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明清时期政区舆图所描绘的城池

成一农

摘要：中国古代的政区图通过城墙周长、城门数量和门楼等形象化的方式描绘了一种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的井然有序、等级森严的城池序列。不过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井然有序的城池序列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应当来源于绘制者头脑中的一种理想。由此进一步引申可以认为，一方面地图不是对现实地理景观的客观描绘，而且对地理景观的客观描绘也不是地图绘制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无论地图还是文献，其中描写的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大都只能被看成是一种理想，而不一定是历史事实。

关键词：舆图 地图 城池 城市

一、明清政区舆图所描绘的城池

中国古代的政区舆图除描绘政区内的自然景物之外，主要绘制的是政区内的人物景观，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各级衙署所在的治所城池。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代中期绘制的《浙江舆图》（图1），图中重点表现的就是各级治所城池，即省城、府城、州城、厅城、县城以及一些这一时期依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从明代留存下来的卫所城池。图中的城池以形象画法绘制，绘有城墙、城门、城楼等，且描绘得非常细致，比如将城墙施以灰色，并用墨线勾出砖缝，以表现城墙甃砖的形象；城楼细致地绘出了房屋开间及屋脊上的螭吻。更为重要的是，图中对于各级治所城池的描绘，意图通过多个侧面着重表达一种伴随城池行政等级而来的等级差异。

省城，即杭州府城。图上将该城城墙轮廓绘制为南北略长的矩形，是整幅地图所有城池中所占图幅面积最大的，城门10座。

府城，共10座，皆被绘成南北略长的矩形，图面面积大小基本相同，但都小于省城；所有府城都统一绘制有4座城门。

县（属州、属厅）城，共63座，皆被绘为东西略长的椭圆形，面积小于府城，但所有县城所占图幅大小基本一致；每座县城都绘有4座城门。

卫、所、司、镇城，共12座。这些城池都不是行政治所城池，但在军事上有一定重要性，统一用闭合菱形符号表示。

此外，省城和府城城门皆绘制有两层城楼，而县级城池则都没有绘制城楼。

这种绘制方法并不为《浙江舆图》所独有，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江西全省图说》，是一套绘制于明代万历时期的省级地图集，图上城池的绘法与《浙江舆图》颇多类似。以图集中的《赣州府图》为例，图上用形象绘法绘制有赣州府城1座，县城11座。赣州府城绘4门，此外还在北城墙上绘有1座城台；县城皆绘4门，形状大部分为椭圆形，有些则为方形或者不规则形状，所占图面大小相仿，面积不足府城的一半。此外，府城的城楼为两层，县级城池的城楼则被绘为一层。显然，这幅地图同样彰显了城池之间伴随着行政等级而来的差异。

又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初绘制的图集《云南舆图》。以其中《云南府图》（图2）为例，图中云南府城占地面积最大，由于该图残缺，因此城门数量不详，城门上的城楼为三层；各个县级城池面积大致相当，形状各异，不过大多数为椭圆形，城门大都为4座，也有少量为5座，城门上的城楼基本为两层；县级以下城池数量不多，基本被绘制为大小近似的圆形，城门数量多少不一，但城楼皆为一层。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江西省府县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咸丰《盛京全省山川道里四至总图》等图中的城池也采用了类似的绘法，可见这种绘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地图与现实的差距

那么上述这些政区图集中表现的井然有序、等级森严的城池序列，是否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呢？下面依然以《浙江舆图》为例进行分析。

《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了省城杭州府城城墙的实际情况：“杭州府城，周三十五里有奇，西南属钱塘县治，东北属仁和县治，门十。”与地图相比，两者在城门数量方面是一致的。

《嘉庆重修一统志》对各府城城墙的记载如下：

嘉兴府城，周九里有奇，门四，濠南引鸳鸯湖水，西引漕渠会于北门外，广二十丈。

湖州府城，周十三里一百三十八步，门六，濠周其外。

宁波府城，周十八里，门六，水门二，北面滨江，三面为濠。

绍兴府城，周二十里有奇，门五，水门四。

台州府城，周十八里有奇，门五。

金华府城，周九里一百步，门七，南临大溪，三面环濠。

衢州府城，周四千五十步，门六，三面浚濠，西阻溪。

严州府城，周八里二十三步，门五，东、西、北有濠。

温州府城，周十八里，门七，南临河，北负江，东、西为濠。

处州府城，周九里有奇，门六。

由这些记载来看，这些府城城垣的周长差异极大，而且只有嘉兴府城有四座城门，其他府城城门的数量都超过四座。由此来看，文献所记载各个府城的城门数量和周长，与地图所绘相去甚远。

