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玛伊
我在法拉的陪同下出席了卡亚马。只要和吉库尤人打交道，我就会带上法拉。虽然他在处理私人恩怨的时候不怎么明智，而且像其他索马里人一样，一涉及部族纷争和世仇就会彻底丧失理智，但法拉处理旁人的分歧却很明智周到。而且他也是我的翻译，能说一口流利的斯瓦希里语。
我在参会以前就知道，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尽量剥削卡尼努的财产。他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羊群被赶向四面八方，有一些作为伤亡家庭的赔偿金，还有一些用于维持长老会的运转。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种安排，因为我觉得卡尼努也和其他两位父亲一样承受了丧子之痛，而且目前看来，他儿子卡勃罗的命运才是最凄惨的。瓦玛伊已经死了，不必再提；万扬格里躺在医院里，有人看护；但卡勃罗却被所有人抛弃了，简直可以说尸骨无存。
现在，卡尼努出色地扮演了开筵待宰的肥公牛的角色。他是佃农里数一数二的富户，农场登记簿上写着他拥有三十五头牛、五个老婆和六十头山羊。他的村落挨着农场的树林，我总能看到他的孩子和羊群，还因为砍伐大树的事和他的老婆起过好几次争执。吉库尤人没有奢侈品的概念，即使是最富有的人家过得也和穷人一样。你要是走进卡尼努的茅屋，肯定看不到一件家具，屋里最多摆着一个小木凳。但卡尼努的村子里有很多栋茅屋，茅屋四周总围着一群群吵吵嚷嚷的老太太、年轻人和小孩。到了黄昏给牛挤奶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群母牛排着长长的队伍穿过草原，向卡尼努的村子走去，青蓝色的影子在身旁的草地上轻柔地滑过去。这一切都让这个披着皮斗篷、一副精明模样、黝黑的脸上布满细纹与风霜的瘦老头儿散发着农场大富翁的光环。
我和卡尼努之间曾经有过好多次剧烈的争吵，我甚至扬言要把他撵出农场，因为他私自往农场里运牲畜。卡尼努和附近的马塞人相处得很融洽，已经嫁了四五个女儿过去。吉库尤人告诉我，以前马塞人自视甚高，认为与吉库尤人通婚有失身份。但到了眼下这个时代，这个奇特的民族人口锐减，为了延缓族群的消亡，不得不屈尊与吉库尤人通婚。马塞本族女人生不出孩子
，所以他们急需能够生育的吉库尤女孩。卡尼努家族的后代个个相貌端庄，他不断把女儿嫁过去，从马塞居留地那头换回一大群毛发鲜亮、活蹦乱跳的小母牛。那段时期，不止他一个吉库尤族长以此发迹。我听说吉库尤大酋长基南胡伊前前后后往马塞族嫁了二十多个女儿，一共换回来一百多头牲畜。
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前马塞居留地爆发了口蹄疫，被划为隔离区，牲畜不准带出。卡尼努的人生突然陷入了窘境，因为马塞人以游牧为生，随季节变迁逐水草而居，那些依法应属于卡尼努的牛也得随着马塞人的畜群四处迁徙，有时甚至被赶到一百多英里以外，谁也不知道它们命运如何。马塞人是毫无底线的牲畜贩子，对待他们瞧不起的吉库尤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人人都是勇武的战士，据说还是风流的情人。卡尼努的女儿嫁过去之后，就像萨宾妇女一样胳膊肘往外拐，一心向着丈夫，卡尼努再也不能信任她们了。但这个老头儿很有办法，他趁着地区长官和检疫人员夜里熟睡的时候，让人把属于他的牲畜赶到界河这边的农场里面来。这是明知故犯的恶劣行径，因为检疫规定是少数几项能够被土著人理解的法令之一，很受他们的重视。如果这些牲畜被人查出来，连我的农场也会遭到隔离，于是我专门派人到河边蹲守，准备把卡尼努的手下抓个现行。于是，在月色明朗的夜晚，银光闪闪的河边经常会发生戏剧性的围堵和惊逃，而这一切的焦点——那群小母牛，则被吓得撒开蹄子四下逃散。
