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爱女人，或是认识女人，两者间必须择一。

尚福尔[1]

在开往巴黎的快车中，爱德华读着刚在迪耶普车站买的巴萨房的新著《铁杠》。无疑，这书在巴黎等着他，但爱德华亟欲先睹为快。到处都在谈论这本书。他自己的书从来没有一本受过放在车站报摊上的荣幸。别人曾告诉他这一种代售方法应办的手续，但他并不放在心上。他常对自己说，他绝不在乎车站的报摊上有没有他的书，但当他一看到巴萨房的书在那儿，他总免不了向自己再申说一遍。巴萨房所做的一切，以及有关巴萨房的一切，都使他不愉快。就说那些把他捧得比天高的书评吧。是的，这显然像是有计划的：他一下船所买的三份报上，每份中都有一篇标榜《铁杠》的文字。另一份报上刊出一封巴萨房的信，在那信中他对日前在这份报上所发表的一篇对他不很恭维的文章有所答辩。这比那些书评更使爱德华激怒。巴萨房借口唤醒舆论，实则他在巧妙地笼络舆论。爱德华自己的书从来没有引起如许的论评，所以他也从来不必设法去博得批评家们的欢心。如果他们对他冷淡，他并不在乎。但当他读到别人为他敌手所写的那些书评，他不能不对他自己重说一遍：他并不在乎。

并不是他憎恶巴萨房。有时他遇到他，觉得他很有趣味；况且巴萨房对他也始终特别表示亲善。但巴萨房的那些书实在使他讨厌。他觉得巴萨房不配称艺术家，而只是一个走江湖者之流。对他的感想已够了……

爱德华从他的口袋中掏出萝拉的信，这一封他在甲板上重读过的信，他又拿来重读。

朋友：

在最后和您见面的那一次——你该记得那是四月二日在圣詹姆斯公园，正是我动身南下的前一天——您让我答应您如果我遇到困难，给您去信，我没有忘记这些话。而且除您以外我还再能向谁求援呢？我所最能依靠的那些人，尤其对他们，我必须隐瞒我的不幸。朋友，我已身在山穷水尽的境地。自从我离开法里克斯以后的生活，将来有一天我再告诉您。他一直送我到波城，由于功课关系，他就又回剑桥。我在波城所遇到的一切，孤寂，病后，春天……唉，我所没有勇气告诉法里克斯的一切我是否能有勇气向您直认呢？我应该回到他那儿去，但我已不再有面目见他。此后我给他写的信中是满篇谎言，而他每次来信，得悉我的健康日渐恢复，总是无限欣喜。我何不仍在病中！我何不在那儿死了！……朋友，我不能不承认：我已有孕，而腹中的婴儿并不是他的。我离开法里克斯已三月有余，无论如何，对他，我不能蒙混。我不敢再回到他身边去。我不能。我不愿。他太好了。他一定会原宥我，但我不愿，且也不配接受他的原宥。我不敢再回到我父母身边，他们都还以为我在波城。如果我父亲知道了，明白了这一切，他一定会诅咒我。他会拒绝我。我有什么面目站在他的德性之前，面对他的忌邪拒伪，以及对一切不纯洁事物的痛恨？我更怕令我母亲和我姊姊伤心。至于他……我也不愿把一切过失推在他身上，最初当他应允帮助我的时候，他的确是想那么做的。但正因为想能多帮助我一点，他才不幸地开始赌博起来。他把原为留给我作生活费以及分娩用的那笔钱全输掉了。整个地输完了。最初我计划和他出走，不论上哪儿去都可以，至少暂时和他同居，因为我不愿麻烦他，成为他的累赘；以后我一定可以想法自己谋生，但眼前实在太不可能。我知道他抛弃我心里很痛苦，而在他实是万不得已，所以我也不怨恨他，虽然他还是抛弃了我。我在此身无分文，我在一家小客栈中赊账度日。但这不能长久维持下去。我已不能设想一切会到什么地步。唉！这些快乐的途径原来只通向无底深渊。我这信寄往以前您给我的伦敦的住址，但什么时候它才能到您手上呢？而我，一个那么地等待着做母亲的人！整天以泪洗面。给我想点办法！除您以外我已失去一切希望。援救我！如果那对您是可能的话，否则……天哪！在平时也许我能更有勇气，但如今已不是我一个人生命的问题。如果您不来，如果您回答我“爱莫能助”，我也决不会对您有任何怨言。当我对您说再见的一刻，我竭力使自己不致对生命感到遗憾，但我相信您从不曾明白，您昔日对我的友情始终是我一生中所最宝贵的——而您也不曾明白，我所谓的“友情”在我心的深处却是另一个名字。

