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青年强，只为大年三十晚上雪地里送我远行的娘
引言：每次走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我都能想起送我的母亲。
父亲爱财，是天生的。因为他特别喜欢做生意，我习惯性地首先把他看成一个生意人，然后才是父亲。父亲的身上充满了人们不喜欢的铜臭味，但是他是有商业梦想的。我现在也是一身的铜臭味。
母亲爱家，也是天生的。她从小没有完整的家，三岁丧母，六岁丧父，父母都去世得早。所以她和我父亲在一起虽然经历了许多难以描述的艰苦岁月，但是依然选择不离不弃。一是她很看重家的完整，二是为了自己生养的七个孩子不至于流落街头。虽然她经常表达对父亲的强烈不满，但是她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更崇拜母亲些。
从1991年出去打工，连续三年我都是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安徽小民工，被上海人亲切地贬义地称为“小安徽”。在上海那个大得跑不到头的城市，在上海那个骄傲得找不着枕头的城市里勉强过着“衣能蔽体，食能果腹”的生活。在上海，我就是一个搬运工。不知道哪个混蛋谣传，说我在外面混得不错，很是风光。
谣传说我在上海的某个快餐公司当了经理，其实就是个店长。弄得每次回老家都像光宗耀祖一般地受到热烈欢迎，那些为我提供过细微帮助的人也开始让我为他们在上海安排差事甚至准备和我借一大笔钱用于贩卖粮食。我被这排山倒海的恭维和没头没脑的谣言弄得丢盔弃甲，想逃。
其实我就是个穷光蛋。有时候，我也无可奈何地配合演出，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虚伪，那时候我喜欢那样的自己。所谓在十里洋场上海做经理，做一个快餐店的店长，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角色。一群打工妹涂着廉价的粉，说着天南地北的方言，晚上不爽早晨离职，连个辞职手续都没有，管教起来非常痛苦，我和他们差不多，只是狐假虎威罢了。
母亲对我在上海的表现好与坏、穷与富似乎不感兴趣。我那爱财的老爹可就眉开眼笑了。正因为如此，我和父亲之间因为钱也从和平走向了战争。父亲对金钱的渴望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他老人家为了做生意获得本钱甚至连高利贷都敢用。听说自己的儿子有出息，立即和我谈判、示好。他向我要钱，很直接，很嚣张。他说的理由很辉煌：我要振兴张家的家业，为你们这些孩子留座金山。
按道理，有钱资助父亲成就生意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无法答应父亲，因为我根本没有多余的积蓄。口袋里没有几毛钱，在外面装模作样挣个面子，在父亲面前我必须裸奔，我告诉他，我能在外面把自己养活，没有变成一个拦路抢劫的小流氓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但是，父亲却认为我不孝，他对我咆哮道：我养你这么大，和你要点钱是天经地义的，你一生下来就能闯上海吗？忘恩负义的东西……看着父亲绝望的暴怒的表情，我突然很心疼他，因为我知道，没有人帮助是一件何等痛苦的事。就像我跑遍全村借不到十元钱一样，内心埋的全是地雷，把自己的自尊心炸得遍体鳞伤。我把我的实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安慰我，并要我不要和父亲计较。
母亲说：“你先照顾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我和你的父亲都没有给你的成长提供任何可以炫耀的资助，已经很羞愧了，我们不会再给你奋斗路上增添任何麻烦。你父亲，想好、想大、想强，总是运气太差，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成功，虽然他特别爱做生意。他喜欢搞大生意，可是，大生意需要大本钱、大机会，他，没有。我懂他，心比天高，但是有什么用呢……”
