无意识吗？这并没有什么难懂的啊。但你那个永远都不会被认识的无意识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永远都不会被你认识，那么你是怎么知道它存在的呢？”
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这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观念的独特之处，在我们心中而又不为主体所知，这个特征是弗洛伊德在神经症的治疗实践中得出的无意识的特征，是他千百次辛苦观察、反复思索的成果。这节的主题就是要从弗洛伊德的临床实践中揭示无意识产生的过程，了解它的含义与意义。
在“无意识是没有为我们的意识所意识到的意识”这一定义中，第三个意识是动词，就是认识的意思，这好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意识通常的用法也就是这个。如“我意识到从前天起她就没有笑容了”“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等。
第四个“意识”就是哲学上的作为与物质对应的、人类精神活动总称的意识了。
对于精神分析而言，它恰恰重视的就是那些虽存在于人们心灵之中，却并不为主体意识到的意识，认识无意识的这一特征的过程也就是精神分析早期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弗洛伊德大约从一八八三年直到一八九五年《癔病研究》完成的重要经历之一。一八八三年，弗洛伊德进入了迈内特教授的总医院第二神经病诊所，在那里，他第一次大量接触神经病人，在这些神经病人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症状，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不少，像那个年轻的匈牙利姑娘，大腿、阴部到处长了毒斑的地主老婆。这些病例都是与明显的过去性经历有关的，弗洛伊德从这里知道了性对于神经症的意义。还有的病例却给了他不同的启示。像一个葡萄农的妻子，她老沉思着，在病房里踱来踱去，头低到了胸脯。当弗洛伊德问她问题时，她总说“我的罪太多了，我不配住在这样好的地方，我连饭都不配吃，你该把我杀了，我的父母本来就不该生下我”这一类的话。但当弗洛伊德询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时，她却说她什么都忘了。
这样的病例，不用专家都看得出来这个女人大约是做了什么坏事，或自己以为做了什么坏事，因而愧悔得患神经症了，就像日常所谓急得发了疯或伤心得发了疯一样，过度兴奋、愤怒、伤心、负罪都能导致神经症，这是一个事实，我想大家如果没有在生活中见到，也在小说里见到过，像范进、祥林嫂之类。这位葡萄农的妻子难道真的像她说的一样把什么都忘了吗？如果这样，即像平常所谓忘了，将旧事像冰激凌纸一样扔到了垃圾堆，它还会使她发疯吗？如果没有忘记，那么这个女人为什么又什么都不记得了呢？它们藏在了什么地方？她心灵之何地？
这些问题像小偷一般悄无声息地袭向他的意识深处，又像一阵晚风一样悄无声息地飘走。在弗洛伊德心里留下了淡淡一个阴影，它们虽然好像逝去了，但真的像他点过雪茄烟的火柴棍一样扔掉了吗？不，他以后的思想说明，它们也成了无意识，也就是说，它们只是蛰伏下来了，像秋蝉一般，一到夏季来临，又会在骄阳下长吟了。
对于这样的神经病当时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要是病情不太严重，或者是抑郁症之类，就给他们服镇静剂或安眠药，如果是狂躁型的，就用网罩罩在床上。弗洛伊德在神经病诊所实习时，就亲自将不少看上去无治愈希望的病人送去了设在大山深处的奥地利精神病院。他看到精神病人那可怜的处境，不能不想他们的病因，也不能不想治疗的方法。
在总医院的实习结束后，一八八五年十月，他去巴黎留学，向当时神经病学界的泰山北斗夏科教授学习先进的神经病治疗法，在那里他又看到了许多相类似的病例，夏科教授对于神经病的病因的认识与迈内特教授如出一辙，也认为是神经某处受到损伤而致病，但他却使弗洛伊德有了两个大收获，一是认识了男性癔病，二是见识了催眠术的威力。这两者对于他未来的思想与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且是无意识发现的必经阶段。
前面曾经述过夏科教授用年轻美丽的姑娘来展示他的大癔病症状，引得巴黎的公子哥与交际女郎都来瞧热闹。那些姑娘们在经受催眠后，就会又学天使又学狗叫，但一旦催眠结束，她们就全忘了所做过的事，好像她们并没有“当众出洋相”。还有另一种延时催眠，就是在催眠时并不叫被催眠者立刻做什么，而是命令她在催眠结束一段时间后，再做什么事。弗洛伊德也曾做过这样一次催眠。他的一个女病人右腿麻痹，但他没有发现她的器官有病变，他就命令病人在第二天上街时将雨伞折断，这样她就不得不走路。第二天，病人的母亲告诉他女儿昨天在街上的怪异举止，她走着走着突然将雨伞在地上弄断了——她本来是将它当作拐杖用的，自己大踏步走了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病人被催眠后根本不记得她曾经被命令做什么事，但这个命令却会毫不含糊地起作用，连时间都不会差。如果病人不记得了就等于真忘记的话，那么它们何以能起作用呢？这只能说明，其实他们并没有忘记，只是那些意识藏在他们心里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罢了。也就是说，它们成了无意识。