但乔戈纳——就是死去的孩子瓦玛伊的父亲——是个穷人，只娶了一位岁数很大的妻子，在世上的全部财产只有三头山羊。而且他头脑很单纯，不大可能再有发财的机会。我对乔戈纳很熟悉。发生枪击事故和召开此次卡亚马的一年前，农场里发生了一起恶性谋杀案。有两个印度人租下了河上游不远处的那间磨坊，平时给吉库尤人磨磨玉米穗，不料一天夜里两人都被谋杀了，货物也被洗劫一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本地所有的印度商人和店主都被这起命案吓跑了，像被风暴吹得干干净净。后来我不得不给看守加工厂的普兰·辛格配备了一把老式猎枪，又费了不少口舌才说服他留下来。命案发生之后，一连几个晚上我都听见房子周围有人走动，于是我雇了一个守夜人，给我看了一个星期的门，这个人就是乔戈纳。其实照乔戈纳温文尔雅的性子，如果真有人行凶多半也抵挡不了，但他是个很和气的老人，跟他聊天很愉快。他的一举一动都像儿童一样活泼欢快，宽阔的脸庞上总是带着一种机灵又诚挚的表情，一见到我就露出笑意。现在他在卡亚马上看到我，就显得十分高兴。
但我最近研读的《古兰经》却教导我：“你不可为了穷人的福祉而扭曲律法。”
除了我以外，在场至少还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把卡尼努的私产生生剥下一层皮，这个人就是卡尼努自己。卡亚马的其他老头子围坐成一圈，神情无比专注，好像在为即将到来的审判调动自己的智力。卡尼努坐在地上，脑袋蒙在宽大的山羊皮斗篷下面，不时发出一声抱怨、一声呜咽，仿佛一只嚎到精疲力尽的狗，只剩一口气吊着没死。
这群老头儿打算先从受伤的那个孩子——万扬格里的案子开始讨论，借着这个由头，他们就能扯出无穷的废话。如果万扬格里死了，该给多少赔偿？如果他毁容了呢？如果他变成哑巴了呢？我让法拉告诉他们，在去内罗毕找医生谈过之前，我不会讨论这个案子。于是这群老头子无可奈何地咽下失望，准备讨论下一个案子。
我让法拉告诉他们，只要卡亚马愿意，就能把这个案子迅速审结，没必要拖拉到死都没个结果。因为案情很明显，这不是谋杀，只是一起意外事故。
我说话的时候，老人们都听得聚精会神，对我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但我话音刚落，他们立刻表示反对。
“姆萨布，我们是什么都不懂的，”他们说，“但我们觉得，您在这件事上懂得也不太多。您刚才的话我们只听懂了一点点，枪确实是卡尼努的儿子开的，要不然怎么只有他没受伤？如果您想听听更详细的经过，在座的莫戈可以告诉您。他儿子也在场，还被枪子儿打掉了一只耳朵。”
莫戈也是农场里面数一数二的大富户，算是卡尼努的竞争对手。他相貌威严，讲起话来很有分量，只是语速很慢，不时停下来思索。他说：“姆萨布，我儿子告诉我，几个男孩都摸过了枪，一个个轮流把枪口指向卡勃罗。但他不告诉大家该怎么开枪，一句话都没解释过。最后他把枪拿了回去，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别的孩子都受了伤，乔戈纳的儿子瓦玛伊被打死了。那天的经过就是这样。”
“这些我都知道，”我说，“所以这就叫运气不好，也就是我说的意外。我在自己家里也可能不小心开枪走火——或者你，莫戈，你也有可能在自己家里开枪走火。”
