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家教（下）

上一讲我们讲了家教的第一个目标培德立品。我们再来看家教的其他几个目标。

家教的第二大目标是弘道传业。所谓传业，传统家教中一般是指传承父业。我们在其他专题中再做具体讲解，今天我们先谈弘道。

所谓道，既指自然之道，也指人伦之道，还包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在社会群体中的相处之道。可以说，因为不同的家教目标和教育方式，每一个家族的命运都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所以家道兴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或父子乖离，或兄弟阋（xì）墙，或夫妻反目，或子弟浮浪，或邻里失和，林林总总，难以枚举，所以家道败亡，振兴乏术。

纵观家族自治的各类规范，所谓弘道，实际上就是要求子孙后代明白三种道理、道义并以家法形式代代相传，形成良好家风，自然家道兴旺。

第一，自然之道。在历代家法中，父祖辈传递最多的是关于富贵功名和欲念满足的关系。如何对待内心的欲望和外在的功名利禄，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也关乎整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历代家书、家训对此特别留意注目。

西汉时期，山东临沂疏广与疏受叔侄俩，一个是太子太傅，一个是太子少傅，尊荣无比，天下倾心。在人生最风光的时刻，疏广突然招来侄儿谈话——

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汉书·疏广传》

凡事知道满足就不会带来耻辱，知道停步就不会自蹈险地。古人也说，功成身退，自然之理。现在我们叔侄俩论官位都到了相当于郡守的高位，论收入已经有了两千石的高薪，论名气天下人无所不知。人生到这个份上，就应该考虑退路了，否则恐生后悔。倒不如我们叔侄俩一起辞官归乡，颐养天年，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疏受听完，跪下叩头说：“您老人家说得太对了。”于是叔侄俩同时称病告退，荣耀归乡，安然终老，至今美名不绝。

曹魏时期的王昶，位至司空，但随时教导子侄辈遵循自然之道，不要逆天而行，唯其如此，才能尽到宝身、全行、显亲的“为子之道”。他在诫勉儿子和侄儿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人欲和天道之间的关系：

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咨。——《三国志·魏书·王昶传》

荣华富贵，是人最喜欢的东西。但有德行的君子即便有了这种机会也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荣华富贵必须以道而获。今天的人，大多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道满足欲望却不知道边界，所以遭受困辱，痛悔不堪。

王昶给子侄们讲清了两个道理：

其一，富贵必以道，毋妄求，毋速成。德行不修，善心不发，妄求富贵只能招来无妄之灾。王昶说：“你们看看那些早上开花的野草，晚上就零落殆尽；松柏无花有果，千年不凋。为人应当学习松柏，不要学习浅草野花，虚荣不实。”

其二，富贵必知足，毋贪恋，毋固守。王昶说：“人一定要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凡是不知足一味贪恋权位金钱的，没有哪一家有好下场。”

王昶的思想，第一种属于典型的儒家；第二种属于典型的道家。为了让儿子、侄子遵从教诲，他专门给两个侄儿分别取名为默，字处静——多做事，少说话；沉，字处道——隐藏不漏，低调淡泊。为自己两个儿子分别取名浑，字符冲——胸襟开阔，返璞归真；深，字道冲——水深流缓，顺势而行。

名字取完，又专门写下书面戒条：

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三国志·魏书·王昶传》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顾名思义”，遵循儒家的教义，践行道家的哲理，明白“玄、默、冲、虚”的真正含义，不得违背，只有这样，才能保家保身，永享福禄。

王昶的教诲成果惊人，自他以后，连续七代子孙都能够冲虚自守，家道蕃殷。即便七世孙遭遇刘裕灭门之祸，王家子弟仍然被救出，血嗣绵绵不绝，晋阳王氏，终成世家大族。

第二，人伦之道。唐代刘禹锡模仿王昶的做法，在给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喻志励志，他还写了一篇小文，叫《名子说》：

今余名尔：长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廙（yì），字敬臣。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三

刘禹锡认为，仁义道德，忠孝诚信，好比衣食，片刻不可离身。他要求大儿子公允诚信；二儿子忠义恭敬，所以如此取名。要求他们对人无论贤愚，对事无论大小，都要以诚信、恭敬为本。

第三，相处之道。这是自然之道和人伦之道的一种运用。待人处世是家教的必然内容，无论是身教，还是言教，基本上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知世。父兄辈在家教中要求孩子明白世情世道，以道统术，最终确立自己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既要坚持操守，不随波逐流，又不能为时所忌，为人所鄙。