从这个例子我们又可以看到，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无绝对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转换，此时是无意识的，彼时会变成意识的，此时是意识的，彼时又可以变成无意识——除了那些因为某些原因而永远处于无意识中的，这样的无意识虽然我们不能看到，但可以间接证实。如同我们不能看到无限远的天体，我们却能相信它们的存在一样。
弗洛伊德在去巴黎之前，可能只在大学时在讲堂上听说过癔病的名字，来到巴黎后，癔病成了他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前面讲过，癔病可以形象地称为“意念之病”，它的起源主要是病人受制于某些主观意念，这些意念暗示他们，形成种种病状。当时，弗洛伊德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无意识的作用，他只是觉得奇怪，因为这些人似乎自己想自己得病，因此，癔病又常常被称为是“装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甚至没有被承认是病症。如果病人真的知道是自己的意念使自己得病，那么他当然也就不会得病了。但问题是病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因，他还以为自己确实病了，而且病情确实与一般器质性疾病无异。如果不是他亲眼看到了这种病的神奇治愈，他也许会真的认为病人是器质性疾病呢！
例如那个美丽的女子，双腿长期瘫痪，夏科的助手波拉克用一针蒸馏水就把她治好了，只是告诉她这一针后，她要么死，要么在一分钟内就康复。病人信以为真，她不愿意死，就康复了。弗洛伊德与波拉克一起治疗了这个病例，看着波拉克得意地走了，弗洛伊德却不能像他一样，不想想这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意念使病人不愿意舒服地走路而去瘫痪呢？为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意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念——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无意识的起源。
从巴黎回来后，弗洛伊德开业了，主要是作为一个神经病专家。他所接待的病人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神经病人，他对这些病人采用了在维也纳臭名昭著的催眠法。
弗洛伊德刚开始采用的是与夏科一样的形式，即将病人催眠，告诉他们没有病，他们的腿能走、眼睛能看、口也能吃东西，只要他们愿意，并且暗示他们催眠结束后怎样怎样。他这样做时，并不让病人说话，也不想想是什么意念使他们得病。这样常常具有一定疗效，但弗洛伊德不但想知其然，而且想知其所以然的性格使他陷入了沉思，他不能不分析它们，了解它们的实质。
例如有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叫苔丝的姑娘，一直健康地生活着，但突然一天，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就出现神经症状，半裸着身子跑到大街上去了，好像有人在后面追赶她。弗洛伊德经诊断发现她只是得了癔病，就给她催眠，告诉她她是个健康又快乐的姑娘，她待在房间里很安全，根本没有必要往外跑。苔丝的病就这样好了。他不由得想，是什么使苔丝这样呢？她为什么突然要半夜起来往大街上跑？是什么念头使她这样？
他感觉自己像个往大海边走的人，大海虽然还没有出现在眼中，但他鼻腔中有了股咸味，那是大海的气息。他决心要看到那大海，这使他改变了催眠的方式，不再只命令病人放弃邪念，而是让他们说出他们所想的，他在一边给予安慰、暗示或者解释。这实际上就是安娜发明的用来要布洛伊尔治疗她自己的办法：谈话疗法或者叫“扫烟囱”。具体说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于病人不同的意念，他都给予相适的话语：负疚者让其不再负疚、恐惧者消去其恐惧、沉湎于幻觉中者拉他出来。
在以前记录过的埃米尔夫人病例中，夫人本来神态娴雅、从从容容地与弗洛伊德说着，突然间露出了恐惧的神情，手一拦说：“别动！别说话！别碰我！”一会儿后又像刚才一样地侃侃而谈了，循环往复。弗洛伊德为她催眠后，询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夫人沉默了一会儿后，说起来了：“我小时候，哥哥常常往我脸上扔死动物，我吓晕了，可妈妈说我是丢人现眼……七岁那年看见我姐姐躺在棺材里，脸像雪一样白……哥哥常常把白床单蒙在脸上来吓我……”
