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第一节
刚才我闭着眼打瞌睡，现在感觉房间尤为惨白。我的眼前，每一件物品，每一处角落，每一个线条，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阴影也没有。
母亲死了，就在今天。也有可能是昨天，我不大确定。养老院发来的电报写着：“母逝，明日下葬，节哀顺变。”事情没说清楚，可能是昨天。
养老院位于马伦戈，距离阿尔及尔约一百六十里地。如果乘坐两点那趟公共汽车，我应该能在天黑前赶到。然后我守一夜灵，明天晚上就能回到这里。我已经同上司商量请了两天假。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下，他难以拒绝。不过，我看出他有些不愿意，我甚至对他说：“你也知道，这不是我的错。”他没回话。我觉得当时用不着说那样的话。我没必要向他道歉，他应该向我说些同情之类的话。不过也没关系，后天我来上班时，他看到我戴孝，定会说些什么的。这就好像我母亲现在还没去世，等她入土为安之后，凡事才笼罩上哀悼的氛围。
我赶上了两点那趟车，天儿热得厉害。跟以前一样，我在塞莱斯特的饭店吃了饭。饭店里的每个人都为我而感到难过，塞莱斯特念叨着“妈妈只有一个啊”。临走时，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门外。我对此有些絮烦，眼下我还急着到艾玛尼埃尔家。他伯父几个月前去世了，家里有黑领带和黑臂章，我打算借过来。
因为怕误了公共汽车，我一路小跑。这么一来，再加上路途的颠簸、车里的汽油味，以及天上的阳光、马路的反光，我被弄得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等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的头正枕在一个士兵的肩上。他微微一笑，问我是不是坐了很长时间的车。我实在不想聊天，淡淡地说了声“是的”。
下车的村庄到养老院还有四里地的路，我走了过去，本打算先看母亲一眼，但看门人非让我先去和院长打声招呼。院长正在忙别的事情，我只好等他片刻。等的过程中，看门人一直和我说话。后来，他带我去院长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院长。院长身材瘦小，上了岁数，衣服上挂着荣誉军团勋章。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他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我不知道该如何脱手。
他查阅了桌子上的花名册，说道：“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的我院。除了你，她没有其他赡养者。”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责备之意。我刚想开口解释，却被他的话打断：“我的孩子，不用解释。你母亲的档案我已经看过，很明显，你的境遇使你难以照顾好你的母亲。她需要有人陪护，而你并没有足够的收入。不管怎么说，她在这里生活得不错。”
“确实如此，院长。”我回答道。
他接着说：“在这个地方，她有不少能聊得来的朋友，岁数都差不多。你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个年代的人，相处得来，有话可说。而你年纪轻轻，她要是跟着你过，会感到枯燥无味的。”
事实确实如此。之前母亲在家时，老是盯着我看，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她到养老院，刚开始不习惯，哭过好多次。待上几个月后再让她离开，她还是会抹眼泪，因为已经习惯了。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自去年以来便很少去看望她。另外，如果来一趟，就意味着一个礼拜天啥也干不了，更别说买车票、赶汽车以及坐两个小时车这些麻烦事。
院长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不过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身上。最后，他说道：“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很想再去看一眼你的母亲吧。”我没有答话，直接起身，跟着他走出了办公室。下楼梯时，他跟我解释说：“我们已经把你母亲的尸体转移到了院里的小停尸间，以免刺激到其他老人。每当院里死了人，紧张不安的氛围都会持续两三天。这样一来，会使院里的服务工作困难重重。”
