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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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跟米克记忆中所有的夏天都不同。没有多少事情发生，她也无法用思想或语言向自己描绘，却感觉发生了一种改变。她一直很兴奋。早晨，她迫不及待地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晚上，她万分憎恨不得不又去睡觉了。

一吃完早饭，她就把孩子们带出去，除了吃饭时间，他们白天基本不在家。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在街上瞎逛——她推着拉尔夫的手推车，巴伯跟在后面。她一刻不停地忙着思考、计划。有时候，她会突然抬起头来，发现他们已经走了很远，到了镇上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地方。还有一两次，他们在街上碰见比尔，她忙着思考，比尔不得不抓着她的胳膊，才让她看见他。

一大早，天气有点凉，他们的影子长长地投在面前的人行道上。但到了中午，天空总是像火焰一样，阳光强烈，让人不敢睁眼。很多时候，她对将来的计划会跟冰雪联系在一起。有时候，她好像到了瑞士，周围山上都白雪皑皑，她在绿莹莹的冷冰上溜冰。辛格先生也在陪她一起溜冰，也许还有收音机里传来的卡罗尔·隆巴德[8]和阿图罗·托斯卡尼尼[9]的音乐。他们一起溜冰，然后辛格先生掉进了冰窟窿，她则会不顾一切地跳进去，在冰下游着把他救上来。这个计划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通常，他们溜达一阵子之后，她便把巴伯和拉尔夫安顿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巴伯是个特别好的孩子，她把他训练得非常听话。如果她告诉巴伯不要离拉尔夫太远，要待在一喊就能听得见的地方，那么，他绝对不会跑到两三个街区外跟那里的孩子们玩弹珠游戏。他会一个人在手推车旁边玩，所以，她不在他们旁边的时候，一点都不用担心。她要么去图书馆，看《国家地理》杂志，要么只是到处瞎逛，思考更多的问题。如果她有钱，就会到布兰农的店里，买包烟或者一块银河牌巧克力。布兰农先生总会给小孩子打折，五分钱的东西，他三分钱就卖给孩子。

然而，自始至终——无论她做什么——都有音乐。有时候，她一边走一边哼唱，有时候，她静静听着心里的那些歌曲。她的心里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些是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些是她脑子里原来就有的，不是从任何地方听来的。

晚上，等孩子们一上床睡觉，她便自由了，那是她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光。她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发生很多事情，而周围一片漆黑。吃完晚饭，她会立刻又跑出家门。晚上她到底在干什么，她跟谁都不能说，妈妈问起来时，她便随口编些听上去很合理的小故事搪塞过去。但大多数时候，如果有人喊她，她会立马跑开，就像没听见一样，对每个人都如此，只有对她爸爸例外。爸爸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让她无法跑开。他是镇上块头最大、个子最高的男人之一，但他的声音却非常安静、和善，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总会让人们大吃一惊。不管她多着急，只要爸爸一喊她，她总是不得不停住脚步。

今年夏天，她突然意识到，爸爸身上有种东西她以前从未注意到。在那之前，她从来没有真正把他看作独立的个体。有很多次，他喊她，她便走进他干活儿的前屋，在他旁边站一会儿——但她一边听他说话，一边走神。后来，有一天晚上，她突然理解了爸爸。那天晚上，一切如常，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一下子开了窍。之后她感觉自己长大了，仿佛她理解了他，也理解了其他人。

八月末的一个晚上，她急呼呼地向外跑。她必须九点以前赶到那所房子，不容商量。爸爸喊住她，她走进了前屋。他正疲惫地趴在工作台前。不知为什么，看到他在那里坐着，似乎不太寻常。去年发生事故之前，他一直是个油漆工兼木匠。每天天不亮，他便穿着工装出门，一去便是一天。到了晚上，他有时还会四处转着修表，算是副业。有很多次，他努力想在首饰店找份工作，可以整天穿着干净衬衫打着领带独自坐在桌前工作。现在，他没法干木工活儿了，便在房前挂了个牌子，写着“低价修表”。但他的长相跟大多数钟表匠不一样——市中心的那些钟表匠都是些行动敏捷、皮肤黝黑的犹太人。对工作台而言，她爸爸的个子太高，而且那副大骨架看上去松松垮垮的。

爸爸只是盯着她。她看得出，他叫她来并没有什么事，只是特别想跟她说说话。他努力想着如何开口，那张瘦长的脸上，棕色眼睛显得很大，头发都掉光了，苍白的秃顶让他看上去有一种赤裸的神色。他还是看着她，并不说话。她急坏了。她九点整以前必须到那所房子，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爸爸看出她很着急，于是清了清嗓子。

“我有东西给你。”他说，“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你也许可以用它好好慰劳下自己。”

他根本不用因为孤独、想找人说话就给她五分或一毛钱。他赚的钱，只够他大约每星期喝两次啤酒。这会儿他椅子旁边的地上就放着两瓶，一瓶空了，另一瓶刚打开。他每次喝啤酒，都喜欢找人聊天。爸爸在腰带上摸了一通，她赶紧挪开目光。这个夏天，他变得像个孩子一样，总是藏些五分、一毛的硬币留着自己用，有时候藏在鞋里，有时候藏在腰带上自己挖的一个小口里。她并不很想拿走那枚一毛钱的硬币，但当他把钱递过来时，她的手很自然地张开，准备接着。

“我有很多活儿要干，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他说。

这跟事实恰恰相反，他心里很清楚，她也很清楚。他根本没有多少表要修，干完那点活儿，他便总是在家里到处转悠，找些杂七杂八的事干。晚上，他坐在工作台前，清理那些旧发条和齿轮，努力磨蹭到上床睡觉的时间。自从摔断髋骨之后，他便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闲下来过。

“今晚，我想了很多。”爸爸说。他倒出啤酒，在手背上撒了几粒盐，然后舔净盐粒，接着从杯子里喝了一大口啤酒。

她焦急难耐，几乎没法安静地站下去。爸爸注意到了这一点，想说点什么——但他叫她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告诉她，而是只想跟她随便聊一会儿。他想开口，却又咽了口唾沫。他们就那么看着对方，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两人都一句话没说。

就在那个时候，她开始理解了爸爸。她并不是获知了一个新的事实——之前，她从各个方面都明白这个事实，却偏偏没用脑子。现在，她突然知道自己理解了爸爸。他很孤独，他老了，从来没有哪个孩子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找他，而且他赚的钱也不多。因此，他觉得自己被家人孤立了。在这种孤独中，他想靠近自己的一个孩子——但他们都很忙，根本不了解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多大用处。

他们彼此望着对方，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理解了这一点，这让她感觉有些怪异。爸爸拿起一根手表发条，用刷子蘸着汽油清洗起来。

“我知道你着急出去。我只是想和你打个招呼。”

“没有，我不着急出去。”她说，“真的。”

那天晚上，她坐在他工作台旁边的椅子上，他们谈了一阵子。他谈账目、花销，谈如果当初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如今会是什么样子。他喝着啤酒，眼泪一度涌上眼眶，他抽抽鼻子，用衬衫袖子擦了擦。那天晚上，尽管她很着急，但还是陪爸爸待了很长时间。然而，不知为什么，她没法跟他说她想的那些事——关于那些炎热而黑暗的夜晚的事。

那些夜晚是秘密的，是整个夏天最重要的时刻。她在黑暗中一个人走着，就像镇上只有她一个人。夜里，几乎所有街道都跟她家所在的街区一样平淡无奇。有些孩子害怕在陌生的地方走夜路，她却不怕。女孩们都害怕会有男人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然后把他的那个东西放进她们体内，就像结了婚那样。大多数女孩都是傻瓜。如果乔·路易斯[10]或者“山人”迪恩[11]这种块头的男人在她面前跳出来，想要打架，她会撒腿就跑。但如果这人的体重比她多不了二十磅，她会给他一顿胖揍，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些夜晚棒极了，她顾上不考虑诸如害怕之类的事情。每次走在黑夜里，她都会思考着音乐。她一边在街上走，一边独自唱歌。她觉得全镇的人都在聆听，却不知道这竟然是米克·凯利唱的。

在这些自由自在的夏日夜晚，她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她走在镇上的富人区，那里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她能听到非常美妙的音乐。过了一阵子，她便知道哪户人家的收音机会播放她喜欢的节目。有户特别的人家会播放各种各样好听的交响乐。晚上，她总是到这户人家去，溜进人家漆黑的院子里侧耳聆听。房子周围有漂亮的灌木丛，她会坐在窗户附近的一丛灌木底下。等音乐播放完毕，她还会站在漆黑的院子里，双手插进口袋，思考很长时间。这是整个夏天最真实的时刻——她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仔细琢磨着。

“请关门，先生。”[12]米克说。

巴伯像野蔷薇一样机灵。“请您帮个忙，小姐。”[13]他机智地回答道。

在职业学校学西班牙语，这简直太棒了。说外语时，有种东西让她觉得自己似乎见多识广。自从开学后，她每天下午都在说新学的西班牙语单词和句子，觉得特别有趣。起初，巴伯被难住了。她说外语的时候，巴伯脸上的表情特别滑稽。后来，他迅速赶了上来。很快，无论她说什么，他都可以鹦鹉学舌，学过的单词也都记得住。当然，他并不能完全理解那些句子的意思，但她说西班牙语反正也不是因为这些话的意思。过了一阵子，这孩子学习的速度非常快，她会的西班牙语都说完了，只好急促而含混地发些胡乱编造出来的音。但很快，他就识破了她这套把戏——没有人能蒙得了“老”巴伯·凯利。

“我要假装第一次走进这座房子。”米克说，“那样，我就可以更好地判断出是不是所有装饰品都好看。”

她走出去，到了门廊，然后又回来，站在走廊里。她、巴伯、波西娅，还有她爸爸，他们一整天都在布置走廊和餐厅，为派对做准备。装饰用的是秋天的叶子、藤蔓，还有红色绉纱纸。厨房的壁炉台上和帽架后面，摆放了亮黄色叶子。他们在墙上挂了藤蔓，在要放潘趣酒大碗的桌子上也挂了藤蔓。铺在壁炉上的红色绉纱纸垂着长长的流苏，椅背也绕了一圈垂着流苏的红色绉纱纸。装饰品很多，很好看。

她用手搓着额头，眯眼看着。巴伯站在她旁边，模仿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我确实希望这次派对办得很成功，肯定想。”

这将是她办的第一场派对，她参加过的派对也不过四五场。去年夏天，她参加了一个毕业舞会派对，却没有一个男孩邀请她散步或者跳舞，她只能站在潘趣酒大碗旁边。最后，所有茶点都吃光了，她便回家了。这次派对绝对不要像那次一样。再过几个小时，她邀请的那些人就该陆续来了，喧闹就要开始了。

她为什么想到要办这个派对，已经想不起来了。她到职业学校上学后不久，便有了这个想法。高中太好了，一切都跟文法学校不一样。要是她像黑兹尔和埃特那样必须得去学习速记课程，她就不可能这么高兴了——但她得到了特殊许可，可以像男孩一样学习机械课程。机械课程、代数、西班牙语简直棒极了。英语很难。她的英语老师是明纳小姐。大家都说，明纳小姐把自己的脑子卖给一个著名医生了，卖了一万块钱，所以，等她死了，他就可以把明纳小姐的脑子割开，看看她为什么那么聪明。写作课上，她会抛出这样的问题：“说出八位跟约翰逊博士同时代的名人”，或者“写出《威克菲尔德牧师传》中的十句话”。她总是按照字母顺序喊学生的名字，上课时，成绩册总是打开着。她尽管聪明过人，却整天绷着一张脸。西班牙语老师曾经去欧洲旅行过一次。她说，在法国，人们买回家的面包都是一整条，连包装都没有。他们会站在街上一边聊天，一边用面包敲打旁边的灯柱，而且法国没有水——只有酒。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职业学校都棒极了。课间，他们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到了午饭时间，学生们到健身馆里闲逛。但很快，有件事情开始让她烦心。走廊里，人们结伴走来走去，似乎都属于某个特别的小群体。不到一两个星期，她便认识了走廊里、班里的人，会跟他们说话——但仅此而已。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小群体。在文法学校时，她如果想加入哪个群体，可以直接走上前去，就这么简单。但在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第一星期，她一个人在走廊里溜达，思考着这件事。她很想归属到某个小群体，这个想法几乎跟她对音乐的渴望一样强烈。这两个想法一直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最后，她想到了派对。

她对邀请的人精挑细选。不请文法学校的孩子，不请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只请十三到十五岁之间的孩子。她认识所请的每个人，他们都跟她在走廊里说过话——如果有不知道名字的，她便直接去问人家。那些有电话的孩子，她打电话过去邀请，其余的人她是上学时邀请的。

电话里，她说的话总是一模一样。她让巴伯附耳过来听。“我是米克·凯利。”她说。如果他们没听清名字，她会再重复一次，直到他们听清为止。“这个周六晚上八点钟，我要办一场舞会派对，现在邀请你参加。我住在第四大街一〇三号，A号楼。”“A号楼”在电话里听上去好极了。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很高兴受到邀请。有几个难缠的男孩想要故作聪明，一遍遍问她的名字。其中有个男孩想逗个趣，便说：“我不认识你。”她即刻顶了回去：“去你的吧！”除了这个故作聪明的家伙，有十个男孩和十个女孩，她知道他们肯定会来。这是一场真正的派对，将比她参加过或听说过的所有派对都好，都与众不同。

米克最后望了一眼走廊和餐厅。她在帽架旁边停住，站在“老脏脸”的那张照片前面。上面的人是妈妈的祖父，内战期间他是位少校，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了。有个孩子曾经在他照片上画上了眼镜和胡子，擦掉铅笔痕迹后，他的脸都脏了。因此，她管他叫“老脏脸”。这张照片镶在大相框中间，两边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他的两个儿子，他们看上去大约跟巴伯一样大，穿着军装，脸上一副吃惊的表情。他们也在战场上牺牲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为了派对，我把这张照片取下来吧，我觉得看上去太普通了，你说呢？”

“不知道。”巴伯说，“我们普通吗，米克？”

“我不普通。”

她把那张照片放到了帽架下面。房间装饰得很不错。等辛格先生回来后，他会高兴的。几个房间空荡荡的，很安静。桌子布置好了，就等摆上晚餐了。吃完晚餐，就可以开始派对了。她走进厨房，看看茶点的情况。

“你觉得一切都会顺利吧？”她问波西娅。

波西娅正在做饼干。茶点放在炉子上方，有花生酱、果冻三明治、巧克力饼干，还有潘趣酒。三明治用一块潮湿的碟布盖着。她偷偷瞧了一眼，但没拿。

“我跟你说过四十遍了，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波西娅说，“我回家做好晚饭，立刻就回来，然后系上雪白的围裙，很漂亮地上菜。到九点半，我要离开这里。今天是星期六，晚上海博埃、威利和我也有我们的计划。”

“当然了。”米克说，“我只想让你帮我，等事情开了头就好了——你懂的。”

她没忍住，拿了一块三明治。然后，她让巴伯跟着波西娅，自己走进中间的房间。她要穿的裙子正平放在床上。黑兹尔和埃特在这方面一直很慷慨，会把自己最好的衣服借给她——她们应该不会参加这次派对。埃特借给她的是一件蓝色双绉长晚礼服，一双白色浅口鞋，还有一顶水晶头冠。这些衣服美极了，简直想象不出她穿上会是什么样子。

到了傍晚，阳光透过窗子投下长长的黄色斜影。如果她要花两个小时才能打扮好参加派对，那现在就该动手了。想到要穿上这么漂亮的衣服，她简直坐立不安，迫不及待。她慢步走进浴室，脱掉身上破旧的短裤和衬衫，打开水龙头。她使劲刷着脚后跟、膝盖处的粗糙部位，特别是胳膊肘。她洗了很长时间。

她光着身子跑进中间的房间，开始穿衣服。她穿上丝绸内衣、丝绸袜子，为了好玩，她甚至穿上了埃特的胸罩。然后，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裙子，踩上浅口鞋。这是她第一次穿晚礼服。她久久地站在镜子前面。她个子很高，裙子离脚踝还有两三英寸的距离——鞋子太小，弄得脚疼。她在镜子前面站了很长时间，最后断定自己的样子要么像个傻瓜，要么美若天仙。

她尝试了六种不同的方式弄自己的头发。额头前翘起的一绺头发有点麻烦，所以她打湿刘海儿，做了三个波浪卷。最后，她把水晶头冠卡在头发上，涂了很多口红，还有腮红。打扮完毕，她像电影明星一样抬起下巴，微闭双眼。她慢慢地把脸转过来，又转过去，她看上去很美——就是很美。

她感觉自己像完全换了个人，完全不是米克·凯利了。还要再等两个小时派对才能开始，如果家人看见她早早就穿好了衣服，她会感到很难为情。她又走进浴室，锁上门。她不能坐下，怕弄乱裙子，于是便站在浴室中央。四面逼仄的墙壁压过来，似乎让她更为兴奋。她觉得自己跟以前的米克·凯利完全不同，她知道这将是她一生当中最美妙的东西——这次派对。

“耶！潘趣酒！”

“最漂亮的裙子——”

“嘿，你解开了那道题，关于三角形的，四十六——”

“让我过去，闪开！”

前门每一秒钟都会砰地响一下，人们蜂拥而入。尖厉的声音与柔和的声音混在一起，最后合成了一种轰鸣的噪音。女孩们扎堆站在一起，穿着漂亮的长晚礼服；男孩们则到处闲逛，他们穿着洁净的帆布裤子，或者后备军官训练队制服，或者崭新的深色秋季西装。到处都是一片嘈杂混乱，米克没法认清哪张脸或者哪个人。她站在帽架旁边，环顾整个派对的场面。

“大家都来拿一张舞会请柬，开始报名。”

起初，房间里很吵，没人听见，也没人留意。男孩们都密匝匝地围在潘趣酒大碗周围，根本看不到桌子和藤蔓，只有她爸爸的面孔在男孩们的脑袋上面露出来。他微笑着，把潘趣酒给男孩们分到小纸杯里。她旁边帽架的座位上放着一罐糖果、两块手帕。几个女孩以为今天是她的生日，她向她们道谢，把礼物打开，并没有告诉她们她还有八个月才过十四岁生日。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干净清爽、盛装打扮，身上散发出好闻的味道。男孩们的头发都抹得水润光滑，女孩们则穿着各种颜色的长裙站在一起，像一大片色彩艳丽的花朵。这个开头非常棒。这场派对的开端很不错。

“我有苏格兰—爱尔兰、法国血统，还有——”

“我有德国血统——”

她又喊了一遍领取舞会请柬，然后走进了餐厅。很快，他们开始从走廊里拥进来，每人拿了一张舞会请柬，然后一堆堆地靠墙排起了队。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

然后，突然间变得非常怪异——这种安静。男孩们一起站在房间的一侧，女孩们则站在对面。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立刻同时住了嘴。男孩们拿着请柬，望着女孩们，房间里一片寂静。没有一个男孩按照惯例开始邀请舞伴。这种可怕的寂静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她参加派对的经验不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然后，男孩们开始互相打闹、说话。女孩们也咯咯笑起来——但即便她们没去看那些男孩子，你也看得出，她们满脑子想的只是她们是不是会受欢迎。这会儿，那种可怕的寂静消失了，但房间里有种紧张不安的气氛。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孩走到一个名叫德洛丽丝·布朗的女孩跟前，在她的舞会请柬上报了名。其他男孩见状，也都立刻冲到德洛丽丝跟前。当她的请柬签满名字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冲到另一个女孩玛丽跟前。在那之后，一切突然又停止了。还有另外一两个女孩得到了几个舞伴——因为是她主办的派对，所以有三个男孩来找她当舞伴。就是这些了。

人们只是在餐厅和走廊里闲逛。大部分男孩聚集在潘趣酒大碗周围，想要彼此炫耀。女孩们则凑到一起，时常哈哈大笑，假装玩得很开心。男孩们琢磨着女孩们，女孩们则琢磨着男孩们，但房间里却充满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个时候，她才开始注意到哈里·米诺维茨。他家就住在隔壁，她从小就认识他。尽管他比她大两岁，但她长得比他快。夏天的时候，他俩经常在外面大街边的草地上摔跤和打架。哈里是个犹太男孩，长得却不大像犹太人。他的头发是淡褐色的，很直。今晚，他穿得非常整洁，他进门的时候将一顶大人的巴拿马帽挂在了帽架上，帽子上还插了一根羽毛。

让她注意到他的，并不是他的衣服。他脸上有什么地方变了，因为他没像往常一样戴着角质架眼镜。他一只眼睛里长了一颗发红的麦粒肿，很大，看人的时候，他要把脑袋歪到一边才行，像鸟一样。他的两只瘦长的手不断地摸那个肿块，好像很疼的样子。他要潘趣酒的时候，直接把纸杯子戳到了她爸爸的脸上。她看得出来，他特别需要戴上眼镜。他很紧张，总是撞上别人。除了她，他没有邀请任何女孩做舞伴——而这是因为她是这场派对的主人。

潘趣酒喝光了。爸爸怕她难堪，便跟她妈妈一起去厨房做柠檬水。有些人在前面门廊里，人行道上也有人。她很高兴到外面来呼吸一下夜晚清凉的空气。从闷热明亮的家里出来，她在黑暗中闻到了初秋的味道。

然后，她看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人行道边和漆黑的大街上有一群邻居家的孩子，皮特、萨克·韦尔斯、巴比、斯波尔瑞巴斯——一大群人，小的比巴伯还小，大的超过十二岁。还有些孩子她根本不认识，他们不知怎的都嗅到了派对的味道，到附近来转悠。还有跟她年纪相仿或者比她大些的孩子，她也没邀请他们过来，因为他们对她做过坏事，或者她曾经对他们做过坏事。他们都脏兮兮的，穿着简单的短裤或邋里邋遢的衬裤，或者破旧的日常衣服。他们就在附近闲逛，在黑暗中望着派对的场景。看到这些孩子，她心里生出两种感觉——一种是伤心，另一种是警惕。

“这支舞我约了你。”哈里·米诺维茨假装在念请柬上的内容，但她能看见那上面什么也没写。她爸爸走到门廊里，吹响了哨子，宣布第一支舞开始了。

“好的，”她说，“我们去吧。”

他们开始出门绕着街区走去。她穿着长裙子，依然觉得自己非常时髦而奢华。“你们看，米克·凯利！”黑暗中，一个孩子大喊起来。“看她！”她假装没听见，继续走路。大喊的就是那个斯波尔瑞巴斯，不久她就会抓住他的。她和哈里快速走在黑暗的人行道上，走到街道尽头时他们拐入另一个街区。

“你现在多大了，米克——十三岁？”

“马上就十四岁了。”

她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这件事曾经让她担心。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百零三磅，其实才只有十三岁。派对上，别的孩子站在她身边，简直都是些小矮子，但哈里除外，他比她只矮了几英寸。没有哪个男孩愿意约一个比自己高那么多的女孩当舞伴。但抽烟也许能抑制一下她以后的生长。

“我去年只长了三点二五英寸。”她说。

“我在集市上见过一位女士，足足有八英尺半高，但你可能长不了那么高。”

哈里在一丛黑乎乎的紫薇灌木旁边停住脚步，附近没有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开始摆弄起来。她靠过去看个仔细——是他的眼镜，他正用手绢擦着镜片。

“抱歉。”他说道，然后戴上了眼镜，她听到他长出了一口气。

“你该一直戴着眼镜。”

“是的。”

“你为什么刚才一直不戴呢？”

夜色宁静而浓重。他们穿过大街时，哈里扶住了她的胳膊肘。

“派对上有位年轻女士，她觉得男人戴眼镜显得太女孩子气。这个人——哦，嗯，也许，我是个——”

他没说完。突然，他绷紧身体，跑了几步，跳起来去够离头顶还有四英尺高的一片树叶。夜色中，她勉强能看见那片高高挂着的树叶。他的弹跳力非常好，一下就够到了，然后他把树叶放进嘴里，在黑暗中打了几下空拳。她赶上他。

像往常一样，一首歌回旋在她的脑海中。她独自哼唱起来。

“你唱的是什么歌？”

“一个叫莫扎特的人写的曲子。”

哈里觉得非常美妙。他用脚向侧方跨着步，像个敏捷的拳击手一样。“听上去像个德国人的名字。”

“我猜是。”

“法西斯分子？”他问。

“什么？”

“我说，莫扎特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个纳粹？”

米克想了一会儿。“不是，法西斯和纳粹都是新名词，这个人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那很好。”他又开始在黑暗中打拳了。他希望她会问问为什么这么说。

“我说，这是件好事。”他重复了一遍。

“为什么？”

“因为，我憎恨法西斯分子。如果街上有法西斯分子走过来，我就杀了他。”

她望着哈里。在街灯的照射下，那些树叶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颤巍巍的。他非常激动。

“为什么？”她问。

“天啊！你难道不看报纸吗？你看，是这样——”

他们绕着街区又转了回来。她家里一片喧闹。人行道上，人们都在大喊大叫，跑来跑去。她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恶心。

“除非我们绕着街区再来一圈，否则没有时间跟你解释。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为什么憎恨法西斯。我想跟你聊聊。”

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跟别人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的这些想法，但她根本顾不上听，她忙着看自家门前的场景。“好吧，回头见。”舞会现在结束了，她现在可以去看看眼前的这团乱象，好好琢磨下。

她离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走的时候，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在周围，还是场真正的派对。现在——仅仅过了五分钟——这个地方看上去就像个疯人院。趁她不在家，外面的那些孩子从黑暗中钻出来，直接去了派对。他们竟然胆敢这样做！老皮特·韦尔斯在前门口晃悠，手里端着一杯潘趣酒。他们又喊又叫，四处乱跑，跟邀请来的客人混成一团——穿着他们破旧的松松垮垮的衬裤和日常衣服。

巴比·威尔逊在门廊上乱钻——巴比还不到四岁。人人都看得出，这会儿，她该像巴伯一样在家睡觉才对。巴比一步一个台阶走下来，把潘趣酒杯高高举过头顶。她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布兰农先生是她的姨夫，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到他店里拿免费水果和饮料。她一走到人行道上，米克就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赶紧回家，巴比·威尔逊，快，现在。”米克看着四周，想看看她还能做些什么才能让局势重新回归正常。她走到萨克·韦尔斯面前。他站在远一点黑乎乎的人行道上，手里握着纸杯，神情恍惚地望着所有人。萨克七岁，穿着短裤，光着上身，赤着脚。他倒没惹什么麻烦，但发生的一切让她气得发疯。

她一把抓住萨克的肩膀，使劲摇晃他。起初，他紧咬牙关，但过了一会儿，他的牙齿开始咔嗒作响。“赶紧回家，萨克·韦尔斯，没邀请你来，你不要在这里转悠了。”她放开手，萨克像夹着尾巴一样，慢慢沿着大街走了。但他并没有一路走回家。他走到街角，她看见他在路边坐了下来，望着派对上的人，他以为这样便会逃过她的目光了。

有那么一会儿，她打发掉萨克之后感觉很好。但紧接着，她心里又特别担心，开始喊他回来。搞砸这一切的是那些大孩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捣蛋鬼，在她看来，他们做坏事的胆子最大。他们吃光了茶点，毁了好好一场派对，把派对变成了一场闹剧。他们在前门来回穿梭，发出砰砰的声音，大喊大叫，又撞又挤。她走到皮特·韦尔斯跟前，因为他闹腾得最厉害。他戴着橄榄球头盔，专门冲撞别人。皮特已经十四岁了，却还留在七年级。她走到他跟前，但他块头实在太大，她没法像摇晃萨克那样去摇晃他。她让他赶紧回家，他抖动着身体像跳希米舞一样，朝她直冲过来。

“我去过六个州，佛罗里达、阿拉巴马——”

“是用银色的布做的，配了腰带——”

派对全乱了。大家都在大声说话，从职业学校邀请来的人跟临近街坊的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但男孩和女孩还是各自分成一堆堆地站着——却没有人结成舞伴。家里，柠檬水所剩无几，只在碗底还剩一小洼水，上面漂着几片柠檬皮。她爸爸总是对孩子太好了，只要有人将纸杯子伸到他面前，他都会倒上潘趣酒。

她走进餐厅时，波西娅正端上三明治。不到五分钟，三明治便被一扫而空，她只拿到一个——一个果冻三明治，粉色的果冻从面包里渗了出来。波西娅待在餐厅，望着派对上的人。“我玩得很开心，不想走了。”她说，“我已经给海博埃和威利捎信儿了，让他们自己去欢度周六夜晚吧，不要等我了。大家在这里都这么兴奋，我要等等，看着派对结束。”

兴奋——就是这个词。她能感觉到，房间里、门廊上、外面的人行道上都充满了兴奋之情。她也觉得很兴奋，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裙子，或者她看上去容光焕发的那种美——她经过帽架镜子时，看见自己两颊通红，还有头发上的水晶头冠。也许，她觉得兴奋，还因为所有的装饰品，所有来自职业学校的人，以及挤在一起的孩子们。

“看她跑了！”

“哎哟，住手——”

“也不看看你多大了！”

一群女孩沿着大街跑起来，提着裙子，头发在身后飞舞着。有些男孩砍下丝兰长长的尖锐叶片，拿着它们追赶着女孩子们。职业学校的新生们穿得像是参加真正的毕业舞会，行为举止却像些孩子。这像是开玩笑，又不像开玩笑。一个男孩拿着尖刺叶片朝她走过来，她抬腿就跑。

现在，派对的概念完全没有了，变成了标准的闹剧。这是她见过的最狂野的夜晚，那帮孩子是罪魁祸首。他们就像一场传染病，他们来到派对上，便让所有人都忘记了高中，忘记了长大。就像你下午要洗澡，但洗澡前你会跑到后院肆意打滚，弄得浑身脏透，只是为了进入澡盆那一刻的快感。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野孩子，在周六晚上疯玩——她觉得自己是里面最狂野的一个。

她大喊大叫，又推又搡，首先去尝试新的惊险动作。她弄出很大动静，跑得飞快，根本没注意到其他人都在干什么。她想随心所欲地去做所有疯狂的事情，但呼吸却急促得跟不上了。

“街上的水沟！水沟！水沟！”

她第一个朝水沟冲去。一个街区之外，人们在街道下面铺设了新管道，挖了一条很深的水沟。黑暗之中，沟边的火盆里都冒着明亮的红光。她简直等不及要爬下去。她一直跑到那些起伏的小火苗跟前，然后跳了下去。

如果穿着网球鞋，她本来可以像猫一样落地——但脚上的高跟浅口鞋让她跌了一跤，肚子撞在管子上，这让她一下子连气都喘不动了。她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场派对——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记得自己原来的构想，记得脑海中对职业学校那些新生的想象，还记得她每天都想加入的那个群体。现在，她站在走廊里会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她知道他们并没什么特殊的，跟别的孩子一样。这场被毁掉的派对让她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一切都结束了，到此为止。

米克从水沟里爬上来。有些孩子正在那些小火盆旁边玩。火焰发出红色的光，照出长长的跳动的影子。有个男孩跑回家，戴上了一个面具，那是提前为万圣节买的。派对没有改变什么，除了她以外。

她慢慢往家走去。经过那些孩子时，她既不说话，也不看他们。走廊里的装饰物已经扯掉了，屋子里似乎空荡荡的，所有人都跑到了外面。她走进浴室，脱掉蓝色晚礼服。裙子的褶边撕破了，她把撕破的地方叠到里面，这样便看不出来了。水晶头冠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她的旧短裤和衬衫还放在地板上，没有人动过。她穿上短裤和衬衫。过了今晚，她长大了，不能再穿短裤了。今晚之后，不能再穿了。再也不能了。

米克站在门廊上。卸妆之后，她的脸色很苍白。她把双手拢在嘴上，深吸了一口气。“大家都回家吧！关门了！派对结束了！”

在寂静、神秘的夜色中，又只剩了她一个人。时间不算晚——沿街的房子里，一块块方形的黄色灯光从窗子透出来。她走得很慢，双手插进口袋里，头歪向一边。她走了很久，并不在意自己在朝什么方向走。

后来，房子变得稀疏起来，有些院子里种着大树，还有黑乎乎的灌木丛。她看着四周，发现自己又来到了这幢房子，就是她这个夏天多次来过的那幢房子。她的双脚不知不觉便把她带到了这里。她走到房子跟前，等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看见她，然后她穿过了侧院。

跟往常一样，收音机开着。她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望着窗子里的人。那个秃顶的男人和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在桌前玩牌。米克坐在地上。这是个非常好的私密之地，周围都是茂密的雪松，把她藏得严严实实。今晚收音机的节目不太好听——有人在唱流行歌曲，结尾都是一个样子。她的心里就像空了似的。她把手伸进口袋，用手指摸索了个遍。里面有葡萄干、一枚七叶树种，还有一串珠子——一根烟，还有火柴。她把烟点上，双臂抱着膝盖。她的心好像空了似的，没有感觉，也没有思想。

一个接一个的节目播放着，都很没意思，她不是特别喜欢。她抽着烟，抓起一小把草叶。过了一会儿，一个新播音员开始说话了，提到了贝多芬。她在图书馆看过关于这个音乐家的书——他的名字听起来有个“a”，但拼写时却是两个“e”。他跟莫扎特一样，是德国人，活着的时候说的是外语，也住在外国——她也想这样。播音员说，他们要播放他的第三交响曲。她漫不经心地听着，因为她还想再走走，并不太关心他们要播放什么音乐。然后，音乐开始了。米克抬起头，一只手握紧拳头放到了喉咙上。

这些音乐是怎么来的？有一会儿的时间，序曲像天平般从一边偏向另一边，像走路，又像行军，也像上帝在夜色中昂首阔步。她的身体突然僵住了，心里只有播放的第一部分音乐，令她的心炽热沸腾。她甚至听不见后面的乐声了，但她坐在那里，等待着，无法动弹，两只拳头紧紧攥着。过了一会儿，那段音乐又响了起来，这次更沉重，更响亮。这与上帝毫无关系。这就是她，米克·凯利，白天到处游走，夜晚形单影只。在炽热的阳光下和浓重的夜色里，想着所有的计划，带着所有的感情。这首曲子就是她——真实而又平常的她。

她再怎么努力听，都觉得无法听见全部的乐声。音乐在她体内沸腾着。该怎么听？牢牢抓住某些精彩的部分，反复思考，这样以后她就不会忘记了——或者她应该放手，先听完所有部分，并不仔细思考或试图记住？天哪！整个世界只剩下这首曲子，而她无论怎么听，都觉得不够认真。终于，序曲又来了，各种不同乐器的声音交织到一起，演奏着每一个音符，像一只结实、握紧的拳头，重重地击打着她的心脏。第一部分结束了。

这首曲子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其实，跟时间的流逝毫无关系。她坐在那里，双臂紧抱着双腿，使劲咬着自己咸咸的膝盖。她或许听了五分钟，或许是半个晚上。第二部分很凝重——一支缓慢的进行曲。不是悲伤，但就像整个世界都死去了，都黑了，根本无法想象出世界以前的样子。一种类似号角的乐器演奏出一种悲怆、清脆的曲调。然后，音乐突然升高，宛如愤怒起来，背后还带着兴奋。最后，又是凝重的进行曲。

然而，交响乐的最后一部分也许才是她最爱的部分——快乐，就像世界上最伟大的那些人都在奔跑，在跳跃，艰难而自由。如此美妙的音乐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伤痛。整个世界都融入这首交响乐里，她怎么都听不过来。

音乐停止了。她坐着一动不动，双臂还抱着双膝。收音机里播起另一个节目，她用手指堵上耳朵。这首曲子留给她的只是这种巨大的伤害，还有一种空虚。听过的那首交响乐，她一点都想不起来了，连最后几个音符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她拼命地想，但脑子里想不起任何声音。音乐播完了，只剩下她心里如脱兔乱撞，疼痛不已。

房间里，收音机关了，灯也关了。夜晚漆黑一片。突然，米克开始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大腿。她拼尽全力打着同一个地方的肌肉，最后，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但她觉得还不够痛。灌木丛底下的石块非常锐利，她抓起一把石块，用它们在同一个地方来回刮擦着，直到她的手上鲜血直流。然后，她向后倒在地上，躺在那里望着夜空。腿上的伤口剧烈地疼痛着，让她感觉好多了。她无力地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过了一会儿，呼吸重新变得缓慢而平静。

那些探险家为什么不能仰望下天空，然后以此判断出地球是圆的呢？天空是有弧度的，像个巨大玻璃球的内侧，呈现一种深蓝色，其中散落着明亮的星星。夜晚一片寂静，有雪松温暖的味道。她不再努力去想那首曲子，就在这时，音乐突然闪现在她的脑海中，回响着第一部分乐章，与播放的一模一样。她静静地、慢慢地听着，想着那些音符，就像解一道几何题，这样她便可以记住了。她能够清晰地看见那些声音的形状，不会再忘记它们。

现在，她感觉好多了。她低声说道：“上帝宽恕我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她怎么想到这句话的？过去几年中，大家都知道并不存在真正的上帝。她想到以前自己想象上帝的模样时，只会想到辛格先生裹着长长的白床单的样子。上帝是沉默的——也许，这就是她为什么会想到辛格先生。她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就像跟辛格先生说话那样。“上帝宽恕我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段音乐美妙而清晰。现在，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唱出来了。以后，也许她哪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会想起更多曲子。也许，如果她能再听一次这首交响乐，她能记住更多部分。也许，如果她能再听四次，只再听四次，这首曲子她便可以全部记下来。也许。

她又一次聆听着这首音乐的序曲部分。接着，音符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柔和，就像她正慢慢掉进黑暗的地下。

米克猛地一下醒了过来。空气中已经有了寒意，她刚才梦见老埃特·凯利抢走了所有的被子，逐渐从睡意中清醒过来。“给我点毯子——”她拼命想说出来。然后，她睁开了眼睛。天空一片漆黑，一颗星星都没有，草地很湿。她赶紧站起来，因为爸爸会着急的。然后，她想起了那首曲子。她不知道这会儿是午夜还是凌晨三点，急忙往家跑去。空气里有种秋天一样的味道，脑海里的音乐声很大，节奏很快，她在人行道上越跑越快，一路朝家的方向跑去。

2

十月份，天空蔚蓝，天气凉爽。比夫·布兰农换下薄泡泡纱裤子，穿上深蓝色哔叽呢裤。他在咖啡馆的柜台后面装了一个机器，可以做热巧克力。米克尤其偏爱热巧克力，每周都会过来三四次买热巧克力。他卖给她，只收五分钱，而原价是一毛钱。其实，他本想免费请她喝。望着她站在柜台后面，他感到焦虑而伤感。他想伸出手去，摸摸她被风吹日晒、蓬松凌乱的头发——但不是用触摸女人的那种方式。他心里有一种不安，跟她说话时，他的声音那么粗鲁，那么陌生。

他心头有很多担忧。第一，爱丽丝身体状况不太好。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她还是照常在楼下工作，但走路非常缓慢，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干活儿时，她的病态表现得非常明显。有个星期天，她在打字机上打当日菜单，“皇家奶油鸡”的特色菜应该是五毛钱，她却标成了两毛钱，一直等到好几位顾客点完菜要付账时，她才注意到这个错误。还有一次，别人付了十块钱，她找给人家两张五块和三张一块的零钱。比夫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她，半闭着眼睛，摩挲着鼻子，若有所思。

他们没有一起讨论过这个话题。晚上，他在楼下干活儿，她去睡觉。早晨，她独自收拾着餐厅。等他们一起干活儿时，按照惯例，他待在收银机后面，照看着厨房和桌子。除了生意上的事情，他们也没什么话说，但比夫会站在那里望着她，脸上一副困惑的表情。

十月八日下午，从他们的卧室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喊叫。比夫急忙上楼。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便把爱丽丝送到了医院，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一个肿瘤，足有一个新生婴儿那么大。又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爱丽丝死了。

比夫坐在她的病床旁边，震惊不已，思考着。她死的时候他在场。由于乙醚的麻醉作用，她的两只眼睛泪汪汪的，然后渐渐变硬，像玻璃一样。医生和护士都退了出去，他依然盯着她的脸。除了那层青白色，她的脸没有任何变化。他仔细研究着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好像二十一年来他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一样。然后，他坐在那里，思绪逐渐转向一幅画面，那是一直在他心里藏了好久的画面。

冰冷的绿色海洋，一溜灼热的金色沙滩。小孩子们在那丝滑的泡沫边缘玩耍，那个健壮的棕色皮肤的女娃娃，那几个又瘦又小光着屁股的男孩，还有几个半大孩子，他们一边跑一边用可爱尖厉的声音彼此呼唤着。里面的一些孩子他认识，米克，他的外甥女巴比，还有一些陌生的年轻面孔，以前没人见过他们。比夫垂下了头。

过了很长时间，他从椅子上起来，站到病房中央。他能听到妻妹露西尔在外面的走廊上走来走去。一只圆滚滚的蜜蜂在柜子顶上爬着，比夫娴熟地用手捉起蜜蜂，把它从开着的窗户放了出去。再次望了一眼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庞，他带着一种丧妻的镇静，推开通往医院走廊的大门。

第二天早晨，将近中午时分，他坐在楼上房间里缝东西。为什么？在很多关于真爱的故事里，为什么一个人失去爱人之后，并不会自杀，紧随爱人而去？只是因为活着的人还要埋葬逝者吗？因为有人死后，活着的人必须要履行严格的仪式？因为活下来的那个人有一段时间就像登上舞台一样，每分每秒都度日如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因为他还必须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如果有爱，那么痛失爱人的那个人必须坚守着，等待着心上人的复活——那么，逝去的那个人并非真的死去，而是会在生者的灵魂中继续成长，甚至被再次创造出来？为什么？

比夫低头缝着，沉思着很多事情。他缝得非常熟练，指尖的老茧很硬，无须顶针便可以穿针引线。两套灰色西装袖子上的黑纱已经缝好了，现在他缝的是最后一个。

天气晴朗且炎热，初秋的第一批落叶扫过人行道。他早早就出门了。每一分钟都如此漫长，在他面前的是无尽的空虚。他已经锁上了餐馆大门，在门外挂了一个白色百合花的花环。他先去了殡仪馆，仔细挑选着棺木。他摸摸里侧的材料，试试框架的牢靠程度。

“这种绉纱叫什么名字——乔其纱？”

殡仪员用一种逢迎虚假的声音回答了他的问题。

“在你们这里，火葬占多大比例？”

比夫从殡仪馆出来，又走到外面的街上，走得缓慢而又庄重。暖风从西边吹过来，太阳非常刺目。他的表停了，因此他拐个弯朝威尔伯·凯利住的那条街走去。最近，凯利在那里挂了一个修表的牌子。凯利正坐在工作台前，穿着一条打了补丁的浴袍。他的工作间也是他的卧室。米克用手推车推着到处逛的那个婴儿，正安静地坐在地上的一个草垫上。每一分钟都那么漫长，他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来询问。他让凯利解释了手表里轴承的具体用途。凯利的右眼戴着修表匠的放大镜，他注意到这只眼睛在镜子后面变了形。他们谈论了一会儿张伯伦和慕尼黑。然后，因为时间仍然尚早，他决定到哑巴家里看一看。

辛格正在穿衣服，准备上班。昨天晚上，辛格已经送去了一封吊唁信。葬礼上，他还要去扶棺。比夫坐在床边，跟哑巴一起抽了根烟。辛格不时地看他一眼，绿色的眼睛似乎洞察一切。他给比夫倒了一杯咖啡。比夫没说话，哑巴一度过来拍拍他的肩膀，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等辛格穿好衣服，他们一起出了门。

比夫在商店买了黑丝带，又去见了爱丽丝所在教堂的牧师。一切安排停当之后，他便回家了。把一切做得井井有条——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他把爱丽丝的衣服和个人物品捆好，交给了露西尔。他把斗柜的抽屉彻底清洁并整理了一遍，甚至把楼下厨房里的架子都重新收拾了一遍，把电扇上色彩艳丽的绉纱彩带都取了下来。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坐进浴缸，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洗了一遍。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比夫咬断线头，抚平大衣袖子上的黑纱。这会儿，露西尔应该在等着他了。露西尔、巴比和他要一起去坐殡葬车。他收好针线筐，把戴着黑纱的大衣小心翼翼地穿好，迅速环顾了一下房间，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便又出了门。

一个小时以后，他来到了露西尔家的小厨房。他坐下，两腿交叉，腿上铺一块餐巾纸，喝着茶。露西尔和爱丽丝在很多方面全然不同，很难看出她俩是亲姐妹。露西尔又瘦又黑，今天又穿了一身黑。她正在收拾巴比的头发。妈妈在忙活着她的时候，这个孩子坐在餐桌上，双手叠放在膝盖上，耐心地等待着。阳光照进来，房间里安静祥和。

“巴塞洛缪——”露西尔说。

“什么事？”

“你已经开始回忆以前的事了吗？”

“没有。”比夫说。

“你知道，我好像必须一直戴着眼罩，才不会胡思乱想，才不会回忆过去。我能让自己想的，只有每天上班，解决巴比的一日三餐，还有她的未来。”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我一直在店里给巴比做手指卷发，但太容易开了，所以我考虑带她去做个电烫发。我不想自己给她做——我想，也许我去亚特兰大参加美容师大会时可以带她一起去，让她在那里做。”

“天哪！她才四岁，会吓着她的。而且，电烫会伤害头发。”

露西尔用梳子在一杯水里蘸了一下，把巴比耳朵上面的卷发打碎。“不，不会的，她也想烫。尽管巴比还小，但她已经跟我一样有志向了，这就说明了一切。”

比夫在手掌上磨了磨指甲，摇摇头。

“我和巴比每次去看电影，看见那些孩子演得那么好，她的感觉跟我一样。我保证她是这样的，巴塞洛缪，之后我想带她去吃晚饭都拉不动。”

