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Research Articles
哈克斯特豪森的“发现”——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提出及其影响
摘要：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哈克斯特豪森于1847—1852年出版的《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一书，不仅向西欧宣传了俄国的农村公社，还深深影响了俄国的知识分子。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切中时弊的，但他把过去理想化，力图建立农民的平等人公社，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家长制国家，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影响是消极的。如何将对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社会的道德批判同合理的未来设计结合起来，是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哈克斯特豪森 俄国 农村公社 俄国农奴制改革 俄国社会主义运动
1847—1852年，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保守的政治思想家哈克斯特豪森出版了著名的《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首次向西欧公众介绍了俄国的农村公社。该书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西欧的保守党人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皆欢欣鼓舞，他们分别从俄国农村公社身上看到了欧洲的希望。对于前者，农村公社是传统宗法社会的再现，借助于它西欧可以恢复被大革命破坏的秩序和稳定；对于后者，公社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平等社会在现实世界的展示。作为考察对象的俄国也受到冲击。该书的出版引发了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史学喧闹”（“historiographical brouhaha”），据统计，1855年之前仅有五本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著作出版，但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已有100多本问世；19世纪最后25年更是有多达2000种同主题的书和文章出版或发表。我国学界对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也很感兴趣，除了纯学术的原因之外，还包含着对作为农民大国的中国如何发展问题的现实思考。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农村公社本身，以及农村公社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特别是与“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的关系方面，对于公社的“发现者”哈克斯特豪森却很少关注。S．弗雷德里克·斯塔尔说：“在奥古斯特·冯·哈克斯特豪森男爵（1792—1866）逝世后一个世纪，他的著作差不多被完全忽视了，除了偶尔提及，很少有人阅读。他的名字只有在与他对俄国农民公社组织的研究联系起来时才会被人想起。”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哈克斯特豪森不只是引发了人们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关注，事实上，他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所“发现的”俄国农村公社。因此，弄清哈克斯特豪森本人的思想和活动是必要的。本文拟根据他本人的著作和相关材料，围绕他是怎样发现俄国农村公社的，以及他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19世纪中后期俄国历史发展的等问题，作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
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一次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次是法国大革命。两次革命的冲击和影响很快越出英、法两国，波及全世界，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紧邻英法的中欧和东欧。两次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田园风味的乡村生活消失了，旧制度下僵硬的等级社会结构被摧毁了，市场经济和民主化政治浪潮荡涤欧洲的每一个角落。变化如此剧烈，加之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使许多人因这种原因或那种原因感到不安。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特别是在德意志和俄罗斯出现了一股巨大的浪漫主义思潮。浪漫主义者批判文明、技术和进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导致人性堕落，丧失理想和情操，他们要求返璞归真，回到尚未受到文明腐蚀的充满人性、纯真和博爱的远古时代。一部分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鼓吹建立公有社会，阿达莫夫斯基将他们称之为“鼓吹公有社会的浪漫主义者”（communitarian Romantics），认为他们的思想对社会主义者和力图重建秩序的保守派同样具有吸引力。他说：“生活在‘公有’之中想必是社会主义者和最极端的贵族右翼共同的目的，［它是］前者盼望的未来，后者思念的过去。”
