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提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中国的广大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然而，在德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个名字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德布林不仅是屈指可数的现代德语经典作家，而且就其对二十世纪，尤其是战后德国文学所产生的直接、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而言，恐怕连一代文豪托马斯·曼都难以企及。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生前就曾高度赞赏德布林的叙事艺术，把他尊为自己戏剧创作上的“教父”(1)；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也把他奉为“恩师”(2)，坦言自己在写作方面深受德布林的启迪。此外，现当代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家，如克劳斯·曼，沃尔夫冈·科彭和阿尔诺·施密特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德布林的影响。德布林对德语文学的杰出贡献，使他无可辩驳地成为国际公认的语言大师和文坛巨匠。
一
“我始终明白，我属于穷人的行列。这决定了我的全部秉性。”(3)德布林晚年的这番自白可以视作他坎坷人生的真实写照。
1878年8月10日德布林在什切青城（今波兰境内）出生。父母均是犹太人，一共养育了五个子女。德布林排行第四。十岁那年，开裁缝店的父亲抛弃家庭，和店里一名年轻的女工一起私奔去了美国。迫不得已的母亲只好拖着一身的债务和一群孩子离开什切青，来到柏林，靠做苦工和亲戚的接济勉强维持生活。在舅舅和大哥的帮助下，德布林中学毕业后考入大学学习，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1905年德布林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精神病医师。几年后，德布林结婚生子，在柏林东部的工人区开设自己的诊所。直到离开德国之前，德布林都在这里行医。这段拮据清平的职业生涯成为德布林积累创作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希特勒上台后，作为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德布林不仅作品被付之一炬，而且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933年2月28日，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德布林逃离德国，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流亡。他先在瑞士短暂停留，随后转到法国并于1936年取得法国国籍。当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时，德布林不得不再次逃往美国。在美国的最后几年里，德布林的物质生活几乎濒临赤贫的边缘。战争还使德布林晚年丧子，他的二儿子沃尔夫冈在法国军队抵抗法西斯入侵的战斗中牺牲。但德布林并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所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德布林是最早返回德国参加重建工作的流亡作家之一。回国之后，德布林着手创建了美因茨科学和文学院，参与创办了美因茨大学，并从1946至1951年主持发行文学杂志《金门》（Das goldene Tor），致力于清除纳粹余毒和促进德国民主化的启蒙工作。可是事与愿违。国际局势和战后德国的发展似乎与德布林的期望相去甚远。1953年，贫病交加的德布林怀着深重的失望再度离开德国，定居巴黎。1957年6月26日德布林在弗赖堡附近的埃门丁根州立医院逝世。
二
文学似乎也没有背离这一规律。不可遏止的旺盛的创作激情在灾难、困顿和凄凉的催化下勃发。从中学时代文学青年式的习作开始，直至临终前病床上的口授，德布林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他的著述从小说、诗歌、戏剧到传记，还有政论、杂文、哲学论著，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短篇和长篇小说最为见长。从古老的东方智慧、神话传说，到后工业时代的科幻人类，从中国、印度、柏林，到格林兰和美洲大陆，德布林的文学之旅历时上下五千年，纵横古今中外，其气势之磅礴，着实令人叹为观止。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按发表的顺序对德布林重要的叙事作品作一简略介绍。
德布林的早期创作受到表现主义运动的影响。1910—1915年他是表现主义杂志《风暴》的主要撰稿人。他面世的第一部作品、长篇小说《黑窗帘》（Der schwarze Vorhang，1911— 1912）便发表在该杂志上。小说讲述的是一个青年性虐待狂的故事。1913年德布林的中短篇小说集《一朵蒲公英的被害》（Die Ermordung einer Butterblume）由慕尼黑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内容仍以展示人的精神病态和倒错现象为主。但叙事手法上却不同于传统的铺陈，德布林在这里有意识地借鉴了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方法。
德布林对于“德国小说的资产阶级传统”所作的“决定性突破”(4)则是通过他的中国小说《王伦三跳》（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1915）来完成的。这部作品以18世纪晚期乾隆年间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既影射了威廉时代德国的黑暗现实，又探讨了诸如精神与权力、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抽象而富于哲理的命题。《王伦三跳》被评论界誉为“表现主义叙事艺术的经典”(5)和“现代德语小说的开山之作”(6)，德布林因此一举成名并获得冯塔纳大奖。《王伦三跳》同时也是德布林和表现主义分道扬镳并形成所谓的“德布林主义”(7)的开始。
《王伦三跳》之后，德布林又相继创作了长篇小说《瓦德策克和汽轮机的斗争》（Wadzeks Kampf mit der Dampfturbine，1918）和两卷本大型历史小说《华伦斯坦》（Wallenstein，1920）。前者讲述小人物和垄断资本所进行的绝望的斗争，后者则取材于三十年战争，讨论的重心仍然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权力问题。
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1929）之前，德布林还著有长篇科幻小说《山、海和巨人》（Berge，Meere und Giganten，1924）以及神话史诗《马纳斯》（Manas，1927）。两部作品均表现了德布林对人类的可能性及其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前景的超前思考，是惊人的想象力的产物。