“天啊。”比夫说。

“她的舞蹈课和表演课都学得非常好。明年我想让她开始学钢琴，如果能弹钢琴，会对她有帮助。她的舞蹈老师会让她在晚会上表演独舞。我觉得必须得全力督促巴比，她越早开始自己的事业对我们两个便越好。”

“天啊！”

“你不懂，对一个有天赋的孩子，不能像对待一个普通孩子那样。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巴比弄出这个普通社区的一个原因。我不能让她跟周围那些调皮孩子一样学着说粗话，或者像他们一样到处疯跑。”

“我认识这条街上的孩子。”比夫说，“他们很好，街对面凯利家的那些孩子——克兰家的那个男孩——”

“那你很清楚，他们哪个都达不到巴比的水平。”

露西尔做完巴比头发上的最后一个发卷。她捏捏孩子的小脸，好让脸上有点血色，然后把孩子从桌上抱了下来。为了这次葬礼，巴比穿了一件小白裙，白鞋子，白袜子，甚至戴了一副小小的白手套。有人望着巴比时，她总会把头那样昂着，现在就是这副姿势。

他们在闷热的小厨房里坐了一会儿，没有再说话。然后，露西尔哭了起来。“我们不像非常亲近的姐妹，我们截然不同，也不常见面，也许是因为我年龄小了很多。但人们的血缘关系里面有种东西，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

比夫发出啧啧声，像是宽慰。

“我知道你们俩是什么状况。”她说，“你和她之间并不都是浪漫，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让你现在的状况更加糟糕。”

比夫把手伸到巴比的腋下，把她抡到了自己肩膀上。这个孩子越来越重了。他小心翼翼地抓着她，走进了起居室。巴比坐在他的肩膀上，觉得温暖亲近，她白色的丝绸小裙子在他黑色大衣的映衬下显得雪白，她用一只小手紧紧揪住他的耳朵。

“比夫姨夫！看我劈叉。”

他温柔地把巴比放到地上站好。她把两只胳膊弯过头顶，两只脚在打过蜡的黄色地板上慢慢地朝相反方向滑出去。很快，她便坐到了地上，一条腿直直地朝前伸着，另一条腿在身后，两只胳膊向上举着，角度很美。她的眼睛斜看着墙，带着一种忧伤的表情。

她又爬了起来。“看我做个前手翻，看我——”

“宝贝，安静一点吧。”露西尔说。

她挨着比夫坐到毛绒沙发上。“她是不是有点让你想到他的样子——特别是眼睛和脸？”

“见鬼，没有。巴比和勒罗伊·威尔逊之间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

就年龄而言，露西尔看上去太瘦，太疲惫。也许是因为身上穿着黑裙子，也许是因为她一直在哭。“毕竟，我得承认，他是巴比的父亲。”她说。

“你难道不能忘了那个男人吗？”

“不知道。我想，我在两件事上一直很傻，那就是勒罗伊和巴比。”

在苍白脸色的映衬下，比夫新长出来的胡子呈现出一种青色。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疲惫。“难道你不能把一件事情想清楚，搞明白原委，然后从中吸取教训吗？你难道不能理性一点——如果这些都是既定事实，结果就该是这样？”

“我觉得，对他我做不到。”

比夫说话的样子很疲倦，眼睛都快闭上了。“你十七岁就嫁给了这个人，后来你们俩之间就争吵不断，你跟他离了婚。两年以后你再次嫁给他，现在他又跑了，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这些事实似乎都表明了一件事——你们俩彼此不合适，这还不包括更个人化的方面——那个男人碰巧就是这种人。”

“天晓得，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个浑蛋，我只是希望他不会再来敲门了。”

“瞧，巴比。”比夫急促地说，他把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举起来，“这是教堂，这是那个尖顶，打开门，上帝的子民就在这里。”

露西尔摇摇头。“你不用为巴比费心。我把一切都跟她说了，她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

“那么，如果他回来，你会收留他，然后让他尽情在你家当寄生虫——跟以前一样？”

“是的，我想我会这样。每次门铃或电话响起来，每次有人走上门廊，我脑海里就会想起那个男人。”

比夫摊开两只手掌：“你就是这样。”

钟表敲了两下。屋里密闭而闷热。巴比又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做了一个前手翻和劈叉。然后，比夫把她抱到腿上，她的两条小小的腿垂在他的小腿上。她解开他的坎肩，把脸埋了进去。

“听着，”露西尔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保证跟我说实话吗？”

“当然。”

“无论什么问题？”

比夫摸了摸巴比柔软的金发，把手温柔地放在她的小脑袋两侧。“当然。”

“大概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刚刚第一次结婚。有天晚上，他从你那里回来，头上全是大包。他跟我说，是你抓住他的脖子把他的脑袋往墙上猛撞。至于你为什么这么干，他编了个故事，但我想知道真实的原因。”

比夫转动着手指上的婚戒。“我从来就没真正喜欢过勒罗伊，那次我俩打了一架，那时候我跟现在不一样。”

“不对，你之所以那么干，肯定有原因。我们认识都那么长时间了，现在我已经明白，你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原因。你的大脑不是单凭冲动行事，而是靠理性。喏，你刚才答应会告诉我真相，我想知道。”

“现在都不重要了。”

“我跟你说了，我必须要知道。”

“好吧。”比夫说，“那天晚上，他走进来，开始喝酒，喝醉了便大放厥词。他说，他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会把你痛打一顿，你总是默默忍受着。过后你会走到外面走廊里，大笑好几次，这样其他屋里的邻居们便会以为你俩只是在玩闹，开玩笑而已。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别再纠结这件事了。”

露西尔坐直身子，两颊上各出现了一团红晕。“你瞧，巴塞洛缪，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得像一直戴着眼罩一样，才不会想起过去，才不会胡思乱想。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每天上班、照顾好家里的一日三餐上，还要照顾好巴比的事业。”

“是的。”

“我希望你也会这样，别去回忆过去。”

比夫把头垂到胸前，闭上眼睛。整整一天了，他都没有想起爱丽丝。他努力要想起她的音容笑貌，脑海里却是一片奇怪的空白。关于她，他脑子里唯一清晰的印象就是她的一双脚——粗短，柔软，白皙，长着胖乎乎的脚指头，脚底是粉色的，靠近左脚跟的地方有个很小的褐色的痣。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他脱掉她的鞋袜，吻了她的脚。现在想来，这倒值得好好想想，因为日本人认为一个女人身上最精美的部分——

比夫动了一下，瞥了一眼手表。再过一小会儿，他们就要出发去教堂了，葬礼在那里举行。他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葬礼的所有环节。教堂——和露西尔、巴比一起坐着车，跟在灵车后面，缓慢而沉痛——一群人站着，在九月的阳光下低着头。太阳照在白色的墓碑上，照在枯萎的鲜花上，还照在新挖坟墓上面盖着的帆布上。然后，又回到家中——然后呢？

“不管怎么吵，亲姐妹之间还是有感情的。”露西尔说。

比夫抬起头。“你为什么不再婚呢？找个没结过婚的出色年轻人照顾你和巴比？如果你忘掉勒罗伊，你会找个好男人，做个好妻子。”

露西尔迟迟没有回答，最后说道：“你清楚我们两人之间的情况——一直以来，我们对彼此都非常了解，不必有任何令人心跳的杂念。嗯，我跟男人最多也只能到这种亲密程度了。”

“我有同感。”比夫说。

半小时后，有人敲门。为葬礼而备的车已经停在了家门前。比夫和露西尔慢慢站了起来，巴比穿着白色丝绸小裙子走在他们前面，三人在一种肃穆的沉默中走到外面。

第二天，比夫的餐馆还是没有开门。

傍晚时分，他把枯萎的百合花花环从前门取了下来，打开门，重新开始营业。老顾客们走进来，脸上带着悲伤的表情，会在收银机前跟他聊上几句，然后开始点餐。以前的那群人都来了——辛格、布朗特，还有在这条街其他店里干活儿或者在河边工厂上班的各色男人。晚饭过后，米克·凯利带着她的小弟弟来了，把一枚五分硬币投进老虎机。第一枚硬币被吞了之后，她用两只拳头砰砰猛砸机器，不断地打开出口，确认没有任何东西出来。然后，她又放进去一枚五分硬币，差一点中了头奖，硬币哗啦啦淌出来，滚到了地上。米克和小弟弟一边捡硬币，一边警惕地望着四周，以免有顾客趁他们还没来得及捡便拿脚踩住硬币。哑巴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桌子前，面前摆着晚饭。辛格对面坐着杰克·布朗特，布朗特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一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过了一会儿，空气中开始烟雾缭绕，嘈杂声四起。比夫很警觉，所有的声音和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我四处走。”布朗特说着，热切地从桌子上俯过身子，眼睛一直盯着哑巴的脸，“我四处走，想要告诉他们，但他们哄堂大笑。我没法让他们明白任何事情，无论我说什么，就是不能让他们明白真相。”

辛格点点头，用餐巾擦擦嘴巴。他的晚饭已经凉了，因为他无法得空吃饭，但他非常礼貌，任布朗特继续说下去。

在男人们的粗大嗓门中，老虎机旁边两个孩子的说话声音很大，很清晰。米克正在把那些五分硬币塞回老虎机里。她不时朝中央的餐桌望一眼，但哑巴一直背对着她，并没有看见。

“辛格先生晚饭点了炸鸡，但他一块都没有吃完。”小男孩说。

米克慢慢拉下机器的手柄。“少管闲事。”

“你总是到他房间去，或者到你知道他会去的地方。”

“我让你闭嘴，巴伯·凯利。”

“你就是这样。”

米克使劲晃着他，晃得他牙齿咔嗒作响，然后让他转身对着门口。“你赶紧回家睡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白天就已经受够了你和拉尔夫，晚上我好不容易自由了，不想让你还在我身边转悠。”

巴伯伸出满是污垢的小手。“嗯，那给我五分钱吧。”他把钱装进衬衫口袋，回家去了。

比夫拽拽外套，向后拢了一下头发。他的领带是纯黑的，灰色外套的袖子上还有他亲手缝上的黑纱。他很想走到老虎机旁边，跟米克聊聊天，但有什么东西就是阻止他去。他猛地深吸一口气，喝了一杯水。收音机里传来舞会交响乐，他却并不想听。过去十年中，所有的音乐都差不多，他几乎分不清楚。自一九二八年以来，他就不欣赏音乐了，但他年轻的时候弹过曼陀林，熟悉当时每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和旋律。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鼻子一侧，头歪向一边。过去一年里，米克长大了很多，身高很快就要超过他了。她穿着红色毛衣和蓝色百褶裙，自从开学以来，她每天都穿这身衣服。现在，裙子上的褶皱都开了，褶边松松垮垮地拖在她尖瘦而突出的膝盖上。她这个年龄，看上去既像个女孩又像个长得过快的男孩。说到这里，为什么最聪明的人几乎都忽视了这一点呢？所有人生来都是双性的，因此，婚姻和床绝不是生活的全部。证据？看看真正的青年人和老年人。老年男性的声音会变得高而尖细，走起路来都迈着小碎步。而老年女性则有时候会变胖，声音会变得粗哑低沉，还会长出黑黑的小胡子。他自己甚至也是个证据——有时候，他心里有一部分希望自己是个母亲，希望米克和巴比是他的孩子。比夫猛然从收银机那里转过身来。

那些报纸乱七八糟。两个星期了，他没有整理过一张报纸。他从柜台底下拿起一摞报纸，熟练地从上面扫到最底部。明天他要仔细看看后屋里那一摞摞报纸，看能不能改变一下归档的方式，打几个架子，用那些装运罐头的结实箱子做几个抽屉。时间上，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一直到今天，用文件夹整理出来，顶上标记出主要的历史事件。三种不同的标记方法——第一种是标注国际事件，从停战协议一直到慕尼黑事件；第二种是标注国内事件；第三种标注地方新闻，从莱斯特市长在乡村俱乐部射杀妻子到哈德逊工厂的大火。过去二十年所有的新闻，他都做了摘要，列了目录，非常完整。比夫用手搓着下巴，暗自眉开眼笑。爱丽丝之前一直想让他把那些报纸都清出去，她好把这间屋子改造成女厕所。她不断唠叨这件事。但那一次，他没有听她的。只有那一次。

比夫心平气和、全神贯注地开始详细阅读面前的报纸。他看得很慢，很专注，但出于习惯，他还有一只眼睛警惕着周围的一切。杰克·布朗特还在说话，不时用拳头砸着桌子。哑巴啜着啤酒。米克坐立不安地在收音机周围走来走去，盯着这些客人。比夫认真读着第一张报纸上的每一个字，在页边空白处做了一些笔记。

突然，他抬起头，一脸吃惊的表情，本来张着嘴打哈欠，猛地一下闭上了嘴。收音机里突然开始播放一首老歌，时间可以追溯到他跟爱丽丝订婚的时候。那是《只是一个孩子在暮光中的祈祷》。有个周日，他们坐着有轨电车去老萨迪斯湖，租了一条小船。日落时分，他弹着曼陀林，她唱歌。她戴了一顶水手帽，他用手揽住她的腰，她——爱丽丝——

他内心泛起一阵失落的感觉。比夫把报纸叠好，重新放到柜台底下。他站在那里，重心先是放在一条腿上，然后挪到另一条腿。最后，他冲着房间那端的米克大喊：“你没在听收音机吗？”

米克关掉收音机。“没有，今晚没什么好听的。”

所有这些他都不在意，他的注意力要放到另外一件事上。他伏在柜台上，望着一个又一个的顾客，最后注意力落在中间桌子前那个哑巴的身上。他看见米克慢慢挪过去，在哑巴的邀请下坐了下来。辛格指着菜单上的某个地方，然后女招待给她端来一杯可口可乐。只有像聋哑人一样的怪物，与其他人隔绝的人，才会邀请一个年轻女孩一起坐到他跟另一个男人喝酒的桌上来。布朗特和米克都盯着辛格。他们说着话，哑巴望着他们时脸上的表情也在变化。这是件很滑稽的事情。原因——是他们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他坐得笔直，双手插在口袋里，因为他不说话，所以显出很优越的样子。那个家伙在想什么？明白了什么？他知道什么？

那天晚上，比夫有两次想要走到中间那张桌子跟前，但每次又都停住了。他们走了以后，他还在想这个哑巴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凌晨时分，他躺在床上，把问题和答案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考虑，他却都不满意。这个谜在他心里生了根，让他在脑海深处困扰不已，让他坐立不安。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3

科普兰医生跟辛格先生聊了很多次。的确，他跟其他白人不一样。他是个睿智的人，他理解那种强烈、真实的使命感，这是其他白人所不能理解的。他懂得倾听，脸上有种温和的东西，像犹太人，他理解一个属于受压迫民族的人。有一次他带着辛格先生一起去巡诊，领他穿过冰冷狭窄的通道，那里散发着尘土、疾病和炸肥肉的味道。他给他看了为一个女病人做得非常成功的植皮手术，这位女病人此前脸部烧伤严重。他治疗过一个患梅毒的孩子，他指给辛格先生看孩子手心大量的鳞屑、暗淡无光的眼球，还有歪斜的上门牙。他们看了那些只有两间屋子的窝棚，里面却住了十二或十四个人。在一处房子里，炉膛里的火很微弱，发出昏黄的光，一位老人因为患了肺炎，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们却无能为力。辛格先生跟在他身后，观察着，理解着。他给了孩子们几枚五分硬币，他既安静又得体，所以不会像其他访客那样打扰到病人。

天气寒冷，变化无常。镇上爆发了流感，科普兰医生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开车穿梭在镇上的黑人区，那辆高大的道奇车他已经用了九年。他把鱼胶做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好挡住冷风，自己脖子上则紧紧围着那条灰色的羊毛围巾。这段时间他没见到波西娅、威廉和海博埃，却经常会想起他们。有一次，他不在家，波西娅来看他，留了张便条，借走了半袋子粗面粉。

有天晚上，他筋疲力尽，尽管还有一些病人要看，但他还是喝了杯热牛奶便上床睡觉了。他很冷，有点发烧，所以一开始没法入睡。后来，他似乎刚要入睡，突然有个声音喊他。他疲惫地起来，穿着法兰绒长睡衣，打开了前门。是波西娅。

“上帝帮帮我们，父亲。”她说。

科普兰医生站在那里打着哆嗦，睡衣紧紧裹住腰部。他用手摸着喉咙，看着她，等她继续说。

“是我们的威利，他是个坏小子，惹上了大麻烦，我们得做点什么。”

科普兰医生迈着僵硬的步子从走廊里走回来，在卧室停下，找到睡袍、围巾和拖鞋，又回到厨房。波西娅在那里等着他。厨房里冰冷一片，毫无生气。

“好吧，他干了什么？怎么回事？”

“等一下，让我缓缓神，这样才可以理出头绪，跟你说清楚。”

他压了压躺在炉膛里的几张报纸，捡起几块引火柴。

“我来生火吧。”波西娅说，“你到桌子跟前坐下，等炉子着起来，我们喝杯咖啡。也许，一切就不会这么糟糕了。”

“没有咖啡了，我昨天喝完了。”

他说完这话，波西娅哭了起来。她狠狠地把纸和木头塞进炉子里，手哆嗦着，点着火。“是这么回事，”她说，“威利和海博埃今晚在一个地方瞎逛，并没有什么正经事。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感觉得让威利和海博埃在我眼前了吗？嗯，如果当时我在场，就不会惹上这种麻烦。但我到教堂参加姐妹聚会去了，这两个男生就坐立不安了。他们去了丽巴夫人开的‘甜蜜快乐宫’。父亲，这肯定是个下流邪恶的地方。有个男人在那儿卖票——但是，他们也有那些趾高气扬、卑鄙下流、搔首弄姿的黑人姑娘，还有那些红绸缎窗帘，还有——”

“女儿，”科普兰医生两只手按住脑袋两侧，急躁地说，“我知道那个地方，说重点。”

“拉芙·琼斯也在那里——她是个下流的黑人女孩。威利喝了酒，绕着她扭来扭去地跳舞。紧接着，你知道，他跟别人打了起来，跟他打架的那个男孩叫朱伯格——为了拉芙打了起来。他们空手打了一阵子，然后这个朱伯格拿出了刀子。我们威利没有刀子，所以他开始一边喊一边绕着大厅跑。最后，海博埃给威利找了一片剃须刀片，他返回身差点把朱伯格的脑袋割下来。”

科普兰医生把围巾在身上裹得更紧了。“他死了吗？”

“那个男孩太坏了，不会死的。他在医院，但很快就会出来接着惹事。”

“威廉呢？”

“警察过来用囚车把他送进了监狱，还在里面关着。”

“他没受伤吧？”

“哦，他一只眼睛破了，屁股上被割掉了一小块肉，但对他来说没多大关系。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那个拉芙搞在一起。她比我还要黑十倍，是我见过的最丑的黑人。她走起路来像是两条腿中间夹了个鸡蛋怕打破似的，而且她也不干净。这次威利居然因为她把自己屁股都割伤了。”

科普兰医生斜过身子，靠近火炉，痛苦地呻吟着。他咳嗽起来，脸部变得僵硬。他把纸巾捂到嘴上，上面喷了斑斑点点的血迹。他脸上的黑色皮肤呈现出有些发绿的苍白。

“当然，这件事一发生，海博埃便跑来告诉了我。要明白，我的海博埃跟这些下流女孩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跟威利做伴。他很为威利伤心，后来一直坐在监狱前面的马路边上。”泪水映着火光，从波西娅的脸上滚落下来，“你知道我们三个人一直以来都是什么样子，我们有自己的打算，以前从来没出过差错，即便在钱的方面，我们也没有问题。海博埃付房租，我买吃的——威利负责星期六晚上的花销，我们一直像三胞胎一样。”

终于，天亮了。工厂的哨声响起来，第一班工人上班了。太阳出来了，照亮了炉子上方挂在墙上的那个干净的平底锅。他们坐了很长时间。波西娅一直拽着她的耳环，最后耳垂都拽疼了，变成了紫红色。科普兰医生仍然用双手捂着头。

“我觉得，”终于，波西娅说，“我们如果能让很多白人写信为威利求情，也许会有点用。我已经见过布兰农先生了，他已经照我说的写了信。事情发生以后，他像以前一样，晚上还在咖啡馆，所以我去了那里，跟他解释了这件事。我把那封信带回家了，放在《圣经》里，这样就不会弄丢，也不会弄脏了。”

“信上说了些什么？”

“布兰农先生完全按照我说的写了信。信上说，威利过去三年一直在为布兰农先生工作，还说威利是个正直的黑人男孩，以前从来没惹过麻烦。还说，他在咖啡馆有很多机会可以拿东西，但他跟其他一些黑人男孩不一样，还有——”

“哼！”科普兰医生说，“这些都没用。”

“但我们不能只坐在这里等啊，威利还关在监狱里。我的威利，即便他今晚真的干了坏事，他仍然是个贴心的男孩，我们不能只坐在这里等。”

“我们只能等，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嗯，我觉得我不能只坐在这里等。”

波西娅从椅子上站起来，心烦意乱地扫视着屋子四周，好像在找什么东西。突然，她走向前门。

“等等，”科普兰医生说，“你现在要去哪儿？”

“我去上班。我一定得保住我的工作，一定还得给凯利夫人干活儿，这样每星期能拿到一笔工资。”

“我想去监狱看看。”科普兰医生说，“也许我可以见到威廉。”

“我上班路上要顺便去监狱一趟，我还得送海博埃去上班——否则，他会一早晨都坐在那里为威利难过。”

科普兰医生迅速穿好衣服，跟波西娅一起来到走廊里。他们走进清冷蔚蓝的秋日早晨。监狱里的人对他们很粗鲁，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科普兰医生去咨询以前打过交道的一位律师。接下去的几天，日子很漫长，他们充满了焦虑。到了第三周，威廉的案子开庭了。他被认定犯持致命武器伤人罪，被判九个月的劳教，并立即被送往本州北部的一座监狱。

即便现在，科普兰医生心里仍然有那种强烈的真正使命感，但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件事了。他走街串巷，无休无止地工作。一大早他便开车离开家，十一点，病人们陆续来到他的办公室里。从外面寒冷的秋天空气里走进来，屋子里那种闷热腐败的味道让他咳个不停。走廊里的长凳上总是坐满了生病的黑人，他们耐心地等着见他，有时候甚至前面门廊和他的卧室都挤满了病人。他会忙整整一天，经常还要忙到半夜。他觉得非常疲倦，有时候真想躺到地上，用拳头捶地恸哭一场。如果能好好休息，他也许会好起来。他患上了肺结核，每天给自己量四次体温，每月去做一次X光透视。然而他没法休息，因为还有一件事比他的疲倦重要多了——那种强烈的真正的使命感。

他总是一直想着这种使命感，但有时候，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了漫长的一天之后，他的脑子里会一片空白。这时候，他会暂时忘却这种使命到底是什么，过后它又会回到他的脑海中，让他坐卧不宁，迫不及待地要去接受新任务。但那些话经常会卡在喉咙里说不出口，他的声音也比以前粗哑低沉了。他把这些话倾诉给那些生病的黑人同胞听。

他经常跟辛格先生交谈。他跟他谈化学，谈宇宙的神秘，谈微小的精子，成熟的卵子的分裂，谈细胞复杂的百万倍分裂，谈生物的奥秘和死亡的简单。此外，他也会跟他谈种族。

“我的同胞们是从大平原、从郁郁葱葱的密林里被带到了这里。”有一次，他对辛格先生说，“他们戴着锁链，一路被拉到海边，路上死掉了数以千计的人，只有最强壮的才活了下来。这些幸存者又戴着锁链被拉到恶臭的船上，被带到这里来，路上又死掉了无数人，只有那些意志坚强的黑人才能够活下来。他们遭受毒打，拴着锁链，被拉到街上买卖，这些坚强的人里面的弱者又死掉了。终于，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我的同胞当中那些最强者依然生活在这里，还有他们的儿女、子孙、子子孙孙。”

“我来借东西，还要求您帮个忙。”波西娅说。

科普兰医生一个人待在厨房，这时波西娅穿过走廊，站在门口对他说道。威廉已经被带走了两个星期，波西娅变了模样。她的头发不再抹油，也不像往常梳得那么整洁，她两眼充血，好像喝了烈性酒一样。她的双颊凹陷，蜜色脸上带着悲伤，现在她真的很像她的母亲。

“您记得那些漂亮的白色盘子和杯子吗？”

“你可以拿走，留着吧。”

“不，我只想借用一下。还有，我过来是想请您帮个忙。”

“尽管说。”科普兰医生说。

波西娅坐到父亲的对面。“首先，我觉得最好解释一下。昨天，我收到了外公捎来的口信，说他们明天都要来，和我们待一个晚上还有星期天的部分时间。他们很担心威利，外公觉得我们都应该再聚聚。他说得对。我也特别想再见见我们的家人，自从威利走了以后，我非常想家。”

“去找找看，可以把那些盘子什么的都拿走。”科普兰医生说，“把你的肩膀挺起来，女儿，你的仪态很糟糕。”

“这次我们要来个真正的大团圆。你知道，这是二十年来外公第一次到镇上来过夜，他这辈子只在外面过了两次夜。不管怎么样，他一到晚上就有点紧张，夜里他得起来喝水，得看看孩子们是否盖得严实，是否一切都好。我有点担心，不知道外公在这里会不会舒服。”

“我这里的东西，只要你觉得需要——”

“当然，李·杰克逊会拉他们过来。”波西娅说，“李·杰克逊拉着他们，恐怕要走一整天才能到这里。我觉得他们到晚饭时才能到。当然，外公对李·杰克逊一直很有耐心，不会催他。”

“我的天！那头老骡子还没死吗？它应该足足十八岁了。”

“不止十八岁。外公使唤它已经二十年了。那头骡子跟了他那么长时间，他总是说李·杰克逊就像他的亲人一样。他对李·杰克逊的理解和关心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孙辈一样。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像外公那样，那么懂得一头牲口的想法，他对所有能走路、会吃饭的东西都有一种亲近感。”

“使唤一头骡子二十年，这时间可不短。”

“的确是这样。现在，李·杰克逊已经很虚弱了，但外公真的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在外面炽热的太阳底下犁地时，李·杰克逊像外公一样头上也戴着顶宽大的草帽——有两个洞可以露出耳朵。那只骡子的草帽太好笑了，犁地的时候，李·杰克逊的头上如果没戴那顶草帽，它一步都不会迈。”

科普兰医生从架子上拿下那些白瓷盘，动手用报纸把它们包起来。“要做那么多饭，你的炒锅和平底锅够吗？”

“我有很多锅。”波西娅说，“我不用特别费心。外公是位体贴的先生——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会带些东西来帮忙。我只需要准备足够的粗面粉、卷心菜，还有两磅新鲜的鲻鱼。”

“听上去不错。”

波西娅紧张地把蜜色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有件事，我还没有告诉您，一个惊喜。巴迪和汉密尔顿都要来。巴迪刚从莫比尔回来，现在在农场上帮忙。”

“我已经五年没见卡尔·马克思了。”

“我今天来，就是为这件事。”波西娅说，“您记得我刚进来的时候跟您说过，我来借东西，而且还要求您帮个忙。”

科普兰医生把手指关节掰得咔咔作响。“记得。”

“嗯，我来看看能不能请您也参加明天的团聚。除了威利，您的孩子们都去，我觉得您应该跟我们一起团聚。如果您能来，我真的特别高兴。”

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波西娅——还有威廉。科普兰医生摘下眼镜，用手指压着眼皮。一瞬间，他清晰地看见了他们四个人的样子，很久以前的样子。然后他抬起头，把眼镜在鼻子上架好。“谢谢。”他说，“我去。”

那天晚上，他独自坐在火炉旁，在黑乎乎的屋子里回想着往事。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他的妈妈生来就是奴隶，获得自由后靠给别人洗衣服为生。他的父亲是名牧师，曾经见过约翰·布朗[14]。他们教他学知识，他们每周赚两三块钱，省吃俭用。他十七岁那年，他们把八十块钱藏在他的鞋子里，将他送到了北方。他在铁匠铺里干过活儿，做过服务生，在旅馆当过行李员。但自始至终，他一直坚持学习、读书、上学。他父亲死了，之后母亲也没活多久。经过十年的奋斗之后，他成为一名医生，深知自己的使命，于是他又回到了南方。

他结婚成家，无休止地走街串巷，给人们传递着使命和真理。他的同胞所遭受的那种无望的磨难让他发狂，带给他一种疯狂邪恶的摧毁感。有时候，他喝烈性酒，把头向地板上撞，他的心里有一种野蛮的暴力。有一次，他一把抓起炉膛里的拨火棍，把妻子打倒在地。她带着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娅回了她父亲家。他在心里挣扎着，拼命压下这种阴郁邪恶。然而，黛西再也没有回到他身边。八年后，她死了，他的儿子们都长大成人，也没有一个回来看他。他成了一位老人，独自住在一幢空荡荡的房子里。

第二天下午五点，他准时来到波西娅和海博埃住的地方。他们住的那片地方叫糖山，房子十分狭窄，有门廊，还有两个房间。屋里传来嘈杂的说话声。科普兰医生很拘谨地走近房子，手里抓着那顶破毡帽站在门口。

屋里很挤，起初没人注意到他。他搜寻着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的面孔。外公就在他们身边，地上还坐着两个孩子。他一直盯着儿子们的脸看，这时波西娅发现了他站在门口。

“父亲来了。”她说。

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外公在椅子上转过身来。他很瘦，驼背，满脸皱纹，身上依然穿着那件墨绿色西装，背心上斜搭着一条褪了色的铜表链。三十年前，在女儿婚礼上他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先是看看对方，然后盯着地板，最后才望向他们的父亲。

“本尼迪克特·马迪——”老人说，“很久不见，真的很久不见了。”

“可不是嘛！”波西娅说，“我们今天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团聚。海博埃，去厨房搬把椅子来。父亲，巴迪和汉密尔顿在这里。”

科普兰医生跟两个儿子握了握手。他俩都又高又壮，有点局促不安。他们穿着蓝衬衫和工装裤，皮肤跟波西娅一样，透出一种饱满的棕色。他俩没有直视他的眼睛，脸上的表情既不是爱也不是恨。

“还有人来不了，太可惜了——萨拉姨妈、吉姆，还有其他人。”海博埃说，“但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骡车太挤了。”一个孩子说，“我们不得不走了很长一段路，骡车实在太挤了。”

外公用一根火柴掏着耳朵。“总得有人留下看家。”

波西娅紧张地舔着薄薄的深色嘴唇。“我一直想我们的威利，无论什么聚会或热闹，他都积极参加，我脑子里总是想着我们的威利。”

房间里，大家低声附和。老人向后靠在椅子上，点着头。“波西娅，宝贝，你给我们念点《圣经》吧。遇上麻烦的时候，上帝的话肯定很管用。”

波西娅从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拿起《圣经》。“你现在想听哪段，外公？”

“只要是上帝的书就可以，翻到哪里就念哪里吧，都可以。”

波西娅开始念《路加福音》。她念得很慢，用修长纤弱的手指挨个指着所读的字。房间里很安静。科普兰医生坐在一群人的边上，咔咔地掰着自己的指关节，眼神从一个地方飘到另一个地方。房间很小，空气密闭，流通不畅，四面墙上凌乱地挂满日历和杂志上撕下来的广告，都印刷得粗糙不堪。壁炉台上有个花瓶，插着纸做的红玫瑰。炉膛里的火着得很慢，油灯灯光摇曳，在墙上投下各种影子。波西娅读得很慢，抑扬顿挫，那些话好像是在科普兰医生的耳朵里睡着了，让他也昏昏欲睡。卡尔·马克思四仰八叉地躺在两个孩子旁边，汉密尔顿和海博埃也打着瞌睡，似乎只有老人在细细品味这些话的意思。

波西娅念完一章，把书合上。

“这件事，我仔细考虑过很多次。”外公说。

屋里的人全都从混沌中清醒过来。“什么事？”波西娅问道。

“是这样。你们记得那些内容吗？耶稣救死扶伤？”

“当然记得，先生。”海博埃恭敬地答道。

“很多时候，我犁着地或干着活儿的时候，”外公慢悠悠地说，“我一直在想，耶稣什么时候能再次降生到地球上，因为我一直都盼望着耶稣再次降临，所以我觉得死之前应该还能看到。这件事我仔细研究了很多次，我是这么打算的。我想着，我会带着所有的孩子、孙辈、曾孙辈、亲戚和朋友都站到耶稣面前。我会对他说：‘基督耶稣，我们都是可怜的黑人。’然后他会把圣手放在我们头上，我们立刻就会变得雪白。这个打算，这种念头，我已经想了很多很多次了。”

房间里一片沉默。科普兰医生抖了抖袖口，清了清嗓子。他的脉搏跳得非常快，喉咙发紧。他坐在房间角落里，感到一种孤立、愤怒和孤单。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接到过上天的启示？”外公问。

“我有过。”海博埃说，“有一次，我得了肺炎，我看见上帝的面孔从壁炉里看着我。那是一张硕大的白人面孔，长着白胡子和蓝眼睛。”

“我见过鬼。”一个孩子说，是个女孩。

“有一次我看见——”小男孩也开口说。

外公举起一只手。“你们小孩子闭嘴。你，西莉亚——还有你，惠特曼——现在，到了你们‘只许听不许说’的时候了。”他说，“只有一次，我得到了真正的启示。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去年夏天，天气很热，我正在猪圈旁边刨那棵大橡树根。我弯腰的时候，突然感觉后腰疼得厉害。我直起腰，周围一片漆黑。我用手捂着后腰，抬头望着天空，突然看见了那个小天使，是个白人小女孩天使——我觉得也就紫花豌豆那么大——头发是黄色的，穿着白长袍，就在太阳周围飞来飞去，然后我就进屋祈祷。我一连研究了三天《圣经》，后来才又出门到地里干活儿。”

科普兰医生觉得，心头又涌上那种熟悉的邪恶的愤怒，有些话涌上嘴边，却说不出来。他们都会听老人的，对于理性的话语他们却不会在意。这些都是我的家人，他努力说服自己——但因为他一言不发，这个想法现在对他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坐在那里，很紧张，闷闷不乐。

“这件事很奇怪。”外公突然说，“本尼迪克特·马迪，你是个好医生。有时候，我刨一阵子地或者种一阵子庄稼以后，后腰怎么会疼呢？为什么一直都有这个毛病？”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七八十岁吧。”

老人很喜欢药物和治疗。以前他跟家人来看黛西时，总是要检查检查身体，然后给全家人都带一些药和药膏回去。自从黛西离开他之后，老人就不再来了，只能用报纸广告里的泻药和肾丸聊以自慰。现在，老人望着他，眼里带着一种怯怯的渴望。

“多喝水。”科普兰医生说，“还要尽可能多休息。”

波西娅走进厨房准备晚饭，温暖的味道在屋子里弥散开来。人们安静地闲聊着，科普兰医生却没在听，也不说话。他不时地看一眼卡尔·马克思，或者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在说乔·路易斯，汉密尔顿则大部分时间在说那场毁了很多庄稼的冰雹。他们碰到父亲的目光时会咧嘴一笑，拿脚在地上蹭着地板。他一直盯着他们，又生气又悲伤。

科普兰医生紧咬牙关。他一直想着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娅，想着他赋予他们的真正使命。他想得太多了，以至于一看到他们的面孔，他的心里便会涌上一种阴郁的感觉。如果他能再一次给他们讲讲这些事，从远古的开头一直讲到今天晚上，讲完这些也许会缓解他心头的这种刺痛。然而，他们不会听，也不会懂。

他硬下心来，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僵硬而紧张。周围的一切，他并没有听，也没有看。他坐在角落里，就像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很快，他们走到晚饭桌前就座，老人做了饭前祷告，但科普兰医生什么也没吃。海博埃拿出一瓶一品脱的杜松子酒，他们大笑着，传递着瓶子一口口地喝酒，他也不喝。他坐在那里，沉默着。最后他拿起帽子，没有道别便走出了那所房子。他如果不能说出所有那些冗长的真相，那么，他无话可说。

一整夜他都紧张地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第二天是周日，他去看了五六个病人。半晌午的时候，他去了辛格先生的房间。这次拜访缓解了他心头的孤独感，道别时，他又可以跟自己和平相处了。

然而，还未及出门，这种平和便消失了。发生了一场意外。他下楼梯时，看见一个白人扛着一个大纸袋子，于是他紧贴栏杆扶手，这样可以让他俩错身而过。但这个白人正两步并作一步跑着奔上楼梯，看都没看，结果跟他重重地撞在了一起。科普兰医生被撞得有些恶心，险些喘不过气来。

“上帝！我没看见你。”

科普兰医生仔细看着他，没有回答。他以前见过这个白人，想起他身材矮小、野蛮残暴的样子，还有那双笨拙的大手。他突然带着一种临床的兴趣观察着白人男子的面容，在白人男子的眼睛里，他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固执的、孤僻的疯狂表情。

“对不起。”白人男子说。

科普兰医生抓住栏杆，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4

“那人是谁啊？”杰克·布朗特问道，“刚从这里出去的那个瘦高个儿的黑人是谁啊？”

小房间里非常整洁。太阳照亮了桌上放的一碗紫色葡萄，辛格坐在那里，椅子稍微后倾，双手插在口袋里，望着窗外。

“我在楼梯上跟他撞在一起，他用那副眼神看着我——哎呀，从来没有人那么恶狠狠地看着我。”

杰克把那袋麦芽啤酒放在桌上。他惊奇地意识到，辛格并不知道他进屋了。他走到窗前，碰了碰辛格的肩膀。

“我不是故意撞到他的，他没有理由那么对我。”

杰克打了个哆嗦。尽管阳光灿烂，但屋里仍有种寒意。辛格举起食指，走到走廊里。回来时，他拿来一筐煤，还有一些引火柴。杰克望着他跪在炉膛前，熟练地把引火柴在膝盖上折断，摆放在铺好的纸上，又把煤块仔细地在上面排好。起初，火就是着不起来，火焰无力地摇晃着，然后熄灭了，冒出一阵黑烟。辛格在炉箅上铺上两层报纸。风让火重新活了起来，房间里响起呼呼的声音，报纸冒出火光，被火焰吞噬了，炉箅上满是噼啪作响的橘黄色火焰。

早晨的第一杯麦芽啤酒有一种上好的醇香味道。杰克很快将自己的酒大口喝完，然后用锉刀一样的手背抹了抹嘴巴。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女士，”他说，“你有点让我想到她，克拉拉小姐。她在得克萨斯有个小农场，也做果仁糖到城里去卖。她又高又壮，长得很好看，穿着肥肥大大的长毛衣、土包子鞋，戴顶男人帽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丈夫已经死了，但我想说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因为她，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我也许会跟数以百万计的不知道的那些人一样，继续过着生活。也许只能是个牧师，或者纺织工，或者推销员，也许我的一辈子就那么浪费掉了。”

杰克惊奇地摇摇头。

“要想听明白，你就必须得知道我以前的事情。你瞧，年轻时我住在加斯托尼亚。那时候我是个八字脚的小矮子，太小了，没法进工厂，只能去一家保龄球馆当球童，只管饭，没有工资。后来，我听说，离那儿不远有个反应灵敏的聪明男孩串烟叶，一天可以赚三毛钱。于是我就去了，去赚每天三毛钱的工钱，那时候我十岁。我就那么离开了家人，连封信都不写。我走了，他们其实很高兴，你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再说，除了我姐姐，家里没人会看信。”

他在空中挥舞着一只手，仿佛要从脸上抹走什么东西。“但我的意思是，我最初信仰耶稣。有个家伙跟我在一个地方干活儿，他有个礼拜堂，每天晚上都去祷告。我也去了，听着听着便也有了这个信仰。我的心思一整天都放在耶稣身上，有空的时候我便研究《圣经》，祈祷。后来，有天晚上，我拿了把锤子，然后把手放在桌子上。我很愤怒，把钉子一直砸进手掌。我的手被钉在了桌子上，我望着它，手指颤动着，变成了青色。”

杰克伸出手掌，指着手心那个粗糙苍白的伤疤。

“我想当个福音传教士，想在这个国家四处周游，一边布道一边组织复兴会。同时，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快二十岁那年，我去了得克萨斯。我在一个山核桃果园干活儿，离克拉拉小姐住的地方非常近。我慢慢认识了她，有时候晚上会去她家，她跟我聊天。一定要明白，我不是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这个过程是逐渐发生的。我开始读书。我继续干活儿，这样就可以攒下钱，休息一阵子，可以学习，这就像重生一样。只有我们这些知道的人才能够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睁开了眼睛，可以看见了。我们这些人，就像来自遥远的地方一样。”

辛格同意他的说法。房间里很舒服，像家一样。辛格从壁橱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放着饼干、水果和奶酪。他挑了一只橘子，慢慢剥开皮，又扯掉一缕缕的橘络，最后这只橘子在阳光下变成了透明的。他把橘子掰开，两人分着吃。杰克一口吃掉了两瓣橘子，噗的一下把果核吐进炉火中。辛格慢慢吃着自己的那一份，把种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只手的手心。他们又开了两瓶麦芽啤酒。

“在这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多少？也许一万，也许两万，也许还要多。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像我们这样的人，我只遇到过几个。但是，比如说，一个人的确知道。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回顾几千年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观察着资本和权力缓慢积累，看到这种积累在今天达到顶点。他把美国看成一座疯人院。他看到人们为了活下去是如何被迫剥削自己的兄弟。他看到孩子几乎要饿死，看到女人每周要干六十个小时的活儿才能有口饭吃。他看到很多人失业，看到几十亿美元、几千英里土地被浪费掉。他看到战争来临。他看到人们遭受到艰苦磨难时会怎样变得刻薄丑陋，看到他们身上的一种东西是怎样死去的。然而，他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整个世界的体制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的。尽管这个谎言如同耀眼的太阳一样显而易见，但那些不知道的人已经在这个谎言里生活得太久了，他们就是看不见。”

杰克额头上的红色血管因为愤怒突了起来。他抓起炉膛上的煤筐，把煤块哗啦啦全部倒进炉子里。他的脚已经麻木了，他使劲跺着脚，地板都颤动起来。

“这个地方，我都走遍了。我四处走，跟人说话，拼命跟他们解释。但这么做有什么用呢？上帝！”

他盯着炉火，麦芽啤酒让他脸色发红，加上屋里的热气，他的脸更红了。脚上发麻的刺痛感顺着他的腿传上来，他昏昏欲睡，望着炉火的颜色，绿色、蓝色和燃烧的黄色。“你是唯一知道的人，”他精神恍惚地说，“唯一知道的人。”

他不再是个陌生人了。现在，他熟悉镇上大片贫民窟里的每条街道、每条小巷和每处栅栏。他还在迪克西阳光游乐场工作。秋天，游乐场从一块空地搬到另一块空地，但总是在城市的边缘。最后，游乐场转遍了小镇的每一个地方。地方变了，但背景都很相似——一片空地，周围是一排排破烂棚屋，紧靠工厂、轧棉机厂或者装瓶厂。顾客也都一样，大多是工厂的工人和黑人。一到晚上，游乐场的灯五颜六色，很花哨。旋转木马伴着机械音乐转个不停。秋千来回荡着，投硬币游戏周围的栏杆边总是挤满了人。有两个货亭出售饮料、血棕色汉堡和棉花糖。

在这里，他是个机修工，但慢慢地他的职责范围扩大了。他粗声大气的嗓门透过各种噪音大声喊叫着，他不停地在游乐场里到处转悠，额头上冒着汗珠，胡子上沾满啤酒。星期六，他得负责维持秩序。他矮胖结实的身体野蛮地大力挤过人群，只有一双眼睛没有沾染他身上的那种粗鲁暴力，深皱的眉头下面，这双眼睛睁得很大，透出一副孤僻沉默而又心烦意乱的神色。

凌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他回到家中。他住的房子被隔成了四个房间，每个人的租金是一块五毛钱。后面有间厕所，门廊里有个水龙头。他的房间里，墙壁和地板发出一股潮湿的酸臭味，窗子上挂着乌黑的廉价蕾丝窗帘。他把那身好西装装在袋子里，工装挂在钉子上。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电。然而，窗外有一盏街灯亮着，使屋子里呈现一种淡绿色。床边的油灯他从来没点过，除非有时候他想看书。冰冷的房间里，燃烧的油散发出的那种刺鼻味道每每令他觉得恶心。

如果待在家里，他会坐立不安，走来走去。他坐在凌乱的床边，狠命啃着残破肮脏的手指甲，污垢的刺激味道在嘴巴里久留不去。他的孤独感如此强烈，让他满心恐惧。他经常会喝一品脱私酿威士忌，喝完这种原浆酒，他在白天便会觉得温暖而松弛。五点钟，工厂的哨声吹响，是第一班工人上班的时间。哨声制造出迷茫而怪异的回声，在哨声吹完之前，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入睡。

然而，他通常并不待在家里。他出门，走到狭窄而空荡荡的大街上。在凌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天空一片漆黑，星星清晰而明亮。有时候，有些工厂还在开工，透着昏黄灯光的建筑物里传出机器的轰鸣声。他在工厂大门口，等待着换早班。穿着毛衣和印花裙的年轻姑娘们从家里出来，走到漆黑的大街上。男人们也出来了，提着饭盒。有些人总是先到一个街车咖啡馆喝杯可乐或咖啡，然后才回家，而杰克会跟他们一起去。在嘈杂的工厂里，人们能清楚地听见别人说的每句话，但从工厂出来的头几小时里，他们的耳朵几乎什么都听不到。

在街车咖啡馆，杰克喝着加了威士忌的可口可乐，跟别人聊天。冬天的清晨很冷，白茫茫一片，烟雾缭绕。他带着醉意的目光，急切地盯着男人们一张张憔悴蜡黄的脸。人们经常会嘲笑他，这时候他总是挺直自己矮小的身体，带着轻蔑的语气说些长而生僻的词。他从酒杯上翘起小拇指，傲慢地绕着自己的胡子。如果人们继续嘲笑他，他有时候会还击。他抡起硕大的褐色拳头，极其狂暴，还会大声地抽泣。