可以说，哈克斯特豪森是“鼓吹公有社会的浪漫主义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出身在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就爱上了文学，并成为一名活跃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办过民间文学杂志，写过民歌和民间故事，与著名的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交往甚密，并参与过他们的童话收集整理工作。哈克斯特豪森还参加过1813年反对拿破仑的大会战，对于他来说，他一生中最阴暗的一页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他家乡的占领。1842年他在同俄国官员的首次通信中回忆道：“我当时目赌了法国革命政权给所有阶级和等级造成的混乱；我看到了自由是怎样在平等与自由的表象面前消失的，看到了所有与生俱来的特权，包括庄园主的家长制权力，连同常常要经过数世纪的善行获取的尊重是怎样消失的。”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使他成为政治上保守的浪漫主义者，他反对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社会契约和机械论世界观，鼓吹建立中世纪神学家所宣扬的“有机共同体”，即相互依赖的等级社会。
哈克斯特豪森最关心的是重建受到西方市场经济侵蚀，特别是受到法国大革命冲击的德国乡村社会秩序。《拿破仑法典》的推行使德国农民成为真正的土地私有者，封建领主的权威被削弱，农民中间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哈克斯特豪森认为，土地私有制是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国家动乱不已的社会根源，如果不及时清除《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德国将成为下一个爆发革命的国家。哈克斯特豪森保守的政治立场得到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赏识，他被邀请到柏林做政府顾问，从事普鲁士乡村社会调查。哈克斯特豪森利用国王提供的机会跑遍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他希望找回古老的日耳曼农村公社传统，但他遗憾地发现在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德国农民中的合作精神几乎荡然无存。与此同时，他提交给国王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建议受到了普鲁士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员的抵制。莱茵省政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就是这位冯·哈克斯特豪森先生，他自己的写作表明他对我们历史和环境的ABC都不知道，居然还要将专家意见传达给我们！”1842年5月，普鲁士政府终止了对他的经费资助，他的乡村复古计划只好草草收场。
德国的失败使这位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非日耳曼”的俄罗斯，这里由于长期游离于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外，农村公社的传统保留得更充分一些。事实上，早在普鲁士政府终止对他的资助之前，哈克斯特豪森就已经提出了农村公社的“斯拉夫”起源说，反映出他的兴趣转移。他说现在的德国曾经遍布“斯拉夫”模式的村落，由于过去一个世纪的日耳曼化，“斯拉夫”模式的原始特征逐渐消失，但它们在巴尔干半岛和俄国的斯拉夫人中间还完整地保留着。因此，俄国是研究原始农村公社的理想去处。
尽管哈克斯特豪森不懂俄语，先前对俄国也毫无研究，但他深信俄国的内部生活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通过与其他民族类比作推断”。哈克斯特豪森的言论正好迎合了当时沙皇政府鼓吹的“官方民族性”理论，沙皇尼古拉一世邀请他到俄国继续从事研究。1843年他在沙皇为他配备的学术助手和翻译陪同下，对俄国乡村进行了为期半年左右的实地考察，回国后撰写了《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该书分三卷出版，1847年出版了前两卷，1852年出版后一卷。
哈克斯特豪森指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特的，它不同于欧洲一般意义上的公社。“在欧洲它是一个集合体，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一群碰巧居住在一起的人，他们的关系被惯例、习俗和法律规定下来。在斯拉夫国家，公社是一个家庭组织。起初为扩大的家长制家庭，今天它仍然至少是建立在集体财产和长者主事之上的虚拟家庭。”
农村公社的核心是土地公有制。哈克斯特豪森说，在俄国的农村公社，“森林和牧场总是不分割的；耕地和草地分配给公社里的各家庭，但是他们并不拥有而只是暂时有权使用它。过去，份地也许每年都在公社已婚夫妇中重新分配一次，为了平等起见，每对夫妇都得到与其他所有人同等的份额。但现在为了避免花费和极大的不便，土地经过一定年头后才再按比例分配。”后来，人们将哈克斯特豪森描述的俄国农村公社称之为“重分公社”（repartitional commune）。
公社是按照家长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哈克斯特豪森说：“在俄国家庭中，盛行百分之百的权利平等。然而，只要家庭还被维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单位，父亲就是首领，或者在他死后，长兄。只有他一人拥有处理共同体内所有财产、决定每个家庭成员分配份额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对他来说是绝对必须的。扩大的家庭是俄国公社。……公社也有其虚拟的父亲，长者，或‘村长’，对他的服从是无条件的。”