萝拉·法里克斯·杜维哀

再启：此信付邮之前，我预备再去见他一面。我拟今晚到他寓所守候。如果您接到这信，那就是一切真算……再见，我已不知我自己所写的是什么。

爱德华在起程的早晨收到这封信。也就是说他的起程是在收到这信后临时决定的。无论如何，他原不拟再在英国耽搁太久。我说这话并不暗示他不能单为援救萝拉而专程赶回巴黎；我是说回巴黎对他是一件愉快的事。最近在英国的居留期间，他过度地与行乐绝缘；回巴黎后他的第一件事是去一个狎邪之所；因为他不愿把书信之类带到那种地方去，他就从车厢的行李网上取下他的手提箱，打开后，把萝拉的信塞在箱内。

这信并不夹在上衣与衬衫之间，他在衣服底层取出一本已写满一半的硬面日记本，翻阅一年前所写下的其中的前几页。萝拉的信就预备夹在这里面。

爱德华日记

十月十八日

萝拉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她自己的魅力；在我，洞察自己内心的秘密，我很知道直到今天，每一行我所写的都间接地从她身上汲取灵感。在我身边，我还把她看做孩子似的，而我的口才全是想教育她，说服她，吸引她的这种一贯的欲望所锻炼成的。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无一不使我立刻就想到：她会说什么呢？我抛弃一己的情绪，而以她的唯命是从。我竟感到如果没有她在那儿控制我，我自己的个性会消失成模糊的轮廓；离开她，我自己只是涣散而无定形的一团。由于什么妄想使我至今以为我在使她铸入我的模子？实际可正相反，是我在适应她的一切，而我竟不觉得！或是说，由于爱情的一种奇特的交流，使我们双方都相互地脱离了原型。必然地，不自禁地，两个相爱的人各自依照对方的需求，尽力在模拟自己在对方心目中所见到的那个偶像……任何投入情网中的人没有不弃绝真诚的。

她能使我蒙昧正由于此。我爱慕她的趣味，她的好奇，她的修养，而我竟不知道她只是由于爱我，从而对我的一切爱好也热切地感到兴趣。因为她自己不知道去发现。如今我才懂得，每一件她所爱慕的东西对她只像是一张休息用的床铺，在那儿她的思想可以和我的紧偎而卧；这其中没有一点出于她自己本性深切的需要。她可以说：“我的一切修饰，我的一切打扮，全是为你。”而相反，我所希望于她的是为她自己，希望她那样做只是为她自己内心的需要。但她为我而加在她自身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纵连淡淡的一点遗恨或是一点缺憾之感也不会遗留下来，经过时日的剥蚀，有一天，虚饰脱尽，真身毕现。到那时如果对方所爱的只是这一切表面的装饰，他就会发现紧贴在自己胸前的原来仅是一架空洞的残骸，一个回忆……伤逝与绝望。

唉！我曾用了多少美德把她点缀成一无瑕疵！

这“真诚”两字的问题真够令人恼怒！“真诚”！当我提到这两个字，我所想的只是她的真诚。如果我一问我自己的时候，我立刻无法把握这两字的意义。我永远只是我自以为我是的那个人——而他又不断地在变，因此如果我不从旁守护着，早上的我就已不认识晚上的我。没有再比我和我自己更不同的。只在孤寂的时候我才偶然窥见自己的本体而感到自身本质上的一种连贯性，但那时我就感觉自己的生命变得迟缓，停顿，而行将终止。仅由于对人的同情，我的心才在那儿跳跃；我只为别人而生活；代人生活，或是说，跟人生活，而我从没有比躲开自己，而变作任何另一个人时，更感到生活的紧张。

这一种反自利的分化力量是那么强，它使我自身消灭了财产的观念——从而是责任的观念。这样的一个人不是普通可以找来做丈夫的。这一切用什么方法能使萝拉理解呢？

十月廿六日

“诗境”（包括这字全部的意义）以外，一切对我都不存在——从我自己数起。有时我觉得我自己并不存在，而只是我自己想象我存在。在我最难置信的，是我自己的真实性。我不断地逃避自己，而当我看着我自己在动作，我不很理解何以那个在动作的我就是那个在看他动作的我。他惊奇地看着那个动作的我而怀疑他自己可以是动作者而同时又是旁观者。

自从我得到下面这个结论的那天起，任何心理分析我完全失去了兴趣。人所感到的只是他自己想象中所感到的。由此推及，他自己想象中所感到的就是他所感到的……我对于萝拉的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爱萝拉与我想象我爱她——想象我不很爱她与我不很爱她，天哪！这其间试问有何区别？在情感的领域中，真实的与臆想的分不出什么区别。而如果想象中的爱已足使人爱，那末当你爱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想象中在爱，这样你立刻可以把爱减少一点——或是在你所爱的身上离解一些爱的结晶。但一个人如能那样反省的时候，他的爱不已就不如先前那么热切了吗？