每次母亲都是这样善解人意。她瘦小的身躯里充满了伟大、独立、自信的力量。父亲娶了她，有福气。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很有哲学思维，她的话，很多是我根据她的意思叙述的。这个坚强的女人一直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每次受伤的时候我都会寻找回家的路，母亲总是最大限度地安慰我，陪我度过那一段我怎么抬腿也迈不过去坎的艰苦岁月。我爱我的母亲，她不仅生了我，更重要的是她养了我，她给了我基本的教养。1992年的大年三十使我真正地读懂了母亲两个字的含义，也读懂了父亲寒冷版的父爱。
一、大年三十我敲开家门看见母亲甜蜜地站在院子里等我
我喜欢过年，喜欢老家那种瞎折腾地不知疲倦地过年。后来慢慢长大，开始害怕过年，害怕过年后那种急剧下滑的快乐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悲伤感。这可能是双鱼座比较明显的特点（我是双鱼座）。每年过年，母亲总是和嫂子与姐姐们一起炸馓子、蒸馒头、包饺子。父亲则从街上扛回几十斤猪肉，母亲负责加工成待客的各种菜肴，满足一帮子流里流气、没大没小、常年不来往、一年见一次的外甥们拜年时的口福。
嫂子是个业余的厨子，但是菜做得很好，在村上还是有点小名气的。每年过年她家都门庭若市，我们家则门庭冷落。一边是欢声笑语，一边是寂寞无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是一墙之隔，但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红楼梦大观园大宴宾客的情景，一个是白毛女父女孤苦相对的情景。这是后来我不愿意回去过年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我不愿意看到别人好，是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烂。
母亲总是在快过年的时候几经周折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回去过年。我总是说，回去。其实，我每次都不想回去，一个彻底被早恋打败的家伙，一个被女朋友一张休书休掉的人，一个在当地成为别人三代共同笑料的人，回家过年和被批斗、被笑话、被审问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我本心没有一次想回家过年，如果不是想念白发苍苍的父亲母亲。所以后来，我尽量不回家过年，我在躲，我怕恐怖片一样的初恋每次都把我塞到回忆的烈火里炙烤，我怕疼。我知道这个决定对母亲很不公平，亏欠母亲很多。但是母亲很开明，她说：“我知道你触景生情，不回来，不难过，娘，能理解。如果是我，我也不想回来。”我知道，母亲是不想让我内疚而已。
1992年的春节，我是回老家过年的，是带着对家一年的思念敲响了家门的。
大抵每年都是大年廿九从上海站坐绿皮火车，一路激动、一路犯困、一路拥挤，向安徽阜阳站出发。上海站当时是上海最大的火车站，阜阳站则是安徽最大流量的火车站。在这条线上我来来往往三年整。
我没坐过一次卧铺，没在餐车吃过一顿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硬座上僵尸般地坐着一动不动，听对面那些男男女女毫无顾忌地讲述谁家老婆出轨，文化高点的就谈连主演都说不清楚的电影，驴唇不对马嘴的情节让人昏昏欲睡。各种味道的零食气味充分混合，那味道到现在都挥之不去，现在看见绿皮火车我都会做噩梦，都会反胃，我会梦见自己的落魄和不堪。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我无法把自己排除在外。
每年过年，老板们几乎都是最后一天放假。一天时间，要去抢票，要去理发，要去买点特产，要去弄两件A货服装为自己的虚伪买单。最可怕的是要收拾一年来累积的盆盆罐罐，因为我不知道，明年的我蜗居的地点在北纬多少度，在上海哪条街。
1992年的春节，老家很冷，冷得没有一丝人情味。那时候老家没有空调，所以在极度寒冷的时候就是不停地跺脚和烤火，或者待在被子里看电视。
记得大年三十那天，老家的天空竟然飘起了雨。这雨里还夹杂着细小的冰雹，加上毫无情趣的东风几乎将老家这个弹丸之地冰封起来。就是在这样的寒冷里，我敲开了家门，意外的是母亲也巧合地站在门口。