这番话在卡亚马中引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所有人都盯着莫戈，他坐立不安。老头子们彼此商量了一会儿，声音压得极低，近乎耳语，最后又回到与我的讨论上来。“姆萨布，这回您说的话，我们可是一个字儿也没听懂。我们只能认为，您想的是步枪，因为您用步枪打得很准，但用猎枪就没那么准了。如果这次用的是一把步枪，那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但如果用的是猎枪，没有人能从你家或者莫戈家开枪打到贝尔纳普老爷家里，把屋里的人打死。”
我停顿了片刻，又说道：“大家都知道，开枪的是卡尼努的儿子，所以卡尼努肯定应该赔给乔戈纳一些羊作为补偿。但大家也应该明白，卡尼努的儿子本性并不坏，他不是有意打死瓦玛伊的。所以卡尼努不应该像犯了谋杀罪那样赔那么多羊。”
此时，一个叫阿瓦鲁的老头儿开口了，他坐过七年牢，比场上的其他人更熟悉现代文明。
“姆萨布，您的意思是，如果卡尼努的儿子不是个坏孩子，那么卡尼努就不该赔偿那么多羊。但如果他儿子存心杀死瓦玛伊，的的确确是个坏孩子——那么，这件事对卡尼努是不是好事？他愿不愿意赔更多的羊？”
我答道：“阿瓦鲁，你得明白，卡尼努也失去了儿子。你去学校上过课，知道卡勃罗这孩子的功课很好，他要是在别的方面也这么出色，那么卡尼努失去这个儿子就是非常不幸的事。”
场下一时鸦雀无声，很久都没人说话。卡尼努好像突然想起了被遗忘的痛苦或责任，发出一声长长的悲鸣。
法拉说：“姆萨布，现在让吉库尤人报出他们心里的数字吧。”这句话是用斯瓦希里语说的，在场的老人都听得懂。这一招很灵，他们立刻局促不安起来，因为数字是很具体的东西，没有一个土著人愿意把准确数字说出口。法拉环顾全场，轻蔑地说道：“一百头！”这是个令人咋舌的数字，不会有人当真。长老会一片沉默，老头子们都感觉到了索马里人的嘲讽，不约而同地选择退让。有个岁数极大的老人嗫嚅道：“五十头。”这数字似乎毫无分量，随着法拉那个玩笑一般的数目飘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法拉又干脆利落地说道：“四十头！”口气仿佛一个老练的牲畜贩子，对价格和牲畜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数字触到了老头子心里的小算盘，他们兴奋地讨论起来。现在我们需要给他们留下反复琢磨和讨论的时间，但无论如何，谈判的基础已经打下了。后来我们回到家里，法拉胸有成竹地对我说：“照我看，这群老头子肯定会从卡尼努手里牵走四十头羊。”
不过，卡尼努在这场会议上还有一关要过，因为大腹便便的老卡瑟古突然站出来提了一个要求。卡瑟古是农场另一个富裕的佃农，家里子孙成群。他提议把卡尼努准备赔偿的绵羊和山羊挨个仔细检查一遍，而且还得点一只赔偿一只。这个要求不符合卡亚马的惯例，乔戈纳绝对想不出这种主意，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卡瑟古为了一己之利，私下里找乔戈纳达成的某种约定。我打算静观其变。
起初卡尼努好像彻底接受了殉难的命运，只顾低头抽泣。每点出一只牲畜，都像从他嘴里拔了一颗牙。直到最后，卡瑟古犹犹豫豫地点出了一只没有角的大黄山羊，卡尼努悲痛欲绝，终于爆发了。他从斗篷底下钻出来，两手激烈地比画着，有那么一瞬间，他像一头公牛一样朝我狂吼，那是求救的咆哮，是来自痛苦深渊的呼号。不过他只瞧了我一眼，就看出我是向着他的，他肯定不会失去这头黄山羊，于是他立刻就坐了回去，不再吭声，过了一会儿还向卡瑟古投去了极尽讥讽的一瞥。
卡亚马的正式会议和临时会议轮番开满一个星期，终于有了裁定：卡尼努须赔偿乔戈纳四十头羊，但不必指定赔偿哪些牲畜。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法拉告诉我案子又有了新进展。