流亡期间德布林也创作了许多作品。除直接涉及阶级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毫不留情》（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1935）和批判西方文明的《亚马孙河三部曲》（Amazona-Trilogie，1935—1948）外，德布林最重要的代表作当属鸿篇巨制、四部曲的长篇小说《1918年11月》（November1918，1937—1950）。小说由《市民和士兵》（Bürger und Soldaten）、《被出卖的人民》（Verratenes Volk）、《部队从前线归来》（Heimkehrder Fronttruppen）以及《卡尔与罗莎》（Karl und Rosa）组成，规模宏大，史诗性地记录了德国革命惊心动魄的过程，全新演绎了斯巴达克团领袖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历史人物形象，体现了德布林对历史进程的严肃思考与基本见解。
德布林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哈姆雷特，或漫漫长夜的结束》（Hamlet oder die lange Nacht nimmt ein Ende，1956）。全书围绕战后德国具有重大和现实意义的战争罪责问题而展开。德布林从家庭模式入手，认为家庭大战和世界大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表达了每一个人都对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后果负有责任的思想。小说首先在民主德国出版，一年后又在联邦德国出版，反响热烈。德布林复杂而独特的心理分析使之成为“当代散文作品的典范”(8)。
三
在德布林包罗万象的小说体系中，以《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最为著名。小说标志着德布林文学创作的顶峰，体现了内容和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因此，小说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巨大轰动，不仅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而且还受到评论界异口同声的大力推崇。更有评论家热情撰文，提议德布林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9)。
小说的副标题是“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的故事”(10)。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位名叫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的人在现代大都市柏林的经历和遭遇。弗兰茨·毕勃科普夫本来是个普通的运输工人，因为怀疑女友不忠，盛怒之下将她打死，为此被判入狱四年。现在，他刑满释放，离开监狱，进入柏林城。小说就从这里开始。来到柏林的毕勃科普夫虽然对大都会的喧嚣嘈杂感到不适，但仍在心中下定决心，要做个正直而诚实的人。他先靠做小买卖谋生，却不料遭到骗子吕德斯的无情愚弄。这使他深受打击。接着，他又因一念之差而陷入犯罪团伙，他和犯罪团伙的头目赖因霍尔德来往密切。在一次盗窃活动中，赖因霍尔德出于报复把他推出车外，使他致残。但他并不汲取教训，继续和赖因霍尔德混在一起。他的新女友米泽想帮助他，最后也遭到赖因霍尔德的残忍杀害。毕勃科普夫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精神崩溃。他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在这里，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为过去的生活感到后悔。“在这个黄昏时分，弗兰茨·毕勃科普夫，从前的运输工人，小偷，流氓，杀人犯，死了。”(11)成为“新人”的毕勃科普夫出院之后，在一家工厂做门卫。面对外界的诱惑，他保持冷静和沉着。因为，他既认识到团结的力量：“许多不幸的根源就在于个人的踯躅独行”，同时又认识到作为人的真正的意义：“人是有理性的，傻瓜才扎堆。”(12)
值得注意的是，与毕勃科普夫的大故事同时进行的还有无数个小故事，与毕勃科普夫所牵引的明线同时并行的还有一条由中世纪的死神所执导的暗线，而在大小故事和明暗线之间又穿插着众多关于柏林的真实的情况介绍、《圣经》的片段、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等等，它们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纠结，共同构筑了“浑浊得见不到底的生活本身”(13)。这种内容上、内涵上的高度的丰富性和艺术表现手法及风格上的多元化使得读者在理解和诠释小说时具有了广泛的可能性，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是最为常见的几种阅读方式：
一、犯罪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毕勃科普夫从工人堕落为罪犯，他活动的范围以柏林的黑社会为主，小偷、流氓、妓女和拉皮条的在亚历山大广场一带出没，酗酒、嫖娼、卖淫、凶杀、斗殴等各种犯罪随处可见，所以，小说出版后，立刻被许多人看作情节紧张、引人入胜的犯罪小说或描绘都市底层生活的风习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普及性和通俗性显然与这种阅读方式不无关系。然而，这种阅读方式只关注小说描写的一个“奇特的角度”(14)而忽略了这后面的更重要的东西，难免流于简单化和浅显。
二、大城市小说。在小说中，德布林对主人公活动的场所柏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介绍。柏林的地理位置，它的天气，它的交通布局和行车路线，它的光怪陆离的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及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区，它的血流成河的屠宰场，它的幸福的与不幸的人们……大量的数据和新闻报道式的写实把一个既充满着魅力，又充斥着丑恶的现代大都会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触目惊心，也让人爱恨交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柏林风貌就这样在德布林的笔下化作了永恒。因此，自《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出版以来，很多评论家都乐意把它定义为一本关于大城市柏林的小说。这虽是一种具有浓郁的地方主义情结的阅读方式，但却一直流传至今并得到普遍的认可。
三、宗教小说。1941年流亡美国期间，德布林携家人退出犹太教，改信天主教。而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人们可以找到为数不少的《旧约》片段，诸如《约伯的故事》、《以撒的故事》等等。于是，便有人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得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是一部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小说的结论。(15)这种尝试本身虽然无可厚非，但其结论却是建立在无视具体时代背景，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不能令人信服。
