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贡农场

我在非洲曾有一座农场，位于恩贡山麓、海拔六千英尺的高原之上。赤道在农场以北一百英里处横贯而过，白昼酷热，令人感觉置身天穹，离烈日不过咫尺。日出日落之际却澄澈适意，入夜后寒意侵人。

地理位置和峻拔的地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风景。这里没有膏腴沃土，也不见茂密的植被。似乎非洲在六千英尺的高度上提炼出了大地浓烈而凝练的精华。满眼干枯烧灼的色泽，如火灼成的釉彩。这里的树叶生得稀疏细弱，与欧洲树木的叶形不同，所以树冠既不低垂飘拂，也不生长成半圆形，而是沿着水平线层层伸开，让旷野上的孤木有了棕榈树一般的轮廓，浪漫而英勇，俨然一艘古战船高高卷起了船帆，同时还让树冠边缘有了一种奇特的观感，似乎整棵树木都在轻颤。广袤的平原上散布着老刺槐丛，光秃秃的茎干蜷曲虬结。草间混生着百里香和桃金娘，有些地方简直香得刺鼻。草原上的野花和莽林中的藤蔓开出的花，都像非洲丘陵地带生出的花朵一样小巧玲珑，只有到了长雨季前夕，草原上才会绽出几朵硕大芬芳的野百合。那时四野苍苍，天高地迥，触目所见的一切都散发着崇高、自由、无比高贵的气息。

这片风景的特色，也是在这里生活最令你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空气。离开非洲高原之后，回想这段旅居岁月，你会觉得自己度过了一段云端的日子。天空几乎永远是蔚蓝或淡紫色，轻盈的浮云时而翻卷汇聚，时而流淌而过。淡淡的天色中却蕴含着活泼的生命力，给近处的山峦与林木染上一层清新的蔚蓝。正午时分，地表空气突然躁动起来，如火焰跃动不休，它闪烁着，摇曳着，仿佛泛着粼粼波光，镜子一般映出了万物，幻化出一场盛大的海市蜃楼。高海拔的空气令人满怀愉悦和安宁，心头的忧虑一扫而空。清晨在高原苏醒，你会暗想：我终于来了，我本来就属于这里。

恩贡山南北走向，山脊间耸立出四座峻拔的主峰，宛如幽蓝色的浪涛凝于天穹之下。山脉海拔八千英尺，东侧高出周边原野两千英尺，西侧却陡然下沉，形成一片险峻的断崖，深深落入东非大裂谷。

高原上的风长年从东北偏北吹来，那是来自非洲和阿拉伯海岸的季风，在当地被称为“东风”，相传是所罗门王最心爱的坐骑。它推搡着你，好像大地正在跃向浩渺的深空。风朝恩贡山直扑过来，山间的坡地就成了滑翔机最理想的起飞处，气流会将飞机高高托起，送过山巅。云朵也随风而至，在山间萦绕，有些揉碎在凸起的山峰间，化为甘霖降下。那些飘得更高的云朵则避开了锋利的山崖，一路西行，最终融化在东非大裂谷炙热的沙漠上空。这样壮丽的游行常常引得我走出家门，遥遥跟随，满心惊叹地目送曼妙的流云越过山巅，消散在蔚蓝的远空。

从农场眺望远山，山脉时远时近，一日之间更有几番变化。暮色四合之际，远山黑黢黢的剪影镶着一道闪亮的银边。随着夜色蔓延，四座山峰慢慢平坦下来，消失在视野中，似乎山峦舒展了肢体，在天边安然卧下。

恩贡山头的景色美妙绝伦：南面是野生动物禁猎区，广袤的原野一直延伸到乞力马扎罗山脚；东面是花园一般秀美的丘陵地貌，在更远处化为一片森林；北侧是地势起伏的吉库尤人居留地，方方正正的玉米田、香蕉丛和绿草地交相连缀，一直延伸到百余英里外的肯亚山脚，宛如一幅马赛克。土著村落则像很多尖顶的鼹鼠丘聚在一起，不时升起几道青色的炊烟。但如果向西深入，就进入了一片干燥的非洲低地，像月球表面一般坑洼不平。褐色沙地散生着小丛荆棘，蜿蜒的河岸绘着墨绿色的痕迹，那是枝舒叶展、棘刺硬如长钉的金合欢。这里遍地生长着仙人掌，也是长颈鹿和犀牛的家园。