他说，有三个吉库尤老人在涅里听说这件案子之后，一路长途跋涉来到恩贡，在前一天抵达了农场。他们声称瓦玛伊的父亲根本不是乔戈纳，而是他们已故的兄长，所以这笔赔偿金依法应该付给他们。
我对这种无耻的要求一笑置之，告诉法拉，这正是涅里吉库尤的典型做法。但法拉却若有所思，他觉得这几个涅里人说得没错，因为乔戈纳的确是在六年前才从涅里来到农场的。据法拉回忆，瓦玛伊并非乔戈纳的亲生儿子。“从来就不是”——法拉如是说，他还觉得，乔戈纳在两天前就拿到了四十头羊里的二十五头，算是他白捡的好运气，要不然卡尼努完全可以把这些羊直接赶到涅里去，省得以后看见这些易了主的牲畜心里难受。但乔戈纳还是得当心，因为涅里来的吉库尤人没那么容易打发。他们已经在农场住下了，扬言要把案子上报给地区长官。
有了法拉的提醒，等到几天后涅里人上门拜访，我早已有了准备。涅里人是吉库尤人中的贱民，这三个老头儿浑身邋里邋遢，像三只呛毛鬣狗，从一百五十英里之外循着瓦玛伊的血腥味儿鬼鬼祟祟一路跟过来。乔戈纳也来了，整个人激动异常、痛苦不堪。双方的态度之所以差别这么大，恐怕是因为涅里的吉库尤本来就一文不名，但乔戈纳却有二十五头羊。这三个陌生人死样活气地蹲在石阶上，还不如羊身上的蜱虫更有生气。我不想对他们的诉求有半分体谅，因为不管瓦玛伊是谁的儿子，他们在这孩子生前从没关心过他。而乔戈纳在卡亚马上表现得很好，我觉得他对瓦玛伊之死感到无比伤痛，所以我很同情他。我向乔戈纳询问详情的时候，他又是哆嗦又是哀叹，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
两天后的一大早，我正在打字机前工作，乔戈纳又来了，求我帮他写一份记录来详细说明他和瓦玛伊的关系，以及他与瓦玛伊亲生父母之间的纠葛。他想把这份报告呈递给达戈雷提的地区长官。乔戈纳单纯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对这件事的态度非常明确，没有一点羞涩和畏缩。他显然把这个决定看作一项伟大的事业，明知结果难以预料，但他还是怀着敬畏踏上了征程。
我帮他把陈述记录了下来，这花了我不少时间。毕竟是六年前的旧事，而事情本身又极端复杂，所以最后成稿的篇幅着实不短。乔戈纳陈述的时候经常得停下来仔细回忆、梳理，重新组织语言。大部分时间他双手抱头，不时严肃地拍打着前额，仿佛要把陈年往事敲出来。有一回他还走到墙边，把脸紧紧压上去，和吉库尤妇女分娩时的痛苦姿态一模一样。
我留了一份副本，到现在还保存着。
这桩旧事涉及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琐碎的细节，记录的时候很难理得顺，连乔戈纳本人都回忆得很艰难。事实上，我很惊讶他过了这么多年居然还能记起这么多细节。报告的开头是这样的：
住在涅里的瓦韦鲁·瓦玛伊临终时（斯瓦希里语中的说法是：‘想死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妻子。其中一个生了三个女儿，在瓦韦鲁死后改嫁；但另一个妻子的聘礼还没付清，瓦韦鲁死时仍欠她父亲两头山羊。这位妻子抬木柴的时候用力过猛，以致小产，谁也不知道她今后还能不能生育……
报告就这样写下去，把读者淹没在吉库尤社会复杂的习俗和人际关系之中：
这位妻子生了一个小男孩，叫瓦玛伊，当时正生着病，人们认为他得的是天花。瓦韦鲁非常疼爱这位妻子和她生的孩子，垂死之际仍然担心母子二人日后衣食无着，于是派人请来住在附近的朋友乔戈纳·坎亚加。乔戈纳·坎亚加曾向瓦韦鲁借了三个先令买鞋子，一直没还清。瓦韦鲁提议，双方不妨谈定一个条件……