母亲，依然穿着平时穿的棉衣，一股强烈的寒风几乎将她吹倒。在我记忆里，似乎每次过年母亲都没有添置过新衣裳，比起邻居花枝招展的阿姨、大妈和被有钱人寿星一样供着的爷爷奶奶们的新衣新帽，母亲显得特别寒酸，每逢想到这个场景我都觉得父亲是个罪人，没有一点情调。他，配不上母亲。那时候，我这么认为。
父亲讨好地对我说，你娘算着你今天回来，一直在院子里晃荡。她说，她算好了时间，就应该这个时间到。你看，这不，你回来啦。我回来母亲自然是最高兴的。她不会说那些让儿子高兴的、矫情的甚至是肉麻的话来表达对儿子的想念和欣喜。
她，不言不语的，会先进灶屋给我做她拿手的手擀面叶，薄薄的，半透明的，然后切成四方块，放在沸腾的水里，加上新鲜的鸡蛋，吃起来很劲道，让我暖暖身子。这是母亲的绝活，也是我最喜欢母亲的压箱底的手艺之一。
每次都是这样的画风：母亲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面叶，看我吃完就继续给我盛，一碗两碗到三碗，直到我拍着肚皮向母亲求饶，母亲才满意地去厨房洗碗刷锅。我能感觉到，我回来过年，母亲是非常欢喜的，而且是那种从骨头里散发出来的欢喜。
二、大年三十我和父亲谈他的生意经，我劝他解散店面，他吼了我
我回家过年，父亲也是高兴的。他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欢迎了我的凯旋。他用肥胖的身躯，骑着自行车从五六里路外一个叫代桥的小集市，割了四十斤猪肉驮了回来，自豪地扔给母亲说，儿子回来了，给他好好补补。我知道，这块肉，不仅是给我补，还要照顾那一大堆分布在周围的拜年的亲戚。
老家就是这样，过年了，你到我家吃，我到你家吃，也顺便把东家长、西家短的喜事、坏事、丑事评价个天翻地覆，基本上都是醉醺醺地赌咒发誓自己绝对是好人，把自己的功德教科书一般地说一遍。不喝酒的人从来不把这话当真，喝醉的人全部都当了真。在麻雀都能喝三两的老家——安徽界首，这是千百年的生活方式。我不喜欢，所以我逃。
父亲贴心的表现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父子的距离，觉得这个春节温暖极了。因为平时父亲都是忙于他的生意，多年来，他是团圆的永远缺席者，他，都在他开的店面里招揽过年的生意。父亲这次和我谈得很深入，主要目的就一个，让我把挣来的钱借给他做生意。他像一个“赌徒”一样想从我身上抠下最后一个铜板。
我和父亲说，我在上海根本没有站稳脚跟，不是外界传得那么邪乎，我不是大上海的经理，更不是什么金大班。我把挣到的钱都用于读书和购买书籍，我是标准的月光族……父亲似乎被我说动，但是他很快推翻了对我的信任。我看着父亲怀疑的表情，我的心仿佛被一支箭射中，疼，噗噗地往外冒鲜血。
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劝父亲放弃他的生意。
父亲喜欢做生意。他的生意是从摆地摊开始的，是从卖一把甜瓜的种子到卖几十种蔬菜的种子，是从卖一种小农具到卖几十种新型农具，是从卖地方香烟和地方粮食酒到批发地方香烟和地方名优粮食酒，是从卖黄花菜和茴香到卖体积庞大装粮食的缸开始的、发展的、壮大的。
他，玩大了，被乡亲们称为突然崛起的“富豪”。只有母亲和我们知道，他，欠了一屁股的债。父亲喜欢听好话，掌声不停，他最喜欢。我劝父亲停下他的生意有三个理由。一是我不接班。我不喜欢做他做的生意，那是一种没有激情的生意。二是我不要他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靠银行贷款和熟人之间借钱做生意，风险很大，迟早会崩盘，况且父亲不识字，这个世界好人很多，但是坏人也不少，我害怕耿直的父亲遭人暗算。多年以后证明我的话是对的，那些当年赊欠我父亲商店东西的人在我父亲突然离世后，第一时间全部否定了欠钱的事实。那些笑里藏刀的嘴脸经常会不经意地浮现我的脑海，他们的表情里没有羞愧，无情无义。三是我们兄弟姐妹有一个共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没有成为富二代的基因，我们都希望靠自己的双手掌握一片天空。我们希望父亲收手，我们不喜欢看父亲每逢节日就被债主封门。所以，到今天我买房子都坚决不贷款，就是那时候留下的阴影。