俄国的家长制原则并没有停留在公社一级，它一直向上延伸，直至沙皇。哈克斯特豪森说：“按照传统的普遍信念，俄国是属于俄国人民的，他们虽然分成一群又一群公社，但在其首领，父亲、沙皇的权威下组成一个单个的家庭。因此，只有沙皇一人有权管理所有事务，服从他是无条件的。对于俄国人来说限制沙皇的权力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哈克斯特豪森看来，俄国的社会政治组织是自然产生的，是有机的，因而也是最稳定的。他将俄国称之为“家长制国家”，以区别于欧洲的“封建国家”。
正如研究哈克斯特豪森的学者指出的，他研究俄国的目的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他要寻找一种能抵制当时欧洲社会变革，尤其是消除革命隐患的济世良方。他在书中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愿望。他在序言中说：“因为每一个俄国人都属于一个公社，他作为公社的一员由此有权拥有一块均等份额的土地，因此，在俄国没有诞生无产阶级。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社会革命的先驱们对财富和财产义愤填膺。废除继承权，平分土地是他们的口号！在俄国这种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革命家的乌托邦已经存在在那里，［它］深深扎根在俄国民族的生活之中！”
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使俄国的经验变得更加重要，在1852年出版的《考察》第三卷中，哈克斯特豪森进一步论述了农村公社在保持俄国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呼吁俄国人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他写道：“特别是在现在，俄国的农村公社组织对于俄国有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所有西欧国家都遭遇到一种罪恶：贫穷和‘无产阶级化’，它威胁着要毁灭这些国家，而且对于它人们还无药可治。由于受到公社组织的保护，俄国避免了这一罪恶。每一个俄国人都有一个家，有一份属于他的公社土地。要是他本人以某种方式放弃或失去了它，他的孩子作为公社成员仍然有权要求他们自己的一份。在俄国没有暴民，只有人民。”他接着说：“照我看来，破坏这一原则（指公社组织——本文作者注），或哪怕只是修改它都绝对是极其危险的。”
二
哈克斯特豪森的警告受到了沙皇政府的高度重视，A．格申克龙认为在哈克斯特豪森的影响下，保护农村公社很自然地成为沙皇政府后来几十年土地政策的指导性原则。直到1905年革命爆发，才最终打破了沙皇政府对农村公社的幻想，迫使他们改弦易辙。事实上，哈克斯特豪森的作用远不止于此，除了思想方面的影响外，他还直接参与了俄国农奴制改革的酝酿和政策制定过程，并使得改革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农奴制的存废是19世纪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任何对俄国感兴趣的外国人都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哈克斯特豪森也不例外。哈克斯特豪森主张废除农奴制，但坚持认为应该将获得解放的农民留在农村，以避免出现西欧国家的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现象。早在1842年，他就向负责国有农民改革工作的俄国国有资产部大臣基谢廖夫伯爵表达了这些看法，他的观点通过后者在彼得堡统治阶层广为传播，并引起重视。正因为如此，他计划中的俄国之行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迈恩多夫伯爵说：“许多知道哈克斯特豪森的人似乎认为，他的访问将十分有助于我们的政府说明为实现永久性废除农奴制所应采取的措施。”访问期间，他按照基谢廖夫伯爵的意愿，会见了在彼得堡参加商讨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俄国波罗的海省份的德意志贵族代表，他坦率地告诉他们，要使农民免于贫困，唯一的办法就是提供给他们土地。但是，由于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农奴制问题上态度顽固，在他统治时期哈克斯特豪森的改革设想未能实现。
1855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农奴制改革问题出现转机，哈克斯特豪森加紧了活动。他对俄国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的热心支持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叔母叶莲娜·巴甫洛夫娜大公夫人，经过两人的多次会晤，大公夫人于1856年向亚历山大二世提交了在她领地所在的卡尔洛夫卡进行农奴制改革的方案。但该方案被沙皇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改革最好是由贵族们主动进行，而不是方案主张的由国家强制推动。叶莲娜·巴甫洛夫娜并没有气馁，为了使方案更具权威性，她将当时最知名的一批农民问题专家召集到她在德国黑林山的维尔德巴德度假地进行讨论。哈克斯特豪森是这批专家中的核心人物，他事前为这个非官方的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指导性意见，并在讨论期间负责起草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反映了他个人的一贯立场，比如他在呈交给大公夫人的一份长达34页的备忘录中呼吁进行一场充分利用传统资源的、没有先例的俄国式解放运动。按照这种设想，解放后的农民将继续留在农村，而不是流向城市或建立孤立的个人农庄。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农民得到一块适量的土地，并且土地是以集体而非个人的形式占有的。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到修改后的“卡尔洛夫卡”方案中，这个方案后来成为1861年《农奴解放法令》的重要蓝本。
