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成就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要追溯到1954年宪法的颁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后经历了建立初期的探索、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曲折、“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重建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激荡变革必然助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新和调适。回顾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新发展成果以及党的十九大的最新论述，对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定位

十九大报告中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定位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这是从执政党、人民和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新定位，其核心要义是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得以实现，并把国家政治生活纳入法治轨道。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新定位十九大报告的表述是“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这是从职权和功能的角度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职责和定位。该表述为新时代强化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权履职，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二）指明了人大职权行使的新方向

人大各项重要职权的行使，直接关系人大运行功能和作用的发挥。近年来，人大职权行使方式和内容创新不断，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使人大四项职权行使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1．更新了立法工作的理念和原则

立法理念和原则的更新，体现在人大主导立法思想的确立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原则的提出。人大立法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法律法规立项的主动权，还体现在立法过程的主导权。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依法立法”，要求所立之法不仅要科学合理、务实管用、保证质量，而且重在保障不同位阶法律法规的相互协调。在立法实践中，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形成了一些经验做法和模式。例如，湖北省在编制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8年—2022年）时，通过互联网公开向社会广泛征集立法项目意见建议，委托第三方撰写专家建议稿，组织专家对立法建议项目进行现场论证评估等，通过开门立法的程序制度设计，保障公民的立法参与权。

2．强化了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监督法》实施以来，人大监督程序日益规范，监督措施逐步明确，监督效果日益显著。例如，人大及其常委会把监督工作与立法工作结合起来，为修改完善法律提供重要依据；把听取专项工作报告与执法检查报告结合起来，两者互融互补，提高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把初次监督与跟踪监督结合起来，注重督促整改，监督问效；把专项监督与综合监督结合起来，既抓住突出问题，又进行全面综合监督。特别是监察委员会作为中国特色的专门监督机关的确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更名，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提出，均开启了人大监督新的发展方向。

3．规范了决定权和任免权行使程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要经过本级人大的同意，这为解决人大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虚化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契机。在地方实践中，广东省、湖北省等省份先后制定或修订了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工作规程，通过建章立制，进一步明确了重大事项讨论决定权的范围，规范了职权行使的运行程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是人大人事任免权行使的前提，也是贯彻党的领导，保障党组织推荐的干部人选依法任职的要求。地方实践中，江苏省、重庆市等省市通过地方性法规等形式规定了人大人事任免的详细工作程序，例如，明确人事任免的对象、提起程序、审议程序等，为人事任免工作的规范化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实施了人大自身建设的新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大在自身建设方面守正出新，举措频出。例如，创新了专题询问这一工作方式，进一步规范专题询问程序，增强询问效果；全国和地方探索实施了人大基层联系点制度，将人大工作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等。

1．加强了人大组织制度建设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制度，优化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强依法履职能力。”2015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指明了方向。针对街道和开发区人大工作薄弱的问题，各地普遍设立了街道人大工委，天津、山东等地还积极探索在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设立人大工作机构。

2．建立了代表与选民联系保障制度

近年来，代表履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提高。各地普遍设立了“代表之家”“代表联络室”“代表工作站”等代表联络机构，一些地方还探索设立“网上人大代表之家”等网络平台，公开代表信息，线上线下互动，实现了代表联系群众“全天候”。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就如何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出了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