父亲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他大口喘气，瞳孔放大，大年三十对我展开了男高音般的吼叫，他说：“你们都是叛徒，都是我的敌人。你们都不支持我。我扩大生意，将来生意做大了还不都是你们的，我能带到棺材里吗？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人。我是不会关掉生意的，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处理，我就一个人，与你们无关。你现在翅膀硬了，从今天开始，你是你，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坏脾气也是一点就着，父子之间再度因为观点不同开战，关键在大年三十。母亲是我们家的法定调解员，她有一个招数，专治父亲，就是哭。父亲在母亲的哭声里非常容易缴械。在母亲的哭声里，我看见父亲的表情是暴怒的，是扭曲的，也是痛苦的。
虽然母亲暂时把他制服，但是这种制服是无法根治的。后来我想，也许父亲是对的，他的妻子、女儿、儿子都没有人站出来帮助他，他应该是孤独的。看着他怒火攻心的样子，我竟有些心疼他。我说：“爸，你要想做就做，没有人拦得住你，我们都是你的亲人，没有人想把你往火坑里推。只是考虑你年事已高，这份事业又不是我们喜欢的，怕你不能长久。女儿们都被你老人家做主嫁到外县，哥哥一心教学，我在上海谋生，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们不是吸血鬼，你们的孩子都是自信坚强的奋斗者。我们只需要你安享晚年，我不管你是富爸爸还是穷爸爸，你的晚年安康对我们很重要……”
父亲被我的话堵住了嘴，他怔怔地看着我，不死心地向远处走去。
三、大年三十我和父亲因为今年我挣多少钱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父亲平静了几个小时。我也借坡下驴，保持休战状态，和母亲有说有笑，为这个孤苦的家庭添些欢乐。近黄昏，父亲再度故伎重演，依然和我谈钱的事情，他温柔地说，却藏着刀锋。我想，在父亲的眼里，我身上一定藏着百万支票却不愿意支持他的理想。
在父亲的心目中，我一定是个守财奴，是丝毫不念父子之情的“薄情儿郎”。那一刻，他露出了商人的谈判式的表情让我不寒而栗。我觉得我们父子之间正在被金钱这堵墙隔开，而此刻这堵墙还在不断地增高。
我突然发现我一分钟也不想待在家里，我很害怕父亲的需要。父亲的做法很粗鲁，目的性也特别强。他反复地和我重申他要扩大生意，他要坐镇上批发零售店的第一把交椅。我和母亲最清楚他的财务状况，大部分资产都属于银行贷款和私人借贷，如果清理完所有的债务，他的生意、他的梦就剩一个字：零。
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一无所有，这样他可以好好陪陪我的母亲，让母亲不用担惊受怕，让他自己没有烂账缠身。可是，父亲不这样想，他说自己是一匹战马，不是拉磨用的驴。我们再度僵持，就像两个阵营的战士，谁也不愿意撤离。
我看着白发满头的父亲，我知道我面临的最尴尬的场景已经到来。我永远不能，也无法和父亲决斗，我们之间没有输赢，只有彼此对自己想法的坚持，我们站成了两个阵营。我觉得我要和父亲摊牌。父亲也似乎准备和我摊牌。我为父亲点了一支烟，他似乎看到了我的屈服。他高兴起来。
有时候，他就像一个孩子，直接得让人心疼。不管历经多少岁月，我始终相信父亲的善良和商业头脑是我们村的第一品牌。虽然后来他全线失败，丝毫不影响他是我偶像的现实。我默默地走到里屋把我从上海背回来的行囊拿了出来。
这个行囊是个没有品牌的人造革皮箱，浑身上下印着看不懂的英文，标准的地摊货。皮箱显然是几年没有清洗过，就像一个脏兮兮的孩子被抓到广场上游街一样充满了懦弱和自卑。因为在上海经常搬家，这个皮箱是我的最忠实的伙伴之一。
父亲的眼里出现了光芒。我把皮箱的拉链拉开，然后一件件地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摆到地面上：掉漆的微型电饭锅、几件换洗的内衣内裤、几本盗版的小说、一部上海红灯牌的收音机，还有一张红（初恋）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夹在一本小说里，滑落了出来。最后我把钱包轻轻地放在父亲的手里，我要父亲明白，我真的是穷光蛋，我需要父亲的信任。