由于县城数量太多，无法一一列举，现选取《嘉庆重修一统志》载金华府各属县城墙的实际情况来与地图所绘进行对比。

兰溪县城，周二里三百二十三步，门四。

东阳县城，周一千三百三十五丈，水陆门各四。

义乌县城，旧周三里有奇。明嘉靖中筑石，门四，后增为七门。

永康县城，无城，明末建东西二门，叠石为楼，北倚山，南阻水为固。

武义县城，周十里八步，门五，又小门四。

浦江县城，周五里一百二十步，门四，又偏门五。

汤溪县城，周三里，门三。

七座县城中，永康县没有城墙，但在图中却被绘制得与其他城池无异；其余各县城之间无论是城垣长度还是城门数量都存在差异，与图中所表达的那种整齐划一相去甚远。由此来看，与府城相似，图中所绘并不是对现实情况的反映。还需要强调的是，金华府下属的武义县城其实际周长（十里八步）要超过金华府城的周长（九里一百步），此外东阳县的周长（一千三百三十五丈，约7.4里）与金华府城的周长相近，因此图中所绘城墙的周长也不是对现实情况的真实反映。

卫、所、司、镇城，由于地图中是用符号表示的，因此不再进行对比。

此外，就城墙轮廓的形状而言，《浙江舆图》也不是对真实情况的反映，图中所有府城皆被绘制为矩形，但现实中宁波、嘉兴等府城的形状更近似于椭圆形；几乎所有县城在图中皆被绘制为圆形，这也与现实情况不符，如嵊县更近似于扁长形。

将上文所提到的其他舆图与文献所载实际情况进行比照，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或是城墙的周长，或是城门的数量，地图所绘与实际情况差异较大。

更有甚者，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同一地图集中的不同分幅图，根据各图所绘政区等级的不同，图中城池的上述那些可以“等级化”的内容也会随之发生了变化。如上文提到的《江西全省图说》，在总图即《江西布政使司图》中，省会城市南昌府的城门上绘制了双层城楼，各个府城绘制了单层城楼，县城则不绘城楼；在各府的分图中，府城城楼则被绘制为双层，县城为单层城楼；而在县图中，县城的城门上基本绘制的都是双层城楼。这显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描绘，更多体现了一种渗透到地图绘制中的用城楼的层数来体现行政等级的观念。

三、结论——理想与现实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明清时期政区舆图中所描绘的城池与现实差异甚大，而且显然并不是地图的绘制者不知道现实情况，毕竟上文所提到的大部分地图都是官方绘制的，而且与此有关的材料也来之甚易，因此上述现象显然是绘制者有意为之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基本认识：

（一）地图绝不是对现实地理状况的真实反映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兴盛，越来越倾向于用量化的方式对“地图”加以定义，翻开任何一本现代地图学教科书，就可以发现这些著作中在确定地图是表示地球表面的图形的同时，几乎都用“数学”或“科学”的表现形式来加以限定，如“由数学所确定的经过概括并用形象符号表示的地球表面在平面上的图形，用其表示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分布、状况和联系，根据每种地图的具体用途对所表示现象进行选择和概括，结果得到的图形叫作地图”。在这种对于“地图”的定义之下，近现代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大都会将地图看成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但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要剖析这一错误，需要从这种对于“地图”的定义入手。上述这种对于“地图”的定义实际上存在两个问题，即：（1）地图的表现形式是否只有这一种？（2）用表现形式来加以限定是否合适？

通过梳理地图的发展史，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了用“科学”的方法绘制之外，在整个地图发展史上，中西方都存在其他“非科学”的表现形式。也许很多人可能会问，如此一来如何区别地图与图画呢？在思考这一问题之前，请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地图与图画的区别是我们当代人（也许是近代以来）的意识，但古人有那么明确的区分吗？由此可以认为，仅仅以用“科学”方法绘制来对地图的定义加以限定，将会把历史上大量的地图排斥在外，这种定义显然并不合适。

由此，我们再考虑第二个问题，由于地图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即“科学”和“非科学”的），因而用表现形式来作为限定是不合适的；而且对于某一事物的定义，应当是对其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做的确切表述，使其能与其他事物区别来开。那么地图的本质特征应当是什么呢？这一点现代地图的定义是可取的，即“表示地球表面的图像”。