山区的地貌很复杂，进了山，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辽阔、旖旎和神秘。幽深的峡谷、丛生的灌木、苍翠的山坡、乱石嶙峋的山头在眼前交替出现，峰峦更高处甚至长着一片竹林。山间也有溪泉淙淙，我曾依傍这些水源宿过营。

那时候，恩贡山上还栖息着野牛、大角羚和犀牛。据土著老人回忆，山上一度还有大象出没。但后来设立的禁猎区没有覆盖整座山脉，只划入了一小部分，以南侧山峰的灯塔为界——这一直让我觉得很可惜。殖民地进入兴盛时期以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变成了一座繁华的都会，恩贡山本来应该成为城郊首屈一指的狩猎场。但在我离开非洲的前几年，每逢周末都有很多年轻的内罗毕商人背着枪，骑着摩托跑上山，看到什么打什么。我相信那些大型野兽肯定要离开这片山区，穿过荆棘丛和更南边的石头地，迁徙而去。

从山脊通往峰顶的路并不崎岖，草浅得像经过了修剪，不时有凸起的灰色岩石穿破地表。上下山峰的野兽在山脊上踩出了一条“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坡度很和缓。有一次我在这里宿营，清晨时沿着兽径漫步，发现了大角羚新鲜的脚印和粪迹。想必这种性情温顺的大动物在拂晓时分就已经来了，鱼贯而行，登上山脊。但它们来做什么呢？除了登高俯瞰深谷之下平原之外，你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

我们在农场种咖啡，但这里海拔过高，不适合咖啡生长，所以农场经营得很艰难，我们一直没靠它赚到什么钱。但种咖啡是一件熬人的事，它把你牢牢束缚在这里，永远闲不下来。不管什么时候，你总觉得手头的事情没干完。

肯尼亚几乎全境都是荒野，景色杂乱，所以有规划的开垦就显得格外赏心悦目。后来我经常在非洲乘飞机遨游，熟悉了农场俯瞰的样子，不禁对自己的咖啡种植园充满赞叹：它是灰绿色旷野中的一抹青翠，令人眼前一亮，我突然意识到几何形状原来如此令人神往。内罗毕周边的乡野也有类似规划，尤其是北部一带，那片土地上住着这样一群人：每天心中所想、口中所说，不离咖啡的栽种、修剪和采摘，即使夜里躺下身来，脑子里还在盘算着如何改良自己的咖啡加工厂。

种咖啡非常耗时间，收成也不总如人所愿。当时你年纪还轻，满怀憧憬，冒着大雨从育苗所取回成箱的咖啡幼苗，每一箱十二株，在雨中闪闪发亮。农场的人手全被你派到田里，亲眼看着树苗整整齐齐地栽进湿泥里的小坑，看着它们渐渐长大；你还得折一些灌木枝叶给它们遮阳，因为万物幼年时的特权就是不起眼。咖啡树从栽种到挂果要四五年，这期间你会经历各种打击：旱灾、病害、虫害，杂草也肆无忌惮地在田里疯长，尤其是一种叫“黑杰克”的野草，长着带刺的长荚，经常钩在衣服和长袜上。有的树苗栽得不好，主根折了，一到开花季节就会枯死。每英亩土地可以栽种六百多株咖啡苗，而我在农场里足足种了六百英亩咖啡。牛儿拉着耕地机在树丛间来回跋涉，要走上几千英里才能把这些田块都耕完。它们也在等待着辛勤耕耘的奖赏。