路过一个院子时，一群老人本来正三三两两地聊天，一看到我们经过，就缄口不言了。等我们走了过去，他们又开始聊了起来，声音很像一群鹦鹉在喧闹。院长在一间矮小的房屋前停下脚步，对我说：“我要先行告退了，默尔索先生。如果有什么事，请到办公室找我。按照计划，葬礼会在明天上午十点举行。之所以让你提前一天到，是为了给你留出守灵的时间。还有一点，关于葬礼，你母亲的意愿是按照宗教仪式来。我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安排，但还是应该和你说一声。”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据我所知，虽然母亲不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但她在世时，从未想过什么宗教。
我走进停尸间。这个房间干净明亮，墙壁粉刷一新，顶部有扇天窗，地上摆着几把椅子和一些搁架。房间的正中间，支起的两个搁架上放着一口棺材。棺材盖盖得严丝合缝，但上面的螺丝钉只拧了几下，头部凸出，在褐色的棺材板上显得尤为醒目。棺材旁边坐着一位阿拉伯女看护。她身上穿着白色工作服，头上戴着鲜艳的头巾。
正在这时，看门人走了进来，来到我身旁。他显然是跑过来的，说起话来气喘吁吁：“棺材已经盖上了。我来把它打开，让您再看她一眼。”
说着话，他走向棺材。我赶紧告诉他不用麻烦了。
“您不打算看一眼吗？”他有些纳闷。
“是的。”我说。
他只好停了下来。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么说，这让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道：“为什么不看呢？”听他的口气并非是在责备我，他只是想知道原因。
“我也说不清楚。”我回答道。
“我理解。”他捻了下白色的胡须，没有看我，语重心长地说。
他的眼睛是淡蓝色的，看起来很漂亮，面颊泛着红润。他搬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自己则坐在我身后不远处。女看护起身要出门，当她经过我们时，看门人对我说：“她长了一种瘤子。”我不大明白，便朝女看护多看了两眼。她的头上缠着一圈纱布，就在眼睛下方。在鼻子部位，纱布是平的。她整个脸上，人能看到的，除了这圈白色再没有别的东西。
她离开后，看门人对我说：“我先行告退了。”我随意打了个手势，他留了下来，站到我身后。后边站着一个人，让我很别扭。夕阳的余晖洒满整个房间，两只胡蜂在天窗的玻璃前横冲直撞，嗡嗡作响。我开始发困了。我没有回头，问看门人：“你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吧？”
“有五年了。”他脱口而出，好像早就做好了回答我的准备。
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对他而言，如果你认为他打算在马朗戈养老院待一辈子，他是不敢苟同的。他是巴黎人，今年刚六十四岁。聊到这儿时，我插了一句：“原来你不是这里的人？”说完这话，我恍然想起，在去往院长办公室的路上，他跟我提起过母亲。他说平原地区气候炎热，尤其是这里，最好早点让母亲入土为安。之后他对我说，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至今对巴黎十分怀念。如果是在巴黎，尸体停放三四天都没事，但是在这里，可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推着棺材赶着时间把人埋掉，实在让人难以习惯。他的妻子与我们同行，提醒他说：“住口吧，对这位先生说这些是不合适的。”看门人觉得不好意思，向我道歉。为了化解尴尬，我赶紧说：“没事的，没事的。”在我看来，他说得一点没错，而且很有意思。
在停尸间，他对我说，他之所以来养老院，是因为家里没钱。他身强体壮，便主动申请做了看门人。我对他说，其实说白了，他也是被养老院收留的人。不过，他对此并不认同。我早就感到疑惑，一提到养老院里的老人们，他就称呼他们为“他们”“那些人”，或者直接称呼“老人们”，实际上这些人中的有些人比他还小。很明显，他想告诉别人，他跟那些老人不一样。他是看门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那些人的管理者。