这样的早晨过后，他放松地回到游乐场。在拥挤的人群中挤来挤去，让他觉得很轻松。那些噪音、恶臭的味道，还有跟别人的摩肩接踵，都抚慰着他紧张的神经。

由于镇上实施“蓝法”，游乐场在安息日不营业。星期天，他早晨起床后，从手提箱里拿出那套毛哔叽西装，然后走到主街上。他先是走进纽约咖啡馆，买一袋麦芽啤酒，接着去辛格的房间。镇上的很多人，他尽管都知道名字或觉得脸熟，但只有哑巴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们会在安静的房间里打发时间，喝喝麦芽啤酒。他总是一直说话，在大街上或房间里独自度过的那些阴沉沉的清晨，他总有很多话要说。想起这些话并且说出来，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情。

炉火渐渐熄灭了。辛格正在桌前自己跟自己下棋。杰克已经睡着了，突然神经质地抖动一下，醒了过来。他抬起头，转身对着辛格。“是的，”他好像是在回答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们有些人是共产主义分子，但并非我们所有人都是——我自己，我不是共产党员。因为，首先我只认识一名共产党员，你到处流浪那么多年，却碰不上共产主义分子。这周围也没有他们的办公室，你也没法过去说你要加入——如果有，我也从来没听说过。而且你也不能突然离开这里去纽约，去加入他们。刚才说过，我只认识一名共产党员——他是个邋遢的小个子禁酒主义者，嘴巴很臭，我们打过架。我倒不是因为这个就反对共产党，主要原因是，我不大看好斯大林和俄国，我痛恨所有的国家和政府。但即便如此，也许我应该首先加入共产党。我也拿不准哪条路是对的。你觉得呢？”

辛格皱起眉头，思考着。他伸手拿过银色铅笔，在便笺本上写道：我不知道。

“但就是这么回事。你瞧，我们一旦知道以后，便会坐卧不安，但我们得行动起来，然后我们当中有些人就疯掉了。要做的事情很多，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入手，简直让人发疯。即便是我——我做了很多事，再回过头去看时，这些事似乎都很不理性。我自己曾经建立过一个组织。我挑了二十个纺织工，跟他们交谈，最后我以为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座右铭只有两个字：行动。哈！我们就是要引发骚乱——尽最大力量搅起大麻烦。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人类从心灵深处感觉到公正，那么才有可能实现这种伟大的自由。我们的座右铭‘行动’意为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在宪法（由我自己起草）中，有些条款规定，我们的工作一旦完成，我们的座右铭便从‘行动’改为‘自由’。”

杰克把火柴的末端弄尖，剔着一个讨厌的牙洞。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

“然后，等宪法都写完了，第一批追随者也组织起来了——我搭便车出去组织更多单位参加这个社团。三个月后我回到家，你猜我发现了什么？第一次英勇的行动是什么？是他们正义的愤怒压倒了精心策划的行动，然后他们丢下我先动手了吗？它是毁灭、谋杀或革命吗？”

杰克在椅子里向前倾着身体，停了一下，忧郁地说：

“我的朋友，他们从基金里偷走了五十七块三毛钱，去买了军帽，还享用了免费星期六晚餐。他们围坐在会议桌旁夸夸其谈，头上戴着帽子，手边放着火腿和一加仑杜松子酒，被我抓了现行。”

杰克放声大笑，辛格紧跟着露出一丝怯懦的微笑。过了一会儿，辛格脸上的笑容变得很紧张，然后消失了。杰克还在大笑，额头上青筋暴突，脸变成了暗红色。他笑了很久。

辛格抬头看看表，指了下时间——十二点三十分。他拿起手表、银色铅笔和纸，又从炉台上拿下烟和火柴，把这些东西分别装进口袋里。午饭时间到了。

但杰克还在大笑着，笑声里带着一种癫狂的味道。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把口袋里的零钱晃得叮当作响，修长有力的胳膊僵硬而笨拙地挥动着，一一说着他要吃的食物。说到食物，他脸上现出热烈的激情，每说一个词都要抬起上唇，像一头饥饿的动物。

“烤牛肉加酱汁，米饭，卷心菜，白面包，一大块苹果派。我快饿死了。哦，强尼，我听说北方佬来了。说到吃饭，我的朋友，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克拉克·帕特森先生的事情？就是那个迪克西阳光游乐场的主人。他非常胖，都已经二十年没看见过自己的私处了。他一整天都坐在拖车里，玩纸牌，抽大麻卷烟。一日三餐，他从附近快餐店点外卖，他每天都会打破斋戒吃——”

杰克后退一步，让辛格离开房间。他跟哑巴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门口磨磨蹭蹭，他总是跟在辛格后面，希望辛格领路。他们下楼梯时，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带着一丝紧张感。他睁大棕色的眼睛，一直盯着辛格的面孔。

午后的天气柔和而又温暖，他们一直待在室内。回来时，杰克顺便买回一夸脱威士忌。他坐在床头苦思冥想，一言不发，不时斜一下身子拿起地下的酒瓶，给自己的杯子里倒满酒。辛格坐在窗前的桌子边，下着象棋。杰克有些放松了，他望着朋友的象棋，感觉到温暖安静的午后慢慢进入夜晚的黑暗。炉火在房间的墙壁上映出无声的黑色波浪。然而，到了晚上，他身上又恢复了那种紧张感。辛格已经把棋子收了起来，跟杰克面对面坐着。紧张令杰克的嘴唇剧烈抽搐着，他一个劲地喝酒，好让自己平静下来。坐立不安和欲望的余波袭遍他的全身。他喝完威士忌，又开始跟辛格说话。他心头有千言万语，从嘴里倾泻而出。他从窗户走到床，又从床走到窗户——一遍又一遍。终于，那些千言万语汇成洪流，他带着醉醺醺的强调语气一并将它们倾吐给哑巴：

“他们对我们干的那些好事！他们把真理变成谎言，他们玷污理想，败坏理想。就说耶稣吧，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知道。耶稣说，骆驼要想穿过针眼，比富人要想进入上帝的王国还要难——他说的是真的。然而，看看过去两千年里，教会是怎么对待耶稣的，他们对耶稣干了什么。他们歪曲耶稣说的每一个字，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今天，如果耶稣还活着，一定会遭到陷害，然后锒铛入狱。耶稣会是真正知道的那个人。我和耶稣会面对面坐在桌前，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们都会明白对方是知道的。我，耶稣，还有卡尔·马克思，我们都会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然后——

“看看我们的自由变成了什么样子。那些为美国革命而战的男人不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太太们，就像我绝不是个大腹便便、浑身香气的哈巴狗一样。关于自由，他们说的都是真心话，他们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而战斗。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换来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国家。哈！这意味着在自然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机会均等。这并不意味着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肆意剥夺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计；这也不意味着一个富人可以通过压榨一万个穷人让自己富起来；这也不意味着暴君们可以任意让这个国家陷入困境当中，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为了混口饭吃、有个地方睡觉便为所欲为——欺诈、撒谎、打掉自己的右臂。他们亵渎了自由这个词。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对于所有知道的人来说，他们让自由这个词散发出臭鼬一样的恶臭。”

杰克额头上的青筋剧烈跳动着，嘴巴抽搐起来。辛格坐直身体，有些惊慌，杰克还想继续说话，但那些话卡在了喉咙里，他的身体一阵发抖。他坐在椅子上，用手指压住哆嗦的嘴唇，然后哑声说道：

“就是这样，辛格，生气没有用。我们做的都没有用。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四处传播真理。如果哪一天，有足够多的不知道的人明白了这个真理，便用不着斗争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知道，只需要这样。但怎么才能做到呢，嗯？”

炉火的影子舔着墙面，黑色的波浪形影子越来越高，屋子似乎都动了起来。屋子升上去，又降下来，失去了平衡。杰克觉得自己一个人正在下沉，像波浪一样慢慢沉进阴影幢幢的大海里。他感到无助和恐惧，使劲睁着眼睛，但除了朝他拼命怒号的暗红色波浪，他什么都看不见。终于，他弄清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哑巴的脸依稀可辨，显得非常遥远。杰克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他很晚才醒过来。辛格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桌上有面包、奶酪、一个橘子，还有一壶咖啡。他吃完早餐，已经到了上班时间。他抑郁地走在路上，低垂着脑袋，穿过镇子朝自己家走去。走到家附近，他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一侧有一幢砖房仓库，被烟熏得很黑。仓库的墙上有什么东西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继续向前走，然后注意力被完全吸引住了。墙上用大红色粉笔写了一句话，字体很粗，样子很奇怪：

你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15]

他把这两行字念了两遍，急切地往街道两端来回看，却并没有人。他困惑不已地认真考虑了几分钟，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很粗的红色铅笔，在那行字下面认认真真地写道：

写上面这些字的人，不管你是谁，请明天中午在这里等我，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或者后天。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来到墙跟前等待着。他心绪不宁，不时走到拐角处朝街道上四处张望。没有人来。一个小时之后，他必须赶往游乐场了。

第三天，他又来到这里，等待着。

到了星期五，开始下起一场冬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墙壁湿透了，上面的字花了，都分辨不出来了。雨一直下，灰暗，凄清，冰冷。

5

“米克，”巴伯说，“我觉得我们要被淹死了。”

的确，雨似乎永远停不下来。韦尔斯夫人开车来回接送他们上学，每天下午他们都只能待在门廊或者屋子里。她和巴伯玩飞行棋和“老处女”纸牌游戏，还在起居室的小地毯上玩弹珠。眼看圣诞节临近，巴伯开始念叨小主耶稣，念叨让圣诞老人送他一辆红色自行车。雨水浇在窗户上，银光闪闪的，天空湿冷而灰暗。河水涨得很高，有些工人不得不从家里搬了出来。后来，就在大家觉得这雨会无休无止永远下下去的时候，雨却突然停了。一天早晨，他们醒来发现艳阳高照。到了下午，天气暖和起来，像是到了夏天。米克放学回家很晚，巴伯、拉尔夫和斯波尔瑞巴斯正在门前的人行道上。孩子们看上去很热，汗腻腻的，身上的冬衣发出一股酸臭味。巴伯拿着弹弓，装了一口袋小石子。拉尔夫在手推车里坐起身子，帽子歪戴在头上，烦躁不安。斯波尔瑞巴斯拿着那把新来复枪。天空一片蔚蓝色，漂亮极了。

“我们等你很久了，米克，”巴伯说，“你去哪儿了？”

她三步并作一步跳上门前的台阶，把毛衣扔在衣帽架上。“一直在体操馆练钢琴。”

每天下午放学后，她都留在学校练习一小时钢琴。体操馆嘈杂拥挤，女子篮球队正在打比赛。今天，她的脑袋已经被篮球砸中两次了，但能有机会坐在钢琴面前，不管被砸多少次，不管有多少麻烦，都是值得的。她把音符组合到一起，总算弹出了她想要的声音，这比她预想的要容易。试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她在低音区摸索出了几组和弦，可以搭配右手弹奏的主旋律。现在，她几乎可以辨别出所有的音乐作品了，而且她还会自己创作新乐曲，这比只是模仿旋律好得多。她的双手捕捉到这些优美的乐声，让她觉得这是世间最美妙的感受。

她想学习如何看懂写下来的乐谱。德洛丽丝·布朗已经学了五年音乐，米克把每周用来吃午饭的五毛钱给了德洛丽丝，让她给自己上音乐课，这让米克一整天都饥肠辘辘。德洛丽丝会弹很多快而流畅的曲子——但德洛丽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提出的所有那些问题，只能教给她不同音阶、大小调和弦、音符值，诸如此类的初级规则。

米克砰地关上厨房炉子的门。“我们就吃这些？”

“宝贝，我已经尽力了。”波西娅说。

只有玉米面包和人造奶油。她一边吃一边喝水，这样才能勉强咽下去。

“别这么狼吞虎咽，没人抢你的。”

孩子们仍然在家门前闲逛。巴伯把弹弓塞进了口袋，这会儿正在玩来复枪。斯波尔瑞巴斯十岁，他父亲上个月刚去世，这是他父亲留下的枪——所有小孩子都喜欢摆弄这支枪。每隔几分钟，巴伯就把枪抡到肩膀上，瞄准，然后大声发出“砰”的声音。

“别乱动扳机。”斯波尔瑞巴斯说，“我装上了子弹。”

米克吃完玉米面包，看看四周想找点事做。哈里·米诺维茨正坐在他家门廊的栏杆上看报纸。她很高兴看到他，想开个玩笑，于是举起一只胳膊，用纳粹的姿势冲他大喊：“嗨！”

哈里却没有把这个举动当成玩笑，他走进门厅关了门。他的感情很容易受伤。她很难过，因为她和哈里不久前还一直是好朋友。小时候，他们经常一起玩，但最近三年，他上了职业学校，而她还在文法学校。他在业余时间也干些兼职，好像突然之间他便长大了，再也不跟孩子们一起在前后院胡混了。有时候她看到他在卧室看报纸，或者深夜时分看见他脱衣服。在数学和历史方面，他是职业学校里最聪明的男孩。现在她也上了高中，他们经常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碰见，然后一起走回来。实践课上，他俩在一个班，有一次，老师让他俩搭档组装一辆摩托车。他读书，每天看报纸。世界政治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头。他说话很慢，对一件事情特别认真的时候，额头上会冒出汗珠。而现在，她让他生气了。

“我想知道哈里是不是还有金币。”斯波尔瑞巴斯说。

“什么金币？”

“犹太男孩出生时，家人会为他在银行里存一枚金币。犹太人就是这么做的。”

“哪有的事，你弄混了。”她说，“你说的是天主教徒。天主教的婴儿一出生，家人就会买一把手枪。总有一天，天主教徒要发起战争，杀光所有人。”

“修女让我觉得很好笑，”斯波尔瑞巴斯说，“在街上看到修女，总是把我吓一跳。”

她在台阶上坐下，把头放在膝盖上，进入了“里屋”。对她来说，好像有两个地方——“里屋”和“外屋”。学校、家，还有每天发生的事情，这些属于“外屋”。辛格先生既属于“里屋”又属于“外屋”。国外、那些计划和音乐属于“里屋”，她日思夜想的那些歌也属于“里屋”，还有交响乐。她独自待在“里屋”时，那晚派对之后她听到的那首曲子便会回到她的脑海中。在她的心里，这首交响乐像一朵硕大的花，慢慢地绽放。白天有些时候，或者清晨刚醒来时，她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这首交响乐的一个新部分，然后她必须要进入“里屋”，翻来覆去地听着，想要把这部分加进这首交响乐她已经记住的那些部分中。“里屋”是个非常私密的地方，她在人满为患的屋子里，却仍然感觉到就像自己被单独关在了屋里一样。

斯波尔瑞巴斯把一只脏手伸到她眼前，因为她一直愣愣地盯着远方。她给了他一巴掌。

“修女是什么？”巴伯问。

“天主教的女士。”斯波尔瑞巴斯说，“是天主教的女士，穿着黑色大长裙，一直遮到脑袋。”

她厌倦了跟这帮孩子无所事事地混在一起，她想去图书馆看看《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图片。照片里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地方，法国巴黎、巨大的冰川，还有非洲的原始丛林。

“你们几个看着拉尔夫，别让他走到街上。”她说。巴伯把那支大来复枪扛在肩上。“回来的时候给我带本故事书。”

这个孩子似乎生来就知道怎么看书。他才上二年级，却特别喜欢自己看故事书——从来没让别人给他念过。“这次你想要什么书？”

“给我挑本里面有吃的东西的书。我特别喜欢那种德国孩子的故事，他们到森林里去，碰到一所房子，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糖果做的，还有巫婆。我喜欢有吃的东西的故事。”

“我找找看。”米克说。

“但我有点厌烦糖果了。”巴伯说，“看看能不能给我找本故事书，里面有烤肉三明治什么的。如果实在找不到，我想看本有关牛仔的书。”

她正准备离开，突然停下了，看得出神。孩子们也都纷纷盯着看。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望着街对面的巴比·威尔逊从家门前的台阶上走下来。

“巴比太可爱了！”巴伯柔声说道。

也许是因为下了好几星期的雨，天气突然晴热起来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午后，他们身上暗淡的冬衣太难看的缘故，无论如何，巴比看上去就像个仙女，或者电影里的什么人。她穿着去年的晚会礼服——一条小小的粉色纱裙，微微朝外翘着，很挺括，一条粉色腰带，粉色舞鞋，甚至还拿了一个粉色小皮夹。除了头发是黄色，她全身是粉红、白色和金色——而且，她又娇小又干净，单单望着都怕会伤害到她。她娇美可爱，穿过街道，但不肯转过脸来看他们。

“到这里来，”巴伯说，“让我看看你那个粉色的小钱包——”

巴比沿着街道边缘从他们身边走过，头扭向一侧。她下定决心不跟他们说话。

人行道和街道之间有一小片草地，巴比走到草地的时候停住了，站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前手翻。

“别去注意她，”斯波尔瑞巴斯说，“她总是要出风头。她要去布兰农先生的咖啡馆去买糖。布兰农是她姨夫，她不用付钱。”

巴伯把来复枪拄到地上，这支大枪对他来说太沉了。他一边望着巴比沿着街道走远，一边不断拽着自己散乱的刘海儿。“那真是个特别可爱的粉色小钱包。”他说。

“她妈妈总是说她多么有天赋，”斯波尔瑞巴斯说，“她觉得，她要把巴比送去演电影。”时间太晚，不能去看《国家地理》了，马上就要开晚饭了。拉尔夫抬起头哭了起来，她把他从手推车里抱出来，放到地上。现在是十二月，对于巴伯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夏天还早呢。去年夏天，巴比出来时一直穿着那件晚会礼服，在大街中央跳舞。起初，孩子们会围拢过来看着她，但很快就厌倦了。后来她出来跳舞时，只剩下巴伯还会看。巴伯总是坐在路边，一有车来就冲她大喊。他看巴比穿着晚会礼服跳舞看了一百次——但夏天已经过去三个月了，现在对他来说一切又都是新的。

“我多希望自己也有一件礼服。”巴伯说。

“你想要什么样的？”

“一件很酷的礼服，非常漂亮的礼服，五颜六色，像蝴蝶一样。圣诞节我就想要这个，还有一辆自行车！”

“娘娘腔。”斯波尔瑞巴斯说。

巴伯又把那支大来复枪扛到肩膀上，瞄准街对面的一幢房子。“我如果有件礼服，我就会到处跳舞，我还要每天穿着去上学。”

米克坐在门前台阶上，看着拉尔夫。巴伯并不像斯波尔瑞巴斯说的那样是个娘娘腔，他只是喜欢漂亮的东西。斯波尔瑞巴斯居然这么说，她饶不了他。

“一个人不管是要什么东西，他都要努力争取。”她慢悠悠地说，“很多次我都注意到，一个孩子在家里越小越好。小一些的孩子都是最坚强的孩子，我就很坚强，因为我上面有好几个孩子。巴伯——他看上去病怏怏的，还喜欢漂亮东西，但他内心很勇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等拉尔夫长大了可以四处走的时候，他肯定是最坚强的那一个。虽然拉尔夫现在只有十七个月，但我已经从他脸上看出了一种可称之为坚强和勇敢的东西。”

拉尔夫四处看看，知道是在说他。斯波尔瑞巴斯坐到地上，一把拿走拉尔夫的帽子，在他眼前晃着逗弄他。

“好吧！”米克说，“如果你把他惹哭了，你知道我怎么治你。你最好小心点。”

一切都静悄悄的。太阳落到了屋后，西边的天空一片紫红色，隔壁街区传来孩子们溜冰的声音。巴伯斜靠在一棵树上，似乎在幻想着什么东西。家里传来晚饭的香味，很快就该吃饭了。

“瞧，”巴伯突然说，“巴比又来了，她穿这身粉色衣服真漂亮。”

巴比慢慢朝他们这边走过来。她拿了一盒有奖品的爆米花糖果，正把手伸进盒子里拿奖品。她走起路来还是那样一本正经，那样文雅。看得出，她知道他们都在注视着她。

“嗨，巴比——”她经过他们身边时，巴伯说道，“让我看看你的粉色小钱包，摸摸你的粉色衣服。”

巴比自顾自地哼起歌来，并不听他说话。她经过巴伯身边，不让巴伯碰她。她只是迅速低下头，冲他笑了笑。

巴伯的肩上还扛着那支大来复枪，嘴里大声发出“砰”的声音，假装在射击。然后，他又对巴比喊了起来——声音柔和而又伤感，像是在呼唤一只小猫。“嗨，巴比——过来，巴比——”

他动作太快，米克根本来不及阻止他。她只看见他的手放在扳机上，随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可怕的枪响，巴比瘫倒在人行道上。米克好像被钉在了台阶上，动弹不得，也叫不出声。斯波尔瑞巴斯抬起一只胳膊捂住了脑袋。

只有巴伯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起来，巴比，”他喊道，“我没有生你的气。”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三个人同时冲到巴比身边。她瘫倒在肮脏的人行道上，裙子盖在头上，露出粉色衬裤和雪白的小腿。她双手张开——一只手里拿着糖果里的奖品，另一只手里拿着钱包。她的发带和头顶的黄色卷发上都沾满了血。她被打中了头部，脸朝下摔在地上。

一瞬间，发生了这么多事。巴伯惊声尖叫，扔下枪，跑了。米克站在那里，双手捂着脸，也尖叫起来。然后来了很多人。她爸爸第一个冲过来，把巴比抱到了屋里。

“她死了。”斯波尔瑞巴斯说，“她被打在两只眼睛中间，我看见了她的脸。”

米克在人行道上来回走着，她想问问巴比是不是死了，舌头却像卡在了嘴里一样。威尔逊太太从上班的美容院一路跑过来，冲进屋里，又冲了出来。她在街上来回走着，大哭着，把手指上的戒指摘下来又戴上。后来救护车来了，医生进去看巴比。米克跟在后面进了屋。巴比正躺在前屋的床上，屋子里安静得如同教堂。

巴比躺在床上，看上去像个漂亮的小洋娃娃，除了有血，看不出受伤的样子。医生俯下身查看她的头部，检查完毕，他们把巴比放上担架抬了出来。威尔逊太太和她爸爸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

屋里仍然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忘了巴伯，他不见了踪影。一个小时过去了，她妈妈、黑兹尔、埃特，还有所有房客们都在前屋等着，辛格先生站在门口。

过了很长时间，她爸爸回来了。他说，巴比不会死，但颅骨骨折了。他要找巴伯，却没有人知道巴伯去了哪儿。外面已经黑了。他们到后院和街上去找，喊着巴伯的名字。他们又派斯波尔瑞巴斯和其他几个男孩出去找。巴伯似乎已经远远离开了这个地方。哈里去了一处房子，他们都觉得他也许会在那里。

她爸爸在门廊里来回踱步。“我从来没用鞭子抽过自己的孩子，”他不断地说，“我从来不相信鞭子，但等我抓住这个孩子，我一定要拿鞭子抽他。”

米克坐在栏杆上，望着黑暗的街道。“我治得了巴伯。等他回来，交给我就行。”

“你也出去找找，你比别人都更可能找到他。”

爸爸一说完，她突然想到巴伯去了哪里。后院有棵大橡树，夏天时，他们在树上建了个树屋。他们把一个大箱子拖到了橡树上，巴伯以前特别喜欢一个人坐在树屋里。米克离开门廊上的家人和房客，穿过小巷向黑乎乎的后院走去。

她在树下站了一会儿。“巴伯——”她小声说，“是米克。”

他没有吱声，但她知道他就在那里，她好像可以闻见他的味道似的。她跳起来，一下抓住最矮的一根树枝，慢慢向上爬。这个孩子真的让她很生气，她要好好教训他一通。她爬上树屋，又开口对他说话——依然没人回应。她爬进大箱子里，摸索着四周，终于摸到了他。他蜷缩在角落里，两条腿在打哆嗦。他一直屏住呼吸，当她摸到他的时候，抽泣声和呼吸声一下子爆发出来。

“我——我不是故意要打倒巴比的。她那么小，那么可爱——我只是想吓唬她一下。”

米克坐在树屋的地上。“巴比死了，”她说，“他们派了很多人找你。”

巴伯止住哭声，安静下来。

“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干什么吗？”

她好像听到巴伯在认真倾听。

“你知道劳斯典狱长[16]——你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他，你也知道辛辛监狱。嗯，咱爸爸正在给劳斯典狱长写信，让他们抓住你送到辛辛监狱的时候对你稍微好一点。”

黑暗中，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可怕，她忍不住一阵战栗，她能感觉到巴伯在颤抖。

“他们那里有小电椅子——就是你那么大。他们一开开关，你就像一片烤肉一样烤干了，然后你就下地狱了。”

巴伯蜷缩在角落里，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她爬到箱子边缘，要下去。“你最好待在这里，他们找了警察守着院子。也许再过几天，我可以给你带点吃的来。”

米克靠在橡树树干上。这就足以教训巴伯了。她总能对付得了他，她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孩子。有一次，大概是一两年前，他总是中途停下，跑到灌木丛后面撒尿，然后玩弄自己一会儿。她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来每次这样的时候，她总会给他一巴掌，不到三天便治好了他的毛病。后来，他再也不像其他男孩那样撒尿了——总是把手背在身后。她得一直照顾这个巴伯，也总有办法对付他。再过一会儿，她会回到树屋，然后把他带回屋里。经历这件事后，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摸枪了。

屋子里还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感觉，所有房客都坐在门廊里，没人聊天，也没人坐在摇椅上摇动。她的爸爸妈妈都在前屋。她爸爸用瓶子喝着啤酒，在屋里来回踱步。巴比会好起来的，所以这种焦虑跟她无关，而且似乎也没人为巴伯着急。是有别的事情。

“那个巴伯！”埃特说。

“以后，我从这座房子里走出去都会觉得丢人。”黑兹尔说。

埃特和黑兹尔走进中屋，关上了门。比尔待在后面自己的房间里。她不想跟他们说话。她站在前厅，独自考虑着这一切。

她爸爸的脚步停了下来。“这一切都是故意的，”他说，“这不像只是个孩子在摆弄这支枪，然后意外走火了。所有看见的人都说他是故意瞄准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到威尔逊太太的消息。”她妈妈说。

“我们会听到很多消息的，没错！”

“我觉得是这样。”

太阳下山后，夜里很冷，像十一月。人们从门廊走进来，坐在起居室里——却没有人生火。米克的毛衣挂在衣帽架上，她穿上毛衣，站在那里缩着肩膀，好让自己暖和一些。她想到巴伯一个人坐在冰冷黑暗的树屋里。他相信了她说的每个字，但他真的活该要担心。他差点打死那个巴比。

“米克，你难道想不到巴伯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吗？”她爸爸问道。

“我觉得他就在附近。”

她爸爸手里拿着空啤酒瓶，来回踱着步，走路的样子就像盲人似的，脸上还挂着汗珠。“那个可怜的孩子吓得不敢回家。如果能找到他，我会好受些。我没动过巴伯一个手指头，他不该害怕我。”

她会再等一个半小时。到那个时候，巴伯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表歉意。她总有办法对付这个巴伯，让他得到教训。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骚动起来。她爸爸又给医院打了个电话，想打听巴比怎么样了。过了几分钟，威尔逊太太回了电话。她说想跟他们谈谈，要到家里来。

她爸爸仍然像个盲人似的，在前屋里走来走去。他又喝了三瓶啤酒。“发生这样的事，她完全可以去告我，让我连裤子都赔掉。她能得到的一切就是这座房子了，还得刨除掉抵押。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突然，米克想到了什么。他们也许真的会把巴伯送上法庭，然后关进儿童监狱。威尔逊太太也许会把他送进劳改学校，他们也许真的会对巴伯做出可怕的事情来。她想立刻回到树屋，坐在他身边，让他不要担心。巴伯一直那么瘦，那么小，那么聪明。如果谁胆敢把这个孩子送走，她就杀了谁。她想要吻他，咬他，因为她那么爱他。

但她不能错过任何消息。再过几分钟，威尔逊太太就来了，她必须得知道事情的进展。然后她会跑出去，告诉巴伯她之前所说的话都是骗他的，而他也会真正得到应得的教训。

一辆廉价出租车驶上人行道。大家都在门廊等着，既安静又害怕。威尔逊太太跟布兰农先生一起从出租车里走了出来。他们走上台阶时，她听见她爸爸紧张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们走进前屋，她紧跟在后面，站在门口。埃特、黑兹尔、比尔和房客们都在门外。

“我来跟你好好谈谈这件事。”威尔逊太太说。

前屋看上去俗气又邋遢，她看见布兰农先生注意到了这一切。拉尔夫玩的破赛璐珞洋娃娃、珠子和杂物散落了一地。她爸爸的工作台上有啤酒，爸爸妈妈床上用的枕头已经变成了灰色。

威尔逊太太不断把婚戒摘下来，再戴上去。在她身边，布兰农先生非常冷静。他跷着二郎腿坐在那里，下巴上青黑一片，看上去像电影里的黑帮成员。他对她一贯心存怨恨，跟她说话时声音粗暴，与跟别人说话时的声音不一样。是因为他知道那次她和巴伯从他柜台上偷了一包口香糖吗？她恨他。

“一切都归结到这一点，”威尔逊太太说，“你孩子故意打中了我家巴比的头部。”

米克一步迈到屋子中央。“不是，他没有。”她说，“我就在现场。巴伯当时正在用枪瞄准我、拉尔夫，还有周围的东西。他的枪碰巧对准了巴比，手指滑了一下。我就在现场。”

布兰农先生搓着鼻子，望着她，一副伤心的样子。她真的恨他。

“我理解你们的感受——所以，现在我想开门见山。”

米克的妈妈晃动着一串钥匙，她爸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两只大手垂在膝盖上。

“巴伯之前没有成心想这么干，”米克说，“他只是——”

威尔逊太太把戒指猛地摘下来，又戴上去。“等一下，我知道一切是怎么回事。我要告上法庭，让你们赔光所有的钱。”

她爸爸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你告我们，我们也没有多少钱赔，我们所有的一切只是——”

“听我说，”威尔逊太太说，“我来这里，不是要带任何律师来控告你。巴塞洛缪——布兰农先生——和我来的时候，我们仔细讨论过这件事，对一些主要问题基本上意见一致。首先我想要公平诚实——其次，我不想让巴比在这个年龄就卷入非普通的诉讼案。”

没有人说话，房间里所有人都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只有布兰农先生朝米克似笑非笑，但她斜着眼睛非常强硬地回望着他。

威尔逊太太非常紧张，点烟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我不想告你或者怎么样，我想要的就是你们要公平。他们给巴比吃了什么东西让她睡过去之前，她经历了那么多折磨，哭了那么久，我不是要让你们为这些付出代价。没有任何代价可以弥补这一切，这会影响她将来的事业，会影响我们的计划，我也不是要让你们为这些付出代价。她要戴好几个月的绷带，也不能去晚会上跳舞了——也许头上甚至还会有块地方秃掉。”

威尔逊太太和她爸爸对视着，好像被催眠了似的。然后，威尔逊太太伸手拿过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纸条。

“你们要付的，就是我们需要支付的实际费用。巴比在医院里住单人病房，有私人护士，一直住到可以回家为止，还有手术室和医生的账单——这一次，我想立刻给医生付钱。而且，他们给巴比剃光了所有头发，你得付钱让我带她去亚特兰大做电烫发——等她头发长回原样之后，还要再做一次。还有她的服装费，以及类似其他小账单的钱。等我弄清楚，就立刻给你逐条写下来。我会尽最大可能公平诚实，我把账单拿来，你得一次付清。”

她妈妈抚平膝盖上的裙子，急促地喘了一口气。“我觉得，儿童病房要比单人病房好多了，上次米克得了肺炎——”

“我说过了，单人病房。”

布兰农先生伸出两只白皙、粗短的手掂量着，像是放在天平上一样。“或许，过一两天巴比会搬到双人房间，跟另一个孩子同屋。”威尔逊太太毫无表情地说，“你听见我说的话了。你孩子打伤我家巴比，她理所应当要享受优越的条件，直到康复的那一天。”

“你有权利要求。”她爸爸说，“天知道，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但我们可以积攒。我知道你不会趁机占我们的便宜，我很感激这一点。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她想待在这里，听听他们还会说些什么，但她满脑子都是巴伯。一想到他坐在黑暗寒冷的树屋里担心辛辛监狱的事情，她便觉得心中不安。她走出屋子，穿过走廊朝后门走去。风在刮着，院子里一片漆黑，只有厨房的灯透出一方昏黄的亮光。她回过头，看见波西娅坐在桌前，修长瘦削的双手捧着脸，一动不动。院子里空无一人，黑暗中风刮得影子快速移动着，很吓人，还发出一种像是哀鸣的声音。

她站在橡树下面。然后，她刚要伸手去抓第一根树枝，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突然觉得，巴伯已经不见了。她大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应声。她像只猫一样迅速无声地爬上去。

“嘿！巴伯！”

她不用到箱子里去摸，就知道他不在里面。为了确认一下，她走进箱子，摸遍了每一个角落。那个孩子不见了。肯定是她前脚刚离开，他后脚便爬下树来。现在他肯定已经跑了。像巴伯这么聪明的孩子，谁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他。

她爬下树，跑到前面的门廊。威尔逊太太正要离开，他们都跟她一起来到门前的台阶上。

“爸爸！”她说，“我们得管管巴伯。他跑了，我肯定他已经不在我们街区了，我们都得出去找找。”

没有人知道该去哪里找，无从下手。她爸爸在街上走来走去，朝所有的小巷子里张望。布兰农先生打电话给威尔逊太太叫了辆便宜出租车，自己则留下来帮着一起找人。辛格先生坐在门廊的栏杆上，他是唯一保持冷静的人。他们都等着米克想出来去什么地方找巴伯才好。但是，镇子太大了，这个小孩又那么聪明，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许他跑到糖山上，到波西娅家去了。她回到厨房，波西娅正坐在桌子前，两只手捧着脸。

“我突然想到，他可能跑到你家去了。帮我们找找他吧。”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赌五分钱，我那个吓坏了的小巴伯一直待在我家里。”

布兰农先生借了一辆汽车。他、辛格先生、米克的爸爸带着她和波西娅，一起上了车。除了她，没人知道巴伯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没人知道，他逃跑实际上是为了逃命。

除了地上斑驳的月光，波西娅家里一片漆黑。他们一迈进门去，便感觉得到两个房间里都没有人。波西娅点亮前面的油灯。两个房间里散发着一种混杂的味道，墙上挤挤挨挨地贴满了剪贴画，桌上铺着蕾丝桌布，床上放着蕾丝枕头。巴伯并不在里面。

“他来过这里。”波西娅突然说，“我看得出有人来过这里。”

辛格先生在厨房桌子上找到一支笔和一张纸。他迅速看了一遍，然后他们都看着这张纸。字迹圆润但凌乱，除了一个单词，这个聪明的小孩其他的词都拼写得很正确。便条上写道：

亲爱的波西娅：

我去佛罗里达了。跟大家说一声。

你诚挚的，

巴伯·凯利

他们站在那里，大吃一惊，一筹莫展。她爸爸望着门外，焦虑地用大拇指挖着鼻子。他们都准备钻到车里，然后驱车前往南去的公路。

“等等，”米克说，“巴伯尽管只有七岁，但他很聪明，如果真要逃跑的话，他不会告诉我们他要跑到哪里去，关于佛罗里达的话只是个花招。”

“花招？”她爸爸说。

“是的。巴伯熟悉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佛罗里达，另一个是亚特兰大。巴伯、拉尔夫和我曾经去过通往亚特兰大的公路很多次。他知道从那里怎么走，他肯定去那里了。他以前一直说，如果有机会去亚特兰大他要做些什么。”

他们出门，又上了汽车。她正准备爬上后座，波西娅突然捏住她的胳膊肘。“你知道巴伯干了什么吗？”波西娅平静地说，“别告诉任何人，但我的巴伯把我的金耳环从梳妆台上拿走了。我从来没想到，我的巴伯能对我做出这种事来。”

布兰农先生发动了汽车。他们开得很慢，一边在街上仔细搜寻着巴伯，一边朝通往亚特兰大的公路开去。

的确，巴伯身上有一种强硬刻薄的特性。今天，他的举止跟以往迥然不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个安静的小孩，从来没干过真正刻薄的事情。如果伤害了谁的感情，他总会感觉羞愧和紧张。那么，他怎么能干出今天的这些事情来呢？

他们缓缓驶上通往亚特兰大的公路，经过最后一排房子来到漆黑的田野和树林边。一路上他们不断停下来，打听是否有人见过巴伯。“有没有一个穿灯芯绒裤子、光着脚的小孩经过这里？”然而，即便他们走了十英里，也没有人说见过或注意过他。风从开着的车窗吹进来，寒冷，强劲。已经是深夜了。

他们又往前开了一点，然后折返回镇上。她爸爸和布兰农先生想去问问所有二年级的孩子，但她让他们掉了头，又回到通往亚特兰大的公路上。她一直记得跟巴伯说过的那些话，巴比死了，辛辛监狱，劳斯典狱长，等等，还说过跟他个头儿一般大的小电椅，还有地狱。黑暗之中，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可怕。

他们缓慢地开出镇子，走了约莫半英里，然后她猛然看见了巴伯。汽车的灯光清晰地照见了走在前面的他，样子很滑稽。他正沿着路边走，伸出大拇指，想要搭车。他腰带上别着波西娅的切肉刀，在宽阔漆黑的大路上他显得那么小，不像七岁，倒像个五岁的孩子。

他们停下车，他跑过来要钻进车里。他看不见车里是谁，脸上露出那种斜着眼睛的表情，跟以前玩弹珠瞄准时一样。她爸爸一把抓住他的领子，一通拳打脚踢。然后，他一把抓起那把切肉刀，他们的爸爸及时地一把从他手里夺过了刀子。他像中了圈套的小老虎那样挣扎着，但最终还是被他们拖进了车里。回去的路上，他们的爸爸把巴伯放在腿上，巴伯僵直地坐着，什么也不倚靠。

他们必须得把他拖进屋，所有邻居和房客都出来看热闹。他们把他拖进前屋，到了屋里，他退缩到角落里，紧攥着拳头，眯起眼睛，挨个儿看着屋里的人，好像随时要对抗整个人群。

自从进了屋子，他一句话都没说，最后他开始大声尖叫：“是米克干的！我没干，是米克干的！”

巴伯发出一种从未有人听过的尖叫声，他脖子上青筋暴突，两只拳头攥得像小石头一样。

“你们抓不住我！谁也抓不住我！”他一直在大叫。

米克晃晃他的肩膀，告诉他她之前说的话都是编的。他终于明白了她说的话，但他不肯停止尖叫，好像什么都无法阻挡那种尖叫。

“我恨所有人！我恨所有人！”

他们都站在旁边。布兰农先生搓着鼻子，看着地板。终于，他悄悄地出去了。辛格先生似乎是唯一知道怎么回事的人，也许这是因为他没有听见那种可怕的叫喊。他的脸上仍然很平静，巴伯每次看他，都似乎更安静了。辛格先生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在类似今天这样的时候，如果人们让他来处理，会好得多。他更理智，他知道的事情很多普通人并不懂。他就那么望着巴伯，过了一会儿，孩子安静下来，他们的爸爸可以把他抱到床上去了。

他脸朝下趴在床上，哭个不停。他哭了很久，哭得很厉害，这让他全身颤抖。他哭了一个小时，三个房间里的人都没法入睡。比尔搬到了起居室的沙发上，米克跟巴伯一起躺在床上。他不让她碰他，也不让她挨着他。他一边哭一边打嗝，又过了一个小时，他睡着了。

她久久不能入睡。黑暗中，她用双臂搂着他，搂得很紧。她抚摸着他的全身，又吻遍他的全身。他那么柔软，那么小，身上散发着男孩子的那种咸味。她心中充满了对他强烈的爱，让她使劲搂着他，最后她的胳膊都麻了。在脑子里，她同时想着巴伯和音乐，仿佛她对他无论多好都不够。她再也不会打他，再也不会耍弄他了。她双手抱着他的头，就这样睡了一晚上。然后，她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不见了。

那晚之后，她再也没有多少机会耍弄他了——她或别人，都没有机会。打伤巴比之后，这个孩子再也不像小巴伯了。他总是沉默，不跟任何人打交道。大多时候，他就一个人那么坐在后院或者煤屋里。圣诞节越来越近。她真的想要一架钢琴，但关于这个，她自然什么也不会说。她跟所有人说，她想要一块米老鼠手表。他们问巴伯想让圣诞老人送他什么，他说什么都不要。他把弹珠和折叠刀藏了起来，也不让任何人动他的故事书。

那晚之后，没有人再叫他巴伯。邻居的大孩子们喊他巴比-杀手·凯利，但他不大跟别人搭腔，似乎也没有什么事情会烦扰到他。家人叫他的真名——乔治。起初，米克还是忍不住叫他巴伯，她也不想改。但很奇怪，大约一个星期后，她很自然地跟其他人一起叫他乔治了。但这个孩子——乔治——变了，他总是独来独往，老气横秋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即便是她，也是如此。

圣诞前夜，她跟他一起睡，他躺在黑暗中一言不发。“别再表现得这么奇怪了，”她对他说，“我们聊聊那些聪明人，还有，聊聊荷兰孩子是怎么不挂袜子而是挂木鞋的。”

乔治没应声。他睡着了。

早晨，她四点起床，叫醒所有家人。他们的爸爸在前屋生了火，然后让他们到圣诞树底下看看自己有什么礼物。乔治得到一套意大利西装，拉尔夫得到一个橡皮娃娃，家里其他人得到的都是衣服。她把自己的袜子翻了个遍，想找米老鼠手表，却没有发现。她的礼物是一双棕色牛津鞋，还有一盒樱桃糖果。尽管天还没亮，她和乔治已来到人行道上，砸巴西果，放鞭炮，又吃光了一整盒两层的樱桃糖果。天光大亮的时候，他们觉得肚子不舒服，也筋疲力尽了。她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进入“里屋”的世界。

6

八点钟，科普兰医生坐在桌前，借着窗户透进来的暗淡晨光，研究着一沓纸。在他身边是一株树冠浓密的雪松，一片深绿色一直伸向天花板。自从执业第一年起，他每年圣诞节都会办一次聚会，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前面几个房间的墙边，放了一排排凳子和椅子。房子里弥漫着新烤蛋糕和热气腾腾的咖啡的那种香甜味道。波西娅也在办公室，跟他一起坐在墙边的凳子上，两只手托着下巴，身体向前趴着，几乎快对折起来了。

“父亲，你从五点开始就坐在桌子前面，你不用起得这么早，应该待在床上，有事再起也不晚。”

科普兰医生用舌头润润厚嘴唇。他心头的事情很多，无暇顾及波西娅，她在身边让他有点烦躁。

终于，他转身望着她，有些恼怒。“你坐在这里惆怅什么？”

“我就是担心。”她说，“第一，我担心我们的威利。”

“威廉？”

“你瞧，他每个周日都定期给我写信，我周一或周二就会收到他的信，但上周他没写信。当然，我不是很着急。威利一直善良温柔，我知道他会没事的。他已经从监狱被送进戴镣囚犯队，他们要到亚特兰大北部什么地方干活儿。两个星期以前，他写信来说，他们今天要去做礼拜，让我把那套衣服和红领带给他送过去。”

“威廉就说了这些？”

“他信上说，那个B.F.梅森也在监狱里，他还碰到了巴斯特·约翰逊，威利以前认识这个男孩。而且，他还让我把口琴给他送去，说没有口琴吹他觉得很不快乐。我把所有东西都送过去了，还有一副跳棋和一块白冰皮蛋糕。但我特别希望再过几天能收到他的信。”

科普兰医生的眼睛里闪着热切的光，两只手怎么也停不下来。“女儿，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聊，时间紧迫，我得先把这些弄完。你到厨房去看看是不是都准备停当了。”

波西娅站起来，竭力装出一副明朗开心的样子。“那五块钱的奖金你是怎么决定的？”

“我还没有最后确定最明智的办法是什么。”他谨慎地说。

他的一个朋友是位黑人药剂师，每年都会提供五块钱的奖金，奖励命题作文中写得最好的高中生。这位药剂师让科普兰医生全权批阅这些作文，等到圣诞节聚会上宣布获奖者。今年，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志向：我该如何提升黑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只有一篇文章真正值得考虑，但这篇文章太幼稚，没有明智的建议。因此，要把奖项颁给这篇文章，有点不太慎重。

科普兰医生戴上眼镜，全神贯注地重新看起这篇文章。

这就是我的志向。首先，我希望能够考上塔斯凯基大学，但我不想成为布克·华盛顿[17]或者卡弗博士[18]那样的人。等我认为自己的教育结束了，我希望成为一名好律师，就像为“斯科茨伯勒男孩们”[19]辩护的律师一样。我只接手黑人诉白人的案子。每天，在每个方面，以每一种方式，我们的同胞都感觉低劣卑微。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是个正在崛起的民族，我们不会长久地在白人的重压之下流汗，我们不能只是播种，却让别人收获。

我想像摩西那样，领着以色列的子民离开压迫者之地。我想创立一个“黑人领袖和学者的秘密组织”。所有黑人都将团结在这些推选出的领导人身旁，在他们的指引之下，准备起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果他们关注我们民族的困境，愿意看到美国分裂，那么他们就会来帮助我们。所有黑人都要团结起来，要进行革命。最终，黑人将占领密西西比河以东和波托马可河以南的领域。我会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由“黑人领袖和学者组织”来领导。我们坚决不给白人签发护照——他们如果进入这个国家，不会有任何法律权利。

我仇恨整个白人种族，我会一直努力，这样，黑人民族就可以为曾经遭受的所有苦难复仇。这就是我的志向。

科普兰医生感觉到血管里热血沸腾。桌上的钟表嘀嗒作响，声音很大，刺激着他的神经。这个男孩想法如此疯狂，他怎么能把奖项颁给他呢？他该怎么决定？

其他文章都没有实质性内容。这些年轻人不肯动脑子，他们写的只是自己的志向，完全忽略了论题的最后部分，只有一点内容还算有些意义。二十五个学生中，有九人在文章一开头便写道：“我不想做奴仆。”这句话写完之后，他们就写要开飞机，要成为职业拳击手，或者牧师，或者舞蹈家。一个女孩全部的志向就是要对穷人好一点。