有时候，咖啡园里的景色非常美：雨季伊始，种植园里繁花盛开、满目光华，在蒙蒙的细雨和薄雾中，六百英亩土地仿佛飘满了白垩般的云朵。咖啡花的芬芳中夹着轻微的苦味，很像黑刺李开花时的味道。等到浆果成熟，田间一片殷红，妇女和小孩也全体出动，和男人一起采摘熟果；摘下来的咖啡果装进双轮或四轮大车，运下高原，送到河边的加工厂。工厂里的设备总是不太灵光，但这间加工厂是我们一手设计和建造的，我们对此引以为豪。有一次，工厂被大火烧成了平地，我们又从废墟中把它重建起来。巨大的烘干机旋转不休，铁肚囊里的咖啡豆不停翻滚，沙沙有声，仿佛海潮冲刷着鹅卵石。有时咖啡豆要到半夜才能烘好，出炉那一刻简直像油画一样美妙——幽暗宽阔的厂房里挂满防风灯，灯罩上沾着蜘蛛网和咖啡豆荚，灯光下一张张黝黑的面容围着干燥机，满是殷切与兴奋的神色，让你恍然觉得整间加工厂也高高悬挂在非洲大陆的夜空里，像阿比西尼亚人晶莹的耳坠。然后咖啡豆还要经过手工脱壳、定级、分拣，装进麻袋，再用缝马鞍的大针封口。

清晨天色尚暗之际，我躺在床上听见人喊牛嘶、车声隆隆，那是运咖啡的大车正沿着工厂外那条长长的上坡向内罗毕火车站进发。装满咖啡的大包在车上装得冒尖，每十二包就有一吨重。每辆车由十六头牛拉着，车夫跟在旁边一溜小跑。一想到工厂外的这段上坡路是途中唯一的一段，我心里就美滋滋的，因为我农场的海拔比内罗毕还要高一千英尺。第二天夜里，我就该出门迎接返回的车队了。牛已经疲乏不堪，耷拉着头拖着大车，由一个同样疲乏的小孩在前面牵着。而车夫早就筋疲力尽，鞭子垂在路上的尘土里。现在我们已经尽了人事，再过一两天，咖啡就要装船运走，此后我们就只能祈求这批货能在伦敦的拍卖会上卖个好价钱了。

我有六千英亩土地，除了种咖啡之外还闲了不少地块，其中有一片是原始森林，还有大概一千英亩土地被佃农占去，划成了小块耕地，当地人称之为“山巴斯”，也就是“自留地”。佃农都是当地土著，拖家带口在白人的农场上耕种几亩薄田，作为回报，每年得为白人干一段时间的活儿。但我农场的这些佃农对这种雇佣关系恐怕另有看法，因为很多佃农都生在农场，他们的父辈也生在农场，所以他们多半觉得我也是农场的佃农，只是级别更高一点而已。佃农的自留地是农场最有生机的地方，景色四时不同。你从被踩得硬邦邦的田埂上走过，穿过沙沙作响的翠绿的高秆，这时玉米穗还只高过头顶——再一转眼就到了收获的季节。大豆成熟之后，由土著妇女收割、脱粒，把豆秧和豆壳收集起来焚烧。每到这时候，农场各处就升腾起稀薄的蓝烟。吉库尤人也种甘薯，藤蔓一样的茎叶贴地长成一片细密的草毯；还有品种五花八门的大南瓜，表皮上有黄绿色的斑点。

走进吉库尤人的田块，第一眼看见的总是那些弓着腰耙地的小老太太，活像把头埋到沙地里的鸵鸟。每户吉库尤人家都有几座圆形尖顶的茅屋和仓房；茅屋之间的空地上一派活泼的景象：人们在硬如水泥的土地上磨玉米、给山羊挤奶；小孩和鸡满地乱跑。在蔚蓝的暮色里，我经常到佃农茅屋附近的甘薯田里打鸡鹑，还能听见欧鸽在披垂的树叶间高声歌唱。农场原本就是一片森林，现在自留地四周还有零星的高树。

农场里还有两千多亩草场。狂风吹过，长长的草茎像海浪一样汹涌奔逃，吉库尤的小男孩就在这里替父亲放牧牛羊。天冷时，他们用柳条小筐从茅草屋里背来烧红的炭火，一不小心就会引燃一大片草场，给牧草造成一场浩劫。大旱的年景，斑马和大角羚也会从山上下来，到农场平坦的草地上觅食。

农场十二英里开外，群山怀抱着一小片下陷的平地，这就是我们的城镇内罗毕。这里是整个肯尼亚的统治中心，总督府和主要行政机构都设在此地。

城镇必然会对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你喜欢也好，厌恶也罢，你的心总会被它吸引过去，这是精神上的万有引力。夜里，从农场某些角落可以遥遥望见城镇上空闪烁的光雾，那片缥缈的亮色让我忆起欧洲的大都市。