这个时候，那个女看护回来了。天黑得很快，玻璃天窗上方的暮色转眼加深。看门人开了灯，突如其来的灯光照得我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餐厅用餐，但我并没有饥饿感。于是他又提议给我送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这个，所以就答应了。不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了。我喝完了牛奶咖啡，想抽根烟，但又犹豫再三，不知道在母亲遗体旁抽烟是否合适。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么做应该没什么。我给看门人递了一根烟，接着我们两人就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开口说道：“您知道，您母亲的院友们晚上也会来守灵。院里有这个习俗。我得搬些椅子、准备些咖啡过来。”我问他能否关一盏灯。白墙反射着强烈的灯光，弄得我昏昏欲睡。他说，那是不可能的。灯的开关设计成这样：开则全开，关则全关。后来，我没有再搭理他。他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搬来一些椅子并摆好，又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放好了咖啡壶和杯子。忙完后，他隔着母亲的棺材，坐到我对面。那个女看护也在那边，靠里背着我坐着。她具体在做什么，我看不见。不过根据她胳膊的动作，我断定她是在织毛衣。
房间里很暖和，我喝过咖啡后浑身热乎乎的。夜晚混着鲜花的味道，由大开的门中飘了进来。我觉得自己眯了一会儿，直到被一些微小的摩擦声惊醒。刚才我闭着眼打瞌睡，现在感觉房间尤为惨白。我的眼前，每一件物品，每一处角落，每一个线条，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阴影也没有。就在此时，母亲的院友们进了房间。他们有十来个人，在刺眼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挪着身子，坐到椅子上，没有弄出一点声响。我仔细打量着他们，从脸部到衣服的边边角角，不放过任何细节，我这样看人在之前还从未有过。但是，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一点儿声音，实在难以相信他们就在身边。女人们几乎个个系着围裙，裙带束在腰间，使肚子显得尤为凸出。我第一次发现，上岁数女人的肚子竟然有这么大。男人们几乎个个拄着拐棍，骨瘦如柴。最令我感到诧异的一点是，他们的脸上看不到眼睛，只看到皱纹丛中一点微弱的光亮。
这些人坐好以后，大都先盯着我看上片刻，再不自然地点下头。他们的嘴唇包裹在掉光了牙的口腔里，让我闹不明白这是在同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痉挛了一下。对我而言，更相信是前者。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围着看门人坐着，正对着我，微微晃动着脑袋。一瞬间，我头脑中产生了一种荒唐的想法：他们好像是特意审判我来的。
没过多一会儿，他们中有个女人哭了起来。我看不到她，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人挡上了。她小声啜泣着，一吸一顿，很有节奏，像是要一直哭下去。至于其他人，他们仿佛都没有听到。他们精神低落，满脸愁容，沉默不语，盯着某样东西发呆，要么是眼前的棺材，要么是手中的拐棍，要么是其他任意东西。那个女人在那里哭个不停。我很纳闷，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任凭她这么哭下去，我实在不愿意，但又不敢当面跟她说。看门人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两句话，她却摇了摇头，回了句什么，然后继续一吸一顿地哭起来。随后，看门人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过了很长一会儿，他没有看我，开口说道：“她跟您母亲关系不错，她说她在这里只有您母亲一位朋友，现在却一无所有了。”
房间里的人就这么坐了好长时间。那个女人的啜泣声与叹息声渐渐减弱，但抽抽噎噎的动作依旧很厉害。终于，她安静了下来。我的困意全无，但觉得浑身酸痛，疲惫不堪。此时，整个房间鸦雀无声，这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有时，我听到一种怪异的声音，但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后来我才闹明白，这声音来自几个老头，他们在啧啧地咂自己的口腔。他们太过专注于想事情，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小动作。我甚至以为，对他们而言，中间躺着的这位死者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错的。