这方面正面的例子很多，反面的也不少。杜审言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但恃才傲物，不善于协调人际关系，史称“矜（jīn）诞”。最狂妄的是，他公开扬言：以他的文章才智，只要愿意写文章，屈原和宋玉只能给他当助手，打下手；如果他动笔挥毫，来点书法作品，王羲之就只好跪下求教。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经典笑话“衙官屈宋”。[11]

如此性情，自然没有好人缘。杜审言被同辈嫉妒、排挤，由洛阳县丞贬为吉州司户，也就是从洛阳县副县长贬为吉安主管户籍的科长。但杜审言不仅不收敛个性，总结经验，又和当地的同僚势同水火。后来当地的一位姓周的司马（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和另一位主管户籍的官员联合起来，将杜审言关进监狱，还要找理由杀掉他。

这时候，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出面了——这个十三岁的小男孩为了拯救父亲，持刀杀死了陷害父亲的秘书长，自己也当场被乱刀砍死。

后来，杜审言因儿子行凶杀人被免官，但保住了性命；再后来，因为儿子杜并孝烈闻名全国，武则天感慨杜审言有个好儿子，又起用他做官。[12]

杜审言是著名诗人，这不可否认，但他也是一个失败的儿子和父亲，这同样不可否认。父亲为他取名审言，字必简，就是要他少说话，慎口慎言，可他狂诞肆傲，动辄以言得咎，算是有违父教；他自己不了解世情，更没教诲儿子如何辨察世道人心，一味任性，终生坎坷，还搭上了十三岁儿子的生命，有违父道。

第二方面是知人。王昶在教导后辈明道、知世的同时，还教导他们了解各类不同性格的人，说明何者可交，何者可师，何者应当远离。比如，他评价“建安七子”中的徐干恪守道家学说，不求名，不求利，淡然淡定，不背后妄议人过，不当面褒贬是非。王昶的结论是——

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三

徐干人品很好，连曹丕都评价他是“彬彬君子”。对于这样的朋友，王昶自然是敬重有加，希望子侄们好好的师从学习。

第三方面是自知。老子早就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传统家教中，母亲可能认为儿子是世界上最帅气、最有才的孩子，这和今天没什么两样，但作为父亲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还要随时教诲他自我定位，看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几斤几两。既不可妄自菲薄，低人一等；也不能高标自蹈，目中无人。

晋代荥（xíng）阳令殷裒（póu），是个惠民的好官，当年荥阳水渠不通，粮食短缺，他修筑河渠，民赖其利得有丰年，所以把他所修的水利工程取名“殷沟”。[13]但他的儿子却无知无畏，信口开河，批评时政，褒贬人物。殷裒写信训斥说：

尔析薪之智，欲弹射世俗。身为谤先，怨祸并集，使吾怀朝父之忧，为范武子所叹，亦非汝之美也。——（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三

文中提到的范武子，是晋国的著名官员。他的儿子范文子争强好胜，有一次，秦国使团来访，出了三个隐语让晋国人猜。可能是太难了，或者是大家相互谦虚，但范文子一看大家不吭气，自己就毫不客气，随口抢先说了答案。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给老爹范武子说：今天我给国家增光添彩了！范武子一听，气得胡子上翘，提起拐杖就敲了过去，把捆扎头发的簪子都打断了。打完后，范老爹还发表了一番感慨：你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吗？你这样高调张扬，迟早要给家里招来祸端。后来范文子秉承父训，低调做人。[14]

殷裒通过范文子的故事训诫儿子说：你现在这些行为是出位议论，是出风头，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以你的智商才能，就是个劈柴的货，动不动就评议时事风俗。你这样做，必然遭来诽谤、怨愤、灾祸。你这样让我早忧晚虑不省心，有你这样当儿子的吗？这样对你自己有好处吗？

家教的第三大目标是齐家报国。家教的功能除了修身立品外，还有很多外部性功能或目的。就家族内部教育目标而言，是要让子孙“身兼经纬才，名动春秋史”；但其最终最大的效用则是效君报国，这就是所谓“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具体规范和事例我们有专节讲授，此处从略。

家教的第四个目标是致知游艺。开启心智、养心怡神也是传统家教的重要目标。

传统儒家认为，一般的中人之性，可善可恶，唯有教化才能避恶扬善。家教是仅次于胎教的第二个环节。清代人李西沤说：

不怕饥寒，怕无家教；惟有教儿，最关紧要。——（清）李西沤（ōu）：《老学究语》

一户人家穷困不值得忧虑，最怕的是家教缺失。家长最重要的事业莫过于教好自己的孩子。

古代的蒙学又称小学，是从日常言动层面进行行为规范，使人的言行举止合于礼节，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至于为什么，那是到了大学阶段的教育目标。朱熹阐述小学的教育目标——