四、政治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写于世界性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和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前夜，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各种党派林立，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日趋尖锐和白热化。而从政治观念上看，德布林属于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作家中的左派。他同情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但反对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德布林的这种政治观无疑也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里得到反映。因此，小说发表后，便立即遭到来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左翼路线》的激烈批判。《左翼路线》指责德布林所塑造的毕勃科普夫严重损害了革命工人的高大形象，所以，“所谓的资产阶级左翼作家对无产阶级意味着一种政治上的危险”(16)。《左翼路线》的过激言辞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没能正视德布林通过这个“蒙昧”(17)的人物所要传达的一种鉴于当时的局势而显得更为迫切的意图。在德布林笔下，毕勃科普夫是个流氓无产者，谈不上任何的政治觉悟，他和革命的工人发生冲突，对革命进行恶毒攻击，而与此同时，他却崇拜钢盔团的首领，热衷于卖种族报纸，为自己的雅利安血统感到自豪……种种迹象表明，他很有可能成为纳粹运动的追随者。德布林对这个人物显然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让旧的毕勃科普夫死亡，把新的毕勃科普夫重新定位为工人。小说在一阵又一阵的警告声中结束。对于小说的反法西斯内涵，学术研究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其中，以评论家罗兰德·林克斯的总结最具代表性：“今天，经历了十二年的野蛮之后，……我们被德布林的小说深深打动，我们震惊地断定，在这里，在离1933年1月30日还差五年的时候，德布林就已经凭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敏感，对日益临近的法西斯疯狂……提前进行了预言。”(18)
五、哲理小说。从哲学的角度入手去解析《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应该说是最符合德布林个人愿望的一种阅读方式。1932年，在一篇关于小说的文章里，德布林强调指出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和他的哲学著作《自然之上的我》的密切关系：“我还要触及一条哲学的……的路线。我的每部规模较大的叙事作品都以一种精神的基础为前提。我想说，叙事作品是用艺术的形式发挥、体现和检验那种在精神的准备工作中已经获得了的思想观念。”(19)《自然之上的我》发表于1928年，其重要论点后来又在德布林1933年发表的另一部哲学著作《我们的存在》里得到保留和发挥。由于这两本书概括了德布林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因而，在研究《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哲学内容时一般都要把这两本著作同时考虑进去。根据德布林的哲学反思，人和自然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自然的对立面”。(20)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是渺小的，他必须放弃自我，进入永恒的自然循环，这其中也包括进入社会集体的关联之中；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对立面”的人又因为拥有意识而在自然中占据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既然世界是由一个自我所承载，具有精神的性质，那么认识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我们身上蕴涵着这种能力。”(21)用德布林的这种哲学观念来审视毕勃科普夫，就不难发现，毕勃科普夫是一个完全受制于欲望和本能，受制于周围的环境并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面前束手待毙的人的典型。他不自觉，无知，傲慢，狂妄，孤独，生活随波逐流，处处表现出非理性的本质特征。他和德布林哲学对人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德布林强制他走完了一条“通向彻底清除、消灭和摧毁的道路”。(22)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德布林虽然发出“旧世界必然灭亡”的呼喊，但获得认识和理性的新人毕勃科普夫却只能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最终没能迈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的步伐。德布林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在此暴露无遗。
与小说内容的多层次和多维性相辅相成的则是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几乎汇总了过去五十年里涌现出来的各种艺术风格。自然主义的对社会底层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象征主义的朦胧隐喻，未来主义的运动感，表现主义的象征荒诞以及新实际主义的准确记载事实，等等，都在德布林这里得到了娴熟的运用。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形式上，小说集中体现了现代小说所应有的一系列特点：蒙太奇、时空错乱、意识流、放弃心理化的叙述、强调无意识的过程、叙述姿态的交替变换、自由掌握叙述时间，等等。其中，尤以蒙太奇和意识流最为突出。
蒙太奇原本是电影艺术中的一种剪辑和组合的技术。在文学上，蒙太奇意味着把语言上、文体上和内容上来源完全不同，甚至是风格迥异的部分并列、拼合在一起。德布林将这一技巧用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故又有人称之为“电影式的写作方法”(23)。柏林方言、黑话、书面语、口语、流行歌曲、说明书、打油诗、公共指示牌上的图案、科学公式，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小说的蒙太奇化不仅表现在语言素材的层面，而且深入到了结构之中。除前面已经说过的各种大小故事、《圣经》、神话和关于柏林的事实报道与描述错综交织以外，德布林还把画面、意识流、内省独白、心理直觉与联想糅合在一起。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别人随口的一句话，或报纸上一则标题，或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的一部电影挂钩，城市与人汇集，汹涌澎湃的城市生活与人物的内心世界紧密结合。因此，《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被视为“蒙太奇写作手法的样板”(24)。