我们喝了看门人端来的咖啡。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大清楚。我记得我夜里醒了一次，看到老人们都坐着睡着了，除了一个老头。他双手拄着拐杖，下巴抵在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我，像是在看我能睡到什么时候。后来我又睡着了，直到被腰部的酸痛折磨醒。醒来时，阳光已经悄无声息地照到了天窗上。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头醒了，他咳起来没完。咳出痰后，他如同在做手术一般，吃力地把痰吐到一块方格手绢上。与此同时，其他人都被他吵醒了。看门人说他们该走了，于是他们起身离开。熬了一夜，他们个个面容憔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出门前，一一跟我握手，好像我们沉默不语地待了一夜，反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我感到筋疲力尽。我跟着看门人到他房间，草草洗漱了一番，还喝了杯美味至极的牛奶咖啡。走出房门，太阳已经升起很高。马朗戈与大海之间的群山上空，红光一片。海风越过群山吹来，带着腥味。看来今天定是晴空万里。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来乡下了。如果没有母亲这事，出去散下步该有多好。
我在院里的一棵梧桐树下待着，呼吸着充满泥土气息的新鲜空气，精神了许多。我想起共处一室的同事们，现在到了他们起床上班的时间，而我却在苦苦等候。我又考虑了一下眼前的事，但中间被房里的钟声打断。窗户里面人声嘈杂，一会儿过后又恢复了平静。
天上的太阳又升高了点，晒得我的双脚开始发热。看门人穿过院子来通知我，院长有请。到了院长办公室，他让我在几份纸上签名。他上身穿着黑色礼服，下身穿着条纹长裤。他拿起电话，冲着我说：“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我现在就要让他们盖上棺材。你是不是在这之前再看一眼你母亲？”我说“不了”。他对着电话低声说道：“菲雅克，转告他们，盖上棺材。”
然后他对我说，他要参加葬礼。我向他表示谢意。他坐到办公桌后，两条小腿交叉。他告诉我，除了值班的女看护外，前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院里有规定，老人们都不允许参加葬礼，只可以守灵。他解释说：“这是出于人性关怀。”不过这次例外，他允许母亲的一位好友托马斯·佩雷斯与我们同行。院长微微一笑，接着说：“这种情感有点稚气，不过他与你母亲向来形影不离。大伙儿都开他们的玩笑，对佩雷斯说：‘她是你的未婚妻吧。’他付之一笑。他们俩很乐意听到这种玩笑。眼下默尔索太太先走一步，他很伤心，我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去。不过我听从医生的建议，昨夜没让他守灵。”
有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院长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看到了什么，开口说道：“马朗戈的神父来了。他来得有点早。”他提醒我，教堂在村里，步行过去得三刻钟的时间。之后，我们走下楼。
神父和两个侍童在房前等着我们。其中一个侍童手捧香炉，神父向他弓着身子，正在调整香炉上银链的长度。看到我们到来，神父直起身子。他跟我说了几句话，称我为“我的孩子”。随后我跟着他，一前一后进了房间。
一进门，我就看到棺材后站着四个身着黑衣的人，棺材上的螺丝已经拧了进去。院长对我说灵车已在路边等候，神父也随之开始祷告。从此时起，事情进展加快。四个黑衣人走近棺材，将一块长条黑布罩在上面。神父、侍童、院长和我走出门来。一位陌生的妇人站在门口，院长向她介绍我：“这位是默尔索先生。”那位妇人是院里的护理代表，但我没有听清她的名字。她点了点头，瘦长的脸上没挂一丝笑容。我们站到两边，让棺材先过去。然后我们跟在棺材后面走出养老院。门口停着一辆长方形的灵车，通身漆成黑色，黑得发亮，很像钢笔盒。
