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德国现代思想的紧张与挑战

德国思想的他者视角——关于《德国思想史》的访谈

克劳斯哈尔 听说你正在准备撰写一部《德国思想史》，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打算。因为按照我们对你的了解，你过去的研究似乎主要集中在德国当代学术和思想上面，现在突然转到了德国古典思想领域，这背后应该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曹卫东 不是“准备撰写”，而是“正在撰写”。说到缘起，还要从我当年在德国留学说起。1998年底到了德国之后，我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有了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做认真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当然包括对自己学术道路的思考。你知道，曼海姆大学图书馆是以前的老王宫改造而来的，环境非常优美，那时候，我一有空闲就会泡到里面。也就是在这个图书馆，我第一次见到了许许多多先前只闻其名而未睹其容的经典著作，比如哈曼、阿尔弗莱德·韦伯等人的著作。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翻阅了大量这样的经典著作。当时阅读的热情，真的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挑灯整理阅读笔记，脑子里经常会冒出这样一个疑问：如此重要的经典著作，为何我们平时在汉语学界关于德国的介绍和研究著作中很少能够见到？或者说，汉语学者对这些思想家为何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汉语学界目前对德国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格局？有多少亮点，又有多少盲点？

带着这样一些思考，我利用网络开始对汉语世界的德国思想研究进行全面的调查。调查结果可以说既让我兴奋，也让我失望。让我兴奋的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近百年来，汉语学界对德国思想文化的介绍和研究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了，在几代学者的辛勤劳动下，积累了大量的翻译成果和研究成果。让我失望的是这么两点：我们的翻译和研究，一是“点有余而线不足”，也就是说，在介绍和研究德国思想时比较偏重对单个思想人物的关注，而忽视对整个德国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二是“知识介绍多，思想分析少”，也就是说，现有的关于德国的研究著作，包括德国文化史、德国文学史、德国哲学史等方面的著作，大多还停留在知识介绍层面上，尚未深入关注德国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哲学史背后特有的思想框架。换言之，我们关注的主要还是关于德国的知识，而不是德国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总体特性。

克劳斯哈尔 这个动因似乎太具有“宏大叙事”的味道，我想任何一个人在决定做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时，肯定还会有许多私人层面上的考虑。你决定写作《德国思想史》，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属于你自己的“私心杂念”？

曹卫东 当然有。从我个人方面来说，决定把自己的“黄金岁月”贡献出来，写作一部《德国思想史》，显然不会是偶然冲动的结果，而是经过认真考虑并征得学界许多友人的意见和支持后才作出的艰苦抉择。如果说我有什么“私心杂念”的话，那可以归结为一种“压力”和一个“启发”。

一种“压力”是，正如你所知道的，我过去长期从事对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对哈贝马斯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发现，汉语学界的研究常常把重点放在强调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上，而忽视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德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所具有的历史关联意义；就我个人而言，由于缺乏对德国思想史乃至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总体把握，在理解和研究时总是觉得沉不下去，很多时候难免还会造成误解。正是这种求得更好理解并争取“沉下去”的压力，最后倒转过来成了我写作的动力。

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我还受到了一个有益的“启发”，这个“启发”是我在阅读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领悟出来的。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汉语学界早已不陌生了。应作者和出版社的邀请，我一直在翻译这部著作。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哈贝马斯本人之所以十分看重他的这部著作，有两个原因，一个表层原因在于，他通过与法国后现代主义的交锋而集中阐明了自己的现代性概念；而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深层原因：这是一部思想史著作，哈贝马斯以“现代性”范畴为主线，系统阐述了他对德国思想史乃至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也就是说，哈贝马斯的这部著作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史框架。

克劳斯哈尔 这么说来，你是“反其道而行之”，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概念作为框架，来重新审视德国现代思想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你写的实际上是一部《德国现代思想史》？

曹卫东 我要写的确实是一部《德国现代思想史》，换言之，我想着重考察的是德国现代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但我并没有简单地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概念套用或移植过来，因为，在我看来，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概念，特别是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所阐述的现代性概念，是有许多值得质疑的地方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不可能全面展开，只想指出的一点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概念当中潜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说“日耳曼中心主义”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在我的这本书中首先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对“现代性”概念进行重建。当然，无须否认或不必讳言，我对“现代性”概念的重建是把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的。

克劳斯哈尔 德国现代思想的历史虽然不能算太长，到目前为止前后不过三四个世纪，可内容却是异常丰富的，想要把它完整地叙述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能不能在这里先给我们简单地透露一下你的这部著作的结构？

曹卫东 的确，德国现代思想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错综复杂。我时常也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