第二次催眠时，她又说：“……那时，哥哥用吗啡上了瘾……突然抓住我，像要扼死我，我喊‘别碰我’……”
弗洛伊德当即告诉她这些事已经过去了，她不必再害怕它们，等等。当她醒过来后，弗洛伊德再问时，她一点也不记得自己说过刚才的话了，但症状却消失了。因此，弗洛伊德不能不看到，深藏心底的回忆便是她致病的因素，过去的一切不幸虽然她并不记得了，但它们却并没有离开她的心灵，它们像一只只小小的幽灵，时刻准备冲荡而出，扰乱她的心神。
“对于其他病人，难道不如此吗？他们不也如埃米尔夫人一样，成为悲惨过去的牺牲。如果我能将那些埋藏心底的魔鬼都抓出来，那不就等于治愈了他们吗？”弗洛伊德想。那么，治疗的主要任务将是寻找那折磨他们的记忆。
也正是这时，他意识到了无意识的存在。这些病人，他们身遭不幸，这不幸不是来自外在压迫，也不是来自现世的痛苦，而是受制于那遥远的记忆。那记忆他们自己并不知情，如果不是他给他们施以催眠，让他们的意志不受自己控制，那么他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就在自己心中并且在折磨着他们的秘密，这也就是说，这些秘密的意念是以无意识的形式存在着。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借用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一段话，来形容那不为我们所知而又在损害我们的无意识。盲先知忒瑞西阿斯对俄狄浦斯之母伊俄卡斯忒说：
我说你是在无意识中和你
最亲近的人可耻地住在一起，
却看不见自己的灾难。[1]
可怜的癔病患者，他们自己给自己背负了沉重的苦难，却茫然无知，他们终生痛苦，甚至命赴黄泉，却又有多少人临死才知道他们是死于自己心灵之中的魔鬼的？他，弗洛伊德医学博士，神经病专家，难道不应该为他们寻找那魔鬼，使它们原形毕露吗？
他当然应该，但怎样做呢？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他能“看到”病人的无意识。这就是“自由联想法”。
关于自由联想法前文已经说过了，它是医生不干预病人的思维，在引发他们的联想后，就退居幕后，静听病人独白。而病人则让他们的思想插上翅膀、自由翱翔。自由联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完成了的，而是有一个渐进过程，先是，弗洛伊德在采用催眠术时，让病人说出他们的思想，他在一边做评论员，后来又不再评论，催眠后任由病人自说自话，这样一直到干脆放弃催眠术——因为催眠就意味着某种干涉——完全让病人自己去想、去说。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三年，从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五年。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弗洛伊德是怎样发现无意识及其作用的。该引入下一个问题了：无意识都讲了些什么？
由于本书是弗洛伊德的传记，作为整体的无意识不是本书的内容，这里要记述的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无意识之内容，并且不是弗洛伊德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所发现的无意识，而是他在创立精神分析时朝向他的无意识。
从他在迈内特教授的神经病诊所接触神经病起，到他在巴黎对癔病发生兴趣，到他自己用催眠术治疗，在这些过程中，他所接触的病例向他呈示或使他推测的无意识之内容是患者过去的经历，同时这也是他们致病的因素。这些我们在上文中已有记述，这里只做一下概括。
这些无意识，总的来说是患者早年的创伤性经历。这些创伤性经历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可以简单地分一下类：（一）恐吓创伤；（二）性创伤。
关于恐吓创伤的病例相对较少，它指患者在童年或成年时经历过的引起患者极大恐惧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并没有大的肉体损伤，但却在被恐吓者的心灵之内留下难愈的伤痕。它们大多并没有当即表现出来，而是等到时光流逝好久，恐吓事件已经在被恐吓者的记忆里消失后，才会显示它的威力。一般的形式是它受到另一次偶然事件的激发，这次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它却起了一种媒介或催化剂的作用。像一个一直正常生活的二十岁青年，一天上街，看到一条狗跑过去，口里衔着一只红鞋子，立刻昏倒在地，醒过来后就患了严重的神经症，怕上街，怕看见动物，后来连腿也瘫痪了。经过自由联想，他也许会回忆起他四岁时的一天，目睹他六岁的哥哥被一条狼狗活活咬死，狼狗的嘴巴糊着鲜红的血，他当时吓得瘫倒在地。
性创伤是弗洛伊德在他的治疗实践中所观察到的主要病因。
在前面一节《与“性”相遇》里已经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性之所以成为精神分析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并非因为弗洛伊德对它情有独钟，而是它——性——对于精神病青眼相加。在凡有神经病的地方，都要来插上一脚。性创伤大概分成两种形式：性压抑与童年性创伤。