父亲沉默了。但是他在温柔了一分钟后突然大声地对我指责起来：“别人出去挣钱，一年能挣三间房，你呢，你出去就挣一个电饭锅吗？你能不能争口气，让我脸上有光？你的恋爱已经让你成为全村的笑话、全镇的笑话、全县的笑话、全省的笑话，你如果再这样窝囊地混来混去，混去混来，你就会成为别人一辈子的笑话。我以为我生了一个天才，原来我生了一个笨蛋。从小你口若悬河，志向远大，那个要干一番大事的儿子哪去了……”
父亲这把刀下得太重了，一刀就插在我的心口上。
一直不想回家，不想看见这往事味道浓烈的院子，不想听见别人团圆的歌声和幸福的笑声，所以，我每年戴着面具回来，戴着面具离开。今天面具被父亲几把就撕得粉碎。我就像一个被脱光的囚犯站在雪地里，被斩首却无力反抗……
母亲看见了我的巨大痛苦。她对父亲一顿“臭骂”，来缓解我随时的情绪喷发。母亲知道，我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所以这就是我的学名会从张麦红改成张默闻的原因。但是，我没有。我已经被父亲的话完全击倒。
父亲利用了我的痛苦，任凭我鲜血淋淋，任凭我无法呼吸，就像一个中弹的战士。我看着父亲，看着他一副斗牛士一样的表情，我笑了。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每个字都有一百斤：“我的亲爹，我消失，可以吗？”
母亲知道我的决心，她看着我赌气似地将皮箱收拾好，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家，好不了啦。”我拉着皮箱，夺门而出。门被咣一声重重关上。门里母亲和父亲开始了争吵，母亲是护着我的。
本来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看春节联欢晚会了，这是我每年的最爱。虽然我老婆说，只有北方人喜欢看春节晚会，但是我就喜欢，今年完了，快到眼前的春节晚会看不了了。嫂子的院子里习惯性传来的欢声笑语仿佛是对我的讽刺，我的泪水一下子喷了出来。
四、大年三十我离开家的时候天上突然下起了漫天的鹅毛大雪
整个大中国，整个安徽省，整个阜阳地区，整个界首市，整个舒庄镇，整个后湾村，整个院子都被春节的喜气所包围。偶尔有些鞭炮开始零星响起，那是当地人准备吃饭的庆祝。原来喜欢的鞭炮声现在就像刺耳的警报，让我炸裂。
突然，天空变得阴森森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世界突然变成了童话。我倍感绝望，这是老天要灭我的节奏吗？我感到害怕：我害怕被活人抢劫，害怕从黑夜里窜出来的鬼，害怕寒冷会把我冻成冰凌。但我还是往前走去，也许，天空的寒冷还没有内心的寒冷更让我害怕。
每年哥哥家都是暖洋洋的。乖巧清纯的女儿，油光满面的儿子，乡绅和地头蛇，同事和同学，总是把家打扮得喜气洋洋。这是我一直妒忌的。父亲演了这一出戏，让我连妒忌都没了机会，这事只有亲爹才能干得出来。本来想和哥哥一起按照每年的惯例，大年初一，一起喝两瓶老家临泉县56度的文王特曲，打算奔着喝醉去的。现在这个约定也泡汤了。
雪，下得特别大。雪花似乎比往年大出一号来。雪花落在我廉价的棉衣上，开始化成水，后来开成花。原来熟悉的、短暂的、充满回忆的路此刻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伤感、充满了遥遥无期。雪越来越大，我的身上开始挂满了雪花，越来越像电影里的雪山飞狐。
我找了一个避风的围墙，靠着它，取点暖。那个时候没有苹果、没有三星、没有小米手机，别人不能找到我，我也不能找到别人，腰里只有一个二手的BP机（寻呼机），打开看看有几条新年祝福的信息，都是些没血没肉的不疼不痒的新春贺词。
大地已经开始变白。天终于暗了下来。我想，大约两个小时能到镇上，然后找个旅馆，明天一早坐最早的汽车去阜阳火车站，然后用最快的速度逃离，回到那个陌生而性感的上海。
我突然感觉自己像电影里的白毛女她爹杨白劳先生。我觉得自己要死在漫天飞舞的雪里了。这就是任性的代价。田野里早已没有绿色，只有枯草和被雪覆盖的麦苗，我觉得我连麦苗的命运和幸福感都没有，和麦苗相比，我似乎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五、大年三十我在大雪纷飞的夜晚跪在了母亲面前