在我的小说中，X就用这一种推理竭力使他自己与Z疏远——而尤其竭力使她与他自己疏远。

十月廿八日

人们不断地谈到突然的爱情结晶。但是迟缓的“结晶分化”我却从没有听人提到过，而这对我却是一桩更感兴趣的心理现象。我相信任何由恋爱而进入婚姻的夫妻中，经过相当时期，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幸而，这一点很可不必替萝拉担心（而这也就最好），如果她依从理性，依从她家里人和我自己对她的劝告而和法里克斯·杜维哀结婚。杜维哀是一个很诚实的教授，品德兼优，而对他自己的职务很能胜任（我记得他很受学生们的爱戴）——尤其由于事前萝拉对他不存奢望，以后反能慢慢在他身上发现更多的美德。当她提起他时，纵使是对他的赞语，我也很少发现有超过某种界限的。杜维哀应该比她所设想的更有价值。

多有意思的小说题材：经过十五年，二十年后的婚姻生活，夫妻间相互的、逐步的“结晶分化”！当他爱对方而愿被对方所爱的时候，男人不会是他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同时他也看不清对方——相反，他所认识的对方只是他自己所雕塑的、神化了而创造成的一座偶像。

因此我警告过萝拉，教她防御她自己，同时也防御我。我试劝她我们的爱情对她对我都不会得到永久的幸福。我希望已多少使她信服。

爱德华耸耸肩，把信夹入日记本中，把日记本放在手提箱内。他从皮夹内取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然后把皮夹也放在箱内。他预备到站后把箱子存在行李房，在没有取出那箱子以前，一百法郎一定已很够他使用。麻烦的是他的手提箱不能上锁，或是至少他已没有上锁的钥匙。他总把箱子的钥匙丢失。算了吧！行李房中的员役在白天总是很忙，决不会闲着无事。他预备在下午四点钟把这箱子取出，送回家去；然后去安慰萝拉，援救萝拉；他想设法劝她出来一同晚餐。

爱德华微微入睡；他的思路不自觉地转到另一个方向。他自问如果单读萝拉的信，是否他可以猜到她的头发是黑色的？他对自己说：那些把人物描写得太仔细的小说家们不但没有帮助，却反阻碍了读者的想象力。他们应该让每一读者依各人自己的喜欢，去设想小说中的每一人物。他想他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小说，这书应该和他以前的作品完全不同。他没有确定用《伪币制造者》来当做书名是否适宜，他不该事前宣布。为吸引读者而刊登“预告”这习惯是最荒谬的。实际谁也没有吸引到而自己反给束缚住了……他也还没有确定他书中的题材是否合适。很久以来他就不断思索；但至今一行也没有写成。相反，他在一本小册子上记下备考和感想。

他从手提箱内取出这本小册子。在袋中掏出一支自来水笔。他写道：

取消小说中一切不特殊属于小说的元素。正像最近照相术已使绘画省去一部分求正确的挂虑，无疑留声机将来一定会肃清小说中带叙述性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常是写实主义者自以为荣的。外在的事件，遇险，重伤，这一类全属于电影；小说中应该舍弃，即连人物的描写在我也不认为真正属于小说。真的，我不以为“纯小说”（而在艺术中像在别的事物中一样，我所唯一关心的是纯洁）有这需要。同时戏剧也一样。人用不到辩解说剧作者不描写他的人物是由于观众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他们逼真的出现。因为我们不都有过这种经验：在剧场中我们的幻想往往被演员打破，因为他们的演出和我们理想中的人物相差太远。——小说家普遍都把读者的想象力估计得太低。

刚在眼前闪过的是什么车站？阿尼埃尔。他把手册放在箱内。但巴萨房的影子仍是缠绕着他。他重把小册子取出，再在上面写下：

对巴萨房，艺术作品与其谓为目的毋宁谓为手段。他需要那么咆哮着去确立他所炫耀的那些艺术信心，正因为它们不够深重；它们的出发点并不由于性格上任何内在的切需，而只为趋附时尚。“投机”两字可以当做它们的口号。

《铁杠》。很快变成最陈腐的那些东西，最初出现时一定特别显得新奇。每一殷勤，每一矫饰，都期许着一条皱纹。而巴萨房讨年轻人的喜欢正由于此。未来对他全不相干。他的对象是当代（这自然比一味守旧为强）——但正因为他的对象只是当代，所以他的著作也将随这时代而消逝。他明白这点，而且也并不希图不朽；由此，他非竭力自卫不可，不但当人攻击他，就是批评家们的每一评论，他也必作抗辩。如他自觉他的作品是有永久性的，他的作品本身就能作它自己的自卫，而用不到他不断替他的作品去辩护。我将说，他更应该由于不被理解，由于受到委曲而自感欣幸。这会给明日的批评家们更多一层辨正的工作。

他一看表，已十一点三十五分，早该是到站的时候。如果万一俄理维在月台上等他那该是多奇妙的事！但他认为绝对是不可能的，俄理维怎么会看到他写给他父母的那张明信片——那明信片上他显然是偶然地，附带地，草率地注明了车到的时刻——像是对命运所安排的一条诡计。

车停了。赶快叫一个脚伕！不，用不到，他的手提箱并不重，而行李房也不远……假定他在那儿，在人堆中他们两人能相识吗？他们才见过几面。就算他没有变得太多！……唉！天哪，那可不是他吗？

注释：

[1]尚福尔（1741—1794），法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