让他纠结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兰西·戴维斯。他还没有翻到最后一页看到签名，便已经知道了作者是谁。兰西以前给他找过麻烦。他姐姐十一岁时到别人家里当奴仆，后来遭到年过半百的白人雇主强暴。大约一年之后，他接到紧急电话，要他去看看兰西。

科普兰医生走到卧室的档案柜前，那里头装着他所有病人的资料。他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丹·戴维斯太太及家人”。他浏览着上面的记录，最后看到兰西的名字。日期是四年以前。他的相关条目是用墨水写的，比其他人的内容都详细：“十三岁，已发育。自行阉割未遂。性欲旺盛，甲状腺亢奋。尽管不太疼痛，但两次就诊均大声哭闹。健谈——尽管有些偏执，但很喜欢说话。除一次意外，成长环境尚可。参见露西·戴维斯——母亲，洗衣工。很聪明，值得观察，并尽可能给予帮助。保持联络。费用：一块钱（？）。”

“今年的结果很难判定，”他对波西娅说，“但我觉得必须要把这个奖颁给兰西·戴维斯。”

“如果你决定了，那么——来跟我说说这里的一些礼物吧。”

聚会上要分发的礼物都放在厨房里。有纸袋子装着的食品和衣物，上面都用一张红色圣诞卡标好了。愿意来的人都接到邀请来参加聚会，但想来参加聚会的客人之前已经来过这里，在走廊桌子上专门的会客簿上写下了（或请朋友代写）自己的名字。这些袋子堆在地上，大约有四十个，接受者的需求不一样，每个袋子的大小便也不一样。有些礼物只是几小包坚果和葡萄干，另一些是些很重的箱子，一个人几乎抬不动。厨房里塞满了好东西，科普兰医生站在门口，鼻孔骄傲地翕动着。

“我觉得你今年干得非常好。人们都这么善良。”

“哼！”他说，“这些连百分之一的需要都满足不了。”

“喏，又来了，父亲！我很明白，你其实非常高兴，但你就是不想表现出来，你总得找点事情来抱怨。这里大概有四袋豌豆，二十袋粗面粉，十五磅腊肉，有鲻鱼，六打鸡蛋，很多粗玉米粉，好几罐西红柿和桃子，有苹果，两打橘子，还有衣服，两个床垫，四条毯子。我觉得已经很多了！”

“大海里的一滴水罢了。”

波西娅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这里——这些东西你想怎么处理？”

大箱子里装的只是些垃圾——没头的布娃娃、脏兮兮的蕾丝花边，还有一块兔子皮。科普兰医生仔细查看着每件物品。“别扔，每样东西都有用。这些都是客人送的，他们只有这些。以后我会发现它们的用途的。”

“你看看这些盒子和袋子吧，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包起来。厨房这里没地方放，很快他们就要挤进来吃茶点了。我要把这些礼物都放到后门台阶上，还有院子里。”

朝阳已经升起，这将是晴朗而寒冷的一天。厨房里传来各种香甜的味道，炉子上放着一大壶咖啡，壁橱架子上放着冰皮蛋糕。

“这些都不是白人捐的，都来自黑人。”

“不，”科普兰医生说，“不完全对。辛格先生捐了一张十二块钱的支票，用来买煤。今天我也请他来参加聚会了。”

“天哪！”波西娅说，“十二块钱！”

“我觉得，请他来是对的。他跟其他白人不一样。”

“你说得对，”波西娅说，“但我一直在想我的威利。我真希望他今天能来参加聚会，真希望能收到他的信，我心里老想着这些。但现在我们不能再聊下去了，得去准备下。客人们可能要来了。”

还有足够的时间。科普兰医生洗漱完毕，仔细地换好衣服。有一阵子，他想练习一下人们都来了之后他要说的话，但期待和不安让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十点钟，第一批客人到了，不到半小时人们都来了。

“圣诞快乐！”邮差约翰·罗伯茨说道。他在拥挤的屋子里欢快地挤来挤去，一只肩膀高，一只肩膀低，还一边用白色丝手帕抹着脸上的汗珠。

“大家都圣诞快乐！”

屋子前面很挤。客人们都堵在门口，在门廊和院子里三五成群。没有拥挤，也没有粗鲁的行为，这种热闹井然有序。朋友们彼此喊着名字，陌生人被介绍认识，然后握手，孩子和年轻人们聚在一起朝后面厨房移动着。

“圣诞礼物！”

科普兰医生站在前屋中央的圣诞树边上，感觉有些眩晕。他胡乱跟人们握手寒暄。给他个人的礼物纷纷塞进他的手里，有些用丝带包得非常精美，有些则用报纸包着。他一时不知道该把礼物放到哪里。空气厚重起来，人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一张张面孔在他周围旋转，他谁也认不出来。他慢慢恢复了冷静，找到地方放下怀里的礼物。眩晕慢慢退去，房间清晰起来。他扶了扶眼镜，开始看着四周。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药剂师马歇尔·尼克尔斯也来了。他穿着燕尾服，正跟开垃圾车的女婿交谈。至圣升天教会的牧师也来了，还有其他教堂的两位执事。海博埃穿着花哨的格子西装，在人群中穿梭自如。健壮结实、油头粉面的年轻人对穿着艳丽长裙的年轻女人鞠躬。母亲们带着孩子，小心翼翼的老人们往俗艳的手帕里吐着痰。屋子里温馨而又吵闹。

辛格先生站在门口，许多人盯着他看。科普兰医生不记得自己是否欢迎过辛格先生的到来。哑巴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脸有点像斯宾诺莎的一幅照片，一张犹太人的脸。看见他真好。

门窗都开着，风吹进屋子里，炉火熊熊燃烧。嘈杂的声音平息下来，人们都已经就座，年轻人一排排地坐在前面的地上。走廊、门廊，甚至院子里，都挤满了沉默不语的客人们。他发言的时间到了——他该说点什么呢？恐慌扼住了他的喉咙。一屋子的人都在等待着。约翰·罗伯茨一示意，所有声音都止息了。

“我的同胞们。”科普兰医生茫然说道，又停住了，所有那些话突然涌上他的心头。

“我们共同聚集在这个屋子里，来庆祝圣诞节，今年已经是第十九年了。人们第一次听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在黑暗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在这个镇上的法院广场被卖为奴隶。从那以后，我们不知道多少次听到并且讲述耶稣一生的故事。而今天，我们的故事将与以往不同。

“一百二十年前，有个人出生在今天我们叫作德国的地方——这个国家远在大西洋彼岸。这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明白事理，但他的思想跟天堂或逝者的未来无关。他的使命是为了活着的人，为了那些工作、受苦、工作一直到死的劳苦大众，为了那些以洗衣、做饭为工作的人们，为了那些摘棉花、在工厂滚烫染缸边工作的人们。他的使命是为了我们，这个人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对周围的世界进行了观察、研究和琢磨。他说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阶层：穷人和富人。对于每个富人，都有一千个穷人在为他工作，让他更富有。他没有把世界分成黑人、白人或中国人——对卡尔·马克思而言，一个人是成为数百万的穷人之一还是成为少数的富人之一，这似乎比他的肤色更重要。卡尔·马克思的终生使命，是要实现人类平等，要均分世界上的大笔财富，这样就不会再有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份额。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留给我们的训示：‘人尽其才，按需分配。’”

走廊里有一只满是皱纹的蜡黄手掌怯懦地挥动了一下。“他是《圣经》里的马可吗？”

科普兰医生做了解释。他拼出了这两个名字，还提到了日期。“还有问题吗？我希望大家都畅所欲言，一起讨论。”

“我猜，马克思先生是基督教教会的人？”牧师问道。

“他相信人类的精神都是神圣的。”

“他是白人吗？”

“是的，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白人。他说：‘我觉得所有人跟我都是一样的。’他认为自己是所有人的兄弟。”

科普兰医生停顿了一下，这次停顿的时间更长了。周围，一张张面孔都在等待着。

“我们在商店里买的每样东西、每样商品，它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取决于一样东西——制造或者培育这件东西所花费的劳动。为什么一座砖房子比一棵卷心菜贵？因为建造一座砖房子需要很多人投入劳动。有人去制作砖和砂浆，有人去砍树做铺地的地板，有人负责整个砖房子的建造问题，有人把材料运到要建房子的地方去，有人制造手推车和卡车用来运送材料。最后，还有工人建造这座房子。一座砖房子涉及很多很多人的工作——而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自家后院种一棵卷心菜。一座砖房比一棵卷心菜贵，就是因为它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因此，人们购买这座砖房时，他就是在为砖房所包含的劳动付钱。但是，谁拿到了这些钱，也就是利润呢？不是付出劳动的那些人，而是管理他们的那些老板们。你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一下这件事，你会发现，老板上面又有老板，上面还有更大的老板——因此，劳动生产出有价值的物品，而控制这种劳动的人是极少数。这样说清楚了吗？”

“我们明白了！”

但他们真的明白了吗？他重新开始，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大家有了问题。

“建造这些砖房子用的泥土难道不用花钱吗？而且租地种庄稼难道不用花钱吗？”

“这是个好问题，”科普兰医生说，“土地，泥土，木材——这些东西叫自然资源。人类不能制造这些自然资源——人类只能开发自然资源，只能利用它们来工作。因此，这些东西应该归哪个人或者哪个组织所有吗？人怎么能够拥有种庄稼需要的土地、空间、阳光和雨水呢？对于这些东西，一个人怎么能说‘这是我的’，并且拒绝别人来分享它们呢？因此，马克思说，所有这些自然资源应该归大家所有，不应该分成小块，而是应该按照人们的工作能力不同供所有人来使用。像这样。比如，一个人死了，把一头骡子留给了四个儿子，儿子们肯定不会把骡子分成四块然后每人拿一块。他们会共同拥有，共同使用这头骡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拥有自然资源也应该这样——不是归一群富人所有，而是全世界所有工人们作为一个整体去拥有它。

“我们这个屋子里的人，谁都没有私人财产，或许有一两个人住的房子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还存了一两块钱——但我们拥有的一切只够我们勉强维持生计，此外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我们的身体，而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出卖我们的身体。早晨，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或者我们一整天都在劳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出卖自己的身体。我们会为了任何一点报酬，为了任何目的，随时出卖我们的身体。我们被迫出卖身体，仅仅是为了吃饭，为了活下来。我们出卖身体所得的报酬，只是为了让我们有力气进行更多的劳作，为别人赚取利润。今天，我们不再被放到法院广场的台子上出售，然而，在我们活着的每一个小时里，我们都被迫出卖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灵魂。我们从一种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却又被送进了另一种奴隶制。这就是自由吗？我们已经是自由人了吗？”

一个深沉的声音从前院传过来。“这就是真相！”

“就是这么回事！”

“而在这种奴役中，不只有我们，全世界还有其他很多人，数以百万计，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我们民族的很多人仇恨贫穷的白人，而他们也仇恨我们，就是镇上那些住在河边、在工厂里干活儿的人，他们几乎跟我们一样贫穷。这种仇恨是一种极度的邪恶，不会产生好结果。我们必须牢记卡尔·马克思的话，按照他的教导寻找真理。这种贫困的不公平或许会将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将我们分开。我们必须牢记，我们都是通过劳动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着有价值的东西。卡尔·马克思所说的这些重要真理，我们必须铭记在心，永不忘记。

“但是我的同胞们！在这间屋子里，我们——我们黑人们——还有另外一个使命，那是我们独有的。在我们心中有一种强烈而真实的使命，如果我们辜负了这个使命，我们将会永远迷失。那么，让我们看看这种特殊使命到底是什么。”

科普兰医生松了松衬衫的领子，他的喉咙里有一种哽咽的感觉，他的心里有太多痛苦的爱。他环顾沉默的客人，他们在等待着。院子里、门廊里的那些人同样静静地站着，跟屋里的人一样聚精会神。一位失聪的老人向前倾着身子，一只手兜在耳朵上。一个女人用安抚奶嘴安慰着焦躁不安的婴儿。辛格先生专注地站在门口。大部分年轻人则坐在地板上，这里面便有兰西·戴维斯。这个男孩很紧张，嘴唇毫无血色。他用两只胳膊紧紧抱着膝盖，年轻的面庞上是一种郁郁寡欢的神情。屋子里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科普兰医生，眼睛里闪烁着对真理的渴望。

“今天，我们要把五块钱的奖金颁发给一个高中生，他就‘我的志向：我该如何提升黑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题目写出了最出色的文章。今年获得这个奖项的是兰西·戴维斯。”

科普兰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我无须再告诉大家，这个奖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奖金的数目——而是其代表的神圣真理和信念。”

兰西笨拙地站了起来，郁郁寡欢的嘴唇一直在哆嗦。他鞠了躬，接过了奖金。“你想让我把自己的文章念一念吗？”

“不用了，”科普兰医生说，“但我希望你这周找个时间来跟我聊聊。”

“好的，先生。”屋里又安静下来。

“‘我不愿意做奴仆！’在这些文章里，我反复读到这样的愿望。奴仆？我们当中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有机会做奴仆。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没机会服务！”

屋子里爆发出不安的笑声。

“听着！我们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去做苦力修路，去负责这个城市的卫生，或者在锯木厂、农场工作。另有五分之一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但其余五分之三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呢？我们为那些连自己吃的东西都不会做的人做饭，很多人一辈子侍弄花草，只是为了一两个人享乐，还有很多人在豪华的房子里擦亮打过蜡的地板，或者我们为那些懒到不肯自己开车的人当司机。我们耗费自己的生命，做了成千上万份工作，而这些工作却对人没有任何真正的用处。我们辛苦劳作，但所有的劳动都浪费了。这就是服务吗？不是，这是奴役。

“我们辛苦劳作，但我们的劳动浪费了，我们又没有机会去服务。今天上午到这里的这些学生们，你们代表了我们民族里面幸运的少数人。我们大多数人都根本上不了学。你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成打的年轻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我们被剥夺了学习和智慧的尊严。

“‘人尽其才，按需分配。’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贫穷是种什么样的折磨，这就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但有一种不公平更为严重——被剥夺了按自己能力去劳动的权利，终其一生，都在做无谓的工作，被剥夺了服务的机会。剥夺我们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比抢走我们钱包里的钱财更可怕。

“今天上午在这里的年轻人当中，有些也许想当教师、护士，或者当自己民族的领导者，但你们大多数人都会被剥夺这种机会。你们不得不为了无用的目的出卖自己，才能勉强活下去。你们会遭受挫折，会失败。年轻的化学家去摘棉花，年轻的作家不能学习认字，教师在熨衣板上遭受无谓的奴役。我们在政府部门没有代表，我们不能投票。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我们是最受压迫的民族。我们不能抬高声音，因为长久不用，我们的舌头已经烂在了嘴里。我们的心越来越空虚，丧失了实现使命的力量。

“黑人同胞们！我们身上有人类思想和灵魂的所有财富，我们贡献出最宝贵的天赋，但我们的贡献被蔑视，被嗤之以鼻。我们的天赋被践踏在泥里，一文不值，让我们去做的工作还不如牲畜的工作有意义。黑人们！我们必须站起来，重新变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自由！”

房间里响起窃窃私语的声音，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在慢慢积聚。科普兰医生哽咽着，握紧了拳头。他觉得好像自己已经膨胀为一个巨人，心里的爱让他的胸膛变成了发动机。他想要大喊，让全镇的人们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想要跌倒在地板上，用巨人的声音呐喊。房间里充满了呻吟和叫喊。

“救救我们！”

“万能的主！带我们离开这片死亡的荒野！”

“哈里路亚！救救我们，主啊！”

他挣扎着控制住自己，挣扎着，最终恢复了自制力。他压下内心的呐喊，寻求着那种强大、真实的声音。

“注意！”他喊道，“我们要拯救自己，但不是通过哀悼的祈祷来拯救，不是通过好逸恶劳和烈酒，不是通过身体的愉悦和无知，不是通过顺从和谦卑，而是通过骄傲，通过尊严，通过变得坚强、强大，以此来拯救自己。我们必须为我们真正的使命积聚力量。”

他突然停住了，站得笔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会用自己卑微的方式阐释卡尔·马克思的第一训示。今天来参加聚会的每个人都预先送来了礼物，你们很多人牺牲了自己的舒适，只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你们每个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会得到什么价值的礼物回报。我们彼此分享，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很早便意识到，给予比接受更美好。我们心里早已记住了卡尔·马克思的话：‘人尽其才，按需分配。’”

科普兰医生沉默了很久，好像话已经说完了。然后，他又说道：

“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我们屈辱的每一天，都要带着力量和尊严前行。我们必须有强烈的骄傲之心，因为我们了解人类思想和灵魂的价值。我们必须要教给自己的孩子们，我们必须做出牺牲，这样他们才能够赢得学习和智慧的尊严。这个时刻终究会到来，我们心里的财富将不再被蔑视和嗤之以鼻；这个时刻终究会到来，我们可以有机会去服务、去劳动，我们的劳动不会再被浪费。我们的使命就是带着力量和信念静候这个时刻的来临。”

话讲完了。掌声响起来，屋里地板上有跺脚的声音，外面坚硬的冬日大地上也传来跺脚的声音。厨房里飘来热的浓咖啡的味道。约翰·罗伯茨分发礼物，叫着卡片上写的名字。波西娅从炉子上的大壶里舀出咖啡，马歇尔·尼克尔斯则分发着一块块蛋糕。科普兰医生在客人中间走动着，身边总是围着一小群人。

有人碰碰他的胳膊肘。“你儿子巴迪就是以他命名的？”他回答是的。兰西·戴维斯追着他问问题，不管什么问题，他都回答“是的”。这种快乐让他觉得有些醉意蒙眬。教育、劝解他的同胞，给他们做解释——还有，让他们明白真理，这就是最好的事情。说出真理，得到关注。

“这次聚会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他站在门厅里，跟人们道别，一一握手。他重重地斜靠在墙上，只有眼睛还能动弹，他太累了。

“我真的很感谢。”

辛格先生最后一个离开。他是个真正的好人，是个有才华、真正有知识的人，他的身上看不到刻薄的傲慢。所有人都离开了，他留到了最后。他等待着，似乎在期待最后的结束语。

科普兰医生伸手按住喉咙，因为喉咙很疼。“教师，”他声音沙哑地说，“是我们最缺乏的，还有领导者，得有人把我们团结起来，引导我们。”

庆祝活动结束了，所有房间看上去都空荡荡的，一片狼藉。屋里很冷。波西娅正在厨房洗杯子。圣诞树上的银色雪花被踩到了地上，有两件装饰品已经碎了。

他非常疲倦，但心里的快乐和狂热让他难以平静。他从卧室开始，动手整理屋子。文件柜上有一张掉出来的卡片——兰西·戴维斯的资料。他脑子里出现了要对兰西说的话，他有些心神不宁，因为这些话他现在没法说出来。他满脑子都是男孩那张郁郁寡欢的脸，挥之不去。他打开上层抽屉，把卡片放回原位，A、B、C——他紧张地翻动着这些字母，然后眼睛定格在自己的名字上：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

文件夹里有几张肺部的X光片，还有简短的病历。他把一张X光片放到光线底下。在左肺上部，有一处明亮的地方，像颗钙化的星星，再往下有一大块阴影区域，右肺上部有块一模一样的地方。科普兰医生迅速将X光片放回文件夹，只有他给自己写的简短记录还拿在手里，上面的字迹很大，很潦草，他自己都几乎认不出来了。“一九二〇年——淋巴结钙化——淋巴结明显增厚，病变已得到控制——功能恢复。一九三七年——病变复发——X光片显示——”记录看不下去了。起初，他看不清楚字迹，等看清后，他又不明白什么意思。最后，记录上有几个字：“预断：不得而知。”

那种熟悉的灰暗疯狂的感觉又传遍他的全身。他俯下身，猛地拉开下面的一个抽屉。一堆乱七八糟的信件——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写来的几张便条。黛西写来的一封信，已经发黄了。汉密尔顿写的便条，要一块五毛钱。他在找什么？他的两只手在抽屉里乱翻一气，最后他僵直地站起身来。

浪费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波西娅在厨房桌前削着土豆。她弯腰趴在那里，脸上一副悲伤的表情。

“把肩膀抬起来，”他生气地说，“别再发愁了，你整天发愁、发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只是在想威利。”她说，“写信的话，只要三天就到了。但他没有理由让我这么担心，他不是那种男孩。我现在感觉很奇怪。”

“耐心点，女儿。”

“我觉得必须得耐心。”

“有几个病人我得去看看，很快就回来。”

“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他说。

走到晴朗凉爽的正午阳光底下，他的快乐消失了一大半，脑子里都是病人的病情。肾肿胀，脊膜炎，脊椎结核病。他从后座拿起汽车的曲柄。通常，他会招呼大街上路过的黑人给自己用曲柄发动汽车，他的同胞们总是很乐意效劳。但今天，他自己把曲柄伸进去，猛力转动起来。他用大衣袖子抹抹脸上的汗珠，匆忙坐到方向盘后面，开车走了。

今天他说的那些话，人们听懂了多少？有多少东西可以有点价值？他回想着自己的措辞，那些词似乎都淡去了，没有了力量，而没说出口的那些话反而沉甸甸地压在心头。这些话涌上他的唇边，令他焦虑不安。他眼前浮现出同胞们遭受苦难的面孔，这些面孔越来越多。他开车沿着街道慢慢前行，心里因为这种愤怒、焦躁的爱而翻腾不止。

7

好多年来，这个小镇都没有经历过今年这么寒冷的冬天了。窗玻璃上结了霜冻，各家各户的屋顶也都变成了白色。冬天的午后，阳光呈现出一种曚昽的柠檬黄色，影子则是淡淡的蓝色。街道的水洼上，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圣诞节的第二天，有人说，北边十英里之外的地方下了一场小雪。

辛格的身上发生了变化。安东纳普勒斯离开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辛格总是要出去散步很长时间。他散步的足迹覆盖了各个方向长达几英里的路程，几乎走遍了整个小镇。他走过河边拥挤的住宅区，自从这个冬天那些工厂的生意不景气之后，这些住宅区比以前更脏乱了，许多人的眼里都流露出一种阴沉的孤独感。人们出于无奈，只能无所事事，于是便生出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并且火热爆发出许多新的信仰。一个在工厂染缸处工作的年轻人突然宣布，他具有了一种伟大的神圣力量。他说，他的职责就是要把上帝的一套新戒律传递给大家。年轻人建起一个神龛，每天晚上都有成百上千人过来。他们在地上打滚，彼此摇晃，他们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种超人类的东西。还出现了谋杀案。一个女人赚的钱连吃饭都不够，她认定是工头在她的工作记录上做了手脚，于是用刀刺穿了他的喉咙。一户黑人家庭搬进了一条惨淡的街道末端的房子里，引起了公愤，邻居们烧掉了他家的房子，还打了这家的男主人。但这都是些小事件，并没有引起真正的变化。大家谈论的罢工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人们并不能团结起来。一切如常。即便在最寒冷的夜晚，迪克西阳光游乐场也开放着。人们做梦，打架，睡觉，跟平常一样。出于习惯，他们简化了自己的思想，这样他们便不会迷失在明日之后的黑暗之中了。

辛格走过镇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觉得气味难闻，黑人们拥挤地住在这里。这里有更多快乐，也有更多暴力。巷子里经常飘荡着杜松子酒那种刺激好闻的味道。窗户上映着温暖静谧的炉火的火光。几乎每天晚上，教堂里都有集会。一块块棕褐色草地上坐落着一幢幢舒适的小房子——这些地方辛格也走过。这里的孩子们更结实，对陌生人也更友好。他走过富人的住宅区。那些房子非常宏伟古老，有白色烟囱，围着精美的铁艺栏杆。他走过那些高大的砖房子，汽车在门前车道上鸣着喇叭，烟囱里不断地飘出一股股烟。再向外走，便到了几条道路的边缘。这些路从镇上通往一些杂货店，每周六晚上都有农民到杂货店里围坐在火炉旁。他经常在四个主要商业区漫无目的地溜达，这些地方灯火通明，之后他又穿过后面黑乎乎、空荡荡的小街巷。这个镇上所有的地方，辛格都知道。他注视着上千扇窗户里投出来的一方方昏黄的灯光。冬天的夜晚很美，天空是种寒冷的蔚蓝色，星星格外明亮。

现在在他散步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人跟他说话，把他拦下来，各种各样的人都认识他。如果跟他说话的人是个陌生人，辛格会递上卡片，这样人家就理解他为什么沉默不语。他成为镇上家喻户晓的人。走路的时候他的肩膀挺得很直，两只手一直插在口袋里，一双灰色的眼睛似乎看到了周围的一切，脸上总是一副平和的神情，这种神情似乎只有特别智慧或者特别伤心的人身上才会有。如果有任何人想跟他为伴，他总是很乐意停下来。毕竟，他只是散步，哪儿也不去。

现在，关于哑巴的各种流言在镇上四散而起。以前跟安东纳普勒斯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年，他们上下班都是一起走，但除此之外，他们便一直独自待在房间里。那时候没人来打扰他们——如果有人看他们的话，注意到的也是那个大块头希腊人。那些年里，辛格是被遗忘的人。

关于哑巴的传言丰富多彩。犹太人说他是个犹太人。主街两边的商人则称，他继承了大笔遗产，是个富人。一个被打压的纺织联盟里则有人背地里说，哑巴是美国产业组织委员会的组织者。好几年以前，一个孤单的土耳其人流落到镇上，跟家人一起开了家小店，靠卖家庭日用织品艰难度日，他跟妻子情绪激昂地说哑巴是土耳其人。他说，自己说土耳其语的时候，哑巴听得懂。他说这话时，声音温暖，忘了跟孩子吵嚷，充满了憧憬和活力。乡下来的一位老人说，哑巴是从他家乡附近来的，还说哑巴父亲种的烟草是全国最好的。人们对他众说纷纭。

安东纳普勒斯！辛格的心里永远留着对好友的记忆。晚上，他闭上眼睛，希腊人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黑暗中——胖胖的，油光满面，带着睿智而温柔的笑容。在他的梦里，他们两人总是在一起。现在好友已经走了一年多。

今年似乎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而且仿佛从普通的时间感里抽掉了一般——就像一个人喝醉了，或者半梦半醒的样子。在每个小时的背后，都有他好友的影子。跟安东纳普勒斯在一起的那段生活被埋葬了，然后又变化了、发展了，如同他周围的一切。在最初几个月里，他经常想起安东纳普勒斯被带走之前那几个糟糕的星期——想起他生病之后的麻烦事，想起逮捕的传票，想起努力控制好友异想天开时所经历的痛苦。他想起和安东纳普勒斯不愉快的那段过往。在久远的过去，有一个记忆反复闪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们没有朋友。有时候他们会去见其他哑巴——在十年间，他们认识了三个哑巴，但总是有这事或那事发生。有个哑巴在与他们相识后的第二周便搬到了另一个州。另一个哑巴结了婚，生了六个孩子，不再用手语说话了。但在好友离开之后，辛格记得最清楚的是与第三个哑巴熟人的关系。

这个哑巴叫卡尔，是个面色蜡黄的年轻人，在工厂里上班。他的眼睛是淡黄色的，牙齿很脆，是透明的，所以看上去也是淡黄色的。蓝色工装裤松松垮垮地挂在他骨瘦如柴的小身板上，让他看起来像个蓝黄色碎布拼的布娃娃。

他们邀请卡尔吃饭，跟他说好先到安东纳普勒斯工作的商店去会合。他俩到的时候，希腊人还在忙活着，正在商店后面的厨房里做一批焦糖奶油软糖，马上就要完工了。软糖在长长的大理石桌面上放着，色泽金黄，闪闪发光，空气里充满温暖醇厚的香甜味道。安东纳普勒斯很高兴卡尔在注视着他，他将刀子滑进温暖的糖果中，将其切成小方块。他把油乎乎的刀子边上留下的一角软糖递给他们的新朋友，又表演了一个小把戏。他如果想要讨好谁，都会表演这个把戏给人家看。他指着炉子上正在沸腾的一罐糖浆，用手扇着脸，斜眯起眼睛，好让人知道糖浆有多热。然后他把手放进一罐冷水里浸湿，一下伸进沸腾的糖浆里，又迅速将手抽出，重新放进冷水里。他瞪着眼睛，伸出舌头，似乎痛苦不堪的样子。他甚至绞着手，一只脚在地上跳着，整个房子都晃动起来。然后，他猛然笑起来，伸出那只手，显示这只是个玩笑，又打了一下卡尔的肩膀。

这是个暗淡的冬日夜晚，他们手挽手走在街上，呼出的气息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了白雾。辛格走在中间，两度在人行道上离开他俩去商店里买东西。卡尔和安东纳普勒斯拿着食品袋，辛格紧紧挽着他们的胳膊，一路微笑着回家。他们的房间很舒适，他快乐地忙活着，一边跟卡尔交谈着。饭后，他们两人继续聊天，安东纳普勒斯则带着一种迟钝的微笑观望着。大块头希腊人不时笨拙地走到壁橱前，倒几杯杜松子酒。卡尔坐在窗前，只有当安东纳普勒斯把酒杯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才会喝，极其郑重地小口啜饮着。辛格不记得好友以前什么时候对陌生人如此亲近过，他很高兴地预想着什么时候卡尔可以经常来拜访他们。

时间已过午夜，突然有件事毁掉了他们的欢乐聚会。安东纳普勒斯又去了壁橱跟前，回来时脸上却带着一种愤怒的表情。他坐在床上，开始不断地盯着他们的新朋友，脸上一副生气和极度厌恶的表情。辛格努力急切地说着话，想掩饰他奇怪的表现，但希腊人很固执。卡尔缩在椅子上，抱着骨瘦如柴的膝盖，大块头希腊人脸上的痛苦表情让他既着迷又困惑。他脸色通红，怯懦地咽着口水。辛格无法继续漠视整个场面了。终于，他问安东纳普勒斯是不是肚子痛，或者是不是感觉不舒服想要睡觉。安东纳普勒斯摇摇头，指着卡尔，然后把知道的所有肮脏手势都做了个遍，脸上的厌恶表情简直不忍直视。卡尔缩成一团，很害怕。终于，大块头希腊人咬牙切齿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卡尔慌忙拿起帽子，走出了房间。辛格跟着他下了楼梯，不知道该如何跟这个陌生人解释好友的事情。卡尔缩着身子站在楼下的门口，一副无力的模样，鸭舌帽拉下来挡在脸上。最后，他们握握手，卡尔走了。

安东纳普勒斯告诉他，他们的客人趁他们不注意，去壁橱那里喝光了所有的杜松子酒。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法让安东纳普勒斯相信，是他自己喝干了那瓶酒。大块头希腊人坐在床上，那张圆脸阴沉忧郁，满是责备的表情，大滴的泪珠慢慢滚落下来，流到内衣的领子上，怎么哄他都无济于事。终于他睡了过去，但辛格在黑暗中久久无法入睡。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卡尔。

多年以后，有一次，安东纳普勒斯从壁炉架上的花瓶里拿走了交房租的钱，全都喂了老虎机。还有一次，夏天的午后，安东纳普勒斯赤身裸体下楼去拿报纸。夏天的酷热让他难以忍受。他们分期付款买了一个电冰箱，安东纳普勒斯总是不断吸吮小冰块，甚至在睡觉时把几个小冰块放到床上慢慢融化。

有一次安东纳普勒斯喝醉了，把一碗通心粉扣到了辛格脸上。

最初那几个月里，这些难堪的记忆穿过他的思绪，就像难看的丝线穿过地毯一样。然后，这些记忆消失了，他们所有那些不愉快的记忆都忘记了。随着一年年过去，他对好友的思念与日俱增，最后，他心里想着的安东纳普勒斯只有他自己才认识。

这就是那位他会将所有心事都与之倾诉的好友，这就是那个除了自己没人知道他很聪明的安东纳普勒斯。岁月流逝，好友在他的心里似乎越长越大，在夜晚的黑暗中，好友的那张脸严肃而又机敏地向外望着。他脑子里对好友的记忆改变了，那些错误或愚蠢的记忆统统忘掉了——只留下好友聪慧而美好的记忆。

他看见安东纳普勒斯坐在他面前的一把大椅子上，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圆脸神秘莫测，嘴巴挂着智慧的微笑，眼睛很深邃。他望着别人对他说话，而以他的智慧，他能懂。

这就是现在一直在他脑子里的安东纳普勒斯，这就是他想与之倾诉一切的那位好友。今年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他被留在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一个人。他睁开眼睛，周围有那么多东西让他无法理解，他困惑不解。

他望着他们唇上拼出的那些词。

我们黑人想要一个最终获得自由的机会，自由只是做出贡献的权利。我们想要服务，想要分享，想要劳动，反过来，我们想要享用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但在我遇见的白人当中，只有你意识到我的同胞们处于可怕的贫穷境地。

你明白吗，辛格先生？这首曲子一直在我心里，我一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家。也许我现在什么都不懂，但等二十岁时我会懂的。明白吗，辛格先生？然后，我要到国外一个有雪的国家去旅行。

让我们干了这瓶。我想要一小瓶，因为我们正在思考自由，就是这个词，像我脑子里的一条虫子一样。是吗？不是？多少？多小？这个词意味着劫掠、盗窃和狡猾。我们会自由的，而最聪明的人又会奴役其他人。但是！但是这个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所有词汇中，这个词最危险。我们这些知道这一点的人必须要警惕。这个词让我们感觉良好——实际上这个词是个伟大的理想，但正因为有了这种理想，骗子们才为我们织就了最丑陋的网。

最后一个人搓着鼻子。他不太常来，也不太说话。他会问问题。

七个多月以来，这四个人一直到他屋里来。他们从不一起来——总是一个一个来。而他则无一例外，会站在门口带着真诚的微笑迎接他们。对安东纳普勒斯的想念一直伴随着他——跟好友走后最初的那几个月一样——跟其他人在一起总比长时间一个人待着强得多。就像很多年以前，他对安东纳普勒斯发誓（甚至把誓言写了下来，钉在床头上面的墙上）——发誓说，他会戒烟、戒酒、戒肉一个月。最初几天非常难熬，他坐卧不安，频繁去水果店找安东纳普勒斯，以至于查尔斯·帕克都对他没了好脸。他干完手上所有的雕刻活儿，会走到店铺前面闲逛，跟钟表匠和女售货员混一阵子，或者溜达到某个冷饮店喝杯可口可乐。那些日子里，靠近任何陌生人都比一个人待着想香烟、啤酒和肉要强。

最初，他根本不懂那四个人在说什么。他们说啊说啊——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说得越来越多。他习惯了他们的嘴唇动作，能听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后来又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没开口，他就已经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想说些什么了，因为意思总是一模一样。

他的双手对他来说是个折磨，它们不肯消停。在睡梦中，两只手总会抽搐。有时候，他醒过来，发现两只手正在面前比画着梦里的一些词。他不喜欢看着自己的手，或者想到它们。它们纤细，棕褐色，非常结实。在之前的那些年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两只手。冬天，他抹上油，防止皲裂，他会把角质层磨掉，指甲总是用锉刀磨成跟指尖同样的形状。他喜欢清洗和保养自己的双手。但现在，他只是一天两次用刷子粗粗地刷一下，然后把它们插进口袋里。

他在屋里来回走动时，会把手指关节掰得嘎嘎作响，还会猛拽关节，直到把手指拽疼为止。或者，他会用一只拳头去打另一只手掌。有时候他一个人待着，脑子里又想到好友，两只手便不由自主地开始比画字词。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就像一个自言自语的人被人撞见了一样，好像犯了什么道德错误似的。羞愧与悲伤混杂在一起，他握起拳头放在背后，但双手依然让他不得安宁。

辛格站在街道上，面前是他和安东纳普勒斯曾经住过的房子。傍晚时分，空气里烟雾弥漫，一片灰暗。西边的天空有一道道冷冰冰的黄色和红粉色云霞。一只冬天的麻雀疲惫不堪，在烟雾弥漫的天空中飞着各种花样，最后落在房子的山墙上。街上空无一人。

他的眼睛定格在二楼右手边的窗户上。这是他们的前屋，后面是个大厨房，安东纳普勒斯就在那里做饭。从亮灯的窗户看去，他望见一个女人在房间里来回忙着。灯光下，她身材高大，身影有些模糊，戴着围裙。一个男人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晚报。一个男孩拿着一片面包走到窗前，把鼻子贴在窗玻璃上。辛格看到，这个房间跟他们离开时没有两样——安东纳普勒斯的大床，他自己的小铁床，松软的大沙发，还有那张轻便折椅。那只破糖碗当成了烟灰缸，天花板上因漏雨留下的那块潮湿地方还在，还有角落里放脏衣服的箱子。在这样一个傍晚，厨房里一般不会开灯，只有大炉子的燃油炉口闪着光。安东纳普勒斯总是把火苗调得很小，每个炉口里面只能看到一圈参差不齐的金色和蓝色的光。屋里很温暖，散发着晚餐的香味。安东纳普勒斯用木勺品尝着菜肴的味道，他们一起喝着红酒。在炉子前面的油毡垫上，炉口燃烧的火苗投下明亮的影子——五个小小的金色灯笼。乳白色的暮色渐浓，这些小灯笼便愈发明显起来，夜晚终于降临的时候，它们便欢快地燃烧着，非常清晰。到那个时候，晚饭也煮好了，他们打开灯，把椅子拖到桌前。

辛格低头望着昏暗的前门。他想起他们早晨一同出门，晚上一同回家。人行道上有个破损的地方，安东纳普勒斯在那里绊倒过一次，伤了胳膊肘。那个邮箱，电力公司每月的账单都送到那里去。他能够感觉到指尖碰到好友胳膊时的那种温暖。

现在街上一片漆黑。他又一次抬头望望那个窗户，看见那个陌生的女人、男人和孩子在一起。他心头一片空虚。一切都没了。安东纳普勒斯走了，不在这里了，也无从记忆，他对好友的思念在别处。辛格闭上眼睛，努力想着精神病院，还有安东纳普勒斯今晚住的房间。他想起那些窄小的白床，还有那些在角落里玩纸牌的老人们。他紧闭双眼，但脑子里那个房间却依然不清晰。心底的那种空虚感非常深重。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再次瞥了一眼窗户，便沿着漆黑的人行道迈步走开了。这条人行道他们曾经并肩走过那么多次。

这是周六的夜晚，主街上人流涌动。穿着工装瑟瑟发抖的黑人们在廉价商店的橱窗前徘徊，家人们在电影院售票处排着队，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则盯着外面贴的海报。往来穿梭的汽车非常危险，他不得不等了很长时间，然后才穿过马路。

他经过水果店。橱窗里的水果都很漂亮——香蕉、橘子、鳄梨、色泽艳丽的小金橘，甚至还有几个菠萝，但查尔斯·帕克正在里面招待一个顾客。在他看来，查尔斯·帕克的脸奇丑无比。有几次，查尔斯·帕克不在店里，他走进去，在里面待了很久，甚至还走进了后面安东纳普勒斯制作糖果的厨房。但如果查尔斯·帕克在店里，他绝对不进去。自从安东纳普勒斯乘汽车离开那一天起，他们俩便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碰面。在街上遇见的时候，他们立刻扭过头去，连头都不点。有一次，他想给朋友送一罐他最喜欢的蓝果树蜂蜜，他用邮件从查尔斯·帕克店里订购，这样就不必面对他了。

辛格站在橱窗前，望着好友的表兄招呼客人。周六晚上的生意总是很好，安东纳普勒斯有时必须得工作到十点。那个很大的自动爆米花机就在门口附近。店员放进一份玉米粒，玉米粒便在里面旋转起来，像巨大的雪片一样。商店里散发出来的味道温暖而又熟悉，花生壳踩了一地。

辛格继续沿街朝前走去。他必须得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穿行，以免自己被撞到。因为是节假日，街上挂了很多彩灯，人们一群群站着，彼此搂抱着，大声说笑。年轻的父亲们把哭闹怕冷的孩子扛在肩头。一个戴着红蓝帽子的救世军女孩在街角摇着铃铛，当她望着辛格时，他觉得必须要在她身边的罐子里丢一枚硬币。路上还有乞丐，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伸出帽子或者粗糙的手。霓虹灯广告在人们的脸上投下一种橘黄色的光。

他走到一个街角。有一个八月份的下午，他和安东纳普勒斯曾经在这里见过一条疯狗。然后，他经过军需品商店上面的那间屋子，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安东纳普勒斯都要到这里来拍张照片。这会儿，他口袋里便装着很多这样的照片。他向西拐，朝河边走去。有一次他们带着午餐，过了桥，到河对岸的田野里野餐。

辛格沿着大街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在所有人群中，只有他形单影只。最后，他拿出手表，转身朝住的房子走去。也许，那几个人中有人今晚会到他屋里来。他希望如此。

他给安东纳普勒斯寄去一大箱子圣诞节礼物。他还给那四个人每人准备了一份礼物，凯利太太也有份。他给大家买了一台收音机，放在窗前的桌子上。科普兰医生没有注意到这台收音机。比夫·布兰农则立刻注意到了，抬了抬眉毛。杰克·布朗特只要在这里，便会一直开着收音机，总是听同一个台。他说话的时候，似乎在大声喊叫着好压过音乐声，额头上青筋暴突。米克·凯利看到收音机时，不明白怎么回事，她脸色通红，一遍遍地问收音机是不是真的是他的，问她能不能听。她调了好几分钟，然后才找到喜欢的台。她坐在椅子上，前倾着身体，双手放在膝盖上，张着嘴，太阳穴上的脉搏狂跳。不管听到的是什么，她好像都全力倾听着。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坐在那里。她冲他咧嘴笑了一次，这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她忙用拳头揉着眼睛。她问他，她是否可以在他上班时偶尔进来听听收音机，他点头同意了。这样，后来的几天里，他无论什么时候打开门，都发现她坐在收音机前，一只手梳理着一头凌乱的短发，脸上的那种表情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圣诞节后不久，有天晚上四个人碰巧同时来看他，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辛格微笑着在房间里走动着，送上茶点，尽最大努力礼貌待客，让客人们感觉舒服。然而，还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头。

科普兰医生不肯坐下，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帽子，对其他人只是冷淡地鞠了躬。他们望着他，好像很奇怪他为什么来这里。杰克·布朗特打开随身带来的啤酒，泡沫洒到胸前的衬衫上。米克·凯利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比夫·布兰农坐在床上，跷着二郎腿，一双眼睛扫视着面前的几个人，然后眯起眼睛盯住不动了。

辛格感觉困惑不解。平常，他们每个人都很健谈，而现在他们凑到一起，却沉默了。他们进来时，他还期待着会有一种爆发。朦胧之中，他期待着这是什么事情的终结。然而，屋子里只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他用两只手紧张地比画着，似乎是在从空气中拖拽看不见的什么东西，然后将它们捆绑到一起。

杰克·布朗特站在科普兰医生身边。“我记得你的长相，以前我们碰见过一次——在外面台阶上。”

科普兰医生小心地翕动嘴唇，好像在用剪刀剪裁自己的话一样。“我没意识到我们认识。”他说。然后，他僵直的身体似乎缩小了，他后退着，最后站到了门槛之外。

比夫·布兰农镇定地吸着烟，烟雾淡淡地飘散在屋子里。他转身对着米克，望着她，脸上升起红晕。他半闭起眼睛，很快，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你现在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米克满脸怀疑地问。

“就是生活的事情啊，”他说，“学校——等等。”

“我觉得还行。”她说。

他们每个人都望着辛格，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他困惑了，送上茶点，微笑着。

杰克用手掌摩擦着嘴唇，他不再努力跟科普兰医生聊下去，而是挨着比夫坐在了床边。“以前用红色粉笔在工厂周围的篱笆和墙上写那些血淋淋的警告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比夫说，“什么血淋淋的警告？”

“主要是《旧约》里的话。这件事我想了很长时间了。”

每个人的话都主要是对着哑巴说的，他们的想法似乎都在他的身上汇集到一起，就像车轮的辐条都通向中心毂一样。

“天气冷得非同寻常。”最终，比夫说道，“那天，我翻看以前的记录，发现一九一九年温度计低到过华氏十度。今天早晨气温只有十六度，自从那年的大严寒以来，这恐怕就是最冷的一天了。”

“今天早晨，煤屋屋檐上有垂下来的冰柱。”米克说。

“上周，我们赚的钱还不够开工资。”杰克说。

他们又谈论了一会儿天气。每个人似乎都在等着其他人先开口。然后，一冲动，他们又同时起来要走。科普兰医生先走，其他人紧跟其后。他们都走了，辛格一个人站在屋子里，他搞不清状况，于是想要干脆忘掉。那天晚上，他决定给安东纳普勒斯写封信。

安东纳普勒斯并不识字，但这不妨碍辛格给他写信。他一直知道好友弄不懂纸面上那些词的意思，但几个月过去了，他开始想，也许自己弄错了，也许安东纳普勒斯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识字的。而且精神病院里很有可能有个聋哑人，可以为他读信，并解释给他听。辛格为自己的那些信想了好多个理由，因为当他感到困惑或伤心时，他总有一种迫切的需求，想给好友写信。然而，信一旦写完，又从来没有寄出过。他从晨报、晚报上剪下连环漫画，每个周六寄给好友，每个月还会寄出一张邮政汇票。然而，他写给安东纳普勒斯的那些长信则攒在他的口袋里，最后他会把这些信销毁了之。

四个人走了以后，辛格穿上那件暖和的灰色外套，戴上灰色毡帽出了屋子。他总是到店里去写信。而且，他答应第二天早晨去送一件活儿，他想现在干完，这样就不会耽搁了。夜晚寒冷，结了霜冻。月亮圆了，镶着一圈金边。在漫天星光下，屋顶都是黑色的。他一边走一边想着这封信如何开头，但等走到商店时，他连第一个句子都没想好。他拿出钥匙，开门走进漆黑的店里，打开了前面的灯。