我必须走。我这样鼓励自己。老家那时候已经有了电灯，可以看见稠密的村落里透出微弱的光芒。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温暖的。我警惕地和这个漆黑的夜晚搏斗着，对抗着。大概从小听母亲讲的鬼故事太多，我觉得身边都是鬼，甚至有的已去世的亲人也都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有了想回家的念头。但是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男人，不可以走回头路的，我这样警告自己。突然，我发现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光。这束光踉踉跄跄，充满了沧桑感。我想，这大抵是回家过年的游子或者是走亲访友的夜归人。
我加快了脚步，那束光也加快了脚步；我放慢了脚步，那束光也放慢了脚步。我的恐惧感顿生。传说中的“鬼火”来啦。就这样忽远忽近的，我们保持着恰当的距离。时间越来越靠近晚上八点，那个爱把人弄哭的倪萍大姐、那个说话有点抖的赵忠祥大哥应该快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为全球的华人拜年了。我郁闷地加快了脚步，皮箱的轮子发出了疼痛的叫喊，它，也已经披上了雪白的风衣。
那光一直和我保持着温柔的距离。安全起见，我突然跳进一个类似于战壕一样的深沟，我要看看那束光是不是继续跟着我。果然，那束光没有防备，继续向前走来。这应该是离家两公里的地方，一个叫曹庄的村子。终于，这束光来到我身边。借助手电筒的光芒，我看见了一对老人。
他们就像两棵已经老去的枣树。但是他们一边走一边进行的对话却像闪电一样击打着我。是的，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在这荒野、在这大雪弥漫的夜晚还在不断地争吵着，所以，斗争的夫妻永远斗争，虽然他们不再年轻。
母亲显然余怒未消：一定要把默闻找回去，大过年的，找不回来，这个年你自己一个人过吧。父亲虽然还是嘴上很硬，但是已经服软：我不是来了吗？你还有完没完。突然一股厚重的内疚感直冲鼻尖，眼泪瞬间决堤。打着手电筒的是父亲，他花白的头发上覆盖了一层任性的雪花。
母亲本来已经弯曲的身体更像一张站着的弓，在风雪里，在黑夜里，几乎成了一个雪人。来拦截我，一定不是父亲的主意。因为父亲很要面子。我知道这是母亲的主意，因为所有的母亲为了孩子都会挺身而出。她“押着”父亲来和我谈判，希望我回到大年三十的餐桌上。
就在一瞬间，我冲出深沟，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母亲面前，号啕大哭起来。惊喜的母亲来不及做出反应，在短暂的慌乱后，发出了一声几乎凄凉无比却惊喜万分的哭声，与远处偶尔响起的鞭炮声混为一体。我们母子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的表达，为1992年的新年做了最好的祝福。
父亲由于经历过中风，加上激动，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嘴唇抖动着，手比画着，我明白他一定是在说，回去吧，孩子。因为他的眼神里写满了渴望我回家的柔情。雪在下，我跪着，母亲抱着我。母亲说：“回家吧，我们不能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就是明天世界末日，今天也要把年过好。不到晚上十二点，这年就算数……”母亲像抚摸婴儿一样给我擦去眼泪，她粗糙的手就像一张砂纸，我却觉得柔极了。
母亲说，如果你真的不能回家，我和你父亲就送你到镇上。
我说，娘，我们回家吧，家里的灯还亮着吧。母亲说，是的，灯还亮着呢。我突然无地自容。和父亲母亲的爱相比，我的表现是何等的自私、渺小、任性，我觉得我的脆弱已经到了一块饼干的程度，一掰就碎。
事情过去整整26年了，我依然记得那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家里的灯还亮着，我和父亲母亲却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我从小到大和父亲母亲最具浪漫气质的一次同行，好怀念，好喜欢。雪落在眉上，花朵开在心里。我多么希望和父亲母亲一直走下去，他们不老，我长不大。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不知道，鉴于它是“家丑”，所以，我和父亲母亲似乎谁也没有刻意去讲这个故事。回到家的时候，灯依然亮着，下午贴好的春联闪耀着喜庆的鬼脸。父亲几乎是讨好般的和母亲商量吃什么，母亲表现得很生气，说，大年三十吃饺子，你去烧水吧。父亲乖孩子一样地按照母亲的吩咐完成任务去了。看得出来，他对这个结局是满意的。