意识流是小说中另一独具特色的创作方法。意识流最初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意识流小说主张作家退出小说，注重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而所描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具有流动性、飘忽性、深刻性和复合性。意识流小说的这些根本特点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得到了完美的发挥。所以，不少评论家常把它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尤利西斯》进行比较。但德布林的意识流比乔伊斯的更为“物质化”，因为它像迅速闪过的电影镜头一样，展示的更多的是生活的外在印象。在亚历山大广场上，人与世界之间的壁障变得更薄了。(25)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自1929年出版以来，先后被改编为广播剧、电影和系列电视剧，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在德国，它不仅是大学德文系的必修课程，而且还是中学生的推荐读物。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版本推出，真是常印常新，愈久弥坚，雅俗共赏。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同时还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枚瑰宝。1930年它被译成意大利文和丹麦文；1931年它的英文版面世；在接下来的1932—1935年中它被相继译为西班牙文、法文、瑞典文、俄文和捷克文；1958年它又被译为匈牙利文。今天，时隔七十年之后，它的中译本也得以问世了。谨以此书献给愿意走近德布林的朋友们。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罗炜
(1) Meyer, Jochen: Alfred Döblin 1878—1978. 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Marbach, 1978. S. 279.
(2) Grass, Günter: Uber meinen Lehrer Alfred Döblin. In: Döblin, Alfred: Die drei Sprüngedes Wang-lun. Walter-Verlag. Olten 1977. S. V－XIII.
(3) 转引自Links, Roland: Alfred Döblin. Leben und Werk. Volk und Wissen. Berlin 1980. S. 14。
(4) Muschg, Walter: Nach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Walter-Verlag. Olten 1977. S. 481.
(5) Muschg, Walter: Ebd.
(6) Falk, Walter: Der erste moderne deutsche Roman“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von A. Döblin.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Philologie 98, 1970. S. 510－531.
(7) Döblin, Alfred: Futuristische Worttechnik. Offener Brief an Marinetti. In: Ders. : Schriften zu Ästhetik, Poetik und Literatur. Walter-Verlag. Olten 1989. S. 119.
(8) 《德国近代文学史》（上），苏联科学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页。
(9) 转引自Prangel, Matthias: Alfred Döblin. Metzler. Stuttgart 1987. S. 67。
(10) Döblin, Alfred: Berlin Alexanderplatz. Walter-Verlag. Olten 1977.
(11) Döblin, Alfred: Berlin Alexanderplatz. Ebd. s. 488.
(12) Ebd．S．500．
(13) 《德国近代文学史》（上），苏联科学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
(14) Döblin, Alfred: Mein Buch, Berlin Alexanderplatz. （1932）In: Ders. : Berlin Alexanderplatz. Walter-Verlag. Olten 1977. S. 505.
(15) 请参阅Muschg, Walter: Nachwor des Herausgebers. In: Döblin, Alfred: Berlin Alexanderplatz. Ebd. S. 519。
(16) Neukrantz, Klaus: Berlin Alexanderplatz. In: Die Linkskurve l（1929）, Nr. 5 vom Dezember 1929. S. 30f.
(17) Ebd．
(18) Links, Roland: Alfred Döblin. Leben und Werk. Volks und Wissen. Berlin 1980. S.
(19) Döblin, Alfred: Mein Buch, Berlin Alexanderplatz. （1932）. In: Ders. : Berlin Alexanderplatz. Walter-Verlag. Olten 1977. S. 506.
(20) Döblin, Alfred: Unser Dasein. dtv. München 1988. S. 51, 475.
(21) Döblin, Alfred: Das Ich über der Natur. S. Fischer Verlag. Berlin 1928. S. 244.
(22) Döblin, Alfred: Unser Dasein. Ebd. S. 476.
(23) Kaemmerling, Ekkehard: Die filmische Schreibweise. In: Prangel, Matthias （hrsg. ）: MaterialienzuAlfredDöblinBerlinAlexanderplatz.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81. S. 185－198.
(24) 《德国近代文学史》（上），苏联科学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253页。
(25) 同上，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