灵车旁边，站着身材矮小、着装古怪的葬礼司仪和一位举止不大自然的老头。我知道，这位就是佩雷斯先生。他戴着一顶倒碗状宽边软毡帽，看到棺材时，特意脱帽致敬。他的长裤有点长，裤脚堆在鞋面上。他的黑领带过小，而白衬衣的领子又过大，两者很不搭。他的鼻子上布满小黑点，嘴唇不停地颤抖着。他那白花花的头发下，耷拉着两只猩红色的、长相奇怪的耳朵，在苍白的脸颊上尤其显眼。
我们按照葬礼司仪的安排站好位置。神父打头，灵车其次，四个黑衣人站在灵车两侧。灵车后是我和院长，最后是护理代表和佩雷斯先生。
太阳已经升至半空，阳光普照大地，气温急剧上升。我不明白为何非得等到现在才出发。一身的深色衣服，使我燥热难耐。佩雷斯戴上帽子，又摘了下来。院长又跟我聊起了他，我略微转向他，看着他。院长告诉我，母亲常在黄昏时同佩雷斯先生一起外出散步。他们由一位护理人员陪着，一直走到村里。
张望四周的乡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远处的山岭，红色的土地上绿意盎然，远近零散的房屋在阳光下错落有致，分外清晰。看到眼前的景象，我有点理解母亲的感受。同样一幅景象，夕阳西下之时，那会令人多么伤感。然而现在，烈日炙烤着这片土地，风景变得毫无趣味，令人沮丧。
我们终于动身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佩雷斯的腿脚有些不便。灵车的速度渐渐加快，他跟不上，落在了后面。有一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跟我走到了一排。我很吃惊，太阳爬升的速度如此之快。与此同时，我突然意识到，空气中早已充满了昆虫的聒噪声和草丛的沙沙声。我的脸上汗流直下，但因为没戴帽子，只能用手绢来扇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话，我没听清。他右手往上推了推鸭舌帽的帽檐，左手拿手帕擦了下额头上的汗。
“怎么样？”我问。
“太阳够毒的。”他指着天答道。
“确实。”我说。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里面是令堂大人吗？”
“正是。”我答道。
“她岁数大吗？”他又问。
“她上了岁数。”我也不清楚她的具体岁数，只能这么回答。
谈到这里，他就不说话了。我回过头来，发现我们已经落下佩雷斯五十米左右。他正在紧赶慢赶，手里的帽子晃来晃去。我又看了下院长，他的步伐不紧不慢，没有多余的动作。额头上出了汗，他都没有去擦。
我感觉我们行进的速度比刚才快了。四周依然是烈日炙烤下的乡野，天空的光线依然强烈，使我不敢张目直视。中间路过一段新修的柏油马路，路面的柏油被烈日晒得胀了起来，脚一踩上去，光亮的路面便裂出一道口子。前面车夫头上黑得发亮的帽子，就像是由这柏油做成的。天空是蓝色和白色，身边却尽是黑色：灵车是光亮的黑，人们的衣服是呆滞的黑，破裂的柏油路面是黏稠的黑。置身于这幅景象当中，我感到晕晕乎乎的。眼前这一切，加上皮革、马粪、油漆和香烟的味道，再加上昨夜糟糕睡眠所带来的疲惫，弄得我昏昏欲睡。
再次回头，佩雷斯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隐隐约约看到他在一团热气中，后来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我用目光寻找他的身影，发现他下了大路，进了田野，要斜穿过来。原来他对这里很熟，打算抄近道追上我们。果然，当我们转弯时，他便跟了上来。没过多长时间，他又掉队了。他又斜穿田野，抄近道，如此重复了好几次。与此同时，我走路时，总觉得血往头上涌。
之后的每一件事都进行得迅速而有条理，因此我现在没什么印象。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护理代表在村口同我说话。她的嗓音独特，悦耳动听又带些颤音，跟她那副面容很不和谐。她对我说：“要是走慢一点，就会中暑；走快一点，又一身汗，进了教堂保准着凉感冒。”她说得有道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另外，我还记得几个场景，比如佩雷斯终于在村口赶上我们时的面部表情。他百感交集，脸上淌着泪水。但是由于满脸皱纹，泪水流不下来。它们铺开，交叉，在那张沧桑的老脸上形成一片亮汪汪的光泽。
除此之外，我还记得教堂，街上的村民，坟冢上盛开的红色天竺葵，佩雷斯像散架的木偶一样晕倒，母亲棺材上红色的泥土和混在其中的白树根，人群及其喧闹声，咖啡馆前候车，发动机隆隆作响，以及当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街区时，我的那种兴奋和喜悦：自己即将躺到床上，足足睡上十二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