但对于大公夫人和维尔德巴德的非官方委员会来说，当时首要的问题还不是方案的具体内容，而是如何说服亚历山大二世同意政府介入。在这方面，哈克斯特豪森起了决定性作用。1857年6月他通过外交大臣戈尔查科夫给沙皇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有他经过再三考虑补加进去的一段文字，他说：
农奴的解放问题，尽管是俄国的特殊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欧洲其他国家同样至关重要。对于这一点我越来越确信无疑，特别是根据权威消息得知马志尼的激进党派和他在英国的同伴们对于俄国发生一场社会革命寄予很高的期望之后。经验本身告诉我们，这个党派的领导人并非不现实的梦想家，而是真正狡猾并有洞察力的人。
很显然，哈克斯特豪森想用革命的危险恫吓年轻的沙皇，逼使他在农奴制改革问题上采取主动。他进一步指出政府行动的紧迫性，他说：“在关乎民族存亡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放任自流是不能容忍的，国家不得不立即行动起来，既深思熟虑又积极地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以便事件的发展（尽管它们已经走在前面）不至于左右政府并导致它的垮台。”
哈克斯特豪森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亚历山大二世在备忘录上批写道：“完全正确，这正是我主要担心的。”在沙皇的指示下，政府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处于停顿状态的秘密委员会重新开展工作。1857年12月，亚历山大二世下诏成立省级贵族委员会，草拟“改善地主农民生活”的方案，俄国的农奴制改革进入准备阶段。
1857年的诏令发布以后，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已成定局，但在改革的具体方案方面还存在着重大分歧。有人主张不带土地解放农民，还有人提出在废除农奴制的同时废除农村公社，因为公社的存在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都是与哈克斯特豪森的改革设想相矛盾的。哈克斯特豪森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出现像英国那样的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因此，他赞成带土地解放农民，但要保证获得土地的农民留在土地上。早在40年代初他在给基谢廖夫伯爵的信中就明确指出：“给农民个人自由而没有首先通过他自身对农业生产的兴趣而将之束缚起来，这种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在哈克斯特豪森看来，农村公社是防止农民脱离土地的牢固屏障。为了赢得支持，他向沙皇及其顾问提交了一份准备充分的报告，力陈保护公社土地所有权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他还于1858年用法文撰写了一本关于公社问题的小册子，参加当时的大辩论。哈克斯特豪森的主张引起了政府要人的共鸣，在审理改革草案时，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员兼编纂委员会主席雅·伊·罗斯托夫采夫否决了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的方案，因为这会引起农民暴动，他说：“我认为，我们把农民同土地割裂，就会点燃俄国”。他还拒绝废除农村公社，他说：“在我们的文献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公社是怎样形成的讨论和争论；但无论如何，公社存在于俄国，我们仍然需要它们，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应该被保留。”
在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农奴解放法令》和政府的后续政策中，哈克斯特豪森的设想得到了充分体现。根据《解放法令》，农村公社得到了官方正式的承认，它们被称为“村社”（Obshchina），成为地主权力退出后新的农民管理机构。在村社体制下，农民与土地的结合更加紧密，《法令》规定农民以集体而非个人的身份获得土地，村社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只是以份地的形式占有土地。与此同时，农民要集体偿付“赎地费”，并承担国家赋税和对地主的义务。为了保证农民履行各种责任和义务，村社实行连环保制度，并给想退社的农民设置重重障碍，比如改革后的第一个九年期农民不得退社，九年期过后退社也要经过村社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同意等。
由此可见，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农奴制改革的介入之深。从长时段的角度看，他介入的影响是消极的，它使俄国的这场现代化运动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格申克龙认为村社的保留阻碍了俄国政府迅速工业化的目标，俄国历史学家米罗诺夫则说：“由于国家试图通过加强村社的作用来弥补地主权力的丧失，农民依然全面依附于集体”，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集体农奴制”。直到1905年斯托雷平改革，农民才得到了无须村社同意便可自由退社的权利，他借用20世纪初俄国改革家的提法，这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