在以前举过的病例中，普芬道夫夫人的丈夫是个彻底的阳痿者，她结婚十八年了还是处女；埃米尔夫人的丈夫死了十三年；卡西莉太太的丈夫好几年前就拒绝与她发生性关系。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三位夫人的病都是性欲受到长期压抑的后果。由于性的反常缺欠而致患神经症，这种情形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并非陌生之事，也不是难以理解之事。
儿童性创伤理论是弗洛伊德一个独特的理论，也是他众多独特理论中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一日他在维也纳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学会的一次公开报告里，弗洛伊德陈述了他的儿童性创伤是癔病起因的观点。他指出，经过许多病例的分析，几乎在每一例癔病病例里都可以找到一次或数次的童年性创伤，对它们的回忆构成了癔病患者创伤回忆的主要内容。就在这一年里他在一篇用法语写的论文里，对十三个病例进行细致分析后，精确地指出三至四岁时的性创伤几乎肯定会导致神经症。另外，在一八九八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神经病的性病因》中，他写道：“我们忽视儿童的性生活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在这些病例中，有的是受到了性侵犯，有的是看到了性行为，它们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创伤，等到他们成年后，这些创伤一被触发就导致了神经病或者癔病。但是，当他们进行回忆时，总设法用“抵抗”“压抑”等办法来掩盖这样的往事，抵抗、压抑是精神分析中两个重要的概念，所幸的是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顾名思义，所以用不着详细解释。
不难看到，无论是恐吓创伤还是性创伤，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它们都难以启齿。尤其是性创伤，弗洛伊德的医疗实践表明由之而引起的神经病占了绝大多数，它们像一个个的霸王一样占据着患者的心灵，使他们遭受巨大的痛苦，更为可悲的是，遭受这种痛苦的人们却不能向外人言明，连大夫也不能，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强压痛苦，直到这痛苦将他们吞没。
我们用但丁《神曲·地狱篇》[2]中的一段开场白作为《难言之隐》这一节的结束：（要知道无意识也犹如一座恐怖的山谷，那里充满了欲望、迷惘与不堪忍受的痛苦！）
就在人生旅程的中途，
我来到一座山谷之中，
因为我在那里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唉！要说出那是一片如何荒凉、如何崎岖、如何原始的森林是多难的一件事呀，
我一想起它心中又会惊惧！
那是多么辛酸，死也不过如此：
……
有一只“母狼”，她愈瘦削
愈显出她无边的欲望；
她以前曾使许多人在烦恼中生活。她的容貌恐怖使我的心头变得这么沉重，
我竟失去了登陟的希望。
精神分析的诞生
我们之所以要为弗洛伊德作传，并非因为他是个医术通神的医生，医术精湛者每个历史时期皆有，而得以享如此大名者仅弗洛伊德一人而已。所以，他的功绩不在于治愈了数以千计的病人，而在于他发明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但使弗洛伊德自己能在有生之年治愈病人，而且在他进入天堂后无数后来者能阅读他的著作，从中得到启示，也像他一样去治疗那些深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现在遍及美欧的精神分析诊所就是最好的证明。以这种方式而受惠的人有多少呢？恐怕难以计数吧！
所以，对病人有益固然使弗洛伊德伟大，但使得弗洛伊德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与马克思、爱因斯坦比肩的巨人的也并非他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而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精神分析的创立者。
我们前面已经屡屡提过精神分析的名字了。精神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里开篇曾给精神分析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精神分析是神经错乱症的一种治疗方法。”这诚然是不错的，从前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作为私人开业医生，他的每个理论都是从临床实践中得来的，并且也是指导如何治疗神经症的。在精神分析之初讨论它时，应当牢牢记住这点。