洒扫庭堂职是供，步趋唯诺饰仪容。

是中有理今休问，敬谨端祥体立功。

——（宋）朱熹：《训蒙诗百首》

早睡早起，打扫清洁，步履端正，言语柔和，态度恭顺，衣冠整洁，这些都是小学要教的功夫。这可以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敬畏、恭谨、端庄、安详并在日常行为言语中显现出来。看似生活细节，实则关乎人生成败和性情善恶。

今天有句俗话叫“三岁看老”，说的是从一个人小时候的行为举止就能看出他的未来品行、性格如何，甚至可以预测他未来的发展。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pāng），从小资性聪明。王安石在他发蒙阶段就开始忙着找那种既博学多才又端正贤良的人充当家教蒙师。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无非就是个小学启蒙，哪需要找那么好的老师？王安石的回答却出人意料：有什么样的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这叫“先入为主”！[15]

王安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估计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王雱太聪明，希望名师加意培育，早日成就大才，这是一般父母的行为选择；第二个是王雱太聪明了，不是好事。要么会变坏，要么会短寿，无论结果怎样做父亲的都不愿意看到。

王雱有多聪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了一个故事：王雱很小的时候，有客人把一只獐子和一头鹿装在一个笼子里，开玩笑地问王雱：“哪个是獐，哪个是鹿？”王雱看过来看过去，都不认识，但他还是开口了，一句话就让客人瞠目结舌——“獐的边上是鹿；鹿的边上是獐。”[16]

这故事很多人引用，对王雱的夙慧急智赞叹不已。但在儒家学说看来，王雱的思维和语言表达就八个字：巧而不诚，黠而非慧——投机取巧但不诚实，聪明伶俐但缺乏智慧，属于典型的小聪明而非大智慧。小小年纪如此，绝非家门之福。后来王雱才气勃发，但心高天下，瞧不上低位小官，老是想跻身青云，一步登天，搞得别人不舒服，自己更不满意，不幸于33岁壮年去世。

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探讨家教的内涵和价值目标，这些传统对今天来说还有现实意义吗？

第一，从价值层面而论，传统家教的价值诉求和今天的价值观可以微调后进行有效对接。家教要求孩子从小做好人，长大做善人，做官做好官，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构筑了以家族为单位的中华优秀文化图景，虽然一些身份性的糟粕应当剔除，但爱家爱父母爱国家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第二，从人才培养路径看，家教是培养人才的最初通道，也是最重要的平台，是为国育才、储才的最有效手段。人才培育成功，不仅是家族的福分，更是国家的荣光。无数家族涌现的海量精英维续了自身家族的繁盛，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比如安阳的韩琦，在北宋时期三度为相，鞠躬尽瘁，史称贤相。后来其子孙韩忠彦、韩侂胄均位极人臣，身登相位。韩忠彦拜相时，皇帝不无自豪地在敕诰中说：

使天下皆知忠献之有子，则朕亦可谓得人。——（宋）晁说之：《晁氏客语》

今天拜韩忠彦为相，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韩家培育了这么好的人才，韩琦固然子孙争气争光，但对国家来说，也有了选拔俊才的机会。

第三，从社会治理层面而论，家兴则国兴，家盛则国富，家族自治功能的实现，不仅是家族存续、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

第四，从教育模式考察，传统家教中培养目标定位、教学方法改良，甚至教育管理规范对今天的现代化教育创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比如，古代家教特别重视儿童的兴趣。唐代贤相姚崇——

初不悦学，年逾弱冠，常过所亲，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坟史，以文华著名。——（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六

姚崇本来不喜欢读书，成年后，拜访朋友，突然看到了一本书叫《修文殿御览》，一看就喜欢上了。然后才苦读经史，成就了文学、史学方面的名声。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儿童兴趣是传授一切知识的最重要动力。刘知几说，按照家族的家教计划，年轻人一上来就读《尚书》，字难认，句难断，读起来磕磕碰碰，背起来千难万难，不知道挨了多少板子。后来听见父亲为兄长们讲《左传》，大感兴趣，就请求父亲先学《左传》。父亲尊重了儿子的选择，一代史学大家横空出世。刘知几自己也很得意，说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学史有兴趣，有方法，所以不需要师长教诲，自己就能触类旁通。[17]

刘知几的经验深刻地影响了后代家教的课程设置。宋代以来又有了所谓“经庄重；史闲雅。庄重者难读，闲雅者易读”的学科认知，[18]很多家庭随之调整了经史阅读的顺序和时间，无数精英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