我来非洲的头几年，这里还没有小汽车。我们只能骑着马或者乘坐六头骡子拉的客车前往内罗毕，到了以后再把牲畜拴在高原运输公司的畜棚里。我在非洲生活的这些年里，内罗毕一直是个风格混杂的城市，有一些簇新的精致石头建筑，也有不少用旧波纹铁皮搭建的商店、办事处和平房。内罗毕的道路未经铺设，尘沙四起，路两边栽着桉树。沿街的高等法院、土著事务部、兽医部的大楼都破旧不堪，那些公务员窝在如此闷热昏暗的斗室里，居然还能把事情办好，实在令人佩服不已。

但内罗毕终究是一座城镇，你在这儿可以买东西，打听消息，去饭店用餐，到俱乐部跳舞。这座城市生机勃勃，像流水一样奔涌不息，像幼年生物一样茁壮成长，每一年都有一副新面貌。有时你只是去参加了一趟远途游猎，返回后也能发觉它的变化。新的总督府修起来了，那是一座宏伟阴凉的大厦，有华丽的舞厅和精致的花园；酒店建起来了；浩大的农产品展览和绚烂的鲜花博览也在这里举行；殖民地这些“准上流人士”的行为也常常赋予城镇通俗剧一般的活力。内罗毕在你耳边谆谆告诫：“与我尽情狂欢吧！尽情浪掷时光吧！等到再度相聚，你我都不会如此年轻，不会如此狂野不羁！”我和内罗毕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很投缘，有几回我开车从城区经过，心里暗想：如果没有内罗毕的街巷，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土著人和有色移民的聚居地比欧洲移民在城区的住地大得多。

斯瓦希里镇坐落在前往穆萨伽俱乐部的路上，虽然名声一直不怎么样，但这里是一处热闹、肮脏、艳丽的所在，每一刻都有好戏上演。房屋大多都是用装石蜡油的锡桶锤平了搭起来的，锈斑深浅各异，好像珊瑚礁或某种生物的化石，现代文明的精神不断从此地逃之夭夭。

索马里镇离内罗毕更远一些，我猜可能是因为索马里人不愿让本族女性抛头露面。我在非洲的时候，有几位艳名远播的索马里年轻女郎搬到闹市里住下，她们聪明俊俏，令人神魂颠倒，给内罗毕警察惹出了不少乱子。但那些规规矩矩的索马里女人从来不会进城闲逛。索马里区四面空旷、没有树荫，总是尘土飞扬，这肯定让索马里人回忆起了故乡的沙漠。而欧洲人习惯定居，好几代人可能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完全接受不了游牧民族对生活环境毫不在意的态度。索马里人的屋舍七零八落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好像是用长钉随随便便钉起来的，住不了一个礼拜就得垮掉。但一旦进了门，看到的一切都令人啧啧称奇：室内十分整洁清爽，弥漫着阿拉伯熏香的芬芳，地上铺着绣毯，四壁垂下精致的帘帷，屋里还陈设着铜器、银器以及各种象牙为柄的短剑，剑刃锋利如新。索马里女人矜持有礼、热情好客，笑声如银铃一般悦耳。我的仆人法拉就是索马里人，这让我觉得这片聚居区更加亲切熟悉。我在非洲那段日子，法拉一直跟在我身边，因为他我还参加了好几场索马里人的宴会。索马里人的婚礼排场盛大，极有民族特色，我曾以贵宾身份被邀入新娘的洞房，屋里的墙上和婚床上铺挂着古雅鲜艳的织物和刺绣；年轻的新娘睁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绸缎婚服上挂满了黄金和琥珀饰物，活像仪仗官手中的权杖。

索马里人都是牲畜贩子和小生意人，行商足迹遍布整个肯尼亚。为了运送货物，他们在村子里豢养了一群瘦小的灰骡子。我还在村里见过骆驼，这是大漠雕琢出的生物，傲慢、坚毅，像仙人掌和索马里人一样无惧世间的磨难。