但是，精神分析后来的发展却远远越出了神经病的范畴、越出了医学的范畴，而与对人本质、人类文化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用他从对神经症患者那里得到的理论广泛用于阐释人的本质、人类文化的起源及其未来等问题。正是这些使弗洛伊德跃居于历史上最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家的行列，将在我们面前展示一副“人”的全景图，这将是以后的主体内容之一。但在这里，让我们先给精神分析的诞生过程一条清晰的脉络。
神经症是有关于神经的病症，所以，我们就从弗洛伊德开始研究神经起进行精神分析诞生过程的回忆吧。
弗洛伊德上大学三年级时，他的动物学教授克劳斯教授曾带他到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动物实验站进行研究，那也是他进行独立科研的开端。在那里他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雄性鳗鱼睾丸的位置。解决了动物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难题，克劳斯教授在科学院公开宣读了他的论文，这年他二十岁。第二年，一八七七年，他开始研究八目鳝脊椎的后神经根起源问题，次年又公布了关于七鳃鳗脊椎神经节的发现。这些成果都变成了论文。弗洛伊德最早的几项研究工作不是有关性器官，就是有关神经，这都与他后来毕生的研究至少在名字上有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大学毕业后，在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研究所做助手。弗洛伊德的理想本来不想开业行医，他一直渴望像布吕克教授一样在实验室一辈子搞纯科学研究。但是布吕克教授得知他的这个理想后，就直率地指出了他不能这样，因为他是个穷人，他靠学校发给研究助手的那点薪水连自己都养不活，更不用说结婚养家了。这样，弗洛伊德在实验室工作一年多之后，于一八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转入了总医院实习，实习后他就能开业行医了。
在总医院里，他于一八八三年五月一日到了迈内特教授的第二神经病诊所，在这里开始了神经病研究。他在这里第一次正式接触了他将一生关注的神经病，第一次在这里发现了在神经病人的症状下可能存在那连得病者本人都毫不知情的意念，这也是无意识思想的萌芽。这最终将直接导致精神分析的产生。故可以说，弗洛伊德开始研究神经症之日，也就是他开始创立精神分析的开端。
一般而言，精神分析可以分成两部分：即它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分别研究精神分析的起源、进步的过程。
精神分析是从方法，而非理论开始的，这是它的特征。进入迈内特教授的神经病诊所后，弗洛伊德接触了大量神经病人，对于这些病例，迈内特教授统统说是器质性损伤的结果。不是这根神经受了伤，就是那根神经产生了病变，虽然他说得头头是道，但却对于绝大多数病例毫无办法，只有将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去，在那里关一辈子。面对这种情形，弗洛伊德不由得感到困惑又难过，他想作为医生的责任应当是将病人治好，而不是将他们关起来，但这时他对于新方法可以说一无所觉。
一八八四年十月弗洛伊德到了巴黎，夏科教授是当时最有名的神经病学家，他对于精神病的治疗方法其实与迈内特大同小异，同样认为神经病的主要病因是神经系统受到器质性损伤。但他对神经症的认识却要深了一层，他的研究给弗洛伊德最大启发的是男性癔病。这对于当时的传统是一个冲击，其次是他对于催眠术的应用，虽然他并没有用来进行治疗，但是他的“大癔病”展示却使弗洛伊德进一步认识到了催眠术的威力，使他懂得用之可以控制病人的行动甚至思维。还有就是他在夏科教授那里看到的大量病例，那些病例表现出了病人是受到某些意念的控制而致病，而这些意念是可以用外力克服的，像夏科的助手波拉克用蒸馏水治好了那位美丽女郎一样。
从巴黎回来后，弗洛伊德自己行医，如果说以前他对于神经病人还只是旁观者与同情为主的话，这时他却要自己对他们负责了，因为病人们一旦到来，就是将希望寄托在他个人身上，他应当对他们负责，尽最大努力治疗他们，至少让病情有所缓解，但已存的方法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这就要求他必须寻找新的治疗方法。他所用的方法是一个渐进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了。可以这样简述：电疗法——催眠术——谈话疗法——自由联想。
电疗法是他回来后采用的第一种治疗方法，其实他以前对于这种方法根本不了解，完全是因为这种方法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治疗方法，但不久他就发现这纯粹是胡扯，于是毅然改用当时在维也纳臭名昭著的催眠法。这时他已经发现癔病患者无非是受到某些意念的控制而致病，如果他能让患者确信他的这些意念都是错的，他其实没有病，他能够做他现在以为自己不能做的，那么癔病也就得到了治疗。他早已知道催眠术能控制病人的意念，当然就用催眠术了。为了提高他的催眠技术，他还于一八八九年夏天去法国南锡向当时催眠治疗技术最为出色的“南锡学派”学习了催眠技术。这种方法他一直用了将近三年，后来虽然不专门使用了，但有时也会拿出来作秘密武器。