他在商店的最里面工作，一块布帘子把他工作的地方隔了出来，这个地方就像个私密的房间。除了他的工作台和椅子，角落里有个很重的保险箱，还有一个洗手盆，上面装着一面发绿的镜子。此外，还有几个架子，上面放满了盒子和破旧的钟表。辛格把工作台上的盖布卷起来，然后从上面的毛毡盒子里拿出他答应要修好的银盘子。尽管店里很冷，他还是脱掉大衣，卷起蓝色条纹衬衫的袖子，这样工作起来便不会碍事了。

他花了很长时间整修盘子中央的那些花押字。他集中精力，用刻刀在银器上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工作时他的双眼有种犀利的饥渴神情，令人好奇。他还在考虑着给好友安东纳普勒斯要写的那封信。过了午夜，他的工作才做完。他把盘子收好，因为兴奋，额头都冒出了汗珠。他清理了工作台，开始写信。他喜欢用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字。这封信写得小心翼翼，就好像信纸就是银盘子似的。

我唯一的朋友：

我从咱们那本杂志上看到，协会今年要在梅肯开大会，会上有人发言，还要举行宴会，有四道主菜。我想象着这次会议。记得我们一直计划要去参加一次这样的大会，但从来没去过。现在，我多希望我们去过。我希望我们去参加这次大会，我一直在想象着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但是，当然，没有你我是不会去的。与会者来自各个州，他们都有很多话要说，心里有很多伟大的梦想。在一个教堂里还会举办一次特别仪式，进行一种什么竞赛，获奖的人会得到一枚金牌。我给你写信，告诉你我在想象着这一切。我想象着，又没有在想象。我的手已经很长时间没动了，几乎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我想象着这次大会时，我会想到所有的客人都像是你，我的朋友。

前几天，我到咱们家门前站了一会儿，现在已经有人住在里面了。你还记得房前那棵大橡树吗？他们修剪了树枝，免得影响到电话线。后来这棵树却死了，树枝烂了，树干上出现了一个洞。而且，商店里的那只猫（你经常爱抚的那只猫）吃了有毒的东西，死掉了。真让人伤心。

辛格把笔停在纸上。他坐了很长时间，身体挺直紧绷着，没有再写下去。然后，他站起来，点上一根烟。房间里很冷，空气中有股酸腐的味道——一种煤油、银擦亮剂和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他穿上外套、戴上围巾，慢慢定下心，又开始写起来。

你记得，上次我去看你时跟你说的那四个人。我给你画了他们的模样，那个黑人、年轻姑娘、留胡子的那个，还有开纽约咖啡馆的那个男人。关于他们的一些事情，我想跟你说说，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

他们都很忙。实际上，他们太忙了，很难给他们画出像来。我不是说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而是说他们脑子里有很多事情，一刻也闲不下来。他们到我屋里来，一直跟我交谈。最后，我真的不明白一个人的嘴巴怎么能开合那么多次而不会感觉到疲惫。（然而，纽约咖啡馆的老板不一样——他跟别人不同。他的胡子很黑，每天必须得刮两次，他有那种电动剃须刀。他只是观望。其他人都有憎恨的东西。除了吃饭、睡觉、喝酒、交友之外，他们都有自己热爱的东西。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忙的原因。）

留胡子的那个男人，我觉得他疯了。有时候他说话很清楚，像很久以前我上学时的老师一样，但有时候他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有时候他穿一套素净的西装，下次来的时候又浑身泥土，臭不可闻，穿着上班时的工装。他会晃着拳头说些难听的醉话，我不想让你听见。他觉得跟我有共同的秘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告诉你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吧。他能喝三品脱“幸福岁月”威士忌，之后还能说话，还能走路，还能保持清醒不睡觉。你不会相信，但千真万确。

我从那个女孩的妈妈那里租的房子，每月十六块钱。女孩以前像个男孩一样，穿着短裤，但现在她穿蓝裙子和宽松短衫。她还不算是个年轻女士。我愿意她过来看我。我给他们买了台收音机，这个女孩便总是过来。她喜欢音乐。我真希望知道她听的到底是什么。她知道我耳聋，但她以为我懂音乐。

那个黑人得了肺结核，但他在这里没有好医院可去，因为他是个黑人。他是个医生，比我认识的所有人工作得都辛苦，他说话根本不像黑人。其他黑人说话，我觉得很难听懂，他们的舌头发音时都不到位。这个黑人有时候让我害怕，他的眼睛炽热明亮。他请我去参加聚会，我去了。他有很多书，但没有悬疑故事书。他不喝酒，不吃肉，也不看电影。

自由和强盗啊，资本和民主啊，留胡子的那个丑男人这样说。然后他又自我矛盾，说自由是所有理想中最伟大的。我必须得找机会把我心里的音乐写出来，我要当音乐家，我必须得找机会，那个女孩这样说。我们没有机会服务，那个黑人医生这样说。这是我的同胞们神圣的需求。啊哈，纽约咖啡馆的老板说。他是个深思熟虑的人。

他们到我屋里来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话的。他们心里的那些话让他们不得安宁，所以他们总是很忙。你会觉得，他们如果碰到一起，肯定像这个星期在梅肯大会上那些协会成员碰到一起的场景一样。但并非如此。今天，他们同时来到我屋里，坐在那里就像不是一个城市里的人。他们甚至很失礼，你知道，我一直说有失礼貌、不照顾别人的感受都是不对的。他们就是这样。我搞不明白，我给你写信，因为我觉得你会明白。我的感觉很怪异。但这件事我写得够多了，我知道你会厌倦的，我也是如此。

现在，已经过了五个月零二十一天。这段时间，没有你我一直很孤单，我唯一能想象到的事情就是什么时候才能跟你再次团聚。如果不能很快去看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辛格把头放在工作台上，休息一下。木头的味道，还有下巴碰到木头的光滑的感觉，都让他想起上学的日子。他闭上眼睛，觉得很难受。他心里只有安东纳普勒斯的音容笑貌，他对好友的渴望如此强烈，让他无法呼吸。过了一会儿，辛格坐起来，拿过笔。

我为你订购的礼物没有按时送到，没能放进圣诞节给你寄过去的箱子里。我希望很快就到。我相信你会喜欢它，会很高兴的。我经常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光，想起一切。我想念你以前做的食物。纽约咖啡馆的食物比原来差远了。不久前，我在汤里发现了一只煮熟的苍蝇，混在蔬菜和面条里，像字母一样。但这都不算什么。我想念你，觉得很孤独，无法忍受，我很快会再去看你。我的假期还要再等六个月，但我觉得可以提前安排一下。我觉得必须这样，我不该这么孤单，不该没有你，只有你才懂我。

你永远的

约翰·辛格

他再次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两点。那幢住满人的大房子一片漆黑，他小心摸索着，上了三段楼梯，并没有绊倒。他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卡片、手表和钢笔，然后把衣服整齐叠好，放到椅背上。灰色的法兰绒睡衣又暖和又柔软，他几乎刚把毯子拉到下巴底下，便立刻睡了过去。

在睡眠的黑暗之中，梦来了。一段漆黑的石头台阶上，点着几盏暗淡的黄色灯笼。安东纳普勒斯跪在台阶最上端，赤身裸体，摸索着他高高举过头顶的东西，凝视着它，像是在祈祷。他自己跪在这段台阶的中间位置，也是赤身裸体，很冷，眼睛一直盯着安东纳普勒斯，还有他举在头顶的东西。他身后的地上，他感觉到有留胡子的男人、那个女孩、黑人和第四个人，他们同样赤身裸体地跪着，他能感觉到他们的眼睛在盯着他。而在他们身后，有数不清的人在黑暗中跪倒在地。他自己的手成为巨大的风车，他兴致勃勃地盯着安东纳普勒斯手里不知名的东西。黄色灯笼在黑暗中摇曳着，其他的一切都静止不动。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在骚动中台阶坍塌了，他觉得自己一直向下跌落。他猛地一抖醒了过来。早晨的阳光已经照亮了窗户。他觉得很害怕。

这么长时间过去，好友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安东纳普勒斯不给他写信，所以他也无从知晓。也许好友摔伤了。他有一阵强烈的冲动，想再去看他。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安排这件事——马上。

那天早晨，他在邮局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通知：他的一个包裹到了。这个包裹正是他为圣诞节订购的礼物，之前没能及时送到。礼物非常精美，是他用两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买的。它是架个人用的电影机，有六部《米老鼠》和《大力水手》的喜剧片，都是安东纳普勒斯很喜欢的。

那天早晨，辛格最后一个到店里。他递给珠宝商老板一封正式的书面申请，申请周五和周六请假。尽管那一周手头有四个婚礼的活儿，但珠宝商还是点头应允了。

这次行程他事先谁也没告知，但走的时候他在门上贴了条，说因为公事他要出去几天。他是晚上走的，火车到达他的目的地时，红彤彤的冬日黎明刚刚到来。

午后，离探视时间还差一会儿，他便去了精神病院。他怀里抱着带给好友的电影机的各个部件，还有一篮水果。他径直走进以前探望安东纳普勒斯的那个病房。

走廊，门，一排排的床铺，还是记忆中的样子。他站在门口，急切地寻找着好友。但立刻发现，尽管所有椅子上都坐着人，但安东纳普勒斯却不在那里。

辛格放下手里的大包小包，拿出一张卡片，在下面写道：“斯皮罗斯·安东纳普勒斯去哪儿了？”一个护士走进房间，他把卡片递给她。她不明白怎么回事，摇摇头，耸了耸肩膀。他又走到走廊，逢人便把卡片递上去。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头一阵恐慌，开始用两只手比画着。最后，他碰到一位穿白大褂的实习医生，他拉住实习医生的胳膊肘，递上卡片。实习医生认真看了看，然后领着他穿过好几个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个年轻女人坐在桌前，面前是一些纸张。她看完卡片，到抽屉的文件里翻动着。辛格的眼里涌出紧张和恐惧的泪水。年轻女人开始不慌不忙地在一本便笺上写字，他忍不住拧着身子，想立刻看到写的是关于他好友的什么事。

安东纳普勒斯先生已经转入医院。他患了肾炎。我让人给你带路。

穿过走廊时，他停下来，捡起之前放在病房门口的包裹。那篮水果已经被人偷走了，但其他的盒子原封未动。他紧跟实习医生走出大楼，穿过一片草地到医院去。

安东纳普勒斯！他们走到那个病房时，他一眼便看见了他。他的床在房间中央，他正靠着枕头坐在那里，身上穿着猩红色晨衣、绿色丝绸睡衣，戴着绿松石戒指。他的皮肤呈一种淡黄色，一双眼睛恍惚、忧郁，两鬓的黑发已经有了银白的痕迹。他正在编织着什么，肥胖的手指慢慢移动着那几根长长的象牙针。起初他并没有看见他的朋友，后来辛格站到他面前，他平静地笑了，并不吃惊，接着伸出那只戴着戒指的手。

辛格的心头涌上一种羞怯和拘束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坐在床边，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放在床罩边缘。他脸色煞白，目光一刻都没有离开好友的脸。好友华丽的服装让他震惊。这套衣服，他是分好几次、一件件给他寄过来的，但从没想过成套穿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安东纳普勒斯的身躯比他记忆中更庞大了，丝质睡衣下显出肚皮上层层柔软的褶皱。他的头靠在枕头上，也奇大无比。他脸上那种平和镇定的表情如此深不可测，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辛格就在他身边。

辛格怯怯地抬起手，开始说话。他结实的手指娴熟准确地比画着那些手势，充满了爱意。他说到寒冷的天气，又说到一个人过的这几个月如此漫长。他提到原来的记忆、死了的那只猫、商店，还有他住的地方。每次停顿的时候，安东纳普勒斯都彬彬有礼地点点头。他说到那四个人，说到他们经常去他屋里看他。好友的一双眼睛湿润了，很忧伤，在这双眼睛里，他看见了自己长方形的身影，是他曾经看过无数次的身影。他的脸上又恢复了温暖的血色，手势也加快了。他详细描绘着那个黑人、那个胡子一抖一抖的男人，还有那个女孩。他两只手的动作越来越快，安东纳普勒斯慢慢地郑重点头。辛格急切地俯过身子，呼吸也变得缓慢深沉起来，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突然，安东纳普勒斯用圆滚滚的食指在空中慢慢画了一个圆，手指朝辛格绕过去，最后戳了戳好友的肚子。大块头希腊人的笑容变得灿烂起来，还伸出胖胖的粉红色舌头。辛格大笑起来，两只手疯狂地比画着一堆话，他的肩膀随着笑声颤动起来，头向后仰着。他为什么笑，自己也不知道。安东纳普勒斯翻着眼睛，辛格继续纵情大笑，直到最后气都喘不动了，手指也颤抖起来。他抓住好友的胳膊，努力稳住自己。他的笑声慢下来，很费力的样子，像是在打嗝。

安东纳普勒斯首先平静下来。他肥胖的小脚踢开床尾的被子，笑容渐渐消失，不屑一顾地踢着毯子。辛格赶紧帮他整理好，但安东纳普勒斯皱起眉头，威严地朝一个路过的护士伸出一根手指。等护士按照他的意思把床整理好，大块头希腊人非常从容地点着头，那样子不像是一般的点头致谢，更像是一种恩赐。然后他又转过头，严肃地望着好友。

辛格说话时，并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一个护士给安东纳普勒斯用托盘端来晚饭，他这才意识到天色已晚。病房里的灯已经开了，窗户外面几乎黑了下来。其他病人面前也摆上了托盘盛好的晚餐，他们都放下手头的活计（有些在编篮子，有些在做皮革的活儿或者编织），无精打采地吃着饭。跟安东纳普勒斯相比，这些人都病恹恹的，毫无血色。大多数人都很久没有理发了，穿着后面开口的破旧灰色睡衣。他们盯着两个哑巴，满脸惊奇。

安东纳普勒斯掀开盘子盖，仔细检查着食物，有鱼，还有一些蔬菜。他拿起那条鱼，放在手掌上，举到亮光底下进行彻底检查，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他一边吃饭，一边指着屋里的其他人。他指着角落里的一个人，做鬼脸，表示厌恶。那个人朝他咆哮起来。他又指着一个男孩，微笑着点点头，挥着一只圆滚滚的手。辛格非常快乐，并没有感觉到尴尬。他拿起地上的几个包裹放在床上，好吸引朋友的注意力。安东纳普勒斯打开包装，但对那个机器毫无兴趣，转身继续吃饭。

辛格递给护士一张纸条，解释了电影的事情。她叫来实习医生，然后他们又带进来一个医生。他们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好奇地望着辛格。其他病人听到消息，纷纷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一脸兴奋。只有安东纳普勒斯不为所动。

辛格已经预先练习过放电影。他组装好屏幕，这样所有病人便都可以看了。然后，他鼓捣着投影仪和胶片。护士将晚餐托盘收走，病房里的灯也关上了。屏幕上闪出《米老鼠》的喜剧片。

辛格注视着朋友。起初安东纳普勒斯大为震惊，他坐起身子，好看得更清楚。如果不是护士按住了他，他都快从床上站起来了。然后，他看着，露出愉快的笑容。辛格看到其他病人彼此招呼着，哈哈大笑。护士和护工们也纷纷从走廊里进来，整个病房一片喧闹。《米老鼠》的片子放完后，辛格又装上一部《大力水手》的胶片。这部电影放完，他觉得第一次的娱乐时间已经够长了，便打开灯，病房里重新安静下来。实习医生把电影机放到辛格好友的床下，这时他看见安东纳普勒斯偷偷瞟着病房里所有的人，想确定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是他的。

辛格又开始用手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得离开，但脑子里积攒的那些想法太多了，这么短的时间根本说不完，他说得极其匆忙。病房里有个老人，由于中风，头一直在晃动着，还一直无力地拽着自己的眉毛。他嫉妒这个老人，因为他每天都能跟安东纳普勒斯生活在一起，如果能跟他互换位置，辛格将会求之不得。

他的朋友在胸前摸索着找什么。是他一直戴着的那个小黄铜十字架，原来的脏绳子已经换成了一条红丝带。辛格想起他做的那个梦，也跟好友讲了。匆忙之中，有些手势做得模糊不清，他不得不摆摆手，重来一遍。安东纳普勒斯用一双忧郁无神的眼睛望着他，穿着明艳豪华的衣服安静地坐在那里，就像传说中的一位睿智的国王。

负责这个病房的实习医生允许辛格在探视时间过后又多待了半个小时。终于，实习医生伸出自己瘦弱的、毛茸茸的手腕，给他看表。病人们都安顿好，睡了。辛格的手颤抖起来，他抓住好友的胳膊，专注地盯着他的眼睛，就像以前他们每天早晨分开上班时那样。最后，辛格退出了病房。在门口，他用两只手比画了一个难过的再见，接着紧握成了拳头。

一月份，月光如水的夜晚，辛格只要没事，每天晚上都会沿着小镇的街道散步。关于他的传闻越来越离谱。一位老年黑人妇女跟成百上千的人说，他知道如何让死者的灵魂重返人间。一个计件工人则声称，他跟哑巴在这个州其他地方的一个工厂一起工作过——他讲的那些故事都非常独特。富人们觉得他很富，穷人们则认为他像他们一样也是穷人。没有什么办法打破这些传闻，因此传闻越来越神乎其神，几乎以假乱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描述哑巴的样子。

8

为什么？

这个问题始终在比夫的心里翻涌，悄无声息，如同血管里的血液一样。他思考着人、物和观点，于是便有了这个问题。午夜，漆黑的凌晨，正午。希特勒，以及战争的传闻。猪里脊肉的价格，啤酒税。他尤其认真思考着谜一样的哑巴。比如，辛格为什么会坐火车离开，而当问他去了哪里时，他为什么会假装听不懂？而且，为什么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哑巴就是他们想象的那样——而很有可能一切都是个奇怪的错误？辛格一天三次坐在屋子中央的桌子前。不管给他上什么，他都吃——卷心菜和生蚝除外。在一堆吵闹的声音中，他独自沉默着。他最喜欢吃煮软的绿色小利马豆，会把豆子整整齐齐地摞在叉子的齿尖上，还会用饼干蘸着豆子汤吃。

比夫也思考死亡。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天，他翻腾浴室橱柜时，找出一瓶佛罗里达香水。他当时把爱丽丝剩余的化妆品送给露西尔时，漏掉了这瓶香水。他若有所思地把香水拿在手里。现在，爱丽丝已经去世四个月了——每个月都那么漫长，那么空虚，仿佛像过了一年似的。他几乎不曾想起她。

比夫拔开瓶塞。他光着上身站在镜子前面，把香水点了一些在他黑乎乎、毛茸茸的腋下。香味让他身体僵硬。他与镜子里的自己交换了一个极其秘密的眼神，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香水一下子带回了那些记忆，让他惊诧，并非因为这些记忆很清晰，而是因为这些记忆将所有那些漫长的岁月都汇集起来，完整地呈现出来。比夫搓着鼻子，侧身看着自己。死亡的边界。他心里感觉到了跟她曾经度过的每一寸光阴。现在，他们在一起的生命完整了，仿佛只有过去才可能完整。比夫猛然转身走开了。

卧室已经重新收拾过，现在归他一个人用了。以前，卧室里俗气、杂乱、单调。屋里拉了一根绳子，上面总是晾着袜子、有破洞的粉色人造纤维内裤。那张铁床油漆已经脱落，锈迹斑斑，上面放着带着脏兮兮的蕾丝花边的枕头。楼下跑上来的一只猫，骨瘦如柴，会弓起后背，凄惨地在污水桶上蹭痒痒。

他把这些都换掉了。他把铁床换成了一张可以当床的长沙发，地上铺了一块厚厚的红色小地毯。他还买了一块很漂亮的中国蓝的布挂在一面墙上，好遮住最明显的那几道裂缝。他打开壁炉，里面放满了松木。炉台上，放着一张巴比的小照片，还有一张彩色照片，里面有个穿天鹅绒的小男孩，两只手捧着一个球。角落里的一只玻璃盒子里，装着他收集来的各色宝贝——蝴蝶标本、一个珍稀的箭头、一块类似人的轮廓的奇怪石头。长沙发上铺着蓝色丝绸垫子，他还借了露西尔的缝纫机，做了暗红色窗帘。他喜欢这间屋子，既奢华又静谧。桌子上有一个小小的日本塔，上面有玻璃坠子，风吹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奇怪的叮叮当当的音乐声。

这间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唤起对她的记忆了，但他会经常拔出那瓶佛罗里达香水的瓶塞，用瓶塞点到耳垂或手腕上。香水的味道与他缓慢的沉思交融，过去的感觉便在他体内弥散开来。这些记忆就像是在建造大厦一般，有序地搭建起来。在他存放纪念品的一个盒子里，他找到婚前拍的一些老照片：爱丽丝坐在一大片雏菊中，爱丽丝跟他一起在河里划船。在这些纪念品中，还有一支很大的骨簪，那是他妈妈留下的。小时候，他特别喜欢看妈妈梳理长长的黑发然后挽起来的样子。那时候，他觉得那些发卡是弯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有时候便会像玩洋娃娃一样玩这些发卡。那时候他还有个烟盒，装满了碎布，他喜欢那些漂亮碎布摸上去的感觉，喜欢它们的颜色。他会一坐好几个小时，在厨房桌子底下摆弄这些碎布。但他六岁那年，他妈妈把碎布拿走了。她是个高大结实的女人，有男人一样的责任感。她是最爱他的。即便现在，他有时还会梦到她，而且他一直戴着她那只旧的结婚金戒指。

除了那瓶佛罗里达香水，他还在壁橱里发现了爱丽丝之前用的一瓶柠檬洗发水。有一天，他自己试了一下这瓶洗发水，结果一头露着几缕白发的黑头发显得特别蓬松浓密，很让他喜欢。他扔掉了那瓶预防脱发的头油，经常用那瓶柠檬洗发水洗头。他过去嘲笑爱丽丝心血来潮，现在他也如此了。为什么？

每天早晨，楼下的黑人男孩路易斯会给他送上来一杯咖啡，他可以在床上喝。他经常靠在枕头上坐一个小时，然后才起床穿衣。他抽根雪茄，望着阳光投在墙上的图案。陷入沉思时，他用食指在修长弯曲的脚趾中间来回移动。他回忆着往事。

从中午一直到凌晨五点，他一直在楼下工作，星期天则要工作一整天。生意在赔钱，很多时候都不景气。尽管如此，一到吃饭时间店里通常还是人满为患。他每天守在收银台后，能见到几百个熟人。

“你一直站在这里想什么？”杰克·布朗特问他，“你像是在德国的犹太人。”

“我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比夫说，“我妈妈的祖父就是从阿姆斯特丹来的犹太人，但就我所知，家里其他人都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

星期天的早晨，客人们无精打采地坐在桌前，店里有烟草的味道，还有报纸的沙沙声。角落雅座里的几个人在掷骰子，但他们的游戏也很安静。

“辛格呢？”比夫问，“今天上午你不去他那里吗？”

布朗特的脸阴下来，闷闷不乐，他把头向前一抬。他们吵架了吗？——但一个哑巴怎么吵架？不对，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布朗特有时候四处转悠，表现得好像正在跟自己吵架一样，但很快他就会去找哑巴——他总是如此——然后，他们两人会一起进来，布朗特还一边说着话。

“你过着优越的生活，就站在收银机后面，站在那里伸开手。”

比夫并没有生气。他俯下身子，用胳膊肘支着身子，眯起眼睛。“我们俩好好谈谈吧。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布朗特两只手一下拍在柜台上，他的手温暖、厚实、粗糙。“啤酒，再来一小包奶酪饼干，里面夹花生酱的那种。”

“我不是那个意思。”比夫说，“但好吧，以后再谈。”

这个人是个谜，变化无常。他依然疯狂地喝酒，但跟其他男人不一样，他不会被酒撂倒。他的眼眶经常通红，他还有个神经质的把戏：扭过头去，露出一副惊吓的表情。他的脖子很细，头又大又沉。他这种人，孩子见了会嘲笑，狗见了都会咬。然而，当别人嘲笑他时，他又很容易受伤——他发脾气，大声叫嚷，像个小丑，而且他总是怀疑有人在嘲笑他。

比夫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来，”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待在那个游乐场啊？你能找份比那个好的工作。我可以让你在这里做兼职。”

“老天！你就算把这个地方都给我，把锁、存货、酒桶都给我，我也不会一直站在那个钱箱子后面。”

他又来了，这真让人生气。他永远不会有朋友，哪怕只是跟别人相处都够呛。

“别胡说。”比夫说，“认真点。”

一个顾客过来递上一张钞票，他找了零钱。店里仍然很安静。布朗特坐立不安。比夫觉得他要离开，便想留住他。他伸手从柜台后面架子上拿下两根A-I雪茄，递给布朗特一根。他在脑子里小心翼翼地摒除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然后终于问道：“如果让你选择生活在哪个历史阶段，你会怎么选？”

布朗特用他湿漉漉的宽大舌头舔了舔胡子。“如果可以让你选择做个傻瓜或者永远不问问题，你选哪个？”

“够了。”比夫坚持道，“认真想想。”

他把头歪到一边，视线越过自己的长鼻子，向下盯着看。他喜欢听别人谈论这个问题。他会选择古希腊。穿着拖鞋在蓝色的爱琴海边散步，宽松的长袍系在腰间。孩子们，大理石浴室，还有在寺庙中的冥想。

“或许到秘鲁去，跟印加人生活在一起。”

比夫的眼睛扫视着他的全身，像是剥光了他的衣服。他看到布朗特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红棕色，脸上光滑干净，手腕上戴着一个金镯子，镶着珍贵的宝石。布朗特闭上眼睛时很像印加人，等比夫再细看他时，这幅画面却消失了。那撮神经质的胡子跟他的脸很不搭，还有他抖动肩膀的样子，细细脖子上的喉结，松松垮垮的裤子。而且，不止这些。

“或者，也许是一七七五年前后。”

“生活在那个时候挺不错。”比夫表示同意。

布朗特不自在地在地上搓着脚，脸上一副粗鲁、不高兴的样子，他准备要走。比夫很警觉，要留住他。“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要到这个镇上来？”他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冒失，他对自己很失望。然而，这个男人居然到这样一个地方来，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这是上帝的真理，我也不懂。”

他们安静地站了一会儿，两人都斜靠在柜台上。角落里掷骰子的游戏结束了。客人点的第一份晚餐是长岛鸭肉特色菜，已经给A.&P.商店的老板送了上去。收音机正好调到教堂布道和摇摆舞乐队演出频道的中间。

布朗特突然向前探过身子，闻着比夫的脸。

“香水？”

“剃须水。”比夫镇定自若地说。

他没法再留住布朗特了，这家伙准备要走，稍后这家伙会跟辛格一起回来，每次都是这样。他想让布朗特畅所欲言，这样就能搞清楚他的一些情况了，但布朗特从来不正儿八经地说话——他只跟哑巴说话。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多谢你的雪茄，”布朗特说，“再会。”

“再会。”

比夫望着布朗特朝门口走去，迈着摇摇摆摆的步子，像水手一样。然后，他开始忙活眼前的事情。他望着橱窗里的陈设。当日菜单贴在玻璃上，还摆着一盘特色菜，装饰着配菜以吸引顾客，但样子看上去很糟糕，可以说让人倒胃口。鸭肉里的汤汁流进了蔓越莓酱里，还有一只苍蝇落在甜点上。

“嗨，路易斯！”他喊道，“把这东西从橱窗里拿走，给我那个红色的陶瓷碗，再拿些水果来。”

他摆放着水果，特别讲究颜色和位置。最后，装饰效果令他满意。他去了趟厨房，跟厨师聊了一番，又打开锅盖，闻闻里面的食物，却并不是真心在意这件事。这活儿以前是爱丽丝干的，他不喜欢。看到油乎乎的洗碗池由于底下的食物残渣而泛起泡沫，他的鼻子灵敏起来。他写下第二天的菜单和订单，很高兴终于可以离开厨房，重新站到收银机后面。

露西尔和巴比星期天过来吃午饭。这个小孩现在还不太好，头上仍然缠着绷带，医生说到下个月才能拆。一叠纱布盖住了原来的黄色卷发，让她的头看上去有些光秃秃的感觉。

“跟比夫姨夫打个招呼，宝贝。”露西尔鼓励道。

巴比烦躁不安地昂起头。“跟比夫姨夫打个招呼，宝贝。”露西尔接着加油打气。

露西尔想要脱掉巴比的礼拜日大衣，她挣扎了一番。“喏，你要听话，”露西尔不停地说，“你得把大衣脱下来，否则，再出去的时候你会得肺炎的。喏，你要听话。”

比夫控制了这个局面。他用一粒软糖哄着巴比，慢慢把大衣从她肩膀上脱了下来。在跟露西尔挣扎的时候，她的裙子已经走了样。他把裙子给她拽平，前面的上衣抵肩便端端正正了。他又给她重新系好腰带，用手指把蝴蝶结调整成恰当的形状，然后拍了拍巴比小小的后背。

“今天，我们有草莓冰激凌。”他说。

“巴塞洛缪，你可以当一个相当好的母亲。”

“谢谢。”比夫说，“这是对我的恭维。”

“我们刚去了主日学校和教堂。巴比，把你学的《圣经》里的话说给比夫姨夫听听。”

孩子向后退着，噘起小嘴。“耶稣哭了。”她终于说话了，声音里透露出的那种蔑视让这两个词听上去像是一件可怕的东西。

“想去见见路易斯吗？”比夫问，“他就在后面厨房。”

“我想见威利，我想听威利吹口琴。”

“好了，巴比，别跟自己较劲了。”露西尔不耐烦地说，“你很清楚，威利不在这里，威利被送到监狱里去了。”

“但路易斯，”比夫说，“他也会吹口琴。去跟他说，准备好冰激凌，然后给你吹一曲。”

巴比走向厨房，一只脚跟拖在地上。露西尔把帽子放在柜台上，眼里含着泪水。“你知道，我总是说如果把一个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照顾得好好的，那么这个孩子一般都会可爱又聪明。但如果一个孩子又脏又丑，那么你也不要对他有太大期望。我想说的是，巴比没了头发，头上还缠着绷带，她觉得很丢人，这好像让她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她不练习朗诵了——什么也不做，她感觉非常糟糕，我也管不了她。”

“如果你不对她要求那么严格，她会好的。”

最后，他把母女俩安排到窗边的一个雅座。露西尔点了份特色菜，给巴比点的是鸡胸脯肉，切得很细，还有小麦粥和胡萝卜。巴比玩弄着自己的食物，把牛奶洒到了小裙子上。他跟她们坐在一起，后来客流高峰期到了，他不得不起身去照料生意。

人们吃着饭。一张张嘴巴张开，填塞着食物。这是什么来着？不久之前他刚看过一句话，生命就是摄入、吸收营养和繁殖。屋里很挤，收音机里播放着摇摆舞乐队的音乐。

然后，他等的那两个人走了进来。辛格先进门，脊背挺直，穿着剪裁得当的礼拜日西装，布朗特紧跟在他身后。他们走路的样子触动了他。他们坐在惯常的那张桌子前，布朗特起劲地又说又吃，而辛格礼貌地注视着他。吃完饭，他们在收银机前停留了几分钟。后来他们出去时，他又一次注意到他们一起走路的样子，这让他停下来，充满疑问。这可能是什么？他脑海深处的记忆之门猛然打开了，让他大为震惊。以前，辛格有时候会跟那个大块头聋哑傻子一起走路去上班，就是给查尔斯·帕克制作糖果的那个懒散的希腊人。希腊人总是走在前头，辛格跟在身后。他从来没怎么注意过他们，因为他俩从来不来店里。但他为什么没有想起来呢？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哑巴，却没想到这件事。看到了所有的景色，唯独没有看到三只正在跳华尔兹的大象。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比夫眯起眼睛。辛格以前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布朗特和米克把他变成了一种“自产”的神。因为他是哑巴，他们便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赋予他各种品质。是的，但怎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独臂男人走了进来，比夫免费请他喝了一杯威士忌，但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周日午餐是家庭聚餐。一到周日，那些平日里独自喝啤酒的男人们都会把太太和小孩子一起带过来。他们放在后面的高脚椅子经常能派上用场。已经两点半了，尽管很多桌子还占着，但人们基本已经吃完了。比夫已经站了四个小时，非常疲倦。他以前可以连续站十四到十六个小时，并没有什么感觉。但现在他老了，老了很多。这一点毋庸置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成熟了。不是老了——肯定不是——还不老。屋里的声浪在他耳畔起起落落。成熟了。他的眼睛疼起来，体内有种炽热的东西，好像让眼前的一切都明亮刺眼。

他喊过一个女招待。“替我照看一下好吗？我要出去。”

因为是周日，街上空无一人。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很通透，却并不暖和。比夫把大衣衣领竖起来。独自一个人走在街上，他觉得有些无所适从。风从河上吹过来，很冷。他应该转身回到餐馆，那里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他要去的地方，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在过去的四个星期天，他一直这么干。他到那个街区去散步，希望也许能看见米克。这件事本身就有点——不太对。是的，是错的。

他在她家对面的人行道上缓缓走动着。上个星期天，她在门前台阶上看那些连环漫画。但这一次，他快速朝她家瞥了一眼，她不在那里。比夫把呢帽的帽檐向下压了压，盖住眼睛。也许，她过会儿会去咖啡馆。星期天的晚饭后，她经常过来买杯热可可，会在辛格坐的桌前逗留一会儿。星期天，她穿的衣服跟平日里穿的蓝裙子和毛衣不一样，她星期天穿的裙子是酒红色丝绸的，带着褪色的蕾丝领子。有一次她还穿了长筒袜——上面有的地方抽了丝。他总想为她做点什么，给她点什么东西，不只是一个圣代或什么甜点——而是一件真正的东西。这就是他想让自己做的——给她点什么。比夫的嘴巴僵硬起来。他没有做错什么事，但心里却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罪恶感。为什么？所有男人心里的那种阴暗的罪恶感，莫名其妙，说不清楚。

回家的路上比夫发现水沟里有一分钱，被垃圾遮住了一半。他节俭地捡起硬币，用手绢擦干净，扔进随身携带的黑色钱夹里。他回到餐馆时已经四点了，店里很冷清，里面一个顾客都没有。

五点左右，生意有了好转。他最近雇来做兼职的那个男孩早早就来了。男孩叫哈里·米诺维茨，跟米克和巴比住在同一个街区。当时有十一个人应报纸上的广告前来应聘，但哈里似乎是最佳人选。对于他的年龄而言，他发育得很好，干净整洁。面试时，比夫一边跟他说话，一边注意到了他的牙齿。牙齿总是很好的标示。他的牙齿很大，又白又干净。哈里戴眼镜，但这并不妨碍工作。他妈妈给街上的一个裁缝做缝纫的活儿，一个星期赚十块钱，哈里是独子。

“嗯，”比夫说，“你已经跟我干了一个星期，哈里。你觉得喜欢这份工作吗？”

“当然，先生，我当然喜欢。”

比夫转动着手上的戒指。“让我想想。你什么时候放学？”

“三点，先生。”

“嗯，这样，你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学习和娱乐。然后你到这里，从六点干到十点。这样的话，你有足够的时间睡觉吗？”

“足够了。我不需要那么多睡眠。”

“你这个年龄，孩子，需要九个半小时的睡眠，纯粹、健康的睡眠。”

他突然觉得很尴尬。也许哈里会觉得这个不关他的事，无论如何，的确如此。他转过身去，接着又想起什么事。

“你上职业学校？”

哈里点点头，用衣袖擦着眼镜。

“我想想。那里很多男生女生我都认识。阿尔瓦·理查兹——我认识他父亲，还有玛吉·亨利，还有一个叫米克·凯利的孩子——”他觉得耳朵像着火了一样。他觉得自己是个傻瓜，想转身离开，却还是站在那里微笑着，用大拇指按着鼻子。“你认识她吗？”他轻声问道。

“当然认识。我就住在她家隔壁，但在学校里，我是毕业班学生，她是新生。”

比夫把这点微不足道的信息牢牢地存进了大脑，等以后独自一人时便可以拿出来细细咀嚼。“这里的生意会冷清一阵子，”他匆忙说，“我交给你了。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这些事情了。对于喝啤酒的客人，盯着点，记住他们喝了多少，这样你就不用去问他们或按照他们说的来结账了。找零的时候别着急，仔细留意周围的情况。”

比夫将自己关进楼下的房间里。这是他存放档案的地方，屋子里只有一个小窗户，外面是条小巷。屋子里面的空气有一种发霉的味道，而且非常冷。一摞摞报纸堆得很高，顶到了天花板。一个自制的文件柜占满一面墙，门口旁边放着一把老式摇椅，还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把大剪刀、一本字典，还有一把曼陀林。因为有一摞摞的报纸，所以无论朝哪个方向走，最多只有两步的空间。比夫坐在摇椅上摇晃着，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曼陀林的琴弦。他闭上眼睛，用一种忧郁的声音唱起来：

我走到动物市场。

那里有鸟有兽，

还有月光下的老狒狒

正在梳理它红褐色的毛发。

他最后弹了一个和弦，余音在冰冷的空气中颤抖着，消散了。

要收养几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三四岁，这样他们就会把他当作亲生父亲。他们的爸爸。我们的父亲。小女孩像米克（或者巴比？）这么大就好。圆脸蛋，灰眼睛，亚麻色头发。他会给她做衣服——粉色双绉裙，抵肩或袖子上带着精致的衣褶，穿着丝袜和白色鹿皮鞋。冬天，给她穿一件红色天鹅绒的小外套，戴帽子和皮手笼。男孩要黑黑的，长一头黑头发，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做事。到了夏天，他们三个会到墨西哥湾的小屋去，他会给孩子们穿上防晒服，慢慢领着他们走进绿色的浅水中。然后他慢慢变老，他们也就长大了。我们的父亲。他们会找他问问题，他会给他们答案。

为什么不呢？

比夫又拿起曼陀林。“塔姆——啼——提姆——啼——提，啼——提，彩色布娃娃的婚礼。”曼陀林弹奏着这段副歌。他唱完所有的歌词，用脚打着拍子。然后，他又弹了《凯——凯——凯——凯蒂》和《爱是一首老情歌》。这些曲子就像那瓶佛罗里达香水，让他想起很多。一切。第一年，他很幸福。而她似乎也很幸福，那时候，三个月里床在他们身下塌过两次。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她脑子里一直想的就是怎么省吃俭用，节约出五分或一毛钱。然后，他先是和里奥混到一起，之后又有别的女孩占据了她的位置，基普、玛德琳和卢。后来他突然失去了兴趣，再也无法跟女人同床了。老天！这样，一开始便似乎一切都完了。

露西尔一直明白整个情况。她知道爱丽丝是什么样的女人，也许她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男人。露西尔鼓励两人离婚，费劲全力想帮他俩解决难题。

比夫突然皱起眉头，手从琴弦上猛地拿了下来，一段音乐戛然而止。他全身紧张地坐在椅子上，然后他突然无声地大笑起来。是什么让他遭遇了这一切？啊，上帝，上帝，上帝！他二十九岁生日那天，露西尔请他看完牙医后顺便到她公寓里坐坐。他以为会给他一点小纪念品——一盘樱桃蛋挞，或者一件好衬衫。她在门口迎接他，捂上他的眼睛才让他进门。然后，她说去去就回。在寂静的房间里，他倾听着她的脚步声，等她走到厨房的时候他放了个屁。他站在屋子里，被蒙着眼睛，就那么放了个屁。然后，他猛然恐惧地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先是一阵窃笑，然后是哄堂大笑，他的耳朵都快聋了。就在那时候，露西尔回来了，解开了他的眼罩。她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了一块焦糖蛋糕。屋子里都是人，勒罗伊和他那伙人，当然还有爱丽丝。他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站在那里，挂着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全身火烧火燎。他们戏弄着他，随后的一个小时过得几乎跟他母亲去世时一样糟糕——他感觉就是这样。后来，那天晚上他喝了一夸脱威士忌。之后的几个星期——天哪！

比夫冷冷地轻声笑起来。他又在曼陀林上拨弄了几个和弦，开始弹唱一首欢快的牛仔歌曲。他的声音是一种圆润的男高音，唱歌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屋子里几乎黑了下来，潮湿的寒气沁入骨髓，他患风湿病的腿疼了起来。

最后他收起曼陀林，在黑暗中慢慢地摇着。死亡。有时候，他几乎可以在这间屋子里感受到死亡，就在他身边。他在椅子里前后摇晃着。他明白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要去哪里？哪里也不去。他想要什么？要知道。什么？一个含义。为什么？一个谜。

残缺的画面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像是散落了一地的拼图。爱丽丝在浴室里打着肥皂。墨索里尼的杯子。米克推着手推车里的婴儿。橱窗里的烤火鸡。布朗特的嘴巴。辛格的面孔。他觉得自己在等待着。房间里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他听到路易斯的歌声从厨房传过来。

比夫站起来，扶住摇椅的扶手让它停止摇晃。他打开门，外面的走廊温暖而又明亮。他想起来，也许米克会来的。他整整衣服，把头发向后抹平，身上又恢复了温暖和活力。餐馆里一片嘈杂，啤酒大战和周日晚餐已经开始了。他亲切地朝年轻的哈里笑了笑，自己站到了收银台后面。他的目光像套索一样，只一眼便将房间里的情况尽收眼底。屋子里拥挤不堪，嘈杂声四起。橱窗里的那碗水果是一种有品位又有艺术性的展示。他望着门口，继续用老练的目光留意着房间里的情况。他很警觉，专注地等待着。辛格终于来了，用银色铅笔写下他得了感冒，只想要汤和威士忌。然而，米克却没有来。

9

她身上连一枚五分硬币都没有。他们就是穷到了这个地步。钱是最主要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钱，钱，钱。他们要花很多钱支付巴比·威尔逊住私人病房和请私人护士的钱。但即便如此，那也只是其中一笔账单而已。付完一笔钱，另一件需要付钱的事情便又出现了。他们欠下了大约二百块钱的债务，必须马上偿还。他们失去了房屋。他们的爸爸卖房子得了一百块钱，让银行接管了抵押权，然后他又去借了五十块钱，辛格先生为他做了担保。后来，他们每个月都要担心房租，而不是担心交税了。他们几乎跟工厂的工人一样一贫如洗，只不过没有人轻视他们。

比尔在装瓶厂上班，一个星期可以赚十块钱。黑兹尔在一个美容院当助手，一个星期八块钱。埃特在电影院卖票，一个星期五块钱。他们每个人都上交一半收入当生活费。房子里还有六位房客，每人交五块钱的生活费，而辛格先生总是按时付房租。他爸爸能拿到手的，一个月总共大约二百块——而用这些钱，他们得给六位房客提供较好的伙食，养活全家人，付整个房子的房租，续交买家具的钱。

她和乔治现在没有午饭钱了，她不得不停掉音乐课。波西娅把晚上的剩饭菜攒起来，让她和乔治放学以后吃。一直以来，他们都在厨房吃饭。比尔、黑兹尔和埃特是跟房客们坐在一起吃还是在厨房吃，这要取决于食物的多少。在厨房，他们早餐吃粗玉米粉、黄油、腊肉，喝咖啡。晚饭他们吃同样的东西，再加上餐厅里剩下的东西。大孩子们每次必须到厨房吃饭时，都会发牢骚。有时候，她和乔治会连续两三天都饿着肚子。

但这都是“外屋”的事情，与音乐、外国以及她制订的那些计划毫无关系。这个冬天很冷，窗户上结着霜花。夜晚，起居室里的炉火噼啪作响，非常暖和。全家人跟房客们一起围坐在炉火旁边，所以她一个人独享中间的卧室。她穿着两件毛衣，一条比尔穿小的灯芯绒裤子，兴奋之情令她全身温暖。她会从床底下拖出自己的秘密盒子，坐在地上忙活。

大盒子里有几张画，是她在政府办的免费美术班上画的。她把这些画从比尔的房间里拿出来了。盒子里她还放了爸爸给她的三本悬疑小说、一个小化妆粉盒、一盒手表零件、一条水晶石项链、一把锤子和几个笔记本。有个笔记本上，用红色蜡笔在上面写着——“私密，勿动，私密”，上面还系了一根绳子。

整个冬天，她都在这个笔记本上研究着音乐。一到晚上，她便不再学习学校里的功课，便有更多时间花在音乐上。她写的主要是些小曲子——没有歌词的歌曲，甚至没有什么低音音符，都非常短。但即便这些曲子只有半页纸长，她也都一一取了名字，并在下面写上自己的姓名首字母。这个本子里的东西都称不上是真正的音乐或作曲，只是她脑海里的一些歌曲，她想要记下来。她取的名字就是这些歌曲会让她想到的东西——“非洲”“一场大战”“暴风雪”。

她无法按照曲子在她脑子里响起的样子把它如实写下来，必须要把曲子缩减成几个音符，否则就会乱成一团，无法继续下去。关于如何作曲，她有太多不懂的东西，但也许等她学会如何把这些简单的曲子写下来之后，很快便可以开始将脑海里完整的曲子记录下来了。

一月份，她开始写一首非常精彩的曲子，名字叫“我想要这件东西，却不知道是什么”。这是一首优美绝伦的歌曲——非常缓慢、柔和。一开始她想写首诗来搭配曲子，却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搭配这首曲子，而且第三行很难找到一个词与“什么”押韵。这首新歌让她觉得既伤感又兴奋并幸福。如此优美的曲子写起来很难，任何歌曲写起来都很难。她用不了两分钟就可以哼完的东西，要想写在笔记本上，却意味着要埋头苦干整整一个星期——还不算她要弄明白音阶、时间和每一个音符。