两人约定，由乔戈纳在瓦韦鲁死后照顾他的妻小，而且要把当年欠她父亲的彩礼钱付清，也就是两头山羊。从这里往下，报告变成了一张费用清单，记录了乔戈纳收养瓦玛伊之后的种种开销。根据乔戈纳的陈述，他收养瓦玛伊之后，马上就给他买了一种特效药治病。又因为瓦玛伊吃玉米营养不够，所以乔戈纳隔三岔五就得向印度富商买大米。还有一次，邻近的白人农场主说瓦玛伊把他家的火鸡撵到池塘里淹死了，让乔戈纳赔了五个卢比。这一笔钱是现款，乔戈纳当初多半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钱凑齐，所以一直念念不忘，翻来覆去和我念叨了好几遍。说到这里，乔戈纳难掩愤慨和激动之情，从他神色里就看得出来，他已经忘记这个不幸夭亡的孩子并非自己的亲骨肉了。那三个涅里人突然跑来提出这种可笑的索求，让乔戈纳感到惊惶失措。淳朴的人似乎都有收养儿童并视若己出的天性，质朴善良的欧洲农民自然也是如此。
乔戈纳终于讲完了故事，我也把它们全都记了下来，然后我说，现在我要把报告念一遍给他听。我念的时候他一直背过脸去不看我，似乎唯恐自己分心。
当我读到有他名字的这句话，“于是派人请来住在附近的朋友乔戈纳·坎亚加”，乔戈纳突然把头扭过来，向我投来炽热的一瞥，眼里满含笑意，让这个老人刹那间变成了孩子，变成了青春的象征。文件下面有他的手印，再下面是他的署名，我读到这里，又念了一次他的名字，他再一次向我投来火热而专注的目光，但这一次更深刻、更沉着，蕴含着新生的尊严。
亚当也曾投给上帝如此炙热的眼神——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我创造了乔戈纳，让他看见了自己：从今以后，乔戈纳·坎亚加将永存于世间。我把文件递给他，他带着虔敬的神情接过去叠好，珍藏在斗篷的一角，把手按在上面不肯放开。他绝不能丢失这份文件，因为纸里面藏着他的灵魂，有他活过的证据。这些文字记载着乔戈纳·坎亚加做过的一切，将令他的姓名不朽。肉体被制成了文字，居住在我们当中，充满恩宠和真理。
我在非洲的时候，正值文字世界向土著人敞开大门。如果我愿意，我就有机会聆听这个时代的尾声，体验祖先往日的经历，也就是欧洲平民第一次懂得何谓书写的那段日子。在丹麦，这个时期大约是一百多年前。我记得幼时从年迈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与非洲目前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人类一向推崇“为艺术而艺术”，但书写激发出的这种忘我的谦卑与狂喜，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不过，土著青年要想彼此写信，还是要依赖专业的写信人。有些吉库尤老人能跟上时代变迁，甚至有几位年纪极大的吉库尤老人亲自来到农场的学校里上课，埋头苦学ABC。但这毕竟只是个例，老一代土著人普遍对文字这种稀罕东西心存疑虑。识字的土著人没几个，所以我的仆人、农场的佃农和劳工常常会找我帮他们念信。我把每一封信拆开，仔细研读，觉得内容枯燥无聊，简直莫名其妙，但这正是文明人常怀的偏见。我们看到鸽子叼回诺亚方舟的那片橄榄叶，没准儿也要进行一番研究。不管这片叶子多不起眼，它都比方舟上一切动物合起来的意义还要重大，因为它象征着绿意盎然的新世界。
土著人的信都大同小异，谨遵一种近乎神圣的格式：“亲爱的朋友：卡茂·莫里夫。现在我提起笔——”这么说有点不准确，因为笔管握在代笔人的手里，“——给你写这封信，我早就想给你写信了。我身体很好，愿上帝保佑你也身体健康。我母亲很好。我妻子不太好，但我希望上帝保佑你妻子身体健康。”下面跟着一长串人名，简短交代了每个人的近况，多半都是琐事，但偶尔也有一些非常奇特的消息。然后信就收尾了：“卡茂，我的朋友。现在我得搁笔了，因为我实在抽不出什么时间来写信。友：纳瓦蒂·罗瑞。”