三
哈克斯特豪森还影响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阿达莫夫斯基说：“读他的书，一些社会主义者发现不难将这位男爵比较保守的结论搁置一边，仅仅提取他所发现的没有私有财产的平等主义公社。他们容易虚构出在贵族、官僚和独裁统治三重压迫之下残存的完全俄国或者斯拉夫的社会原则。因此，哈克斯特豪森的发现——尽管他的保守目的——最后以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组成部分而告终。”此话一点不假，俄国“民粹主义的真正创始人”赫尔岑，一方面批评哈克斯特豪森有“对奴役制的狂热的爱”,另一方面又从他的著作中吸取了关于农村公社体制下的俄国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同“民粹派”分子特卡乔夫的论战中谈到过哈克斯特豪森对赫尔岑的影响，他说：“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概论》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有土地私有，而且时常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在恩格斯看来，这不过是所有民族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从中发现一个新的口实，使他能够在这个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在自己家里却有现成的”。恩格斯的看法至今仍为国内外多数学者所认同，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马龙闪研究员对此表示怀疑，他不相信一个俄国地主居然要从一个来自普鲁士的外国人那里得到有关村社的思想。他根据前苏联学者C. C．德米特里耶夫一篇未发表的论文，结合自己对赫尔岑的研究，指出赫尔岑对村社问题的了解，完全是从俄国斯拉夫派那里得到的。他还指出就连哈克斯特豪森本人关于俄国村社的思想观念也是从斯拉夫派那里得来的。
马老师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质疑的人。早在1858年，一位名叫科谢列夫的斯拉夫派分子就以愤愤不平的口吻说：“一个访问我国的德国人，为我们的‘学人’指路，要他们认真研究那些他们过去未曾认真对待过的事物……”赫尔岑本人似乎也不愿意承认哈克斯特豪森的影响，马老师查阅过他著作中谈到哈克斯特豪森的地方，发现“赫尔岑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一次也没有讲过，是哈克斯特豪森使他本人或俄罗斯的什么人领悟了有关村社的思想。”相反，赫尔岑说，K．阿克萨科夫“在40年代初就宣传了农村公社、米尔和劳动组合。他教哈克斯特豪森懂得了这些问题，而他本人直到少年时代都是一个把裤子塞进长筒靴，穿着斜领衫的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就此认为赫尔岑的村社思想与哈克斯特豪森毫无关系。
马老师认为哈克斯特豪森是1843年5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才最先从斯拉夫派那里了解到俄国村社问题的，而此时的赫尔岑也已通过自己与斯拉夫派的交往了解了这一问题。他的证据是哈克斯特豪森本人的言论。哈克斯特豪森在1852年出版的著作第3卷前言中曾谈到过他是在何时、由何人指点开始注意俄国的农村制度问题的。他写到，早在1843年5月，在莫斯科引起他注意俄国农村机构特点的，是这里的一些学者和文学家，包括K．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萨马林和梅利古诺夫等。但实际上，哈克斯特豪森在书中是这样说的：“然而，对于我来说，最有启发性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与俄国贵族中有抱负的年轻人的交往。他们几乎全都是热忱的俄国爱国者，我的俄国国民生活概念对他们有吸引力，因此我在他们中间得到了最热情、最善意的接待。”接下来，他列举了上述学者和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言论中，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他对俄国村社问题的研究很可能受到上述这些人的启发和帮助，反过来，他也影响他们，尤其是在理论和概念的层面。不过，我们很难从中得出他对俄国村社问题的最先了解是来自这些人的结论。
据我们对哈克斯特豪森的了解，他从1830年起就开始了他的乡村社会调查，尽管他还没有对俄国实地考察的经验，但他对农村公社问题的认识要比上面提到的那些浮躁的年轻人深刻得多。事实上，在访问俄国之前，他已经开始了对斯拉夫农村公社的研究。在1842年出版的著作中，他描述了在普鲁士边缘地区残留下来的斯拉夫模式的农村公社，他说在公社中“一个绝对基本的内容是单个公社成员明显不拥有他所耕种土地的依法有效的、真正的土地所有权，而只是一定范围内用益权类别的占有权。只有共同体——公社，才是真正的所有者，公社成员以类似合作社的形式享有他们的份地。”他还发表文章盛赞俄国的农村公社，称“此类俄国农村公社是一种完备的、最有效组织的小小共和国。”他的这些论述与后来他考察俄国后得出的结论几乎如出一辙，正因为如此，T. K．丹尼森和A. W．卡勒斯怀疑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农村公社是这位浪漫主义者事前设计好了的，他对俄国的考察只不过是套用自己的设计罢了。由于缺少足够证据，我们对此不敢轻易同意。但哈克斯特豪森在遇上俄国的斯拉夫派之前对农村公社问题，包括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就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却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哈克斯特豪森的村社思想有着独立的起源，那么他与赫尔岑以及后来的“民粹派”又是什么关系呢？