各索马里部族之间恶斗频发，常常给自己惹来大麻烦。他们对部族纷争这件事的感知和思考方式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法拉属于哈布尔-尤尼斯部族，所以在冲突当中我更偏袒他们这一边。有一次，索马里聚居区发生了一起严重争斗，冲突双方是杜尔巴-汉蒂斯和哈布尔-查奥罗两个部族，争斗升级到枪击和纵火，死了十一二个人，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当时法拉有个叫萨义德的本族朋友，常常跑来农场看他。萨义德是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我听说他受了伤，觉得很难过。仆人告诉我，萨义德那天跑到哈布尔-查奥罗部族一户人家那里喝茶，有个满肚子怨气的杜尔巴-汉蒂斯族人刚好经过，朝屋子胡乱开了两枪，子弹穿墙而过，打断了萨义德的腿。我向法拉表示对他朋友的慰问，但法拉激动地嚷道：“什么话！这就够便宜萨义德了，谁叫他非得去哈布尔-查奥罗族人家里喝茶？”

内罗毕的土著市集由印度商人主宰。杰瓦杰、苏莱曼·费杰、阿里丁那·费思拉姆这些印度富商巨贾纷纷在市集附近建起了小别墅。这些人品位雷同，都喜欢石阶石栏和各种石瓶摆件，但肯尼亚当地的石质偏软，切工也很差，最后的效果好似小孩用粉色装饰砖搭出来的玩具小屋。这些印度富商会在后花园里举办茶会，用印式甜点招待客人，很符合别墅的风格。来非洲的印度人都很聪明，见多识广，特别有礼貌，但他们也都是贪婪的商人，你永远摸不透面前站着的是个普通人还是个大老板。我到富商苏莱曼·费杰的家里拜访过，后来有一天我见他家货仓大院里降了半旗，就问法拉：“苏莱曼·费杰死了吗？”

“死了一半。”法拉答道。

“他死了一半，他家就降半旗？”我又问。

“苏莱曼是死了。”法拉说道，“但费杰一家还活着。”

我接管农场之前酷爱打猎，参加过很多次远途游猎；但等我成了农场主之后，就把枪都收了起来。

马塞人是游牧民族，以豢养牲畜为生。他们的居留地与农场仅有一河之隔，时常会有马塞人跑到我家诉苦，说狮子叼走了他们的奶牛，求我去把它们打死，我都尽量照办。星期六，我可能会徒步去奥龙基平原打一两头斑马给农场工人改善伙食，每次都有一群兴高采烈的吉库尤少年浩浩荡荡跟在我身后。我也在农场里猎鸟，像鹧鸪和珍珠鸡这种都是美味的食材，但我有很多年不去野外打猎了。

不过，我们还是经常谈起以往的长途游猎。那些宿营地牢牢印刻在脑海之中，好像你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你会想起大车在草原上轧出弯弯的辙印，就像忆及友人的面容。

我在游猎途中见过一大群野牛，足足一百二十九头，衬着古铜色的天空，从晨雾中蓦然浮现。这群巨兽浑身黝黑、有如铁铸，左右晃动着雄伟的牛角，它们不像是朝我走来，而是在我眼前被凭空创造出来，刚一完工就被释放到了凡间。我也见过大象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穿行，阳光穿过细密的藤蔓洒下点点光斑，大象悠然漫步，仿佛在赶赴世界尽头的约会。辽阔的原始森林像一大张珍奇的波斯古地毯的边角，染着翠绿、明黄和灰黑的色调。我曾一次又一次见过长颈鹿横穿旷野的风姿，它们有一种神秘而无可模仿的优雅，不像野兽，更像一种花柄颀长、花瓣布满斑点的奇异花卉。我也曾尾随过两只在清晨漫步的犀牛，拂晓的冷风凛冽刺鼻，它们呼哧呼哧地打着响鼻，像两块长着角的巨石在狭长的山谷中纵情嬉闹。我还目睹过一头雄狮的风采：日出之前，残月如钩，它狩猎完毕准备踏上归途，穿过灰色的山谷，在银色的高草中留下一道深痕，脸上的猩红一直染到耳根；我也见过狮子在正午打盹的样子，它在整个家族的簇拥下，惬意地卧在非洲乐园的浅草地上，金合欢树在它身上投下泉水般柔和的绿荫。

农闲无聊的时刻，想想这一切就觉得津津有味。野兽就出没在外面的荒野，只要兴之所至，我随时都能寻觅它们的踪迹。知道自己与野物比邻而居，让农场的人们莫名有了几分振奋与雀跃。尽管法拉后来对农场事务越来越上心，但他和那些长年随我打猎的土著仆人一样，无不对下一次狩猎之旅充满期待。