她必须全神贯注，把曲子唱很多遍。她的嗓子一直是沙哑的，她爸爸说这是因为她小时候哭叫得太厉害的缘故。她跟拉尔夫那么大的时候，她爸爸每天晚上都得起来，抱着她到处走。他总是说，唯一能让她安静下来的办法，就是他拿着拨火棍敲打着煤斗给她唱“迪克西”。

她趴在冰冷的地板上，思考着。以后——等她二十岁的时候——她会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作曲家，她会有一支完整的交响乐团，然后亲自指挥他们演奏自己的曲子。她会在一大群观众面前，站在指挥台上。指挥交响乐团时，她会穿男式晚礼服，或者缀满亮闪闪的水晶石的红色长裙。舞台的幕布将是红色天鹅绒的，上面写着烫金的两个大字：M.K.。辛格先生也会在场，过后他们会一起出来吃炸鸡。他会对她赞叹不已，视她为最好的朋友。乔治会到舞台上来给她献上大花环。演出将在纽约或者外国的什么地方举行。社会名流们都会对她指指点点——卡罗尔·隆巴德、阿图罗·托斯卡尼尼，还有海军上将伯德。

她会随心所欲地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她在去年秋天听到的这首曲子里有一种奇特的东西，这支交响乐一直回荡在她的心里，一点点地生长着。原因是这样的：整首交响乐都在她的脑子里。一定是这样。她听到了每一个音符，在大脑深处的某个地方，整首曲子还停留在那里，跟演奏时一模一样。但她无法再把这首曲子呈现出来，她只能等待，准备着什么时候自己突然想起一个新的部分，等着它生长，就像等着一棵春天的橡树的枝杈慢慢长出叶子一样。

在“里屋”，除音乐之外，还有辛格先生。每天下午她在体操馆一弹完钢琴，便立刻沿着主街往回走，会经过他工作的那个店铺。从前窗望进去，她看不到辛格先生。他在后面工作，隔着一道帘子。但她望着他每天都在此工作的这间店铺，而且能看见他认识的一些人。每天晚上，她都在门廊里等着他回家。有时候她会跟着他上楼，她坐在床边，看着他收好帽子，看着他解开领口的纽扣，看着他梳理头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秘密，或者他们好像在等着要告诉对方一些以前从未说出口的话。

他是唯一在她“里屋”的人。很久以前，这里还有过其他人。她回顾过去，想起他来之前的事情。她想起很久以前，有个六年级的女孩，叫西莱斯特。这个女孩有一头顺直的金发，鼻子有些上翘，还有雀斑，穿一件红色羊毛针织衫和白色宽松上衣，走起路来有些内八字。每天她都带一个橘子在小课间吃，还带个蓝色的铁盒装着午饭，在大课间的时候吃。其他孩子趁小课间就把带的食物狼吞虎咽吃掉了，然后便饥肠辘辘——但西莱斯特不会这样。她揭下三明治外面的硬皮，只吃中间软和的部分。她还总是带一个煮得很老的填馅鸡蛋，把鸡蛋握在手里，用大拇指使劲压着蛋黄，把指纹印在上面。

西莱斯特从来不跟她说话，她也不跟西莱斯特说话。其实她非常想跟西莱斯特说话。夜晚她躺在床上不能入睡，想着西莱斯特。她会计划着她俩成为最好的朋友，想着什么时候西莱斯特可以跟她一起回家吃晚饭，一起睡觉，但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她对西莱斯特的那种感觉，让她绝不会像对其他人一样走上前去跟西莱斯特交朋友。一年以后，西莱斯特搬到了镇上另外一个地方，上了另外一所学校。

后来，还有个叫巴克的男孩。他个头高大，脸上有粉刺。早晨八点半，她站在他旁边排队入场时，他身上的味道难闻极了——好像裤子需要晾晒了。巴克有一次用头撞了校长，被勒令退学了。他大笑起来的时候上嘴唇会抬起，全身抖动。她想起他，就像想起西莱斯特一样。后来还有一位女士，她在火鸡抽奖活动上卖彩票。还有安格林小姐，是他们七年级的老师。还有电影里的卡罗尔·隆巴德。所有这些人。

然而，辛格先生与他们都不一样。她对他的感觉是慢慢产生的，回想起来，她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发生的。其他人都很普通，但辛格先生与众不同。他第一天按门铃要一间屋子时，她便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久。她打开门，仔细看着他递上来的卡片。然后她喊来妈妈，自己走到后面厨房去跟波西娅和巴伯说他的事。她又跟着妈妈和他上了楼，看着他按按床垫，之后他又卷起百叶窗看是不是好用。他搬来的那一天，她坐在门廊栏杆上，望着他从廉价出租车上下来，带着手提箱和棋盘。后来，她又听见他步履沉重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禁对他浮想联翩。其余的事情则是慢慢发生的。现在他们两人之间有了这种秘密的感觉。她跟他说的话比以往跟任何人说的都多。他如果能说话，也会跟她说很多事情。他就像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他不教书，只是因为他是个哑巴而已。晚上躺在床上，她会想象着如果她是个孤儿，她会跟辛格先生生活在一起——只有他们两个，住在国外的一所房子里，那里的冬天会下雪。也许住在瑞士的一个小镇上，周围都是高耸的冰川和大山。那里，房子上面都是岩石，房顶很尖、很陡。或者住在法国也可以，在那里人们从商店买了面包，根本不用包装便直接带回家去。或者也可以住在外国的挪威，临着灰色的、冬天的大海。

早晨，她想到的第一个便是他，还有音乐。她穿上裙子时，会想今天在哪里可以见到他。她用埃特的香水或一滴香草精，如果在走廊里碰上他的话，她浑身便会散发出一种好闻的味道了。她很晚才去上学，这样便可以看到他从楼上下来去上班。下午和晚上，如果他在家，她便从来不出门。

关于他，她了解到的每一件新鲜事都至关重要。他总是把牙刷和牙膏放在桌上的玻璃杯里，所以她不再把牙刷放在浴室，而是也放到了玻璃杯里。他不喜欢卷心菜，为布兰农先生工作的哈里曾经对她提到过。现在她也不吃卷心菜了。每次了解到他的一些新情况，或者跟他说话而他用银色铅笔写下几个词的时候，她都要一个人待很久，反复回味。她跟他在一起时，脑子里的主要念头就是要把一切都储存起来，这样以后便可以反复温习，牢记在心。

“里屋”有音乐和辛格先生，然而，“里屋”并非一切，“外屋”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她滚下楼梯，摔掉了一颗门牙。米娜小姐给她发了两张糟糕的英语成绩单。她在空地上丢了两毛五分钱，尽管她和乔治找了三天，却依然没有找到。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下午，她正在后门台阶上学习，准备英语考试。哈里在栅栏那边他的家里砍木头，她冲他喊了一声，他过来用图解法给她讲了几个句子。他戴着角质框眼镜，那双眼睛很敏锐。他跟她解释完英语，便站起来，两只手在夹克衫口袋里反复地伸进去又掏出来。哈里总是精力充沛，紧张兮兮的，每时每刻都得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

“你瞧，现在只剩下两件事。”他说。他喜欢语出惊人，有时候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这是事实，现在只剩下两件事。”

“什么事？”

“激进民主，或者法西斯主义。”

“你不喜欢共和党吗？”

“呸，”哈里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有一天下午，他已经解释过法西斯主义的所有内容了。他讲了纳粹分子如何让犹太小孩趴在地上吃草。他还讲了自己如何计划着要刺杀希特勒，他已经制订了详细计划。他讲了在法西斯专制下如何没有正义和自由。他说报纸上蓄意刊登谎言，人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纳粹分子非常可怕——每个人都明白。她跟他一起策划如何杀死希特勒。在这个秘密计划里，如果有四五个人最好，这样万一一个人失手了，其他人照样还可以干掉希特勒。他们即便都死了，也会成为英雄。成为英雄，几乎可以与成为伟大的音乐家相媲美。

“要么战斗，要么死掉。尽管我不相信战争，但我随时准备为我认为的正义而战。”

“我也是。”她说，“我要与法西斯分子做斗争。我可以化装成男孩，没人能认得出来。比如，我可以剪掉头发。”

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午后。天空是蓝绿色的，后院里那几棵橡树的树枝映衬在这种颜色之下，黑乎乎、光秃秃的。阳光很温暖。这样的日子让她觉得精力充沛，脑海里又浮现出音乐。为了找点事做，她捡起一枚三英寸长的钉子，猛砸几下钉进了台阶。他们的爸爸听到锤头的声音，裹着浴袍走出来站了一会儿。树下有两个锯木架，小拉尔夫正忙着把一块石头放到一个架子上面，接着再把石头搬过去，放到另一个架子上，来回折腾。他走路的时候，两只手向前伸着保持身体平衡。他有点罗圈腿，尿布都兜到了膝盖上。乔治正在玩弹球。他的头发好久没剪了，显得脸很瘦，他的几颗恒牙已经长了出来——但很小，而且发青，像吃了黑莓似的。他画一条弹球的线，然后趴在地上，瞄准第一个洞。他们的爸爸回去修表时，把拉尔夫一块带过去了。过了一会儿，乔治一个人去了小巷里。自从打伤巴比之后，他再也不跟任何人一起玩了。

“我得走了，”哈里说，“六点之前我得去上班。”

“你喜欢咖啡馆的工作吗？你有免费的好东西吃吗？”

“当然啦。到那个地方去的人五花八门。我以前做过的任何工作都不如这份让我喜欢，工资也更高。”

“我恨布兰农先生。”米克说。的确，尽管他从来没对她说过什么真正刻薄的话，但他说话的语气总是那么粗暴，那么好笑。他一定早就知道了那次她和乔治偷了那包口香糖。那么，他为什么还会问她的事情进展如何呢——就像在辛格屋里那一次？或许他以为他们经常偷东西。但他们没有，肯定没有。只有一次，他们从廉价商店拿了一小盒水彩笔，还拿过一只五分钱的削笔刀。

“我真受不了布兰农先生。”

“他还好。”哈里说，“有时候他看起来是有点古怪，但他并不暴躁，等你了解了他就好了。”

“有件事我想过了，”米克说，“在这方面，男孩比女孩有优势。我是说，男孩通常可以得到一份兼职，不用退学，还可以有些时间干别的。但女孩就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如果女孩想要拥有一份工作，她必须得退学，做全职。我很想跟你一样，每个星期可以赚几块钱，但没有这种机会。”

哈里坐在台阶上，解开了鞋带，他拽着鞋带，竟然把其中一根拽断了。“咖啡馆里来了一个人，叫布朗特先生，杰克·布朗特先生。我喜欢听他说话。他喝了啤酒说的那些话，让我懂了很多事情，他让我了解了一些新思想。”

“我很熟悉他，他每个星期天都过来。”

哈里解下鞋带，把断掉的鞋带拉成同等长度，这样就可以重新打个结。“听着，”他紧张兮兮地在夹克衫上擦着眼镜，“你不要把我的话说给他听。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他不记得我了。他不跟我说话，只跟辛格先生说话。他也许会觉得这很好笑，如果你——你知道我的意思。”

“好的。”她已经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他对布朗特先生着了迷，她懂他的感受，“我不会提起的。”

夜色降临了。月亮如同牛奶一样白，挂在蔚蓝的天空中，天气很冷。她能听到拉尔夫、乔治和波西娅在厨房里的声音。炉子里的火把厨房的窗户照成了温暖的橙色，空气里弥漫着烟雾和晚饭的味道。

“你知道，这件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他说，“我自己都不愿意想到这件事。”

“什么事啊？”

“你记得你第一次开始看报纸，并且开始思考看到的内容吗？”

“当然。”

“我过去是个法西斯分子。我以前觉得我是，就是这样。你知道那些照片，在欧洲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游行、唱歌，步伐一致。我过去以为这是很棒的事情。他们所有人都彼此宣誓，有共同的领袖，所有人有共同的理想，步伐一致地游行。我不太担心犹太少数民族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不愿去想，因为那时候我不愿去想自己就是犹太人。你瞧，我不知道。我只是看着那些照片，看着下面的文字，却并不明白。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以为自己是个法西斯分子。当然，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

批评自己时，他的声音十分苦涩，不断地从男人的声音变成男孩的声音。

“嗯，你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她说。

“这是个可怕的罪过。一个道德错误。”

他就是这样。一切都是黑白分明——没有中间地带。二十岁以下的人如果碰啤酒、白酒，或者吸烟，便是错的。一个人如果考试作弊，那是可怕的罪恶，但抄作业不算犯罪。女孩如果涂口红或穿露背裙，那是道德错误。如果买任何带有德国或日本商标的东西，不管多少钱，都是一种可怕的罪恶。

她想起小时候哈里的样子。有一次，他的眼睛变成了斗鸡眼，然后整整一年都是那个样子。他坐在前门台阶上，双手放在两个膝盖之间，望着一切，非常安静，眼睛向内斜视着。他在文法学校跳了两级，十一岁的时候就准备上职业学校了。但在职业学校里，当他们读到《艾凡赫》里的犹太人时，其他孩子便纷纷转过头来看着哈里，他便跑回家去哭。因此，他妈妈便不让他去上学了。他在家整整待了一年，长高了，也长胖了。她每次爬上栅栏，都会看到他在厨房里给自己弄吃的。他们俩会在附近一起玩，有时候还会一起摔跤。小时候，她喜欢跟男孩子们打架——不是真的打架，只是闹着玩。她用的是柔道和拳击的混合招数，两人各有胜负。哈里对别人从来不会动粗。小孩子们的玩具坏了，每次都来找他，他总会慢慢把玩具修好。他什么都能修。如果什么东西坏了，街上的女人们也会来找他，让他修电灯，或者修缝纫机。后来，他十三岁那年又回到职业学校，开始发奋努力。他送报纸，星期六工作，读书。很长时间以来，她不常见到他——一直到她举办那次聚会。他已经变了很多。

“就是这样，”哈里说，“过去，我一直有宏伟的抱负，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工程师，或了不起的医生，或律师，但现在我不再这样想了。我思考的只是这个世界现在发生的事情，关于法西斯主义和欧洲那些可怕的事情——另一方面，还有民主。我是说不能再想着自己在生活中要成为什么样子并为之努力，因为我对另一方面的东西想得太多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刺杀希特勒，在黑暗中醒来时我口干舌燥，还对什么东西充满恐惧——又不知道是什么。”

她望着哈里的脸，一种深沉而严肃的感觉令她感到悲伤。哈里的头发垂在额头上，上嘴唇又薄又紧绷，但下嘴唇很厚，颤抖着，他看上去不像已经十五岁了。一阵冷风随着暮色吹过来。风在街边的那些橡树上唱着歌，把百叶窗吹得打在屋子的墙上，砰砰直响。街上，韦尔斯太太正在吆喝萨克回家。傍晚的暮色让她心里的那种悲伤更沉重了。“我想要一架钢琴——我想要上音乐课。”她自言自语。她望着哈里，他正在变换着花样交叉自己瘦削的手指，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男孩子的味道。

是什么让她突然这样？也许是因为想起了他们小时候的时光，也许是因为悲伤让她感觉很怪异。但无论如何，她突然推了哈里一下，差点把他从台阶上推下去。“你奶奶的！”她冲他大嚷一声，然后跑开了。街上的孩子要找碴打架时，经常这样说。哈里站起来，一脸吃惊。他把鼻子上的眼镜扶好，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跑到巷子里。

寒冷的空气让她觉得像力士参孙一样强壮。她大声笑起来，传来短促的回声。她用肩膀撞了哈里一下，他一把抓住她。他们拼力扭到一起，大声笑着。她个头最高，但他的两只手很有劲。他打得不怎么样，被她摔倒在地上。他突然停住不动，她也停了下来。他的气息吹在她的脖子上，暖暖的，他一动不动。她坐在他身上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膝盖正抵在他的肋骨上，他的呼吸很急促。他们一起站起来，没有笑。巷子里悄然无声。他们穿过黑乎乎的后院。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很好笑，并没有什么东西让她感觉奇怪，但突然就这么发生了。她轻轻推了他一下，他也推了她一下，然后她又大笑起来，感觉一切回归如常。

“再见。”哈里说。他大了，不能再翻栅栏，所以跑着穿过小巷，朝家门口去了。

“天啊，太热了！”她说，“在这里快闷死了。”

波西娅正在炉子上给她热晚饭。拉尔夫用勺子敲着高脚椅上的托盘。乔治用脏兮兮的小手拿着一片面包，用它搅着他的粗玉米粥，两只眼睛眯着，似乎在望着远方。她拿过白肉、肉汁、粗玉米粥和几粒葡萄干，把它们在自己的盘子里混到一起。她吃了三份，一直到把所有粗玉米粥都吃光了，却还是饿。

一整天，她都在想着辛格先生。一吃完晚饭，她便上了楼。但走到三楼，她看见他的屋门敞开着，房间里漆黑一片。这让她感觉心里很空。

在楼下，她没法安静地坐下来准备英语考试，仿佛她太强壮了，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坐在房间的椅子上。她好像可以推倒屋里所有的墙壁，然后像个巨人一样在街道上前进。

最后，她从床底拿出她的私密盒子。她趴着翻看那个笔记本。现在里面已经有大约二十首歌曲了，但她并不满足。要是她能写一首交响乐就好了！让一整个交响乐团来演奏——但交响乐怎么写呢？有时候几件乐器同时演奏一个音符，所以谱子尺寸必须特别大才行。她在一页大试题纸上画下五条横线——中间都间隔一英寸。如果是小提琴、大提琴或长笛的音符，她会写下乐器的名字来表示；如果是所有乐器同时演奏一个音符，她便用圆圈把所有乐器都圈起来。在这页纸的顶部，她用大写字母写下“交响乐”，下面又写上“米克·凯利”。然后，她便一筹莫展了。

要是她能上音乐课该多好！

要是她能有一架真正的钢琴该多好！

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得以动笔。那些曲调就在她的脑子里，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写出来，就像这是世界上最难的戏剧一样。但她不断地想，直到后来埃特和黑兹尔走进屋子，上了床，并且让她必须关灯，因为已经十一点了。

10

六个星期以来，波西娅一直在等着威廉的消息。每天晚上她都会来家里，问科普兰医生同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谁收到威利的信？”每天晚上他都不得不告诉她，他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终于，她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她总是来到走廊上，望着他，一言不发。她开始喝酒，上衣经常敞着一半纽扣，鞋带也没系好。

二月份来了。天气暖和了些，接着开始热了。太阳猛烈照射着，非常刺眼。鸟儿在光秃秃的树上唱着歌，孩子们在街上玩耍，都光着脚，赤裸着上身。夜晚酷热难耐，像仲夏一般。过了几天，冬天重回小镇。温暖的天空阴了下来，下起了冷雨，天气变得很阴湿，并且极其寒冷。镇上，黑人最为受罪。储备的燃料已经用完，所有人都在拼命寻求温暖。湿冷狭窄的街上，肺炎肆虐，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科普兰医生都没有睡过囫囵觉，而且全都是和衣而眠。依然没有威廉的消息，波西娅写过四封信，科普兰医生写过两封。

白天和夜晚的大部分时间，他根本无暇思考。但偶尔他可以抽空回家休息片刻。他会坐在火炉旁，喝一壶热咖啡，这时心头便会涌上一种深深的不安。他已经有五个病人死了，其中一个就是那个聋哑小孩奥古斯塔斯·本尼迪克特·马迪·路易斯。人们请他去葬礼仪式上讲话，但他的原则是不参加葬礼，因此无法接受这个邀请。这五个病人的死绝不是因为他的疏忽，罪魁祸首是背后多年的贫穷。食物总是玉米面包、腌猪肉和糖浆，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死于贫穷。他思考着这件事情，喝着咖啡好保持清醒。他经常用手托着下巴，因为最近，只要他一累，脖子上的神经便会微微颤抖，让他不由自主地点头。

二月的第四周，波西娅来到家里。刚刚清晨六点，他正坐在厨房的火炉旁，用锅热牛奶当早饭。她喝得烂醉。他闻到了杜松子酒那种浓烈的甜味，不由厌恶地翕动着鼻孔。他没看她，只顾忙着自己的早餐。他把面包掰碎放到碗里，然后倒上热牛奶。他准备好咖啡，摆好桌子。

坐下来吃早餐时，他严厉地望着波西娅。“你吃过早饭了吗？”

“我不吃早饭。”她说。

“你需要吃，如果你今天还想上班的话。”

“我不去上班。”

他感到一阵害怕，不想再追问了。他盯着自己的牛奶碗，用勺子喝着，手有些发抖。吃完，他抬头看着她头顶上的墙。“你的舌头打结了吗？”

“我会告诉你的。你会听到的。等我能说话了，我马上就告诉你。”

波西娅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眼睛慢慢地从一个墙角挪到另一个墙角，两条胳膊软塌塌地垂着，两条腿松垮地扭在一起。

他从她身上移开视线的时候，有一瞬间感到一种危险的轻松和自由，这种感觉很强烈，因为他知道它很快就要土崩瓦解了。他添了添火，烤了烤手，然后卷了一支烟。厨房里纤尘不染，整洁有序。墙上的平底锅映着炉火的光，每一只后面都有一个圆形的黑影。

“是关于威利的。”

“我知道。”他在两手之间小心翼翼地搓着烟，两只眼睛愣愣地瞟着四周，贪婪地享受着最后的甜美幸福时刻。

“我有一次跟你提到过，那个巴斯特·约翰逊跟威利一起在监狱里，我们以前认识他。昨天，他被送回家了。”

“然后呢？”

“巴斯特这辈子都残废了。”

他的头颤抖了一下，他用手按住下巴让自己稳定下来，但顽固的颤抖很难控制住。

“昨天晚上，有几个朋友到我家来，说巴斯特回家了，而且有关于威利的消息要告诉我。我一路跑了过去，然后他就把这些告诉我了。”

“嗯。”

“他们三个人，威利、巴斯特，还有另外一个男孩，他们是朋友。然后麻烦就来啦。”波西娅停住，用舌头舔舔手指，然后用手指滋润着干燥的嘴唇，“是这么回事，那里的白人看守一直找他们的碴。有一天，他们出去干修路的活儿，巴斯特顶了嘴，后来另一个男孩想跑到树林里去，看守就把他们三个都抓了起来，把三个人带到营地，关进了那个冰冷的屋子里。”

他又说“嗯”，但头颤抖着，这个字从喉咙里发出来像咯咯的响声。

“这件事发生在大约六个星期以前，”波西娅说，“你还记得最冷的那段时间，他们就把威利和另外两个男孩关到那间冰窟窿一样的房间里。”

波西娅的声音很小，中间既没有停顿，脸上的悲伤也没有减少。她的声音就像一首低沉的歌曲。她说着，他却听不懂。这些声音在他耳朵里非常清晰，却不能成形或者表达出什么意义，就好像他的脑袋是船头，而那些声音是水，水撞在船头，却又流了过去。他觉得必须回过头去，去寻找之前已经说过的那些话。

“……他们的脚冻肿了，他们躺在那里，在地上挣扎着，大声喊叫着，却没有一个人去。他们在那里喊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人去。”

“我聋了。”科普兰医生说，“我听不懂。”

“他们把我们的威利和那两个男孩关到那间冰冷的屋子里，天花板上有条绳子垂下来。他们脱掉他们三个的鞋子，用绳子拴住光脚。威利和那两个男孩就那么躺在那里，后背在地上，脚在空中。他们的脚冻肿了，他们在地上挣扎着，叫喊着。屋子里冰冷冰冷的，他们的脚冻僵了。他们的脚肿了，他们大声喊叫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人去。”

科普兰医生两只手按住脑袋，但那种顽固的颤抖就是不肯停下来。“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最后终于有人去接他们了。他们很快把威利和那两个男孩送到病房，他们的腿都肿了，冻僵了，坏死了。他们把我们威利的两只脚都锯掉了。巴斯特·约翰逊失去了一只脚，另一个男孩治好了。但我们的威利——现在他一辈子都残废了，两只脚都锯掉了。”

话说完了，波西娅俯过身子，把头撞在桌子上。她没有哭，没有呻吟，但她一次又一次地把头重重地撞在坚硬的桌面上，上面的碗和勺子哗哗作响，他把它们收进了水槽里。那些话在他脑子里散乱一片，但他并没有想要把它们拼接到一起。他用热水烫了碗和勺子，又洗干净擦盘巾。他从地上捡起一样什么东西，又把它放到了什么地方。

“残废了？”他问，“威廉？”

波西娅用头撞着桌子，一下下的，节奏像缓慢的鼓点，他的心也随着这节奏跳动着。那些话悄无声息地活了过来，回归了原意。他明白了。

“他们什么时候把他送回来？”

波西娅低垂的头伏在胳膊上。“这个，巴斯特不知道。后来，他们三个很快就被分到不同的地方去了。他们把巴斯特送到了另外一个营地。威利只剩下几个月就服刑期满了，所以巴斯特觉得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喝着咖啡，望着对方的眼睛，坐了很长时间。他的杯子与牙齿碰得咯咯直响。她把咖啡倒进一个碟子里，咖啡洒到了她的腿上。

“威廉——”科普兰医生说道。他说出这个名字时，牙齿深深地咬进舌头里，他痛苦地动着下巴。他们坐了很久，波西娅握着他的一只手。黯淡的晨曦照得窗户发灰。外面雨还在下。

“如果我还想上班，那现在得走了。”波西娅说。

他跟着她穿过走廊，在衣帽架那里停下，穿上大衣，戴上围巾。打开门，一股湿冷的风吹进来。海博埃坐在外面的路边石上，顶着一张报纸挡雨，报纸已经湿透了。人行道边有一溜栅栏，波西娅一边走一边斜靠在栅栏上，科普兰医生跟在她后面走了几步，他的手也扶着栅栏的木板，才能稳住自己的身体。海博埃跟在他们两人身后。

他等着那种阴郁可怕的愤怒爆发出来，仿佛等着一头野兽从黑夜中蹿出来。然而，它却并没有到来。他的肠胃似乎像装了铅一样沉重，他走得很慢，不时靠在栅栏上，或者靠在沿路房子湿冷的墙上。一路跌到最谷底，直到最后，下面再也没有深渊了。他触摸到了坚实的绝望之底，在那里苟延残喘。

这时，他感觉到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喜悦。受压迫的人放声大笑，黑奴在皮鞭下用自己愤慨的灵魂歌唱。此刻，他的心里也有一首歌——尽管说不上是音乐，只是一种歌曲的感觉。一种平和的沉重负担压得他四肢动弹不得，他只有凭借那种坚强的真正使命感才能向前挪动。他为什么要继续向前？他为什么不能在这极端羞辱的谷底停歇下来，苟且活着？

然而，他终究还是继续向前了。

“叔叔，”米克说，“你觉得喝点热咖啡会感觉好些吗？”

科普兰医生望着她的脸，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似的。他们已经穿过小镇，最终来到凯利家后边的小巷。波西娅先走了进去，他也随后跟了进去。海博埃还是在外面台阶上等着。米克和她的两个小弟弟已经在厨房里了。波西娅跟他们说了威廉的事情。科普兰医生没听她说的什么，只觉得她的声音很有节奏——开头，中间，结尾。她说完后，又从头开始说了一遍。其他人都跑进来听。

科普兰医生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凳子上。他的大衣和围巾搭在火炉旁的一张椅子背上，正在冒着热气。他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两只修长的黑手在破损的帽檐边上紧张地动来动去，黄色的手心出汗了，他偶尔用手帕擦一下。他的头颤抖着，全身肌肉僵硬，拼命要让头部停止抖动。

辛格先生来到屋里，科普兰医生抬起头看着他。“你听说这件事了吗？”他问道。辛格先生点点头，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怜悯或者憎恨。在所有那些知道的人当中，只有他的眼睛没有表现出这种反应，因为只有他明白这件事情。

米克低声对波西娅说：“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他叫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

米克斜过身子，靠近科普兰医生，对着他的脸大喊一声，好像他是个聋子。“本尼迪克特，你不觉得喝点热咖啡会感觉好些吗？”

科普兰医生吓了一跳。

“别那么喊。”波西娅说，“他跟你一样，听得见。”

“哦。”米克说。她倒掉壶里的残渣，然后把咖啡放到炉子上重新烧开。

哑巴在门口徘徊。科普兰医生仍然望着他的脸。“你听说了？”

“他们会怎么处理那些监狱看守？”米克问道。

“亲爱的，我不知道。”波西娅说，“我不知道。”

“我要做点什么。我肯定要为这件事做点什么。”

“我们做什么都没用，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嘴巴闭上。”

“应该用他们对待威利和那两个男孩的办法对待他们，还要更狠一些。我希望能召集一群人，亲手杀了那些人。”

“这样说不像基督教徒。”波西娅说，“我们还是算了，反正知道他们早晚会被撒旦用叉子叉碎，扔到油锅里不停地炸干。”

“不管怎么样，威利还能吹口琴。”

“两只脚都锯掉了，他也只能干这个。”

屋子里一片嘈杂和不安。厨房顶上的房间里有人在搬动家具，餐厅里挤满了房客。凯利太太在早餐餐桌和厨房之间急匆匆地来回忙碌着，凯利先生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和一件浴袍转来转去，凯利家的小孩子们在厨房里狼吞虎咽地吃着饭。家里到处都能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和人们的说话声。

米克给科普兰医生递上一杯咖啡，里面加了淡牛奶，因此咖啡呈现出一种灰蓝色的光泽。盘子里洒了一些咖啡，他先拿出手绢，把盘子和咖啡杯沿擦干净。他根本不想喝咖啡。

“真希望我能杀了他们。”米克说。

房子里安静下来。餐厅里的人都去上班了，米克和乔治去上学了，而婴儿被关进了前面的一个房间里。凯利太太头上裹着一块毛巾，拿着一把笤帚上了楼。

哑巴仍然站在门口。科普兰医生抬头凝视着他的脸。“你知道这件事？”他又问道。这些话没有出声——卡在了他的喉咙里——但他的眼睛在问着这个问题。然后哑巴走了，只剩下科普兰医生和波西娅。他在角落里的凳子上坐了一会儿，最后他站起来要走。

“你坐下，父亲。今天早晨，我们要待在一起。我煎些鱼，还有鸡蛋面包和土豆，当午饭。你待在这里，我给你端上来一顿热饭。”

“你知道我还要巡诊。”

“就今天一天。求你了，父亲。我感觉真的要崩溃了，而且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到街上转悠。”

他犹豫了，摸摸外套的领子，还是湿的。“女儿，很抱歉，你知道，我得去巡诊。”

波西娅把他的围巾放在炉子上方，一直烤到羊毛围巾发热。她给他扣好大衣，又把领子给他竖起来。他清清嗓子，拿出口袋里随身带着的四方纸巾，把痰吐在里面，然后扔到炉子里烧掉了。往外走的时候，他停下来跟台阶上的海博埃说话。他建议，海博埃如果可以安排请一天假，最好陪着波西娅。

天气寒冷刺骨。低沉压抑的天空一直飘着蒙蒙细雨，雨水渗入垃圾桶，巷子里飘散着湿垃圾的恶臭味道。他一边走，一边扶着栅栏支撑着自己，阴郁的目光一直盯着地面。

他去看了所有那些必须看的病人，从中午到下午两点，他又回办公室接诊病人。之后，他坐在办公桌前，紧紧攥着两只拳头。然而，对于这件事情，再努力思考都是徒然。

他再也不想看见人的面孔，但与此同时，他又无法独自一人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他穿上外套，又走到湿冷的街道上。他的口袋里有几份药方，要送到药房去，但他不想跟马歇尔·尼克尔斯说话。他走进店里，把药方放在柜台上。正在称药粉的药剂师转过身来，伸出两只手，厚嘴唇无声地翕动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恢复镇定。

“医生，”他郑重地说，“你一定要知道，我和所有同事、我的所有家人，还有教堂里所有的人，我们都深切感受到你的悲恸，希望你能接受我们最诚挚的同情。”

科普兰医生猛地转过身，一句话没说便走了出去。这些根本无济于事，他需要更多的东西，那种强烈的真正使命，还有对正义的追求。他僵硬地走着，胳膊紧贴在身体两侧朝主街走去。他思考着，却没有结果，他想不出这个镇上有哪个白人既勇敢又正直。他想着所熟悉的每一名律师、每一位法官、每一个官员，但想到这些白人只会让他的心痛苦不堪。最终，他决定去找最高法院的法官。到了法院，他丝毫没有犹豫，快步走了进去，决定那天下午一定要见到法官。

宽敞的前厅空荡荡的，只有通往两端办公室的门口有几个无所事事的人在那里闲逛。他不知道法官的办公室在哪儿，便边踌躇地在楼里穿行，边看着门上的牌子。最后，他走到一条狭窄的走廊上。这条走廊的中间有三个白人男子站在一起聊天，堵住了去路。他紧贴墙壁，想要走过去，但其中一个白人却转身拦住了他。

“你要干什么？”

“能麻烦您告诉我法官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吗？”

白人用大拇指朝走廊尽头晃了一下。科普兰医生认出了他，是副警长。他们见过几十次，但副警长并不记得他。对黑人而言，所有白人都长得一个模样，但黑人会特别注意区分他们的不同。而另一方面，对白人而言，所有黑人也长得很相似，但白人通常并不费心在脑子里去记一个黑人的模样。于是，这个白人说：“你想干什么，牧师？”

这种熟悉的戏谑头衔惹怒了他。“我不是牧师，”他说，“我是名医生，一名医生，我叫本尼迪克特·马迪·科普兰，我想立刻见到法官，有要紧事。”

副警长跟其他白人一样，一番表述清晰的话便惹火了他。“是吗？”他嘲讽道，朝朋友们递了个眼色，“那么，我是副警长，你可以叫我威尔逊先生，我告诉你，法官很忙。改天再来吧。”

“我必须要见法官。”科普兰医生说，“我等着。”

走廊入口处有条长凳，他坐了下来。三个白人继续聊天，但他知道副警长在盯着他。他下定决心不会离开。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几个白人悠闲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知道副警长正在盯着他，他僵直地坐在那里，两只手紧紧夹在膝盖中间。他的谨慎告诉他应该离开，下午晚些时候再回来，到时副警长就不在这里了。他这一辈子跟这些人打交道时一直谨小慎微，但现在，他心里有什么东西不让他退缩。

“过来，你！”终于，副警长说话了。

他的头抖起来，起身时没有站稳。“什么事？”

“你刚才说见法官有什么事？”

“我没说过，”科普兰医生说，“我只是说，我找他有要紧事。”

“你站都站不直了，喝酒了，对吗？我从你嘴里闻出来了。”

“胡说，”科普兰医生缓缓地说，“我没有——”

副警长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跌撞在墙上。两个白人抓住他的胳膊，拖着他下了台阶，来到一楼。他没有反抗。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副警长说，“有他这样一些该死的傲慢的黑鬼。”

他一言不发，任他们摆布。他等着那种可怕的愤怒到来，然后感觉到愤怒从心底升起。愤怒令他十分虚弱，他踉跄起来。他们将他推进囚车，又进去两个警卫。他们把他带到警察局，扔进监狱里。直到他们走进监狱，愤怒的力量才涌上他的全身。他突然挣脱他们的束缚，然后被他们逼到墙角。他们用警棍对着他的脑袋和肩膀一通乱打。他心里有种光荣的力量，他一边反抗，一边听见自己在放声大笑。他又哭又笑，两只脚疯狂地乱踢一通。他用拳头回击着，甚至还用脑袋去撞他们。然后他们紧紧抓住了他，让他动弹不得，随后将他一步步拖过监狱的走廊。牢房的门打开了，身后有人踹了他屁股一脚，他双膝着地摔倒在地上。

在这个逼仄的小房间里，还有五个囚犯——三个黑人，两个白人。其中一个白人年龄很大，醉醺醺的，正坐在地上抓痒。另一个白人囚犯是个男孩，最多十五岁。三个黑人都很年轻。科普兰医生躺在铺位上，抬头望着这几个人的脸，认出了其中一个。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问，“你不是科普兰医生吗？”

他说：“是的。”

“我叫达里·怀特，去年你帮我姐姐摘了扁桃体。”

冰冷的牢房里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味道，角落里放着一只桶，里面的尿液都快溢出来了，墙上爬满蟑螂。他闭上眼睛，一定是立刻睡了过去，因为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带铁栅栏的窗户已经漆黑一片，走廊里开着一盏明晃晃的灯。地上放着四只空空如也的铁盘子，他那份卷心菜和玉米面包的晚饭摆在身边。

他坐在铺位上，剧烈地打了好几个喷嚏，呼吸时胸腔中有痰呼噜作响。过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白人男孩也开始打喷嚏。科普兰医生的方纸巾用完了，只得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撕了纸页来用。白人男孩前倾着身体，趴在角落里那个桶的上方，任由鼻涕流到他的衬衫前胸，眼睛瞪得很大，光洁的双颊通红，他蜷缩在铺位的边缘呻吟着。

很快他们被领出牢房，去盥洗室，回来后立即准备就寝。他们六个人，只有四个铺位。那个老人躺在地上，鼾声如雷。达里和另一个男孩挤在一张床上。

时间过得真慢。走廊里的灯光刺眼，牢房里的味道让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一种折磨。他觉得很冷，牙齿咯咯作响，整个人在寒冷中颤抖不已。他裹着脏乎乎的毯子坐了起来，前后摇晃着身体。白人男孩嘟囔着，在睡梦中把两只胳膊伸了出来，他两次伸出手去，替男孩盖好毯子。他摇晃着身体，双手捧着脑袋，喉咙里发出一种唱歌似的呻吟。他没法去想威廉，也没法去思考那种强烈的真正使命感，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只能感觉到内心的悲哀。

然后他的高烧退了，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他躺下去，似乎陷入一个温暖、火红、非常舒适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这个奇怪的南方冬天结束了。科普兰医生被释放了。监狱外面有一小群人正等着他，有辛格先生，还有波西娅、海博埃和马歇尔·尼克尔斯。他们的面孔模糊不清，他看不真切。阳光非常刺眼。

“父亲，你难道不知道这样肯定救不了我们的威利吗？到白人的法院去胡闹？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闭上嘴，等着。”

她响亮的声音在他耳畔疲惫地回荡着。他们钻进一辆廉价出租车。到家后，他的脸紧紧贴在干净的白色枕头上。

11

米克一整夜都辗转反侧。埃特病了，她不得不睡在起居室。沙发又窄又短。她梦到了威利，是个噩梦。波西娅跟她说到威利发生的事情，几乎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但她依然无法忘记。这一夜，她做了两次这种噩梦，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地板上，额头上多了一个包。到了六点，她听见比尔到厨房给自己弄早饭。天已经亮了，但由于百叶窗还拉着，所以房间里还是一片昏暗。在起居室里醒过来，她觉得有些怪异，不喜欢这样。床单乱七八糟地裹在身上，一半在沙发上，一半在地上，枕头跑到了屋子中央。她起了身，打开通往走廊的门。楼梯上没有人，她穿着睡衣跑回后面的房间。

“闪开，乔治。”

这个孩子躺在床的正中央。晚上很暖和，他光着身子，像只松鸦一样。他紧紧攥着拳头，即便在睡梦中眼睛还在眯着，像是在思考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他张着嘴巴，枕头上有块地方湿乎乎的。她推推他。

“等会儿——”他在睡梦中说。

“到你那边去。”

“等会儿——让我做完这个梦——这个——”

她把他拖到先前的地方，挨着他躺下。等她再次睁开眼睛时，时间已经不早了，太阳从后窗照了进来，乔治不见了踪影。她听见院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声音，还有流水的声音。埃特和黑兹尔正在中间的屋子里聊天。她正穿着衣服，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她在门口听着，却听不见她们在说什么。她猛地打开门，要吓她们一跳。

她俩正在看一本电影杂志。埃特还在躺在床上，一只手半挡着下面一张演员的照片。“从这个角度看，你不觉得他特别像那个男孩吗？那个以前约会过——”

“今天早晨你觉得怎么样啊，埃特？”米克问道。她看看床底下，自己的私密盒子仍然好好地待在原来的位置。

“你倒挺操心的。”埃特说。

“你不要总想挑起战争。”

埃特的脸瘦了。她的肚子疼得厉害，卵巢有问题，跟她来例假有关。医生说必须得立刻把她的卵巢切掉，但她们的爸爸说，他们必须得等等。家里没有钱。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米克说，“我问你一个礼貌的问题，你就开始指责我。因为你病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替你难过，但你就是不肯让我做个规矩人，我自然会生气。”

她把刘海儿拢到后面，仔细照了照镜子。“好家伙，看我摔的这个包！我敢打赌，我的头都摔坏了。昨天晚上我掉下来两次，我觉得好像是撞到沙发旁边的桌子上了。我不能睡在起居室里了，沙发太挤了，我睡不开。”

“小点声，声音太大了。”黑兹尔说。

米克跪在地上，拖出那个大盒子。她仔细看看捆在外面的绳子。“嘿，你们俩有没有摆弄过这个啊？”

“胡说！”埃特说，“我们摆弄你那个破东西干吗？”

“你们最好没动，谁要是想动我的私人物品，我就杀了谁。”

“听着，”黑兹尔说，“米克·凯利，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自私的人，你对世界上所有人都漠不关心，除了——”

“噢，放屁！”她狠狠摔上了门。她恨她俩。这么想很可怕，但事实就是如此。

她爸爸跟波西娅待在厨房里。他穿着浴袍，正在喝咖啡，眼睛通红，杯子和碟子碰得叮当响。他绕着餐桌走来走去。

“几点了？辛格先生出门了吗？”

“他出门了，先生，”波西娅说，“已经快十点了。”

“十点！天哪！我以前从来没睡到过这么晚。”

“你搬来搬去的那个大帽盒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米克把手伸进炉子，拿出半打饼干。“别问了，我又不会跟你撒谎。谁要偷看，没有好下场。”

“如果还有剩牛奶的话，我想拿来泡碎面包。”她爸爸说，“‘墓地汤’，也许能让我的胃舒服些。”

米克掰开饼干，把煎过的几片白肉夹到里面，然后坐到后面的台阶上，吃着早饭。上午的天气温暖而又晴朗，斯波尔瑞巴斯和萨克正跟乔治在后院玩耍。萨克穿着防晒服，另外两个孩子脱得只剩下短裤。他们拿着水龙头互相追着喷水，水流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风吹出一些水花，像薄雾一样，里面出现了彩虹的颜色。绳子上挂的衣服在风里扑啦啦地飞动着——白床单，拉尔夫的蓝衣服，一件红色罩衫，还有睡衣——湿漉漉的，很干净，被吹成了各种形状。天气几乎跟夏天一样，毛茸茸的小黄蜂围着胡同栅栏上的忍冬花嗡嗡地飞着。

“看我把它举到头顶上！”乔治大声喊着，“看看水怎么流下来。”

她精力充沛，没法再安静地坐下去了。乔治曾把一个面粉袋装满土，挂在一根树枝上当沙袋。她开始击打这个沙袋。嘭！嘭！她击打着沙袋，正好合着今早醒来时脑子里的那首曲子的节奏。乔治在土里还掺了一块尖锐的石头，她的指关节都打青了。

“嗷！你把水喷到我耳朵里了，把我耳膜弄破了，我听不见了。”

“给我，让我喷一会儿。”

水花溅到她的脸上，孩子们还拿水龙头转而去喷她的腿。她担心弄湿盒子，所以拿起盒子，穿过胡同到前面门廊去了。哈里正坐在他家台阶上看报纸。她打开盒子，拿出笔记本，却很难集中注意力去琢磨她想写下来的那首歌。哈里朝她这边望过来，她没法思考了。她和哈里最近聊了很多。

他俩几乎天天一起放学回家。他们谈论上帝。有时候她半夜醒来，想起他们说过的话，不禁瑟瑟发抖。哈里是个泛神论者，那也是一种宗教，如同浸礼教、天主教，或者犹太教。哈里相信，人死了被埋葬之后，会变成植物、火、尘土、云彩和水。几千年后，你最终会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他说，他觉得这比只当个天使好多了。无论如何，这比什么都没有好多了。

哈里把报纸扔进家里的门厅，走了过来。

“今天跟夏天一样热。”他说，“这才三月。”

“是啊，我希望我们可以去游泳。

“如果有什么可以游泳的地方，我们就去。”

“没有什么可以游泳的地方，只有那个乡村俱乐部的泳池。”

“我当然想干点什么——走出家门，去个什么地方。”

“我也是。”她说，“等等，我知道一个地方，就在乡下，约莫十五英里的路程。树林里有条河，又深又宽。女童子军团在那里有个夏天的营地。去年有一次，韦尔斯太太带着我、乔治、皮特和萨克去那里游过泳。”

“如果你想去，我弄两辆自行车，我们可以明天去。我一个月可以休一个星期天。”

“我们骑车去，然后到那里野餐。”米克说。

“好的，我去借自行车。”

他该上班了。她望着他沿着大街走去，甩着两只胳膊。在街区中间的地方有一棵月桂树，枝叶很低。哈里紧跑几步跳起来，抓住一根树枝，做了个引体向上。她的心里涌上一种幸福的感觉，因为他们的确是要好的朋友，而且他很帅。明天，她要跟黑兹尔借蓝色项链，穿上那条丝绸裙子。至于午饭，他们要带果酱三明治和汽水。也许哈里会带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因为他们吃的是传统犹太人的食物。她一直望着他，直到他拐过弯去。的确，他已经长成了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了。

到了乡下的哈里跟坐在后门台阶上看报纸、思考希特勒的哈里完全不一样。他们一大早便出发了。他借的自行车都是男孩子骑的那种，两腿中间有大梁。他们把午饭和游泳衣捆在挡泥板上，九点以前就出发了。早晨天气很热，阳光灿烂。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出了镇子，走上一条红色土路。田野里一片明艳的绿色，空气中弥漫着松树浓郁的味道。哈里非常激动地说着话，暖风吹在他们的脸上。她的嘴里很干，也觉得饿了。

“看见那边山上的房子了吗？我们到那里停一下，喝点水。”

“别了，我们最好等等，井水会让人得伤寒。”

“我已经得过伤寒了，还得过肺炎，断过腿，脚上还感染过。”