隔壁哥哥家沉浸在春晚的节目里。他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去看了他们，果然是高朋满座，叔伯弟兄、三两好友，已经喝得口齿不清，一大桌子菜都是嫂子做的。在老家就这规矩，女人做饭，男人陪男人吃饭，女人偶尔上桌客串一下，和男人喝两杯，显示气氛，也显示这家的女主人具有平等地位。
在老家，女人不喝酒，那是含蓄，喝起来，男人都不是对手。我那清纯如水的侄女原来滴酒不沾，现在在珠海做生意，听说她喝起酒来几个人都不是对手。
父亲睡觉了，他在堂屋里的板凳上看春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口水流得衣服上全是，鼾声如雷，不管窗外鞭炮齐鸣。看着父亲，我突然心里一阵酸楚，这就是生我养我的父亲，我对他仔细端详，眼神里写满了好奇，原来我真的没有好好看过父亲……母亲披着衣服在床上坐着，点燃了一支烟，这是她多年的习惯。我说，娘，我想和您说说话。母亲说，孩子，你说吧……
六、大年三十我告诉了母亲我的理想、我的未来、我的真实的城市生活
看着母亲，就像看着我的导师，我泪流满面地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艰难的倾诉，我称它为“1992的故事”。
“娘，请您一定要原谅我，原谅我一直在外面谋生，没有好好照顾您。我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我有罪。”
“我其实很害怕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坏人太多，我太脆弱，我所有的坚强都是装出来的。我遇见了很多好人，也遇见了很多坏人。每个坏人几乎都在我心里留下了伤口。娘，我现在浑身是伤，我放弃了治疗。我真的不敢相信别人，不敢相信这个世界，我最不敢，最不敢相信的是爱情。”
“娘，因为父亲和嫂子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您和姐姐们以及我都间接和直接地卷进‘这场战争’。整个家族就像一个冰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冰才能够融化。父亲，给了我们一个家，却把这个家弄得支离破碎。”
“娘，我想逃离这个家，我害怕这个充满孤单、充满孤苦的家，害怕我留在老家随着时间推移我会成为一个老无所依、毫无作为、最后靠家族成员施舍的苟活的男人。我看到太多这样的悲剧和案例，娘，我不想这样。我必须要离开，离开这个无法让我苏醒过来的地方。”
“娘，您知道吗？在上海，你不努力，你不拼命，你不学习，你就会被淘汰，就会被上海扔进垃圾堆一起焚烧。我真的找不到肩膀，找不到机会，找不到突破口。我不愿意和乡里乡亲在上海相依为命，是因为我害怕自己的平庸被别人发现，害怕我的经历被别人再度传播。”
“娘，人言可畏，我只能一个人在上海流浪，不管多杂碎的工作、多卑微的工作我都要努力完成它，我不愿意让我自己和所有的打工者一样沉浸在吃饱就好、睡着就好的生活圈里。”
“娘，您知道吗？我给自己定了八个字的口号：要么出家，要么自杀。如果我无法奋斗成一个让人尊敬的人，我就按照这八个字安排我自己的未来。我不后悔。我实在被生活打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一个男人所有能经历的耻辱和伤害我都一次性地幸运全收，娘，我承受不了了……”
“父亲用那么重的一根稻草压断了我的希望，我走不动了。娘，我一定要留在大城市里，我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找自己的世界。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只要能活得像个人一样不被歧视、不被笑话、不被议论，我就不会放弃。相信我，娘，我用挣来的微薄的收入全部用来买书读书，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可以骄傲地站在别人的面前，让别人叫我一声：您好，张先生，张老师。”