在野外，我学会了观察突如其来的风吹草动，因为野生动物都很胆小警觉，一不留神就逃之夭夭。家畜永远没有野兽那么沉着冷静。文明的人类已经失去了这种静默的本能，所以必须先向野地学会寂静，才能被它接纳。猎人入门的第一课就是掌握缓慢移动的艺术，带着相机的猎人尤其如此。你绝对不能为所欲为，必须与风、与野地的色彩、气味融为一体，与大自然的步调保持统一。有时它会不断重复同样的律动，于是猎人也必须紧紧跟上。

等你最终摸清了非洲的韵律，你就会发现这种韵律贯穿一切。我从飞禽走兽身上学到的东西，和土著人打交道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

对女人和阴柔气质的喜爱是男性的特质，对男人和阳刚之气的喜爱则是女性的特质，而面对南方国家与民族无法自持则是北欧人的特质。诺曼人一见异国风情便坠入爱河，起初是对法兰西，然后是对英格兰。十八世纪的史书与文学作品中不乏喜欢游离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北欧老绅士，本来身上毫无南欧特质，却被与故乡迥然相异的风土人情迷得神魂颠倒。不知有多少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画家、哲学家和诗人，第一次踏上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土地就彻底沦陷，心甘情愿拜倒于南方诸国的石榴裙下。

北欧人性情急躁，却莫名对异域风土抱有不可理喻的耐心。真正的男人永远不会被女人惹怒，而男人只要仍是个男人，就永远不会被女人彻底蔑视和拒绝；同样，这些急躁的红发北欧佬也甘愿为热带国家与民族付出无限耐心。他们受不了同胞和亲眷的蠢行，却对非洲高原的干旱、烈日、牲畜疫病和不称职的土著仆从逆来顺受。他们满怀期待，想与本来格格不入的群体打成一片，却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南欧人和混血儿就没有这种特质，相反还对此大感惊怪乃至鄙弃。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真正的男子汉会嫌弃悲悲切切的情人，理性的女人对啰唆的配偶毫无耐心，也对格里塞尔达的唯唯诺诺感到不忿。

至于我，刚到非洲头几个礼拜，心里就涌现出一种深挚的感情：我想拥抱每一位土著人，不分男女老幼。与这些黑皮肤的人们相遇，是我人生的美丽拓展。如果有谁天生喜爱动物，但生长在没有动物的环境，直到晚年才接触到动物；如果有谁天生属于林莽，却直到二十岁才第一次踏入森林；如果有谁生来就有音乐天赋，却在成年后才第一次听到音乐，那么，他就能体会到我的感受。接触到非洲土著人以后，我找到了生活的轨迹，每一天都在欣赏美妙的交响乐。

我父亲曾在丹麦和法国陆军服役。当年他只是一名年轻中尉的时候，他从法国杜佩的驻地给家里写信：“回到杜佩，我被擢升为大型纵队的长官。工作很辛苦，但也很让人着迷。对战争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冲动，你爱手下的士兵，就像爱一群少女那样热烈疯狂，但这种爱不是排他的。爱女人一次只能爱一个，对士兵的爱则包括了整个军团，多多益善。”我对土著人的感情亦是如此。

想了解土著人并不容易，他们耳朵很尖、行踪不定，一受惊就会立即躲回自己的小世界，像野生动物一样逃得无影无踪。除非你和某个土著人混得很熟，否则你从他嘴里永远得不到直截了当的答复。你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有多少头牛？他会马上含糊过去：“像我昨天告诉你的一样多。”这种回答会让欧洲人心生反感，但这种质问多半也让土著人很不舒服。如果非要穷追不舍地逼问下去，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说出个所以然，他们就开始极尽所能地敷衍你，用一种令人失笑的方式把你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小孩都有牌场老手的能耐，只要你摸不透他的底细，他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看低了他的牌。当你强行闯入土著人的生活，他们表现得就像一群蚂蚁：当棍子捅进蚁冢，蚂蚁会千方百计抹除损伤的痕迹，迅速、沉默、不辞辛劳，仿佛在抹杀一种耻辱的遭遇。