一百年前，勤勉的欧洲青年如果要传递类似的消息，需要驿使飞身上鞍、纵马疾驰，邮车号角不绝，还要用到专门制作的那种磨金边的舌状信纸。收信人迫不及待地拿到信，珍而重之地保存下来。我还亲眼见过几封这样的信。
我学会斯瓦希里语之前，和土著人的文字世界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关系——我能把他们写的东西顺利地念出来，但一个字也不认识。斯瓦希里语本来没有书面文字，后来白人给它发明了一套字母。它的读音和拼写严格对应，没有让朗读者掉入陷阱的过时拼法。于是，我就坐下来照本宣科，逐词拼读，收信人坐在一边屏息聆听。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但我的念诵会产生直观的效果，听信的人有时失声痛哭、猛绞双手，有时兴奋得叫出声来，但最常见的反应还是大笑，我在这边念，听信的人在那边笑得前仰后合。
等到我把斯瓦希里语学到能看懂信的程度，我才领悟到这么一个道理：只要把消息写成文字，效力就会倍增。土著人都是怀疑的大师，用耳朵听来的消息肯定会遭受质疑和轻蔑，可是一旦形成文字，就立即成为神圣不移的真理。同样，土著人对口误也非常敏感，一听就听得出来，而且永远不忘。白人只要口误一次，可能就此在土著人那里得了一个名字，一辈子也摆脱不掉。但如果文字有误——这是很常见的事，因为很多代笔人都不学无术——土著人就非得给它解释出个头绪来才罢休。他们冥思苦想，互相启发，宁可得出最离谱的推测，也不愿意相信是文字本身出了错。
有一次，我给农场的一个男孩念信，写信的人絮叨了不少自己的近况，其中有一句：“我煮了一只狒狒。”我向那孩子解释说，写信人的意思肯定是“捕”了一只狒狒，因为斯瓦希里语中两个词拼法相近。但他怎么都不相信。
他说：“不对，姆萨布，信里是怎么写的？信上的文字究竟是什么？”
“信里确实写着‘煮’了一只狒狒，但狒狒怎么煮呢？假如他真煮了一只狒狒，肯定要多写几句，告诉你为什么要煮狒狒，又是怎么煮的。”
听到我对文字世界的批评，这名吉库尤男孩显得坐立不安，马上把信要了回去，仔细地叠好，揣在怀里离开了。
至于我给乔戈纳写下的自述文件，后来证明非常有用。地区长官读完后当即驳回了涅里人的要求，这三个家伙垂头丧气地回了自己的村子，一根羊毛都没得着。
这份文件如今成了乔戈纳最宝贵的财产，乔戈纳专门为它做了一个珠绣的小皮口袋，穿上皮绳挂在胸前。有时候——大多是星期天的早上，他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从皮袋里把这张纸拿出来，央我帮他念一遍。有一次我大病初愈，第一次骑马出门，他远远看到了我，跑了好远才追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我的马旁边，把这张纸递给我。每次给他念信，他的神情里都有一种深沉虔诚的喜悦。念完以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纸完全展平、叠好、放回胸前的皮口袋。随着时间流逝，这份文件在乔戈纳心中的分量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与日俱增，似乎它最玄妙之处就在于它居然保持不变。往事曾是那样缥缈，每次回忆都换了一副模样，如今却在他的眼前被捕获、被征服、被固定住了。往事成了历史，而在它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