由于催眠术无视迫害病人的意念，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且疗效难以持久，他便采用了他实际上久已知道，并且能弥补这一缺陷的“谈话疗法”来治疗。这种方法也有时采用催眠，但却是用这办法使病人供出在他们心底作祟的意念。所谓谈话疗法，就是与病人倾谈。我们在《安娜的故事》中已经知道，这种办法是安娜发明的，由布洛伊尔介绍给弗洛伊德，因此就治疗方法上而言，安娜·O病例是精神分析中的重要一步。
在以上四种方法中，前面三种都是弗洛伊德借为己用，这些方法也都只是精神分析方法探索中的个别阶段，它们自身算不上是真正的精神分析方法，真正的精神分析方法是由精神分析祖师爷弗洛伊德发明的自由联想法。它综合了以前几种方法之优点，而免去了其缺陷。它的基本特征是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患者，毫无拘束地诉说他们心中的秘密。所谓自由，就是这个意思，而联想，则是指它的方法，具体来说，自由联想时，弗洛伊德会在病人冷静下来后，告诉患者，在他的心中会看到某些东西，然后病人就从这里——随便的一点——想下去，我们知道，那使病人得病的经历——一个创伤性事件——在病人的心中必占有重要地位，病人如果能任意识漂流，那么必定会想到那个事件上去，就如同火灾来了，我们最先抢救的总会是我们最重要的物件一样。虽然那个致病的创伤往往以象征等隐蔽的方式来表现，但在弗洛伊德犀利无匹的眼光之下那些隐藏又隐藏得了什么呢？
自由联想法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是从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五年。
自由联想法确立以后，精神分析的方法便确立起来了，从那时直至现在，精神分析的基本治疗方法仍然是自由联想法，其他新方法也以之为基础。
至于精神分析的理论，由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将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概括为两种：一是早期的无意识理论；二是早期的性欲理论。
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发现与方法的形成的时期是大体一致的。当弗洛伊德寻找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时，他便看到了在病人的症状后面可能存在的意念，正是这潜在的意念使他想用一种方法将它们找出来，找出来就意味着神经症的治愈。找到病因等于治愈是神经病的特征，当然这病因必须是深藏在病人心灵深处的真正使他致病的创伤，而且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非某种思想与意念。而所谓无意识它的内容并非意识，而是实在的事件；然而这些事件又不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而是思想意识，因为它是意识主体所不能意识到的，因此叫作无意识。
弗洛伊德开始感觉到无意识的存在也许是他听到布洛伊尔谈起安娜症状的时候，在布洛伊尔对安娜催眠后，安娜会向布洛伊尔倾吐她在清醒时所不能说的话。一旦这些话说出后，安娜的症状就会得到缓解甚或消除。那么，他自然想到，这些症状应是早就埋藏在安娜的心里了，只是安娜自己不知道罢了。
当他在迈内特教授与夏科教授处实习与学习时，那些病例的特征便已经使他感觉那无意识存在的可能性之大，并且其主要特性也许与性有关。因为，如前所述，那些病人的病状容易使人联想到性。
开业之后，他运用“谈话疗法”治疗病人后，那些病人在谈话治疗时所吐的话语使他基本确定在病人的内心有着那致病的意念，并且那意念是与性有关的，有关的病例在前面已有不少的介绍了，这里不再繁叙。
关于无意识中性的具体内容是个很长的话题，可以涉及弗洛伊德一生的发现，但在这里，即他创立精神分析的阶段，其主要内容除一般的性创伤外，主要是所谓儿童期性经验，或曰儿童期性创伤。指儿童在性成熟前所经历过的被动性经验，如被性玩弄或看到性行为，将导致其成年后的神经症，而那些经历也就成为早期无意识的主要内容。
弗洛伊德做出了这些发现后，就勇敢地决定将它们公布于世，由于书中的许多内容是与当时的医学理论乃至传统伦理相悖的，因此公布需要很大的勇气。这时，弗洛伊德还远没有将这些理论置于人类整体之上，而是仅将其视作神经症病因之内容，但这些内容已经与精神分析将要发展的内容大体地轮廓了进来，也预示了精神分析将来的发展方向。
这本书的名字叫《癔病研究》，出版于一八九五年，因此，这年就被当作精神分析的诞生之年。
注释：
[1]此诗转引自《心灵的激情》。
[2]此诗翻译参考朱维基译《神曲·地狱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