土著人究竟怕我们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甚至无从想象。窃以为，他们怕我们，类似于我们害怕猛然发出的巨响，而不是对痛苦和死亡的畏惧。但这种判断很难验证，因为土著人精于伪装。清晨你骑马经过自留地，偶尔会看到面前蹿出来一只鹧鸪，好像伤了翅膀，很怕被狗撵上。其实它根本没受伤，更不怕狗——它随时可以在狗鼻子前面一飞冲天，它装出这副模样只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附近那窝幼崽的身上引开。土著人的惊恐没准儿也是一种伪装，就像鹧鸪一样，恐惧的背后另有原因，而那种原因我们永远猜不透。也可能到头来我们发现，他们的种种表现只是古怪的玩笑，这些看似羞赧的人对我们何曾有过半分惧意。白人总觉得生活中危机四伏，土著人却鲜有这种感觉。在游猎途中或农场上，我们偶尔会碰到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和身边的土著人目光交错，发觉彼此之间相隔万里——我满怀忧惧，他们却觉得我莫名其妙。这触动了我的思绪，也许土著人的生命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这一点是我们永远望尘莫及的。所以土著人就像深海的鱼儿，怎么也理解不了我们对溺水的恐惧。他们面临险境如此自信，如鱼得水，是因为他们还保留着祖先传下来的那部分智慧，而我们早已丢失。全世界唯有非洲大陆可以教会你这一点：上帝与魔鬼一体两面，为同一永恒之尊严，非两不受造者，为一不受造者；而土著人明白，二者其位不紊，其体不分。

野外游猎和农场生涯让我逐渐和土著人熟络起来，变成了好朋友。但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接受一个事实：我永远猜不透他们，但他们却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有时连我自己还拿不定主意，但他们早已看穿了我的决定。有一段时间，我在吉尔-吉尔山上拥有过一座小农场，我在那边住帐篷，经常需要乘火车往返恩贡。有时吉尔-吉尔突然下起雨来，于是我就临时决定返回。我在离农场十英里之外的吉库尤车站下车，却发现已经有个仆人牵着骡子在那儿恭候了。我问仆人：“你们怎么知道我要回来？”他们马上变得眼神飘忽、手足无措起来，有点像受了惊，又有点像不耐烦。如果聋子非要我们解释何谓交响乐，想必我们也会有这种反应。

等土著人觉得我们急遽的动作和突然的声响没有恶意，他们就会敞开心扉，而且远比欧洲人之间的交流更为坦诚。他们是不可信赖的，但给人的感觉十分恳切。好名声，也就是威望，在土著世界里非常重要。某个时刻，土著人似乎会对你形成某种一致的评价，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农场生涯有时也很寂寞。阒静的夜里，时针嘀嗒作响，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也随着时光寸寸流逝，只想有个白人朋友在身边相伴交谈。即便如此，我却觉得自己的生命与土著人沉默而黯然的生命遥相呼应，像两架飞机并肩翱翔，彼此回响。

土著人就是非洲大地的肉体赋形。耸立在东非大裂谷之上的隆戈诺特死火山，河流两岸枝繁叶茂的合欢树，草原上漫步的大象和长颈鹿，都不如这些无垠山野中的小小身影更能代表真实的非洲。非洲的一切都是相同概念的多种表达、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奏。它不是异质原子的简单堆砌，而是同类原子汇聚成了各自不同的形状，就像橡树的叶子、橡树的果实和橡木制成的器物。白人穿着长靴奔走不休的身影与这片风景并不协调，而土著人与非洲大陆灵肉合一，他们身形瘦削、皮肤和眼睛一样黝黑，徒步行走的时候总是排成一列，连土著人的交通要道都是一道道窄径。他们在土中耕耘，在草上放牧，他们举行盛大的舞会，给你讲古老的神话。无论他们干什么，都代表着非洲，是非洲在漫游和起舞，是非洲给你带来了欢乐。在非洲高地上，你每每想起那些诗句：

我发现，土著人

永远高贵，

而移民乏味无趣。

殖民地一直在发展变化，我在非洲生活的时候，已经窥见了它的不少改变。我想尽量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的这段农场生涯，记录下这片风景和山野林泽中的居民，也许日后终究会有一些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