“我记得。”

“是的，”米克说，“我和比尔得伤寒发高烧的时候，就待在前屋里。皮特·韦尔斯从人行道上经过时，一边抬头望着我们的窗户，一边捂着鼻子从边上跑过去。比尔觉得非常难堪。我的头发都掉了，变成了秃子。”

“我敢打赌，我们已经离开镇子十英里了。我们骑了一个半小时，也骑得很快。”

“我真的很渴，”米克说，“也很饿。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午饭？”

“冷肝馅布丁，鸡肉沙拉三明治，还有馅饼。”

“真是美味的野餐。”她很为自己带的东西感到羞愧，“我带了两颗水煮蛋，填了馅料，还分别用小袋子装了盐和胡椒，还有三明治，抹了黑莓酱和黄油，都用油纸包好了，还有餐巾纸。”

“我没想让你带任何东西，”哈里说，“我母亲给我们俩都准备了午饭，我请你出来，这就够了。我们很快就到一个商店了，可以买冷饮。”

他们又骑了半个小时，终于来到一个加油站的商店。哈里支好两人的自行车，她先走了进去。从外面炫目的阳光底下走进来，商店里面显得很黑，架子上堆着厚厚的白肉块、一桶桶油，还有一袋袋面粉。柜台上放着一大罐黏糊糊的散糖，上面苍蝇乱飞。

“你这里有什么饮料？”哈里问道。

店主一一道出名字。米克打开冰柜，看看里面。她的双手放在冰水里，感觉好极了。“我要一瓶巧克力味的汽水，有吗？”

“我也是，”哈里说，“来两瓶。”

“不，等等，这里有冰啤酒。如果你请得起的话，我想要一瓶啤酒。”

哈里也为自己点了一瓶啤酒。他觉得，不到二十岁的人喝啤酒简直就是犯罪——但也许，他突然想寻找刺激。第一口下肚，他脸上露出一副苦相。他们坐在商店前面的台阶上。米克的两条腿累坏了，腿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她用手抹了抹瓶颈，慢慢地喝了一大口冰凉的啤酒。马路对面有一大片空荡荡的草地，草地那边有一排松树，呈现出深深浅浅的绿色——从明亮的黄绿色到接近黑色的深绿色，不一而足。天空蔚蓝，天气很热。

“我喜欢啤酒，”她说，“我以前经常用爸爸剩下的啤酒蘸面包吃，我喜欢一边喝，一边舔手上的盐粒。这是我独自喝的第二瓶啤酒了。”

“第一口发酸，后面的味道很好。”

店主说他们离小镇已经十二英里了。他们还要再走四英里。哈里付了钱，他们又走到外面炽热的阳光底下。哈里大声说着话，一直在哈哈大笑，毫无缘由。

“老天，喝完啤酒，再加上这炽热的阳光，让我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但我真的感觉很美妙。”他说。

“我简直等不及要游泳了。”

路上有沙子，他们只得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脚踏板上，免得陷进去。哈里的衬衫被汗水湿透了，贴在后背上，他还在不停地说话。道路变成红土路，沙子路被抛到了身后。她脑海中浮现出一首和缓的黑人歌曲——波西娅的弟弟曾经用口琴吹过这首歌。她按着歌曲的节拍踩着自行车踏板。

终于，他们到了她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就是这里！看见那个写着‘私有’的牌子了吗？我们得先爬过铁丝网栅栏，然后再顺着那条路上去——看！”

树林里非常安静，地上铺着光滑的松针。几分钟后，他们到了那条小河边。河水是棕色的，流得很急，很清凉。除了水声和松树梢传来的风的歌唱，周围鸦雀无声。幽深安静的树林似乎让他们有些胆怯，他们沿着河堤悄悄地走着。

“是不是很美啊。”

哈里大笑起来。“你为什么窃窃私语啊？听这里！”他用手拍着嘴巴，发出一声长长的印第安人的呐喊声，接着传来回声。“来吧，我们跳到水里，凉快凉快。”

“你不饿吗？”

“好吧，那我们就先吃东西。我们现在把午餐吃一半，留着一半，等从水里上来以后再吃。”

她打开果酱三明治。吃完以后，哈里把包装纸紧紧团成一个球，塞进一个空树桩里。然后他拿起短裤，顺着小路走下去。她躲到灌木丛后面，脱掉衣服，挣扎着把自己塞进黑兹尔的游泳衣里。泳衣太小了，紧紧勒着她的屁股。

“准备好了吗？”哈里大声喊道。

她听到水花四溅的声音，等赶到堤岸时，哈里已经在水里游了起来。“先别跳水，我看看有没有突出的石块，或者很浅的地方。”他说。她望着他的脑袋在水里一起一伏。无论如何，她都没打算跳水，她甚至连游泳都不会。她这辈子只游过几次泳——而且总是一直戴着游泳圈，或者待在水不会没过头顶的地方，但如果告诉哈里，就显得太娇气了。她有些尴尬。突然，她编起故事来：

“我再也不跳水了。我以前跳过，高台跳水，一直跳。但有一次我把脑袋摔破了，所以再也不跳了。”她想了一会儿，“我那天跳的是双飞身镰刀式，等上来时，水里都是血，但我没多想，便开始练游泳技巧了。那些人都冲我大喊大叫，我这才明白水里那些血是从哪里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好好游过泳。”

哈里爬上河堤。“天哪，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她还想添油加醋好让这个故事听上去更合理一些，但是，她只是那么望着哈里。他的皮肤是浅棕色的，沾了水，闪闪发光。他胸前和腿上都有毛发，游泳裤很紧，让他看上去像是赤身裸体的样子。他没戴眼镜，脸显得更宽了，也更英俊了。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湿漉漉的。他也正在望着她，突然之间，他们好像尴尬起来。

“这里的水大约十英尺深，对岸那边很浅。”

“我们游起来吧。我敢打赌，冰凉的水让人感觉很好。”

她并不害怕。她觉得自己就像困在了一棵很高的大树树顶，她别无选择，只能小心翼翼地爬下来——一种死一般平静的感觉。她爬下堤岸，进到冰冷的水里。她抓着一条树根，但树根最后断掉了，她便开始游了起来。她呛了一次水，没了一次顶，但她坚持游着，没给自己丢脸。她游到了对岸，在那里她可以探到底，然后感觉好多了。她用两只拳头砸着水面，大声胡乱喊着，制造回声。

“看这里！”

哈里摇摇晃晃地爬上一棵很高很细的小树，树干很软，等他爬到树顶时，小树带着他一起倒了下来，他掉到了水里。

“我也要！看我的！”

“这是棵小树苗。”

她像别的住在一个街区的孩子一样，很擅长爬树。她模仿着他的每一个动作，重重地砸到水面上。她也会游泳，现在游得还不错。

他们玩着模仿游戏，在河堤上跑来跑去，又跳进冰冷的褐色河水里。他们又喊，又跳，又爬，玩了大约两个小时。然后他们站在河堤上，看着对方，似乎没有什么新把戏可以玩了。突然，她说：

“你裸泳过吗？”

林间一片安静，有一会儿的时间他没有回答。他很冷，乳头变成了紫色，很硬，嘴唇也发紫，牙齿咯咯作响。“我——我想没有。”

她心里一阵兴奋，然后脱口而出：“你敢，我就敢。你敢不敢？”

哈里把湿漉漉的黑色刘海儿抹到后面。“好。”

他俩都脱掉了泳衣。哈里背对着她，他脚步踉跄，耳朵都红了，然后他俩转过身，面对着对方。也许，他们在那里站了半个小时——也许并不超过一分钟。

哈里从一棵树上扯下一片树叶，撕成碎片。“我们还是穿上衣服吧。”

午餐过程中，两人都一言不发。他们把午餐摆在地上。哈里把所有东西都一分为二。夏日的午后炽热得让人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在树林深处他们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缓缓的流水声，还有鸟叫的声音。哈里拿着他那颗填馅水煮蛋，用大拇指把蛋黄碾碎。这让她想起了什么？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然后哈里抬起头来，望着她背后的地方。“听着，我觉得你非常漂亮，米克。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不是说我以前觉得你很丑——只是说——”

她朝水里扔了一颗松果。“如果想天黑之前回到家的话，我们最好现在就往回赶。”

“不，”他说，“我们躺下，就躺一会儿。”

他弄来一捧捧松针、树叶和灰色苔藓。她吸吮着膝盖，望着他，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好像全身上下都很紧张。

“现在，我们可以睡一会，养足精神，好回家。”

他们躺在松软的“床”上，抬头望着一丛丛深绿色的松树直入云霄。有只鸟儿唱着一首哀婉清越的歌，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有个很高的音符像是双簧管发出来的——接着降了五个调，然后又响了起来。这首歌如此哀婉，像是一个无言的问题。

“我喜欢这只鸟。”哈里说，“我觉得是只绿鹃。”

“我希望我们是在海上，在沙滩上，望着远处海上的船只。有一年夏天你去海边了——那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他的声音粗哑而低沉。“嗯，有海浪，有时候是蓝的，有时候是绿的，在灿烂的阳光下海浪看起来像玻璃一样。沙滩上可以捡到小贝壳，就像我们用雪茄盒带回来的那种。水面上还有白色的海鸥。我们去过墨西哥湾——海湾的凉风一直吹着，从来不像这里这么热，像烤箱一样。一直——”

“雪，”米克说，“这是我想看的。寒冷的白色雪花，像电影里一样。暴风雪。寒冷的白色雪花一直轻轻地飘着，整个冬天都在一直飘啊飘啊，像阿拉斯加的雪一样。”

他们两人同时转过身来，紧紧靠在了一起。她感觉到他在颤抖，她的两只拳头攥得都快裂开了。“噢，上帝。”他一遍遍地说。她的头好像从身体上掉了下来，被扔掉了。她的眼睛向上直视着刺目的阳光，一边在心里数着什么。然后，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

他们沿着小路缓缓推着车子。哈里耷拉着脑袋，弓着肩膀。土路上，他们的影子很长很黑，已是傍晚时分了。

“听着。”他说。

“嗯。”

“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件事，必须弄明白，你——懂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懂。”

“听着。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坐一会儿吧。”

他们扔下自行车，坐在路边的水沟旁，两人离得很远。黄昏的阳光照在他们头上，周围都是不堪一击的棕色蚂蚁窝。

“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件事。”哈里说。

他哭了起来。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从白皙的脸上滚落下来。她想不出他为什么事情而哭。一只蚂蚁咬了一口她的脚踝，她用手指把蚂蚁捏起来，拿近了细看。

“是这样，”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亲吻过女孩。”

“我也没有，我从来没有亲吻过男孩，家里人除外。”

“我过去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去亲吻某一个女孩。以前，上学时我会在脑子里盘算，夜里还会梦见这件事。后来有一次，她约了我。我看得出，她想让我亲她。我只是在黑暗中望着她，却不能亲她。我以前满脑子都是这个——亲她——但事到临头，我却做不到。”

她用手指在地上挖了个洞，埋掉了那只死蚂蚁。

“这都是我的错。不管怎么看，通奸都是一种可怕的罪恶。你比我小两岁，还是个孩子。”

“不，我不是孩子，绝不是个孩子，但现在我希望自己是。”

“听着，如果你觉得应该的话，我们可以结婚，秘密地结婚，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

米克摇摇头。“我不喜欢那样，我绝不跟任何男孩结婚。”

“我也绝不结婚。我知道这一点，而且也不只是说说而已——是真的。”

他脸上的表情让她害怕，他的鼻子颤抖着，下嘴唇咬得颜色斑驳，有些血淋淋的。两只眼睛很明亮，含着泪光，闪着怒气。那张脸比她见过的任何面孔都要苍白。她别过头去，不看他。如果他不再说话，一切可能会好得多。她慢慢环顾四周——望着水沟里的红白相间的黏土，望着一个碎掉的威士忌瓶子，望着他们对面的一棵松树，上面挂了个牌子，为一个竞选乡村治安官的男人做宣传。她想就这样永远静静地坐下去，不思考，也不说话。

“我要离开小镇，我还算是个不错的技工，可以到其他地方找份工作。如果待在家里，母亲会从我的眼神里察觉这件事。”

“告诉我。你看着我，能看出异样吗？”

哈里盯着她的脸，看了很长时间，点点头表示能看出来，然后又说：

“还有一件事。过一两个月，我会把我的地址发给你，你给我写信，告诉我你是不是一切都好。”

“你是什么意思？”她缓缓问道。

他跟她做了解释：“你只需要写个‘好’字，我就明白了。”

他们继续推着自行车，往家走去，影子在路上拉得很长，像巨人似的。哈里弓着身子，像个苍老的乞丐，不断地用衣袖擦鼻子。有一瞬间，一切都闪耀着明亮金黄的光芒，然后太阳落到了树木背后，他们眼前路上的影子消失了。她觉得非常苍老，就像心里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一样。现在不管自己愿不愿意，她已经是个大人了。

他们走了十六英里，到了家旁边漆黑的小巷里，她看见家里厨房透出昏黄的灯光。哈里家则漆黑一片——他母亲还没有回来。他母亲在一条小街上给一个裁缝干活儿，有时候甚至连周日也要上班。你从窗户里望进去，能看到她趴在后面的机器上，或者用一根长针缝着一些厚重的东西。你望着她时，她从来不会抬头。到了晚上，她会为哈里和自己煮一顿传统的晚饭。

“听着——”他说。

她在黑暗中等着，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们握了握手，哈里顺着房子之间黑乎乎的小巷走了。他走到人行道上，转过头，望望身后。一束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脸色苍白、冷峻。然后，他走了。

“我有个谜语。”乔治说。

“我听着呢。”

“两个印第安人正在小路上走着。前面那个是后面那个的儿子，但后面那个却不是他的父亲。他俩什么关系？”

“我想想。是他的继父。”

乔治冲波西娅笑了，露出一口方方正正、细小的青色牙齿。

“那就是他叔叔。”

“你猜不出来的。是他妈妈。里面的花招就是，你觉得印第安人不会是女的。”

她站在屋子外面，望着他们。从门口看过去，厨房就像一幅画。里面干净舒适。只有水槽旁边的灯开着，房间里影影绰绰。比尔和黑兹尔在桌上玩“黑杰克”纸牌，用火柴当钱。黑兹尔用胖乎乎的粉红手指抚摸着发辫，比尔则吸着两颊，非常认真地打着手中的牌。水槽边，波西娅正用一块干净的方格毛巾擦干碗碟。她看上去很瘦，皮肤是一种金棕色，抹了油脂的黑色头发梳得很整齐光滑。拉尔夫安静地坐在地板上，乔治正努力把用圣诞节旧金属箔丝线做的挽具往他身上套。

“这里还有一个谜语，波西娅，如果钟表的指针指向两点半——”

她走进屋子。她似乎以为他们看见她时会向后退去，然后围成一圈站在那里看着她，但他们只是瞥了她一眼。她坐在桌前，等待着。

“大家都吃完晚饭了，你才拖拖拉拉地回来。我好像永远也下不了班了。”

没有人注意她。她吃完了一大盘子卷心菜和鲑鱼，最后又吃光了乳冻甜食。她心里想着妈妈。门开了，妈妈走了进来，告诉波西娅，布朗小姐说房间里发现了臭虫。要去把汽油拿出来。

“别那么皱着眉头了，米克，你这个年龄应该好好收拾一下，尽量保持最好的样子。慢着——我跟你说话时，别急着往外窜——我是说，睡觉前你用海绵好好给拉尔夫擦洗下身体，好好洗洗他的鼻子和耳朵。”

拉尔夫柔软的头发上沾着燕麦粥。她用抹布把燕麦片擦掉，又在水槽跟前给他洗了脸和手。比尔和黑兹尔结束了扑克游戏。比尔拿起火柴时，长指甲刮在桌面上。乔治抱着拉尔夫去睡觉。厨房里，只剩下她和波西娅两个人。

“听着！看着我，你看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

“我当然看出来了，亲爱的。”

波西娅戴上红帽子，换了鞋子。

“嗯——”

“你得弄点油脂抹抹脸，你的鼻子都脱皮了，脱得很厉害。他们说油脂治疗晒伤最好了。”

她独自站在漆黑的后院里，用指甲从那棵橡树上抠下一块块树皮。情况更糟糕了。也许如果他们能够看着她，看出端倪，她会感觉好得多。他们要是知道就好了。

她爸爸在后门台阶上喊她：“米克！哦，米克！”

“在，长官！”

“电话。”

乔治挤过来，想听听，但她把他推开了。米诺维茨太太的嗓门很大，很激动。

“我家哈里现在应该在家的。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夫人。”

“他说你们俩要骑自行车出去。现在他会在哪儿呢？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夫人。”米克又重复了一遍。

12

天气重新热了起来，迪克西阳光游乐场也随之热闹起来。三月的风平息下来，树木的枝叶郁郁葱葱，一片黄绿色。天空碧蓝，没有一丝云彩，阳光越发强烈了，空气湿热难耐。杰克·布朗特痛恨这种天气。他晕晕乎乎地想到未来几个月漫长酷热的夏季，感觉很糟糕。近来他不断受头痛困扰，体重增加了，肚子有点鼓了出来，他只好不扣裤子最上面的一颗纽扣。他知道是因为喝酒导致的发胖，却还是一直喝酒。酒精有助于缓解头痛，他只要喝一小杯，头痛就好多了。现在，对他而言，一杯跟一夸脱没有分别。让他兴奋的不是当时的酒——而是第一口酒下肚后，引发了过去几个月中储存在他血液中的所有酒精的反应。一勺啤酒会帮助他缓解头痛，但一夸脱威士忌却不会让他喝醉。

他完全戒了酒。几天以来，他只喝水，还有橘子汁。那种疼痛就像脑子里有条虫子在爬。他在漫长的午后和夜晚工作着，疲惫不堪。他无法入睡，想要读点东西，这简直就是一种痛苦。房间里潮湿酸腐的味道令他恼火。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睡过去的时候已是天光大亮。有个梦总是挥之不去。四个月之前，他第一次做这个梦，醒来时非常恐惧——但奇怪的是，他从来记不住这个梦的内容。睁开眼睛时，只有那种感觉还存留下来。每一次醒来时的恐惧感都一模一样，他毫不怀疑这些梦都是同样的内容。他习惯了做梦，酒后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噩梦让他陷入一个疯子似的混乱境地。但清晨的阳光一来，这些荒诞的梦便消失不见，他也记不起来了。

这个茫然、诡秘的梦全然不同。他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但心里会有一种威胁的感觉久久不能散去。后来他有天早晨醒过来，又是那种熟悉的恐惧感，却依稀记得背后的那种黑暗。他走在一群人当中，怀里抱着什么东西，他只能确定这些内容。他偷东西了吗？他是要拼命保护什么财产？周围的那些人都在追他吗？好像不是。他越想这个简单的梦，越觉得不明白。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不再做这个梦了。

他遇到了那个写标语的人，去年十一月，他看见这个人用粉笔写的那些话。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这个老人就像个邪恶的天才一样缠着他。他叫西姆斯，经常在人行道上布道。冬天太冷，他只好待在室内，但到了春天，他会一整天都待在大街上。他的头发很软，胡乱地垂在脖子上。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很大的女式丝绸提包，里面装满粉笔和耶稣宣传单。他的眼睛明亮，眼神疯狂。西姆斯想要让他皈依。

“逆境中的孩子，我闻到了你气息中罪恶的啤酒臭味，而且你还抽烟。如果上帝想让我们抽烟，他就会在《圣经》里说了。你的眉头上有撒旦的印记，我看见了。忏悔吧。让我指给你光明吧。”

杰克向上翻翻眼珠，慢慢在空中划出一个虔诚的符号，然后张开油迹斑斑的手。“我只把这个给你看。”他用一种低低的舞台剧的声音说道。西姆斯低头看着他手掌上的伤口。杰克俯身过来，低声说：“还有另外一个符号，你知道的符号，我生来就带着它们。”

西姆斯向后靠在栅栏上，用女人一般的姿势把一缕银发从额头撩起来，理顺到头顶上抚平，舌头紧张地舔着嘴角。杰克哈哈大笑起来。

“亵渎神明的人！”西姆斯尖叫起来，“上帝会抓到你的，你和你们这帮人。上帝会记住嘲笑者，他在我身后关注着，上帝关注每个人，但他特别关注我，就像他关注摩西一样。上帝在晚上跟我说了很多事情。上帝会抓到你的。”

他把西姆斯带到街角的一家商店，请他喝可口可乐，吃抹了花生酱的饼干。西姆斯又开始在他身上下功夫了。他起身去游乐场的时候，西姆斯一路小跑紧跟在他身后。

“今晚七点，到这个街角来。耶稣有专门给你的启示。”

四月，最初有几天刮风，却很暖和。白云飘在湛蓝的天空上，风里有河流的味道，还有镇子外面的田野散发出来的更清新的味道。从早晨四点一直到午夜，游乐场里都人满为患，这都是些粗人。随着新春的到来，他隐隐感觉到有一种麻烦的味道。

一天晚上，他正在检修秋千的机械装置，突然被一阵愤怒的声音惊得回过神来。他迅速挤过人群，看到旋转木马售票亭旁边一个白人女孩正跟一个黑人女孩打架。他使劲把两人拽开，但她俩还是拼命要扑向对方。围观人群各有偏袒，吵闹声震天。白人女孩是个驼背，一只手里紧紧握着一个什么东西。

“我见过你，”黑人女孩喊道，“我要把那个罗锅从背上给你打下来。”

“闭嘴，你这个黑鬼。”

“下流的工厂货，我付了钱就要坐。白人，你让她把票还给我。”

“黑鬼骚货！”

杰克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人群挤得更紧了，两边都有人嘟嘟囔囔地发表着意见。

“我看见卢里掉了票，然后这个白人女孩捡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个黑人男孩说。

“任何黑鬼都不许用手碰任何一个白人女孩，而——”

“你别再推我了，即便你的皮肤的确是白的，我也要一拳打回去了。”

杰克粗鲁地挤进密不透风的人群。“好了！”他大声喊道，“走吧——散了吧，你们这些该死的。”看到他的两只大拳头，人们悻悻地散开了。杰克转身望着两个女孩。

“事情就是这样。”黑人女孩说，“我敢确定，在这里没几个人能像我一样，直到星期五晚上才攒够五毛钱。这个星期我做了两倍熨衣服的活儿。她手里拿的那张票，我花了五分钱，现在我一定要坐木马。”

杰克很快解决了问题。他让驼背女孩留着那张有争议的票，又给了黑人女孩一张新票。那天晚上，没有再出现争吵。但杰克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很警惕。他忧心忡忡，心神不宁。

游乐场里，除了他还有五位员工——两个男人开秋千、收票，三个女孩负责售票亭。这没算上帕特森。这位游乐场主大多数时间都在拖车里跟自己打牌。他眼神迟钝，瞳孔缩着，脖子上的皮肤堆成层层黄色的褶皱，软软的。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杰克的工资涨了两次。到了半夜，他负责跟帕特森汇报，并上交当晚的收入。有时候，他在拖车里待上好几分钟，帕特森才会注意到他。帕特森总是一直盯着牌，陷入恍惚之中。拖车里弥漫着浓重的食物和大麻烟卷的刺鼻味道。帕特森伸手捂住肚子，好像保护着肚子不受什么东西的伤害。他对账目审查得非常仔细。

杰克和两个操作员发生过一次口角。这两个人以前都在工厂里当落纱工。起初他试图跟他们聊天，想帮他们看清真相，有一次还邀请他俩去台球室喝酒。但是，他们非常愚钝，他帮不了他们。此后不久，他无意间听到两人的对话，才引发了这场麻烦。那是周日凌晨，大概两点钟，他在跟帕特森核对账目。他走出拖车时，场地上似乎空荡荡的，月光非常明亮。他想着辛格和接下来空闲的一天，经过秋千时他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那两个操作员干完活儿，正凑在一起抽烟。杰克侧耳细听。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比黑鬼还让我讨厌，那就是赤色分子。”

“他让我发笑，我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看他趾高气扬的样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五短身材的小矮子。你觉得他有多高？”

“大概五英尺吧，但他觉得自己有那么多东西要跟别人讲。他该进监狱，那才是他该待的地方，这个红色布尔什维克。”

“他让我发笑，一看见他我就忍不住笑。”

“他不用跟我装什么大头。”

杰克望着他们朝织工巷走去。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冲出去质问他们，但某种畏缩又把他拉了回来。有好几天的时间，他默默地生闷气。后来有天晚上下班后，他跟着那两个男人走了好几个街区，他们转过一个弯时，他挡在了他们面前。

“我听见你们说的话了，”他喘着粗气说，“上个星期六晚上，我碰巧听到你们说的每个字。当然，我是个赤色分子，至少我认为自己是，但你们是什么？”他们站在一盏街灯下，两个人朝后退了一步，附近空无一人。“你们这些脸色苍白、小肚鸡肠、没骨气的小老鼠！我可以伸出手掐断你们细瘦的脖子，一手一个。别管是不是小矮子，我可以把你们打倒在人行道上，到时候得用铲子才能把你们铲起来。”

两个男人面面相觑，吓住了，想要走开，但杰克不放过他们。他随着他们的步子，倒退着，脸上现出愤怒的讥笑。

“我要说的就是：我建议，以后你们什么时候想评论我的身高、体重、口音、举止，或者思想，尽管来找我。特别是最后一点，我要特别提醒你俩——免得你们不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后来，杰克用愤怒的鄙视态度对待这两个人。在他背后，他们对他冷嘲热讽。一天下午，他发现秋千的引擎遭到了蓄意破坏，他不得不加班三个小时才修好。他一直觉得有人在嘲笑他。每次听到那几个女孩在一起聊天，他都会挺直身子，漫不经心地一个人大笑起来，好像想到了某个私密的笑话。

墨西哥湾吹来温暖的西南风，带着浓浓的春天气息。白天越来越长，阳光灿烂。这种令人懒洋洋的温暖让他情绪低落，他又开始喝酒了。工作一干完，他便回家躺在床上。有时候他待在那里，不脱衣服，一动不动，一待便是十二三个小时。几个月前，让他哭泣、啃指甲的那种坐立不安似乎消失了，但在这种怠惰背后，杰克感觉到了原来的那种紧张感。在他去过的所有地方当中，这是最孤独的小镇，或者如果没有了辛格，它将是最孤独的小镇。只有他和辛格懂得真理。他知道，却无法让那些不知道的人明白，就像在跟黑暗、跟空气中的炎热或臭味搏斗一样。他阴郁地望着窗外。街角有棵矮小的树，被烟熏黑了，已经抽出黄绿色的新叶。天空总是一种深邃硬朗的蓝色。有条发臭的小河流经镇上的这片区域，里面滋生的蚊子在他房间里嗡嗡乱飞。

他抓着发痒的地方。他把硫黄和猪油混在一起，每天早晨抹在身体上。他把自己抓得浑身红肿，瘙痒似乎永远不能消停。有天晚上，他崩溃了。他独自坐了好几个小时，喝了掺在一起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醉得厉害。时间已是凌晨。他从窗口探出身子，望着漆黑无声的街道，想起周围的人们。他们在睡觉。这些不知道的人。突然，他大声叫骂起来：“这就是真理！你们这些畜生，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

整条街上的人都愤怒地醒了过来，灯亮了，人们带着睡意大声地骂他。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男人们愤怒地猛砸他的门，街对面妓院里的姑娘们都把头伸出了窗外。

“你们这些愚蠢愚蠢愚蠢愚蠢的杂种。你们这些愚蠢愚蠢愚蠢愚蠢的——”

“闭嘴！闭嘴！”

走廊里的家伙正在推门。“你这头醉鬼公牛！等我们进去有你好看的。”

“外面有多少人？”杰克咆哮道。他把一只空酒瓶砰的一声砸在窗框上，“来吧，所有人。来吧，一起上吧。我一次可以解决你们三个。”

“好啊，甜心。”一个妓女喊道。

门被推开了。杰克从窗户里跳了出去，钻进一条偏僻小巷。“嘿嚯！嘿嚯！”他醉醺醺地大喊着。他光着脚，赤裸着上身。一个小时以后，他跌跌撞撞走进了辛格的房间，四肢伸展瘫在地上，哈哈大笑，笑着笑着便睡着了。

一个四月的早晨，他发现了一个被暗杀的男人的尸体，是个年轻的黑人。杰克在一条水沟里发现了这具尸体，离游乐场大约有三十码的距离。黑人的喉咙被割开了，脑袋向后仰着，角度令人惊诧。太阳炽热地照在他睁开的呆滞双眼上，胸前干掉的血迹上苍蝇乱飞。死者手里握着一根拐杖，红黄相间，带流苏，像游乐场汉堡摊上卖的那种一样。杰克难过地低头盯着这具尸体，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报了警。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两天后，死者的家属到太平间认领了尸体。

在迪克西阳光游乐场经常有人打架、争吵。有时候，两个好朋友手挽手走进游乐场，大笑着，喝着饮料，等离开时则会扭作一团，气得直喘粗气。杰克一直很警觉。在游乐场花哨的欢乐、明亮的灯光、懒洋洋的大笑之下，他总觉得有一种闷闷不乐的东西，非常危险。

在这恍恍惚惚、支离破碎的几个星期中，西姆斯一直四处奔走。老人喜欢随身带着一个肥皂箱、一本《圣经》，然后在人群中站好，开始布道。他讲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说审判日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他会指着某些酒鬼，用伤感而疲惫的声音冲他们喊叫。由于兴奋，他嘴里流满口水，每说一句话便会发出一种湿漉漉的、汩汩的声音。他一旦走进人群站定，任凭别人怎么说，他都不会让步。他给了杰克一本基甸国际《圣经》做礼物，让他每天晚上跪地祈祷一个小时，并且把别人给他的啤酒和香烟全部扔掉。

他们因为墙壁和栅栏争吵起来。杰克也开始在口袋里随身装着粉笔，写一些简单的句子。他很注意措辞，这样才有路人停下来认真琢磨意思，才会有人好奇，才会有人思考。此外，他还写些简短的小册子到大街上分发。

杰克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辛格，他也许已经离开小镇了。只有星期天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宁静。有时候他们会一起散散步，或下下棋——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安静地待在辛格的屋子里。如果他想说话，辛格总是很专心地听着。如果他闷闷不乐地坐一整天，哑巴也会理解他的感受，并不吃惊。在他看来，现在似乎只有辛格能帮得了他。

有个星期天，他爬上台阶，看见辛格的房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他一个人在那里坐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他听见辛格上楼的脚步声。

“我正在想着你呢。你去哪儿了？”

辛格微笑着，用手帕扫了扫帽子，将帽子收好，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银色铅笔，伏在壁炉上写了一张便条。

“你是什么意思？”杰克看完哑巴写的东西，问道，“谁的腿被锯掉了？”

辛格拿回便条，又写了几句话。

“哈，”杰克说，“这个不奇怪。”

他思考着这张纸上的话，然后在手里把它揉作一团。过去一个月里的精神不振消失了，他紧张而且不安。“哈！”他又说道。

辛格将咖啡壶放在炉子上，拿出棋盘。杰克把便条撕碎，在两只汗乎乎的手里揉搓着这些纸片。

“但是，这件事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吗？”

辛格犹疑地点点头。

“我想见见那个男孩，听听完整的事情经过。你什么时候可以带我过去？”

辛格认真思考了一下，然后在便笺本上写道：“今晚。”

杰克用一只手捂住嘴巴，开始在屋里不安地踱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13

杰克和辛格在门廊等着。他们按了门铃，但漆黑的屋子里并没有门铃声响起。杰克不耐烦地敲敲门，把鼻子贴在纱门上。辛格呆站在他身边，微笑着，双颊带着红晕，他俩刚才一起喝了一瓶杜松子酒。这个夜晚很安静，漆黑一片。杰克看着走廊里亮起一束柔和的黄色灯光。波西娅为他们开了门。

“我希望你们没等太长时间。来的人太多了，我们觉得还是把门铃摘下来比较好。先生们，把帽子给我吧——父亲病得很厉害。”

杰克踮着脚，步履沉重地跟在辛格后面，穿过空荡荡的狭窄走廊。在厨房门口，他突然停下了。房间里又挤又热，一个小小的木头炉子里正生着火，窗户紧闭，烟雾混合着一种黑人的味道。炉子里的火光是屋里唯一的亮光，他在走廊里听到的那些低沉的声音静默了。

“来了两位白人绅士，他们想问问父亲的情况。”波西娅说，“我觉得他也许能见见你们，但我最好先进去帮他准备下。”

杰克用手指摸着厚厚的下嘴唇，鼻尖印着前面纱门的格子痕迹。“不是这么回事，”他说，“我来是想跟你弟弟聊聊。”

屋里的黑人们都站了起来，辛格示意他们都落座。两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坐在火炉旁边的凳子上，一个四肢松弛的混血儿懒洋洋地靠在窗户上。角落里的一张宿营用的床上躺着一个男孩，没有双腿，裤子叠了起来固定在大腿残肢底下。

“晚上好。”杰克有些局促地说，“你叫科普兰？”

男孩双手捂住残肢，向后缩着紧贴到墙边。“我叫威利。”

“亲爱的，别担心。”波西娅说，“这位是辛格先生，你听父亲提起过他。另一位白人绅士是布朗特先生，他是辛格先生的好朋友。他们只是好心过来关心下我们的问题。”她转身对着杰克，指指屋子里另外三个人，“靠在窗户上的这个男孩也是我弟弟，叫巴迪。坐在火炉边的这两位，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马歇尔·尼克尔斯先生和约翰·罗伯茨先生。我觉得，先认识下屋子里的人比较好。”

“谢谢。”杰克说，又转向威利，“我只想让你给我说说这件事，这样我就可以理出个头绪来。”

“是这样的，”威利说，“我觉得两只脚还在疼，这种可怕的疼痛一直疼到脚指头，但如果两只脚还在腿上的话，这种疼痛会一直传到原来长脚的那个地方，而不是我的脚现在待的地方。这件事情很难理解。我的脚一直疼得厉害，但我不知道我的脚在哪里，他们没有把脚还给我，它们也许在离我一百英——英里之外的什——什么地方。”

“我是说，想听听这件事情发生的始末。”杰克说。

威利抬头看看姐姐，很不安。“我不记得了——记不清了。”

“你当然记得，亲爱的。你跟我们说过一遍又一遍。”

“嗯——”男孩的声音怯怯的，郁郁寡欢。“我们都在外面的路上，那个巴斯特跟警卫说了什么。那个白——白人拿棍子打他，然后另一个男孩想要逃跑，我紧跟着他。一切发生得很突然，我记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然后他们把我们带回了营地，并且——”

“其他的情况我知道了。”杰克说，“告诉我另外两个男孩的名字和地址，还有警卫的名字。”

“听着，白人，我觉得你好像要给我惹麻烦。”

“麻烦！”杰克粗鲁地说，“看在耶稣的分上，你觉得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样？”

“我们冷静一下，”波西娅紧张地说，“是这样，布朗特先生。他们提前让威利离开了营地，他的刑期还没满，但他们对他再三强调，不要——我相信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威利自然很害怕，我们自然要非常小心——因为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那些警卫怎么处理了？”

“那些白——白人被开除了，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的朋友现在在哪里？”

“什么朋友？”

“哎呀，就是那两个男孩。”

“他们不——不是我朋友，”威利说，“我们都大吵了一架。”

“你是什么意思？”

波西娅拽着耳环，耳垂像橡胶一样被拽得很长。“威利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看，在他们遭受折磨的三天里，他们开始争吵。威利再也不想见他俩了。父亲和威利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争论过。这个巴斯特——”

“巴斯特装了一条木腿，”窗边的男孩说，“今天我在街上看见他了。”

“这个巴斯特没有家人，父亲想让他搬来跟我们住。父亲想把这几个男孩都笼络到一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我们养得起他们。”

“这不是个好主意，而且我们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朋友。”威利用黝黑结实的双手抚摸着两条残肢，“我只是希望能知道我的脚——脚——脚在哪里，这是最让我发愁的事情。那个医生没有把它们还给我。我特别想知道它们在哪儿。”

杰克环顾四周，眼神恍惚，醉意蒙眬。一切都很模糊，很奇怪。厨房里的热气让他头晕，那些声音在他耳畔回荡着，烟雾令他窒息。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灯亮了，但为了降低亮度，灯泡用报纸包上了，大部分光亮还是来自炽热火炉的缝隙中透出来的光。他周围，一张张黑色面孔都闪着红光。他觉得心神不安，觉得孤独。辛格已经离开了这间屋子，去看波西娅的父亲。杰克想让他赶紧回来，可以一起回家。他笨拙地走到另一边，坐在马歇尔·尼克尔斯和约翰·罗伯茨中间。

“波西娅的父亲在哪里？”他问道。

“科普兰医生在前面的房间，先生。”罗伯茨说。

“他是个医生？”

“是的，先生，他是个医生。”

外面台阶上传来吵闹声，后门开了，一阵温暖新鲜的风稀释了空气里的凝重。先是一个穿着亚麻西装和镀金鞋子的高个男孩走了进来，怀里抱着一个袋子。后面跟进来一个男孩，大约十七岁的样子。

“嗨，海博埃。嗨，兰西。”威利说，“你们给我带了什么？”

海博埃规矩地给杰克鞠躬，然后把两罐用水果坛装的酒放在桌上。兰西在旁边又放下一个盘子，上面盖着一张干净的白色餐巾。

“这些酒是协会给的礼物，”海博埃说，“兰西的母亲送来一些桃子泡芙。”

“医生怎么样了，波西娅小姐？”兰西问道。

“亲爱的，这些天他病得很厉害。让我担心的是，他很强壮。一个像他这样的病人，突然这么强壮起来，不是个好兆头。”波西娅转向杰克，“你不觉得是个坏兆头吗，布朗特先生？”

杰克神情恍惚地盯着她。“我不知道。”

兰西面带愠色地瞥了一眼杰克，放下已经过小的衬衫袖口。“请把我家人的问候带给医生。”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波西娅说，“那天父亲还说起过你。他有本书想送给你。等一下，我去找找，再把这个盘子洗干净还给你母亲。她这样做真是太好心了。”

马歇尔·尼克尔斯朝杰克俯过身来，似乎要跟他说话。老人穿一条条纹裤子，一件晨衣，纽扣眼处别着一朵花。他清清嗓子说：“抱歉，先生——但我们不可避免地听到了你跟威廉的一部分谈话，就是关于他现在的麻烦的。必然地，我们已经考虑过最好的办法。”

“你是他的亲戚，还是他教堂的牧师？”

“都不是，我是个药剂师。你左边的约翰·罗伯茨受雇于政府的邮政部门。”

“邮差。”约翰·罗伯茨重复一遍。

“请您允许——”马歇尔·尼克尔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条丝质黄手帕，小心翼翼地擤了擤鼻子，“我们自然已经深入地谈论了这个问题。无疑，作为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里的黑人种族的一员，我们急切地想要作出努力，希望发展我们的友好关系。”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些正确的事情。”约翰·罗伯茨说。

“我们理应小心抗争，不要危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然后，慢慢地情况就会好转了。”

杰克看着这个，再看看那个。“我似乎没明白你的意思。”热气令他窒息，他想出去。他的眼球上像是蒙了一层薄膜，周围的面孔都模糊不清。

房间那头，威利吹起口琴，巴迪和海博埃都在听着。曲调阴郁而悲伤。一曲吹完，威利在衬衫前襟上擦着口琴。“我又饿又渴，嘴里的口水把曲子都弄湿了。我真的很高兴尝尝这种‘布基伍基’[20]。能有点好酒喝，是唯一能让——让我忘掉悲伤的事情了。如果能知道我的脚这会儿在哪里，能每天晚上喝一杯杜松子酒，那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

“别着急，亲爱的。你会有的。”波西娅说。

“布朗特先生，您想来块桃子泡芙，再来一杯酒吗？”

“谢谢。”杰克说，“那太好了。”

波西娅快速在桌子上铺了桌布，放了一个盘子和一把叉子。她倒了一大杯酒，“在这里，尽管随意。如果不介意，我去招呼下其他人。”

两个水果坛子在人们嘴边传来传去。海博埃把坛子传给威利之前，跟波西娅要了一支口红，画了一条红线，标出饮酒的边界。传来咕咚咕咚的声音，还有人们的欢笑声。杰克吃完泡芙，端着酒杯又回到两位老人中间的位置。自酿的酒醇厚，浓烈，像白兰地一样。威利又开始用口琴吹奏低沉悲伤的曲调。波西娅把手指关节掰得噼啪作响，拖着脚步在屋里走来走去。

杰克转身看着马歇尔·尼克尔斯。“你说，波西娅的父亲是个医生？”

“是的，先生。是的，的确如此，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

“他出了什么事？”

两个黑人彼此谨慎地对视一眼。

“他出了场事故。”约翰·罗伯茨说。

“什么事故？”

“严重的事故，很恶劣。”

马歇尔·尼克尔斯把丝绸手帕折起来，再打开。“刚才我们还在说，不要损害现在这些友好的关系，这很重要，还要尽可能用各种办法来真正促进友好关系。我们作为黑人，必须想方设法激励我们的公民。那边的那位医生尝试了各种方法。但有时候，我觉得他没有完全认清不同种族中的一些特定因素，没有认清局势。”

杰克迫不及待地一口喝掉最后几口酒。“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直说吧，你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马歇尔·尼克尔斯和约翰·罗伯茨交换了一下受伤的眼神。房间那头，威利仍然坐在那里吹奏着音乐，他的嘴唇在口琴的方洞上来回移动，就像有褶皱的胖毛毛虫。他的肩膀宽阔结实，大腿残肢随着音乐抖动着。海博埃跳着舞，巴迪和波西娅和着节奏拍着手。

杰克站起来，而一站起来，他才发现自己喝醉了。他摇摇晃晃，仇恨地瞥了一眼周围的人，但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辛格在哪里？”他粗声粗气地问波西娅。

音乐声停了。“哎呀，布朗特先生，我以为你知道他已经走了。你坐在桌前吃桃子泡芙的时候，他来到门口，伸出手表让你看，意思是他该走了。你径直看了他一眼，摇摇头。我以为你知道的。”

“也许我当时在考虑别的事情。”他转向威利，生气地对他说，“我根本不用跟你说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来这里不是要求你做任何事情，我只是想——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你和另外两个男孩要证明发生了什么事，我会解释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什么。我应该用车子推着你们到各处去，你们应该讲讲自己的经历，然后我会解释为什么。也许这有很大的意义，也许这——”

他感觉他们都在嘲笑他，困惑之中他忘了要说什么。房间里到处都是黝黑、陌生的面孔，空气凝重，简直无法呼吸。他看见一扇门，跌跌撞撞走了过去。他走进一个黑乎乎的壁橱里，里面散发着药物的味道，然后他的手又去转动另一扇门的把手。

他站在一个白色小房间的门槛上，房间里只有一张铁床、一个橱柜、两把椅子。床上躺着一个可怕的黑人，就是他在辛格家楼梯上碰见过的那个人。在硬挺的白色枕头的映衬下，这个人的脸非常黑，一双黑眼睛里燃烧着憎恨，厚重的嘴唇发青，却很镇静。他的脸一动不动，像个黑色面罩，只有每次呼吸时，鼻孔才缓慢地翕动着，张得很大。

“出去。”黑人说道。

“等等——”杰克无助地说，“你为什么这么说话？”

“这是我家。”

杰克无法将视线从黑人可怕的脸上挪开。“但是，为什么？”

“你是个白人，而且是个陌生人。”

杰克没有离开。他笨拙而又小心地走到一张白色直背椅子跟前，坐了下来。黑人的手在床单上动着，黑色眼睛里闪着狂热的光。杰克注视着他，两人都在等待着。房间里有一种感觉，像阴谋一样紧张，又像大爆炸之前的死寂一般。

时间早已过了午夜。春日凌晨那种温暖、黑暗的空气搅动着屋子里一层层的蓝色烟雾。地上有一个个纸团，还有半瓶杜松子酒。烟灰散落在床单上，灰乎乎的一片。科普兰医生把头紧紧靠在枕头上，他已经脱掉了晨衣，棉布睡衣的袖子卷到胳膊肘上。杰克在椅子上向前倾着身子，领带已经松了，衬衫的领子被汗水浸得发软。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谈话，令人筋疲力尽，现在谈话停顿了一会儿。

“那么，是时候——”杰克开口了。

但科普兰医生打断了他。“现在，也许我们必须——”他声音沙哑地低声说道。他们住了口，望着对方的眼睛，等待着。“抱歉。”科普兰医生说。

“对不起，”杰克说，“您继续。”

“不，您继续。”

“嗯——”杰克说，“不说刚才的话题了。关于南方，我们再说几句吧。被扼杀的南方，被荒废的南方，被奴役的南方。”

“还有黑人。”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杰克拿起脚边地上那个瓶子，喝了一大口烈酒。然后，他缓缓走到橱柜跟前，拿起一个廉价的小地球仪，这原本是做镇纸用的。他把地球仪拿在手里，慢慢转动着。“我能说的就是这个：这个世界充满了刻薄和邪恶。哈！这个地球上，四分之三的地方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压迫。骗子和恶魔联合起来，那些知道的人都被孤立了，毫无防御能力。但是！但是，如果让我指出这个地球表面最野蛮的地方，我会指这里——”

“看仔细，”科普兰医生说，“你指到海上去了。”

杰克又转了一下地球仪，把笨拙、肮脏的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按在选好的那个地方。“这里，这十三个州。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看过书，也去过很多地方。这十三个该死的州，每个州我都去过，在每个州都工作过。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物产丰富，却不肯分给那些一无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且我们的国家本来建立在一个伟大真实的原则之上——自由、平等，每个人都有权利。哈！但结果如何呢？有些公司价值几十亿元——而成千上万的人却没有饭吃。在这十三个州，对人类的盘剥如此厉害——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亲眼看到才能明白。我这一辈子看到的东西足以让人发疯。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南方人活得连任何一个欧洲法西斯国家里最底层的农民都不如。农场里的佃农平均一年的工资只有七十五块钱。注意，这是平均工资！佃农们的工资从每人三十五块到九十块不等。一年三十五块钱，意味着干整整一天只能拿到一毛钱。到处都有陪拉格病、钩虫病、贫血症，还有赤裸裸的饥饿。但是！”杰克用脏手的指关节搓着嘴唇，额头上沁出汗珠。“但是！”他重复道，“这些只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邪恶，还有一些事情更糟糕。我说的是，人们被蒙蔽了，看不见真相。他们听到的那些话，只是为了不让他们看到真相，都是恶毒的谎言，所以他们没有知道的机会。”