但是，这种“表示地球表面的图像”，绝不是一种对“地球表面”客观的表示，即使是所谓“科学”的近现代地图实际上也并不以追求对地球表面客观、准确地表达为本质特征。

以今天经常会使用到的Google Earth（简称GE）为例。GE建立在卫星影像基础之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的客观反映，但是为什么谷歌不将其命名为“Google Map（谷歌地图）”呢？谷歌还开发有网页版的地图，即“谷歌地图”，在其默认的打开模式中，主要表现有简单的地形、交通网等等，而且附有比例尺，也就说附加有大量人为要素，类似于我们今天通常见到的纸本地图，虽然也能叠加卫星航片，但叠加后并不影响原来那些人为标示的地理要素的显示；GE则与此不同，如果勾选掉左侧的一些选项，其底图上不具有任何地名、交通线等通常地图上所显示的内容。谷歌没有将其命名为Google Map，而是Google Earth，其实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谷歌认为这种纯粹“客观”表现了地球地形，没有进行人为加工附带有人工元素的照片并不是地图。

《会说谎的地图》的作者马克·蒙莫尼尔对地图做过如下定义：“地图并不是客观地理的再现物，它只是一种中介，人们运用它或通过它，引导或获得对世界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是对“客观地理”的再现，至少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对世界或者局部地区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再现。

因此，如同文献永远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地图也永远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地球地表，两者都是对研究对象的主观认识，而且两者也不应以客观反映研究对象为首要目标和任务，明清时期政区舆图中对城池的描绘即是对这一问题的真实写照。而且从这一角度而言，现代以“量化”概念定义的“科学”的地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早期地图绘制的目的，局限和弱化了地图的作用和价值。

（二）地图和文献都不能被看成是对客观的真实反映

清时期政区舆图中对城池的描绘背离了现实情况，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建立一种基于城池行政等级的明确的等级制度，即在地图中除使用表达城池本身行政等级的文字，即某某府、某某州、某某县之外，还希望通过图形更为直接地表达出城池的行政等级。

建立明确的等级制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重要传统之一，纷繁的礼法制度、官品制度、宗法制度等无不在表达着这种传统。不过，中国古代很多等级森严的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希望建立秩序、等级的理想。现实社会是复杂的，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免不了存在等级之间的流动以及跨越等级的现象，因此即使某种制度在制定时很好地划分了某种对象的等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制度最终必然会成为一种美好的理想。

这样的例子中国古代城池史中也是存在的。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在西周时期制定过城市规模与城市等级相对应的制度，即《左传·隐公元年》所载郑大夫祭仲所陈述的“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而且这一制度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执行，即杜正胜提到的“西周时代的城制大小有序，当非无稽之谈……城邑大小的等级次序基本上依循着强干弱枝的原则，在周天子权威盛行时，这原则也是确实执行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这一制度就逐渐崩溃了。

这种等级理想一直延续至今，如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提出中国古代城市的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规模，如陈正祥明确提出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地方行政的等级，显然左右城的规模。国都之城概较省城为大，省城概较府、州城为大，而府、州之城又较县、厅城为大”。而马正林提出了更为绝对的观点，认为从汉代以后“中国城市的规模和分级已经趋于定型，即首都最大，省、府州、县依次减小，下一级城市超越上一级城市规模的状况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城市的地位升格，城市的规模才会随之升格”。但实际情况绝不如此，不仅行政等级低的城市规模超出行政等级高的城市规模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按照统计学，城市的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相关性也很低。此外，就实际情况而言，但正如鲁西奇所说，“一个治所城郭的规模、形制，除了受行政等级的影响外，还受到历史、微观地形地貌、交通、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乃至风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显然即使中国古代存在这样的理想，但在现实中也是难以实现的。有趣的是，如以陈正祥和马正林的“理想”为基础绘制中国古代城池图的话，那么这一地图应当与前文所介绍的那些地图在形象上应当是非常近似的。

总之，理想与现实是存在差距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因此对于各类史料，甚至是当今的文献，也应当首先将其中记载的各种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等看成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当然对于史学研究而言，研究文献中记载的各种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自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其中反映了这些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书写者心目中蕴含的理想。不过，就复原历史过程、现象而言，这些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只是引导我们研究实际情况的入门砖，因为没有这些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的引导，那么放在研究者面前的很可能是大量杂乱无章的史实，只有通过这些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研究者才便于将这些史实联系、整合、规范起来，建立一种认识。但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应当意识到，这些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也只是入门砖，因为无论这些制度、规定、礼仪、规范、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复原得多好、多完整，它们也只是一些理想而已，不一定是实际情况。当然，其中也不乏对实际情况的反映，但这些需要研究者去进行甄别。

（成一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