“娘，我一定要娶一个南方的温柔如水的女子。她，一定要读过很多书。她，一定要很明事理。她，一定要漂亮、要好看、要有大大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她，一定要浑身上下充满书香的味道。娘，我知道这是我的梦，但是我要做这个梦，没有这个梦，我活不下去。”
“娘，我宁愿累死也不要平庸地死。我要在骄傲的大城市里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名声。在上海，我是洗碗工，是黄鱼车车夫，是十六铺码头的搬运工，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羞耻，我能养活自己了，我不是红和很多人眼里的废物，我是一个英雄。”
“娘，您一直相信我是您的英雄，可是我现在还是一只狗熊，让您失望了。真的，娘，我现在不知道我的方向，我的出口。我就像一个突围的战士看见的到处都是枪口。没有人可以救我，没有人可以拉我，没有人可以抱抱我。娘，您说，我的路在哪里啊……”
就那样，我哭着说着，说着哭着，许久，许久……
母亲关掉了堂屋里的电视，把鼾声如雷的父亲叫醒并安置他睡觉。她坐在我面前，说：“默闻，你说的，娘都理解。记住，娘不是你的负担，你爹你姐都不是。你最大的负担是你的脆弱和自卑，你失败的爱情，你的孤苦无援。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打倒你，只有你才能打倒你自己。我嫁给你父亲，就是要和命运抗争，我就是要看看，我能不能把一把烂生活过成别人羡慕的样子。很多时候我想放弃，因为太苦了。”
“你父亲比我大十二岁，我是她的第三任老婆，一般黄花大闺女谁愿意这样下嫁。你父亲不懂疼人，任性得很，但他终究是个好人，我认了。儿子，其实放弃很容易，但是放弃责任很难。我知道你吃的苦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但是我相信儿子你可以度过去，因为你3岁就拉着我的衣服告诉我你害怕天黑，因为你从小就伶牙俐齿，知道古今，你一定可以做大事，这一点娘也许看不到了，但是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你今天所受的苦，都是你以后要享受的福。你会好的……”
母亲的话不多，但是很到位。这就是我的母亲，她，一直被我崇拜着。
母亲和我说了很多她和父亲的事。她说，你父亲脾气不好，要强，但是心软，是个好男人，一辈子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这是她一直坚持的理由。
没有想到，母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起父亲竟然流露出女儿般的温柔，原来每个人的爱情都有自己的样子。远处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炸开了锅。此起彼伏，你追我赶。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出现在我面前，他叫我一起放鞭炮。母亲则去给我煮点消夜——老规矩，饺子。
新年的鞭炮很长，响了很久，父亲和我听着鞭炮炸裂的声音、看着纸屑飞舞的样子，觉得这个年总算安全地过去了。看着父亲的背影，肥胖、臃肿以及此刻表现出来的天真，我走过去，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父亲。他不习惯，也不知道如何回应，只是僵硬在那里。满天的烟花照亮了我们父子拥抱的情景。母亲喊我们吃饭，看到我们这样，笑了，她说：“我就知道，父子连心，没有隔夜的仇。”
从那天起，我发誓：我要不负青年强，只为大年三十晚上雪地里送我远行的娘。父亲依然爱财，但是从此再也没有和我提起过借钱的事。我们似乎都忘记了。母亲，依然扮演着她的角色，干活，照顾家，照顾偶尔送来的外孙们和孙子们。
她，老得很快。
现在大年三十对我来说，没那么激动了。但是1992年的大年三十我永远也忘不了。它会让我更加思念我的父亲母亲，我的青春岁月。
安好，父母，不管你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