“还有黑人，”科普兰医生说，“要想了解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你必须——”

杰克野蛮地打断他。“谁是南方的主宰？北方的工厂拥有四分之三的南方。他们说，这头年老的奶牛到处吃草——在南部、西部、北部和东部，但只在一个地方挤奶。她的老奶头胀满的时候，只在一个地方晃荡。她到处吃草，却只在纽约挤奶。比如说，我们的棉纺厂、纸浆厂、挽具厂和床垫厂，都是北方人的。然后呢？”杰克的胡子愤怒地抖动着，“这里有个例子。地点就是按照伟大的美国工业的父权体系建起来的工厂村，遥领制。村子里有一个庞大的砖厂，也许便会有四五百个小棚屋，那些房子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而且这些房子一开始便是按贫民窟建的。这些棚屋往往只有两三个房间，加一个厕所——建这些房子比建关牲口的棚子还要仓促，比建猪圈还要随意。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猪比人值钱。工厂里那些骨瘦如柴的小孩子，你是没法拿他们去做猪排和香肠的，现在有一半的人也不能再买卖了，但是猪——”

“打住！”科普兰医生说，“你跑题了，而且你也没有关注黑人这个特殊的问题。我在旁边一句话都插不上。我们以前谈论过这个问题，但如果不把黑人包括进来，便不可能明白全部的局势。”

“回到我们的工厂村。”杰克说，“一个年轻人这个时候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话，每星期可以挣八到十块钱，还不错。他要结婚，生完第一个孩子，妻子也必须要到工厂干活儿。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星期能挣到十八块钱。哈！他们拿出四分之一付工厂租给他们的棚屋钱，然后到公司开办或主管的商店购买食品和衣物，而商店里每一样东西都非常贵。如果生上三四个孩子，他们就被套住了，跟戴了枷锁差不多。这就是农奴制的全部原理。然而，在这里，在美国，我们声称自己是自由的。好笑的是，这种观念深深根植在佃农、年轻人，还有其他所有人的脑子里，他们都信以为真。但是为了阻止他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用了多少谎言。”

“只有一条出路——”科普兰医生说。

“两条出路，只有两条出路。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大肆扩张，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哈！但那段时期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不到一百家公司几乎吞并了一切，剩下的寥寥无几。这些公司已经吸干了人们的血汗，榨干了人们的骨头。曾经扩张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整个资本主义民主体系——烂透了，腐败了。未来只有两条出路。第一：法西斯主义；第二：改革，最革命和最持久的那种改革。”

“还有黑人。别忘了黑人。就我和我们的同胞而言，南方现在实行的就是法西斯主义，一直都是。”

“是的。”

“纳粹分子剥夺了犹太人的法律、经济和文化生活。在这里，黑人同样被剥夺了这些东西。如果说这里没像德国一样发生钱财和物品的大规模、戏剧性掠夺的话，只是因为一开始黑人便没有机会拥有财富。”

“这就是体制。”杰克说。

“犹太人和黑人，”科普兰医生痛苦地说，“我们黑人的历史与犹太人不堪的历史旗鼓相当——只会更血腥、更暴力，就像一种特别的海鸥。如果你抓住其中一只，在它腿上缠上一根红线，其他海鸥就会把它啄死。”

科普兰医生摘下眼镜，重新用金属线绑了一下坏掉的折合处，然后用睡衣擦擦镜片。他的手因为焦虑不安而颤抖着。“辛格先生便是犹太人。”

“不是，这点你错了。”

“但我肯定他是，辛格这个名字就是。我第一眼见到他，就看出了他的种族。从他眼睛里可以看出来，而且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啊，他不可能是。”杰克坚持道，“依我看，他是纯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爱尔兰-盎格鲁-撒克逊人。”

“但是——”

“我肯定，绝对是。”

“好吧，”科普兰医生说，“我们别争了。”

外面，漆黑的空气很凉，屋子里都有了一股寒气。黎明马上就要来了。凌晨的天空是一种深邃的丝绸般的蓝色。月亮从银色变成了白色。一切都寂静无声。唯一的声音，是一只春天的小鸟在外面的夜色中歌唱，声音清越而孤独。尽管窗户里吹进一丝微风，但屋里的空气仍然发酸和凝重的，有一种令人既紧张又疲惫的感觉。科普兰医生从枕头上向前微微倾着身子，双眼充血，两只手抓着床单，睡衣的衣领滑到了瘦骨嶙峋的肩膀之下。杰克的脚跟在他坐的椅子横档上保持着平衡，两只大手叠在一起，夹在两膝之间，像个孩子似的等待着。他的眼底下有深黑色的眼圈，头发蓬乱。他们彼此望着，等待着。沉默的时间越长，两人之间的那种紧张感便越是一触即发。

终于，科普兰医生清清嗓子，说道：“我肯定，你无事不登门。我也肯定，我们彻夜讨论这些话题是有目的的。我们现在已经讨论了所有的事情，但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还没有讨论——出路。必须要做些什么。”

他们仍旧彼此对视着，等待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有期待。科普兰医生靠在枕头上，坐得笔直。杰克则用一只手托着下巴，前倾着身体。继续沉默。然后，他们又迟疑着同时开口说话了。

“抱歉，”杰克说，“您继续。”

“不，您，您先说的。”

“继续。”

“咳！”科普兰医生说，“您继续。”

杰克盯着他，眼神蒙眬而神秘。“是这样，我是这样看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人们知道。他们一旦知道了真相，便不会再受压迫了。只要有一半人知道，这场战争就打赢了。”

“对，他们一旦了解了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就好了，但你觉得应该怎么告诉他们呢？”

“听着，”杰克说，“考虑下连环信。如果一个人给十个人发一封信，然后这十个人再分别给十个人发一封信——你明白了吗？”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说我要写信，但想法是一样的，我会到处宣讲。如果在一个镇上，我可以给十个不知道的人讲明真相，那么我就觉得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明白了吗？”

科普兰医生望着杰克，很吃惊。然后，他哼了一声。“别幼稚了！你不能只是四处宣讲。还什么连环信！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

杰克的嘴唇哆嗦着，皱着眉头，火冒三丈。“好吧，你有什么好点子？”

“要我说，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我以前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我已经明白这种态度是个很大的错误。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觉得忍耐是很明智的做法。”

“我没说要忍耐。”

“面对暴行，我很谨慎。面对不公正，我保持平和。我牺牲掉拥有的东西，去换取假想中的整体利益。我相信舌头的力量，而不是拳头的力量。我教给人们要在心里有忍耐和信念，以此作为抵御压迫的铠甲。现在，我知道自己以前是大错特错了。我做了自己和同胞们的叛徒。一切都烂透了。现在，到了行动的时候了，要立刻行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但怎么做呢？”杰克问，“怎么做？”

“哎呀，出去，行动起来，呼吁人民大众团结起来，让他们去游行。”

“哈！最后一句话泄露了你的秘密——‘让他们去游行。’如果对于一件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让他们为此去游行又有什么用处呢？你这简直就是妄想从屁眼里给猪喂东西啊。”

“语言如此粗俗，让我生气。”科普兰医生大惊失色。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在乎这话是不是让你生气。”

科普兰医生举起一只手。“我们不要过于激动，”他说，“尽量谋求一致。”

“这正合我意，我不想跟你吵架。”

他们沉默了。科普兰医生的眼睛从天花板的一角挪到另一角。好几次，他润润嘴唇想说话，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终于，他说道：“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不要试图孤军作战。”

“但是——”

“但是，没有但是。”科普兰医生一副不容争辩的口吻，“一个人所做的最致命的事情，就是试图孤军作战。”

“我明白你的意思。”

科普兰医生把睡衣领子从瘦骨嶙峋的肩膀下拽上来，紧紧拢在喉咙上。“你认可我的同胞为了人权而进行的抗争吗？”

医生的焦躁不安，还有他温和而沙哑的问题让杰克突然间热泪盈眶。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的爱意让他一把抓住床单上那只骨瘦如柴的黑手，紧紧握着。“当然。”他说道。

“我们极度的贫困？”

“是的。”

“缺乏正义？严重的不平等？”

科普兰医生咳嗽起来，从枕头底下掏出方形纸巾，把痰吐在里面。“我有个计划，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计划。我只想集中考虑一个目标。今年八月份，我计划带领这个地方的一千多名黑人去游行，游行到华盛顿。我们所有人万众一心。你看看那边的橱柜，会看见一摞信件，是我这个星期刚写的，我会亲自发送出去。”科普兰医生的两只手在小床的床沿上紧张地来回滑动着，“你记得我刚刚跟你说过的话吗？你一定能想起来，我给你的唯一建议是：不要试图孤军作战。”

“我明白。”杰克说。

“但你一旦参与其中，必须要全情投入，这是最最重要的。你要从一而终地干下去，必须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全部，不求个人回报，永不停歇，也不祈望停歇。”

“为了南方黑人的权利。”

“在南方，在这个县，要么全情投入，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是，要么不是。”

科普兰医生向后靠在枕头上，似乎只有眼睛还是活的。两只眼睛在他的面孔上像烧得通红的煤块，这种狂热让他的两颊呈现一种可怕的紫色。杰克皱起眉头，把指关节塞进柔软、宽大、颤抖的嘴巴里，脸上飞起一片红色。窗外，第一缕苍白的晨曦照了进来。黎明中，悬在天花板上的那盏电灯泡发出难看刺目的光。

杰克站起来，僵直地站在床尾。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这不是正确的角度，我敢百分之百肯定，这不是。首先，你们永远出不了镇子，他们会说这是危害公共安全，从而把你们解散——或者随便编个类似的理由。他们会把你们抓起来，然后不了了之。即便发生了奇迹，你们到了华盛顿，也没有任何用处。哎，整个想法都很疯狂。”

科普兰医生喉咙里发出清晰的痰的呼噜声，他的声音很严厉。“你嘲讽和批评起来倒是很迅速，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我没有嘲讽。”杰克说，“我只是说，你的计划很疯狂。我今晚来到这里，有个想法比这个好得多。我想让你的儿子威廉，还有其他两个男孩，允许我用车子推着他们到处转转，他们可以说说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换句话说，我要讲讲资本主义的辩证法——揭露它所有的谎言。我会解释这些东西，让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这些孩子的腿会被锯掉，并且让每个目睹的人都理解。”

“啐！啐啐！”科普兰医生愤怒地说，“我觉得你的脑子不正常。如果我还能大笑的话，我肯定会因此大笑起来。我以前从来没机会亲耳听到这样的胡言乱语。”

他们盯着彼此，心里充满痛苦的失望，还有愤怒。外面街上传来手推车的嘎吱声。杰克咽了口唾沫，咬住嘴唇，终于说道：“哈！你是唯一发疯的那个人。你让一切都倒退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解决黑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所有州里一千五百万黑人都阉割掉。”

“你那套关于正义的夸夸其谈背后，原来藏的就是这番高见。”

“我可没说应该这么做，我只是说你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杰克说得很慢，小心翼翼，很痛苦，“这个事情必须从根本做起，摧毁旧传统，然后建立新传统，打造一种新的世界模式。首先让人成为社会动物，生活在一个有序和自制的社会中，不必为了生存而被迫牺牲公正。一种社会传统，其中——”

科普兰医生讽刺地拍着手。“很好，”他说，“但织布以前必须得先摘棉花才行。你和你古怪的无为理论能——”

“嘘！你跟你那一千个黑人是否能游荡到那个叫华盛顿的臭水坑，谁会在乎呢？这又有什么分别？几个人能有什么重要性——了了千把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好人还是坏人？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是建立在险恶谎言的基础之上。”

“一切！”科普兰医生喘息着，“一切！一切！”

“什么都不是！”

“这个地球上，在正义的眼中，我们当中最刻薄、最邪恶的灵魂也值得更——”

“哦，见鬼去吧！”杰克说，“胡说八道！”

“亵渎者！”科普兰医生尖叫起来，“肮脏的亵渎者！”杰克摇晃着床上的铁栏杆，额头上青筋暴突，几乎要爆炸了，他脸色阴郁，充满愤怒。“目光短浅，冥顽不化！”

“白——”科普兰医生的嗓子发不出声来，他挣扎着，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最后，他得以吐出一个哽咽的低语：“魔鬼。”

窗外迎来了亮黄色的清晨。科普兰医生的头向后垂到枕头上，脖子扭着，像断了似的，嘴唇上沾着一点血沫。杰克又看了他一眼，猛烈抽泣着，一头冲出了房间。

14

现在，她无法待在“里屋”了，必须得一直待在别人身边才行，每时每刻都要做点事情。如果是一个人待着，她便数数，或者算数。她数过起居室墙纸上有多少玫瑰花，算过整幢房子的面积有多少立方米，数过后院有多少片草叶，还数过某棵灌木上到底有多少片叶子。她如果不用这些数字来占据自己的脑子，那种可怕的恐惧感便会袭上来。五月份的午后，她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间便会觉得必须要考虑点什么紧急的事情才好，想的往往是件好事——很好的事情。也许她会想起一段急促的爵士乐，或者想起回家时会在冰箱里看见一碗果冻，或者计划藏到煤屋后面抽支烟。也许她会想到很久以后的事情，比如她去了北方，看到了雪，或者甚至到国外的什么地方去旅行。但关于这些好事情的思绪并不能持久。不到五分钟，果冻就不见了，香烟也抽完了。在那之后，又有什么呢？那些数字也会在她脑子里混为一谈，雪和外国则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那么，还剩下什么？

只剩下辛格先生。她想跟着他随便去哪里。早晨，她望着他走下门前台阶去上班，然后她会跟着他走半个街区。每天下午只要一放学，她便到他工作的那个商店附近，在街角徘徊。四点钟，他出来喝可口可乐。她望着他穿过街道，走进杂货店，最后又出来。她尾随着他下班回家，有时候甚至他出来散步，她也会跟在后面。她总是远远地跟在后面，他并不知情。

她会上楼，到房间里去看他。最初，她总是仔细擦洗脸颊和双手，在裙子前面洒上香草味的香水。现在她每周只去看他两次，因为不想让他厌烦。每次她推门进去时，他几乎都是坐在那个既奇怪又好看的棋盘前面。然后，她就那么跟他坐在一起。

“辛格先生，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冬天会下雪的地方啊？”

他把椅子向后斜靠在墙上，点点头。

“不是这个国家——外国的地方？”

他又点点头，表示肯定，然后用银色铅笔在便笺本上写字。他曾经去过加拿大的安大略湖——从底特律过河。加拿大非常靠北，白皑皑的雪会飘落到房顶，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就在那个地方。那边的人在街上跑来跑去，说的都是法语。再往北去，有幽深的森林，还有白色的冰屋，北极地区有很美的北极光。

“你在加拿大的时候，是不是会出来找新鲜的雪然后掺着奶油和糖一起吃啊？有一次，我看到书上说，那么吃味道非常美。”

他把头转到一边，因为他听不懂。她也没法再问一遍这个问题，因为突然之间，这样的问题听上去很傻。她只是望着他，等待着。他的头在身后的墙上投下一个很大的黑影。电风扇冷却着厚重闷热的空气，一切都寂静无声。他们好像在等着要向对方倾诉一些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似的。她要说的话很可怕，令人恐惧，但他要跟她说的话却都那么真实，会理顺一切事情。也许这样的事情根本无法用词汇说出来，或者写出来，也许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让她明白这件事。这就是他给她的感觉。

“我问的只是加拿大的事情——但并不重要，辛格先生。”

楼下，家里各个房间里都麻烦不断。埃特依然病得厉害，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她根本无法入睡。百叶窗拉了下来，黑乎乎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病人的味道。埃特的工作丢了，这意味着除了需要支付医生的账单之外，家里每个星期还少了八块钱的收入。有一天，拉尔夫在厨房里走动时被滚烫的炉子烧伤了，绷带让他的手很痒，必须有人一刻不离地看着他，不然他就会抓破水泡。乔治生日那天，他们给他买了一辆红色的小自行车，车把上有铃铛，还有车筐。为买这辆自行车，大家都凑了钱。但埃特丢了工作，他们付不起钱了，有两次未能按时分期付款，商店便派了个人过来，推走了自行车。乔治眼睁睁望着那个人把自行车推出门廊，经过他身边时乔治踢了一脚后面的挡泥板，然后走进煤屋，关上了门。

钱，钱，总是钱。他们欠杂货店的钱，有些家具的尾款也欠着。现在他们失去了房子，便又欠着房租了。房子里的六个房间一直都有房客，但没人能够按时付房租。

有一阵子，他们的爸爸天天出去找工作。他没法再干木工活儿了，因为再到离地超过十英尺的地方干活儿让他紧张不安。他申请了很多份工作，却没人肯雇他。最后，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是广告，米克。”他说，“我得出结论，现在我的修表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广告。我得自己推销自己，我得出去让人们知道我会修表，修得又好又便宜。你尽管记住我的话。我要把这个生意做起来，这样，余生我就可以让家人生活得好一些。只有通过广告才行。”

他带回家一打铁皮，还有一些红色油漆。接下来的一星期他很忙。在他看来，这是个绝佳的主意。那些招牌摆满了前屋的地面。他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涂着每一个字母。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吹着口哨晃着脑袋。好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隔一阵子，他就要穿上那身好西装，拐过街角，去喝杯啤酒平静下心情。一开始，他在牌子上写道：

威尔伯·凯利

修表

经济 专业

“米克，我想让这几个词一下子抓人眼球，不管在哪里看到都能很醒目。”

她给他帮忙，然后他给了她三个五分硬币。起初，这些招牌还不错，然后他继续加工，结果过了头反而适得其反了。他一再想添加更多内容——边角处加字，在上面和下面也加字。还没等他做完，牌子上已经涂满了类似的话：“非常经济”“立刻光临”“随便给我一块表，我都能让它跑起来”。

“你想在牌子上写的东西太多了，那样反而没人能看到任何东西了。”她告诉他。

他又带回家一些铁皮，把设计的活儿交给了她。她涂写的内容很简单，用很大的大写印刷体字母写的，又画了一个钟表。很快，他就有了一沓招牌。他认识的一个伙计开车把他拉到乡下，他把牌子钉到树上和篱笆桩上。在他家街区的两端，他各竖起一块牌子，上面有一只黑色的手指向他家的方向，在房子的前门上也有一块牌子。

做完这些广告的第二天，他在前屋等待着，穿着干净的衬衫，打着领带。没有什么动静。有个钟表商经常把做不完的活儿以半价给他，这次送来了几块钟表。仅此而已。他觉得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不再出去找别的活儿，但每一分钟都在家里里外外地忙活着。他把门都一一摘下来，给铰链上了油——不管需不需要。他替波西娅搅拌人造奶油，擦洗楼上的地板。他鼓捣出一个小装置，让冰箱里的水直接从厨房窗子里排走。他给拉尔夫刻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字母积木，还发明了一种小小的穿针器。在手头要修的那几块表上，他花费了巨大的心思。

米克仍然跟着辛格先生，但她并不想这么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着他，似乎有些不太好。有两三天，她逃了学。他去上班时，她跟在他身后，然后一整天都在商店附近的街角徘徊。他去布兰农先生的咖啡馆吃饭，她也走进去花五分钱买一袋花生。到了晚上，她则会跟在他身后，一起在黑乎乎的街道上长久地散步。她会走在街道的另一侧，离他整整一个街区远。他停住的时候，她也停住——他快步走的时候，她便一路小跑跟上他。只要能看见他，靠近他，她便是幸福的。但有时候她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她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对。因此，她拼命让自己在家里不得空闲。

她和爸爸现在在这方面如出一辙，必须要一直摆弄点什么东西才行。她了解家里和邻里所发生的一切。斯波尔瑞巴斯的大姐姐在电影院的一个活动中抽中了五十块钱。巴比·威尔逊头上的绷带现在已经拆掉了，但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今年她不能到晚会上跳舞了，她妈妈带她去看晚会，巴比在一支舞曲中间大喊大叫，乱闹一通，他们不得不把她从剧院里拽了出来。到了人行道上，威尔逊太太为了让她规矩点，还动手打了她，威尔逊太太也哭了。乔治痛恨巴比，她从家门前路过时，他总要捂住鼻子，塞住耳朵。皮特·韦尔斯离家出走了，走了三个星期，回来的时候光着脚，饥肠辘辘。他还吹牛说自己如何一路走到了新奥尔良。

因为埃特，米克仍然睡在起居室。那张短沙发实在太挤了，她不得不在学校的自修室补觉。每隔一天晚上，比尔会跟她换一下，她跟乔治一起睡。后来，他们有了幸运的转机。住在楼上的一个家伙搬走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人回应报纸上的广告。这时他们的妈妈告诉比尔，他可以搬到楼上的空房间去住。有了自己独立的地方，可以远离家人，这让比尔非常高兴。她搬去跟乔治一起住，乔治睡觉的时候像只温暖的小猫，呼吸非常轻。

她又熟悉了那种夜晚的时光，但跟去年夏天不一样了。那时候她独自走在夜色里，听着音乐，做着计划。现在，她换了一种方式来认识夜晚。她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心里涌上一股怪异的恐惧感，感觉天花板就像正在慢慢朝她的脸压下来似的。如果房子倒了，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爸爸有一次说过，整个这片地区都应该被宣告为危房。他是说，也许哪天夜里他们睡着的时候，墙壁会裂开，房子会倒塌吗？把他们都埋在灰浆、碎玻璃和破家具之下？让他们无法动弹，也无法呼吸？她清醒地躺在那里，肌肉僵硬。夜晚，有吱吱嘎嘎的声音响起。是有人在走路吗？——除她之外，还有人没睡——是辛格先生吗？

她从来没有想过哈里。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忘掉他，她的确做到了。他写信来，说在伯明翰的一家汽修厂找了份工作。她按照两人计划好的，回了一张卡片，写上“好”。他每周给他妈妈寄来三块钱。他们一起去森林里，似乎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白天，她在“外屋”忙碌着，但到了晚上，她独自一人躺在黑暗中，数数已经远远不够。她需要某个人。她努力不让乔治睡觉。“不睡觉，在黑夜里聊天，真的很有意思。我们一起聊会儿吧。”

他迷迷糊糊地答应着。

“瞧窗外的星星。真的很难想到，每一颗小星星都是一颗像地球那么大的行星。”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就是知道。他们有办法测量，这是科学。”

“我不信。”

她试图怂恿他，让他跟自己争论，这样他就会兴奋，就不会困了。而他则随她怎么说，并不在意。过了一会儿，他说：

“看，米克！你看见那根树枝了吗？像不像一个清教徒祖先躺在地上，手里拿着枪？”

“真的很像，的确很像。看看那边书桌上，那个瓶子像不像个很滑稽的人，还戴着帽子？”

“不像，”乔治说，“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她拿起地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我们俩玩个游戏吧——名字游戏。愿意的话，可以你说我猜，怎么样都行，随你选。”

他的两只小拳头放在脸上，平静均匀地呼吸着，他马上就要睡着了。

“等等，乔治！”她说，“这很有意思。我是一个人，名字是M打头的，猜猜我是谁。”

乔治叹了口气，声音很疲惫。“你是哈勃·马克思吗？”

“不是，我根本没有在电影里出现过。”

“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我的名字首字母是M，我住在意大利，你应该能猜出来。”

乔治翻了个身，侧躺着，蜷缩成球状。他没有应声。

“我的名字以M开头，但有时候，人们也叫我以D[21]开头的那个名字，住在意大利，你猜猜。”

房间里很安静，漆黑一片，乔治睡着了。她又掐他，又扭他的耳朵，他呻吟着，却没醒。她靠近他，把脸紧紧贴在他裸露的热乎乎的小肩膀上。一整夜他都在安睡，而她则在数数。

辛格先生也在楼上房间里醒着吗？天花板的吱嘎声，是他在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喝冰橘子汁、研究桌上摆开的棋子吗？他曾经感觉到过这样的恐惧吗？不会。他从来没有做过错事。他从来没有犯过错，夜里他的心是平静的。但他还是会理解的。

要是她能把这些跟他说说，那就好多了。她想着该如何开口跟他说。辛格先生——我认识的这个女孩，跟我年龄一般大——辛格先生，不知道你能否理解这样的事情——辛格先生。辛格先生。她一遍遍地说着他的名字。她爱他胜过爱家里所有的人，甚至胜过爱乔治、爱爸爸。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爱，跟以前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

早晨，她和乔治一起穿衣服、聊天。有时候，她特别想亲近乔治。他已经长高了，小脸尖尖的，脸色苍白，柔软的淡红色头发参差不齐地垂在小耳朵上面，一双锐利的眼睛一直眯着，让脸上总带着一种紧张的表情。他的恒牙已经长了出来，却是青色的，跟乳牙一样稀稀拉拉。他的下巴经常歪着，因为他有个习惯，总用舌头去舔那颗疼痛的新牙。

“听着，乔治，”她说，“你爱我吗？”

“当然了，我爱你。”

期末最后一周，这天早晨天气炎热，阳光灿烂。乔治穿好了衣服，趴在地上做算术题。他的小脏手紧紧捏着铅笔，总是把铅笔头别断。等他做完，她抓着肩膀把他拽起来，紧紧盯着他的脸。“我是说，很多爱，很多很多。”

“放开我，我当然爱你。你不是我姐姐吗？”

“我知道，但假如我不是你姐姐，那你还爱我吗？”

乔治后退一步。他没有干净的衬衫穿了，穿了件脏兮兮的套头毛衣。他的手腕很细，露着青色血管。毛衣袖子拽得很长，松松地垂下来，让他的手显得非常小。

“如果你不是我姐姐，我也许都不认识你，所以不能爱你。”

“如果你认识我，而我又不是你姐姐。”

“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你？你没法证明。”

“嗯，就当是这样，假装。”

“我觉得还会喜欢你，但我还是要说，你没法证明——”

“证明！你脑子里只有这个词。证明和花招。什么事情要么是个花招，要么需要证明。我真受不了你，乔治·凯利，我恨你。”

“好吧，那我也不喜欢你了。”

他爬到床底下找什么东西。

“你到那底下找什么？你最好别动我的东西。如果让我抓住你乱动我的私密盒子，我就在那面墙上把你的脑袋撞破，我说到做到。我还会把你的脑浆踩出来。”

乔治从床底下爬出来，拿着他的拼写本。他的小脏手伸进床垫的一个洞里，他在那里面藏了弹珠。什么事都吓不住这个孩子。他不急不忙，挑出三颗棕色玛瑙纹弹珠带在身上。“啊，没什么，米克。”他答道。乔治太小了，太难管教，爱他没有任何意义，他懂的事情还没有她懂的多。

学校放假了，她通过了所有功课的考试——有些得了A+，有些勉强过关。日子漫长，天气炎热。终于，她又可以埋头研究音乐了。她开始写小提琴和钢琴的曲子，也写歌曲，她的脑子里总是装着音乐。她听着辛格先生的收音机，在房子周围闲逛，一边思考着听过的那些节目。

“米克哪里不舒服啊？”波西娅问，“她的舌头让什么猫叼走了？她四处乱转，一句话不说。她甚至不像以前那么狼吞虎咽了，这些天她变得越来越淑女了。”

她好像在用什么方式等待着——但在等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骄阳似火，明晃晃地照在大街上，很热。白天，她要么埋头研究音乐，要么跟小孩子们混在一起。她在等待着。有时候她快速扫视一下四周，心头涌上那种恐慌感。六月底突然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改变了一切。

那天晚上，他们都来到外面门廊。暮色朦胧，柔和。晚饭快好了，卷心菜的味道从敞开的门厅传了出来。他们都在这里，唯独缺黑兹尔和埃特。黑兹尔还没下班，而埃特依然病怏怏地躺在床上。他们的爸爸靠坐在一张椅子上，两只脚穿着袜子搭在栏杆上，比尔和孩子们在台阶上，他们的妈妈坐在秋千上，用报纸扇着风。街道对面，附近新来的一个女孩穿着轮滑鞋在人行道上来回滑着。街区的路灯刚刚开始亮起来，远处有个男人在喊着谁的名字。

然后，黑兹尔回家了。她踩着高跟鞋“噔噔”地上了台阶，懒洋洋地向后靠在栏杆上。在半黑的暮色中，当摸着后脑勺编起来的头发时，她肥胖柔软的双手显得煞白。“我真希望埃特能去上班，”她说，“今天我听说了这样一份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爸爸问道，“我什么都能干，只能女孩干吗？”

“只能女孩干。伍尔沃斯店[22]的一个职员下周要结婚了。”

“那个廉价商品店——”米克说。

“你有兴趣？”

这个问题让她大吃一惊。她刚才一直在想前一天刚从那里买的那袋冬青糖。她感觉又热又紧张。她把刘海儿从额头撩了上去，数着刚出来的几颗星星。

他们的爸爸把香烟弹到人行道上。“不行，”他说，“我们不想让米克在这个年纪就承担太多责任，让她先长大吧。无论如何，让她先长大再说。”

“我同意，”黑兹尔说，“我的确觉得如果让米克固定地上班，那不合适，我觉得那样不好。”

比尔把拉尔夫从膝头放下来，在台阶上踱来踱去。“不到十六岁左右，谁也不应该去工作。米克还应该再过两年，完成职业学校的学业——如果我们应付得了的话。”

“即便我们必须得放弃这座房子，搬到工厂区去，”他们的妈妈说，“我也要让米克在家里再待一阵子。”

有一瞬间，她很害怕，担心他们会逼她接受这份工作，那样她就会说她要离家出走。但他们实际的态度感动了她，让她觉得很兴奋。他们都在谈论她——那么和善。她为自己起初的恐惧感到羞愧。突然，她很爱所有的家人，觉得喉咙一阵发紧。

“那份工作大约能拿多少钱？”她问道。

“十块钱。”

“一个星期十块钱？”

“当然了，”黑兹尔说，“你以为一个月只有十块钱？”

“波西娅都赚不了那么多钱。”

“哦，黑人——”黑兹尔说。

米克用一只拳头揉搓着头顶。“那是一大笔钱，很多。”

“不用咧嘴，”比尔说，“我也挣这么多。”

米克的舌头发干。她把舌头在嘴里转了转，沾些唾液好说话。“一个星期十块钱，大概可以买十五只炸鸡、五双鞋子，或者五条裙子，或者分期付款买一台收音机。”她想了想钢琴，但没有大声说出来。

“倒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他们的妈妈说，“但话说回来，我还是宁愿让米克在家里再待一阵子。现在，埃特又——”

“等等！”她觉得燥热，有些不顾一切，“我想干这份工作，我能干得了，我知道我能。”

“听小米克说。”比尔说道。

他们的爸爸用火柴剔着牙，把脚从栏杆上放了下来。“这会儿，我们都不要急着做决定。我想让米克慢慢来，考虑清楚。她不用去上班我们也能想办法撑下去。我是说，我很快会把修表的活儿增加百分之六十——”

“我忘了，”黑兹尔说，“好像每年圣诞节还发奖金。”

米克皱起眉头。“但到那时候，我就不在那里工作了，我要上学，我只想趁假期上班，然后回学校上学。”

“当然了。”黑兹尔立即说道。

“但明天我跟你一块去，如果人家要我的话，我就干这份工作。”

全家人仿佛赢得了一次大胜利，紧张感悄然消失了。夜色中，他们笑着，聊着。他们的爸爸用火柴棒和手帕给乔治耍着把戏，然后又给了这个孩子五毛钱，让他到街角的店里买可口可乐，留待晚饭以后喝。门厅里的卷心菜味更浓了，锅里正在煎猪排。波西娅在喊他们，房客们已经就座了。米克到餐厅吃晚饭，她盘子里的卷心菜软不拉耷，颜色发黄，她吃不下。她伸手去拿面包，却把桌上的冰茶壶打翻了。

之后，她独自一人来到门廊里，等着辛格先生回家，她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前一刻的兴奋之情已经消退，她觉得心里很难受。她就要到廉价商品店工作了，而她并不想到那种地方上班，她好像是被诱骗着做了什么事情。这份工作不会只持续这个夏天——而是要干很长时间，长到她能预见到的未来。他们一旦习惯了这笔进账，再不干便不可能了。事情往往都是如此。她站在夜色中，紧紧抓着栏杆。过了很久，辛格先生却依然没有回来。十一点，她走到门外想看看是否能找到他，但突然之间黑夜让她觉得很害怕，她立即跑回家去。

早晨，她仔细地沐浴、着装。黑兹尔和埃特把衣服借给她穿，精心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穿着黑兹尔的绿色丝绸裙，戴着一顶绿色帽子，穿着长筒丝袜和高跟浅口皮鞋。她们给她抹了腮红、口红，还给她修了眉毛。等她们忙活完毕，米克看上去至少像十六岁。

现在要反悔为时已晚。她真的长大了，要自己挣饭吃。但她如果去找爸爸，告诉他自己的感受，他会让她再等一年的。即便现在，黑兹尔、埃特、比尔和他们的妈妈也都会说她不是必须要去。但她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丢脸。她上楼去见辛格先生，一股脑儿地把这些话倒出来：

“听着——我相信自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你觉得我现在可以辍学去工作吗？你觉得这样好吗？”

起初他不明就里，一双灰眼睛半闭着，站在那里，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又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好像他们在等着要向对方倾诉以前从来没说过的那些话。她现在要说的并不多，但他跟她说是对的才行——如果他说这份工作听上去不错，那么她就会感觉好多了。她又慢慢重复了一遍那些话，然后等待着。

“你觉得这样好吗？”

辛格先生想了想，然后点点头表示肯定。

她得到了这份工作。经理把她和黑兹尔带到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跟她俩谈话。后来，她完全想不起来那个经理长的是什么模样，或者说过什么话了。她被录用了。从店里回来时，她给乔治买了一毛钱的巧克力，还有一小盒橡皮泥。六月五号她就要开始工作了。她在辛格先生工作的首饰店窗前站了很久，然后走到街角，徘徊着。

15

又到了辛格去看安东纳普勒斯的时间了。路程很长。尽管两人之间的距离还不到二百英里，但火车迂回地绕了很远，而且到了夜间会在一些小站停靠好几个小时。辛格总是下午离开小镇，在火车上过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到。像往常一样，他早早便准备妥当。这一次，他打算跟好友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他已经把衣服送去了洗衣店，楦好了帽子，大包小包也已经准备停当。他要带的礼物都用彩色薄纸包着——此外，还有一个豪华果篮，装饰着玻璃纸，还有一箱刚刚运来的草莓。早晨出发前，辛格打扫了房间。他在冰箱里发现了一点剩下的鹅肝，拿出来放到巷子里，给邻居家的猫吃。他在门上挂上以前挂过的那个牌子，说他要出差几天。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轻松自在地走来走去，双颊带着两抹生动的红晕，脸上是一副肃穆的表情。

终于，动身的时刻到了。他站在月台上，提着手提箱和各色礼物，望着火车沿轨道慢慢驶来。他在硬座车厢找了一个座位，把行李放到头顶的架子上。车厢里很挤，大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绿色毛绒座位有种脏乎乎的味道，车窗很脏，地上散落着最近往新婚夫妇身上扔的稻米。辛格诚挚地对同行乘客微笑着，然后靠坐在座位上。他闭上眼睛，睫毛在凹陷的双颊上形成黑色弯曲的两道缘饰。他的右手在口袋里紧张地挪动着。

有一阵子，他的思绪停留在回身后的小镇上。他看见了米克、科普兰医生、杰克·布朗特和比夫·布兰农，他们的面孔从黑暗中浮现在面前，挤作一团，让他觉得窒息。他想起布朗特和那个黑人之间的争吵。这次争吵的本质让他脑子里混乱无序，令人绝望——但有好几次，趁对方不在，他们两人都对对方进行过长篇大论的激烈指责。他轮番同意他们的观点，尽管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让他认可什么。还有米克——她脸上一副紧迫的表情，说了一大堆，他却根本听不懂。还有纽约咖啡馆的比夫·布兰农。布兰农下巴上黑乎乎一片，像铁一样，一双眼睛很警觉。还有大街上跟着他的那些陌生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强行拦下他，跟他说话。日用纺织品店的那个土耳其人，两只手几乎甩到了他的脸上，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那些词的口型辛格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还有工厂的工头和那位老年黑人妇女，以及主街上的一个商人和那个把大兵拉到河边妓院的小乞丐。辛格不安地扭动着肩膀。火车晃动着，令人感到平稳、闲适。他的头慢慢垂到了肩膀上，有一阵子他睡了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镇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小镇被遗忘了。脏乎乎的窗户外面是绚丽的仲夏乡村。太阳斜射下来，古铜色的阳光猛烈照着绿色的新棉花田。有大片的烟草田，植株壮硕，郁郁葱葱，像是一些巨大的丛林杂草。桃子园里，矮墩墩的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有绵延数英里的牧场，还有几十英里荒废的贫瘠土地，长满了生命力顽强的杂草。火车穿过深绿色的松林，地上铺满顺滑的褐色松针，原始的树木高耸入云。再往前走，到了离小镇很远的南边，便出现了柏树沼泽——盘根错节的树根蜿蜒着伸进半咸的水中，灰色杂乱的苔藓从树枝上一路蔓延下去。热带的水中花朵在阴冷潮湿之处怒放。之后，火车又驶进太阳照射下的开阔地，驶进靛蓝色的天空下。

辛格坐在那里，严肃而怯懦，完全扭过脸去望着窗外。大片土地一闪而过，还有那些强烈粗犷的色调，都令他眼花缭乱。万花筒般的景色，众多的生机和色彩，不知为什么都让他想起好友。他的思绪一直在安东纳普勒斯身上，与他重逢的喜悦几乎令他喘不上气来。他有些鼻塞，便微张着嘴巴迅速急促地喘息着。

安东纳普勒斯见到他一定会很高兴，他会喜欢这些新鲜的水果和礼物。现在他应该出院了，可以跟他出去看电影，然后再去他初次探望时吃晚饭的那个旅馆。辛格给安东纳普勒斯写过很多信，却都没有寄出去。他完全沉浸在对好友的思念之中。

上次见完好友之后的这半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每一个清醒的时刻背后，总有他的好友。在心底跟安东纳普勒斯的这种交流慢慢成长、变化，仿佛他们已经血肉相连了一样。有时候他想到安东纳普勒斯，会有一种敬畏和自卑的感觉，有时候又会充满骄傲——但无一例外，都带着爱，这种爱不会被批评所阻碍，不会为意志所控制。夜晚做梦时，好友的面容总是浮现在他面前，他的脸硕大却温柔。醒着的时候，他在心里总觉得他俩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夏日的夜晚姗姗来迟。太阳落到了远处参差不齐的树顶之下，天空泛起白色，暮色懒散而又柔和。一轮白色的满月升起来，地平线上低垂着一层紫色云彩。大地、树木和原色的乡村房屋，都慢慢笼上阴影。间或，空中会闪过一道温和的夏日闪电。辛格专注地望着这一切。终于，夜幕降临了，面前的玻璃上映出了他自己的面孔。

孩子们在通道里跌跌撞撞地来回跑动，手里端着纸杯子，水洒了一路。辛格的前面坐着一位老人，穿着工装，不时从可口可乐的瓶子里喝着威士忌。不喝的时候，他用一个纸团小心翼翼地塞住瓶口。右边，一个小女孩正用一根黏糊糊的红色棒棒糖梳着头发。闷罐似的车厢打开，一盘盘晚餐从餐车车厢送了进来。

辛格没吃晚餐。他靠在座位上，漫不经心地望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终于，车厢里安静了下来。孩子们躺在宽大的毛绒座位上睡着了，男人和女人们蜷缩着靠在枕头上，尽可能舒服地休息一会儿。辛格没有睡。他把脸紧贴在窗户玻璃上，使劲看着外面的夜色。夜色浓重，又像天鹅绒般柔软。有时候，沿途人家的窗户里，会映出一方月光或闪出一丝灯光。从月亮来看，他知道火车已经不再向南了，转了方向，正朝东方驶去。他内心的渴望如此急切，鼻塞得无法呼吸，两颊也变成绯红色。在漫漫长夜的旅程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里，脸紧贴在冰冷乌黑的车窗玻璃上。

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到站时正赶上清新明朗的夏日早晨。辛格立即赶到旅馆，那是个很好的旅馆，他已经提前预订好了。他打开各色包裹，把要带给安东纳普勒斯的礼物摆在床上。他从行李员给他的菜单上点了一份奢华早餐——烤青鱼、玉米粥、法式吐司和热黑咖啡。吃过早餐，他穿着内衣裤在电扇跟前休息了一会儿。到了中午，他开始穿衣服。他洗澡，刮胡子，摊开干净的亚麻衬衣，还有他最好的泡泡纱西装。三点，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这天是周二，七月十八号。

到了精神病院，他先去病房找安东纳普勒斯，好友以前就是住在这里的。但到了房间门口，他一下子看到好友并不在里面。接着，他一路穿过走廊，找到上次被领去的那个办公室。他已经把问题写在了随身携带的卡片上。办公桌后面的人换了，现在是个年轻人，几乎就是个男孩，长着一张还没定型、不成熟的面孔，一头蓬乱的直发。辛格把卡片递给他，静静地站着，怀里抱着一大堆包裹，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脚跟上。

年轻人摇摇头，伏在桌上，在便笺本上潦草地写着什么。辛格看完他写的内容，两颊立时变得苍白。他久久地盯着这张纸条，两只眼睛斜视着，脑袋耷拉着。纸条上写着安东纳普勒斯已经死了。

回旅馆的路上，他小心保护着随身带的水果，免得挤烂。他把包裹带回房间，然后又溜达着回到楼下大厅。在一棵盆栽棕榈树后面，有个老虎机。他塞进一枚五分硬币，使劲去拉手柄，这才发现机器卡住了。就因为这件事，他大动肝火。他堵住店员，愤怒地演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脸色白得吓人，无法自控，眼泪顺着鼻梁流了下来。他奋力挥舞双手，甚至抬起穿着优雅鞋子的修长双脚，在毛绒地毯上使劲跺了一下。人家归还了他的硬币，但他仍旧不依不饶，坚持要立刻退房。他打好包，费尽力气才把箱子重新合上。除了带来的东西之外，他还带走了三条毛巾、两块肥皂、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一卷厕纸，还有一本《圣经》。他付了钱，走到火车站，寄存了行李。火车到晚上九点才开，他有整整一个下午无事可做。

这个镇子比他生活的镇子还要小。商业街纵横交叉，形成一个十字的形状。商店看起来都是土里土气的模样，一半橱窗里摆的都是挽具和饲料袋子。辛格垂头丧气地走在人行道上，觉得喉咙肿胀，他想咽口唾沫，却咽不下去。为了缓解这种窒息的感觉，他到一家杂货店买了杯饮料。他到理发店闲逛了一圈，又去廉价商店买了几样小东西。他并不抬头看人，脑袋朝一边耷拉着，像一只生病的动物。

下午就快过去的时候，辛格突然碰上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一直沿着路边缓缓走着，毫无目的。天阴沉着，空气潮湿。辛格没有抬头，但经过镇上的台球室时，斜刺里却瞥见一样东西，让他不安。他走过台球室，然后在街道中间停了下来，然后又无精打采地折回去，站到台球室敞开的门前。里面有三个哑巴，正在一起用手语交谈。三人都没穿外套，戴着圆顶硬礼帽，系着鲜艳的领带，每人都用左手拿着一杯啤酒。他们之间有种兄弟般的相似性。

辛格走了进去。好一阵子，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然后笨拙地比画了一个问候语。有人拍他的肩膀，给他点了一杯冰啤酒。他们围着他问他问题时，手指就像活塞一样频频伸出来。他跟他们说了自己的名字，说了生活的那个小镇的名字，之后想不出对于自己还能说些什么。他问他们是否认识斯皮罗斯·安东纳普勒斯，他们并不认识。辛格站在那里，两只手松松地垂着，头仍然歪向一边，目光都是斜的。他那么无精打采，那么冷淡，那三个戴圆顶硬礼帽的哑巴奇怪地看着他。过了一阵子，他们便自顾聊起天来。他们付完所有的啤酒钱，准备要离开，这时并没有邀请他一起走。

整整半天时间，辛格只是在街上闲逛，却依然差点误了火车。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不清楚之前几个小时他是怎么度过的。就在火车离站前的两分钟，他才赶到车站，勉强来得及把行李拖上车，然后去找座位。他选择的车厢几乎是空的。等他坐定，便打开那箱草莓，很挑剔地挑选着。草莓的个头很大，核桃般大小，完全熟透了，颜色饱满的果实顶上带着绿叶，仿佛小巧的花束一样。辛格把一个草莓放进嘴里，尽管汁液里有一种丰富饱满的香甜，但已经隐隐透出腐烂的味道。他一直吃，最后味蕾都对这种味道麻木起来。然后他把箱子包好，又放回头顶的架子上。午夜，他拉下遮光帘，躺在座位上。他蜷缩成一个球，拉起大衣盖住脸和头。他就以这个姿势躺在那里，精神恍惚，半睡半醒，一直保持了大约十二个小时。到站的时候，列车员不得不过来推醒他。

辛格把行李留在车站中央的空地上。然后他走回店里，无精打采地转了一下头，算是对珠表商老板打了招呼。等他再出来时，口袋了多了一件很重的东西。他低着头，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子，但太阳的直射和潮湿的闷热压迫着他。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双眼红肿，内心疼痛。休息了一阵子后，他喝了一杯冰咖啡，抽了一根烟。然后，他洗干净烟灰缸和玻璃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把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