对此，意大利史学家佛朗科·文图里有过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在哈克斯特豪森到来之前，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包括19世纪40、50年代出现的“斯拉夫派”，就已经研究过自己的“村社”，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属于“西方派”的赫尔岑，也受过“斯拉夫派”村社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坚持认为，要不是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乡村生活系统的、潜心的研究，农村公社问题不可能对俄国人，包括赫尔岑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他引用了1843年赫尔岑在莫斯科会见哈克斯特豪森后在日记中所写的一段话：
他对我们农民的生活、领主的权力、乡村警察以及一般性行政清晰的描述令我惊讶。他将农民公社看作是从远古保存下来的重要因素，它应该根据当今的要求加以发展。他认为农奴的个体解放，无论是带土地还是不带土地，都是有害的。这只会导致孤立的、软弱的家庭去面对乡村警察可怕的压迫，去同俄国的官僚恐怖统治相对抗。
这段文字表明，两人的谈话给赫尔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按照文图里的解释，日记还表明谈话引起了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如何利用农村公社抵抗现代国家干预的思考。
但是，哈克斯特豪森对赫尔岑产生真正的影响，还是在他的《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发表之后，特别是经过1848年的欧洲革命，赫尔岑本人对西欧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之后。用这位俄国流亡者自己的话说：“……我的精神回到了我的祖国。对俄国的信仰将我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从此以后，他开始探讨“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按照赫尔岑的设想，“俄国社会主义”将避免西欧出现过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特别是无产阶级化。哈克斯特豪森的村社思想给了他很大启发，他说：“哈克斯特豪森完全正确：俄国乡村公社的社会结构中包含着伟大的真理。公社是财产所有者和税收对象；它使乡村无产阶级在俄国产生成为不可能。”赫尔岑还宣称：“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想一致的”,这与哈克斯特豪森在《考察》一书中表达的对俄国民族生活的看法完全吻合。
赫尔岑的思想经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村社是“社会主义胚胎”，借助于它，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阶段，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观点不仅对俄国，甚至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以至于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得不多次对“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跨越论”提出严格的条件限制，甚至公开的批评。恩格斯在与特卡乔夫的论战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并不排除存在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中间阶段，俄国农民直接向公社的高级形式过渡的可能，但他坚持认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要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的时代，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罪恶，成为19世纪思想家，特别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哈克斯特豪森，一位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发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俄国的农村公社，作为抵抗市场经济侵蚀，重建秩序井然的有机体社会的基础。他不仅向西欧宣传了俄国的农村公社，还深度介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并通过俄国的浪漫主义者——斯拉夫派，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哈克斯特豪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切中时弊的，但是他把过去理想化，力图建立农民的平等人公社，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宗法社会和家长制国家，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影响是消极的。如何将对资本主义或更为广义的现代性社会的道德批判同科学的未来设计结合起来，是困扰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在这方面，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榜样。
（向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