按照我的初步计划，我打算沿着时间顺序，分三个部分（也就是三卷）来详细叙述德国现代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大体是这样来划分的：1700—1806年为第一段，主要考察德国现代思想的发生；1806—1871年为第二段，重点是德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和分化；1871—1945年是第三段，讨论的是德国现代思想的极端化趋势。需要解释的是，我对德国现代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德国版图为基础，兼顾奥地利和瑞士等德语区域的思想。

我们知道，从严格意义上讲，德国的现代思想在西方语境中相对于英国、法国成熟得比较晚。所以才有普莱斯纳的那本名噪一时的著作《迟到的民族》。实际上，不仅德国现代思想的发生，德国现代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形成都很晚。所谓“迟到”、“晚发”等修饰语，已经成为德国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因此，研究德国现代思想，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迟到”的原因。而德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对正处于后发过程当中的中国又有怎样的启发意义？这也是我的关心所在。

克劳斯哈尔 我突然有一个疑问：你有没有做过调查，我们德国学界是不是会有一部现成的现代思想史著作呢？如果有的话，我想你也就无须另起炉灶，只要组织翻译一下就可以了。

曹卫东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在中国的许多师友也曾提醒过我，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为此，我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发现目前德国学界的确有现成的现代思想史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出自狄尔泰之手，另一部的作者则是著名历史学家舒普斯。

狄尔泰大名鼎鼎，我们都很熟悉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工作却缺乏正确的认识。他毕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归纳起来就是从新康德主义出发对德国思想（包括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进行全面的阐释。稍微留神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全集》的第1卷提出了“精神科学”范畴，而从第2卷开始一直到第6卷，可以说都是在利用“精神科学”这个范畴对德国思想的发展历史进行重构，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第3卷《德国思想史研究》了。

我们对舒普斯相对比较陌生，但他在德国历史学界却有着很高的威望，而且以研究德国犹太人历史著称。他曾写过五卷本的《德国现代思想史》。看得出来，这部著作是在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坦率地讲，在看到这部德文著作之前，我的写作提纲已经草拟完毕，我惊讶地发现，我和他在思路上有着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但我觉得他用两卷的篇幅来讨论德国现代思想的“史前史”，似乎有些奢侈了。

狄尔泰和舒普斯的著作我都认真研读过了，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我始终觉得，无论是狄尔泰，还是舒普斯，都是从德国的“自我视角”出发，对德国现代思想的历史进行反思和阐述。对于汉语学界来说，一部出自汉语学者之笔的《德国思想史》，是大有必要的，因为它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理解德国思想的“他者视角”。

这个道理实际上非常简单，你昨晚给我看了你收藏的德国汉学著作。我记得中间有一本《中国文学史》，是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主编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汉语学界的《中国文学史》肯定是数不胜数，而且佳作多多，但这并没有也绝不会让顾彬教授他们的劳动变得多余。

克劳斯哈尔 你说的这个“他者视角”很有意思，你能不能具体阐述一下“他者视角”的具体特征呢？

曹卫东 就思想史写作而言，所谓“他者视角”，就是要把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放到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去加以考察。具体到德国思想史，也就是不但要考察德国现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自身语境，更要考察德国现代思想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与外部思想（比如法国思想、英国思想乃至汉语思想）之间所形成的潜在对话关系。

克劳斯哈尔 那么，从“他者视角”出发，你在《德国思想史》中提供给我们的是怎样一种写作思路呢？

曹卫东 写作思想史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写作模式，我个人认为，狄尔泰的写作模式值得我们多加注意和细心学习。他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不是做单纯的历史叙事，而是尽量寻找思想在发生和形成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此外，以曼海姆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社会学”传统，也为我们写作思想史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曼海姆突出强调了思想的两个不同而又紧密相关的维度：一个是历史维度，即把思想放入一定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考察；再一个是现实维度，即任何思想都有其现实关联性和有效性。按照曼海姆的说法，思想如果失去了历史关联和现实关联，就不能称其为思想。

在狄尔泰和曼海姆的双重启发下，我把我的《德国思想史》的写作思路初步明确如下：选择德国三大思想主潮，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考察它们在德国现代社会当中发生、发展、分化，直到蜕变和走向极端的历史。具体来说，“18世纪卷”将集中处理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起源；“19世纪卷”则着重分析德国自由主义的困境和保守主义的发展；“20世纪卷”主要想考察德国左翼政治和右翼政治如何在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当中形成汇合的态势。

克劳斯哈尔 这个思路真的很有意思。不过，三条思想主潮交织在一起叙述，会不会显得比较凌乱？或者说，你的《德国思想史》如何才能把这三种思潮有机地结合起来？

曹卫东 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我们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德国现代思想的问题。按照我的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德国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保守主义。无论在18世纪、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保守主义都构成了德国思想发展的主潮。具体说来，18世纪是德国保守主义的形成时期，以“狂飙突进”为代表；19世纪则是德国保守主义的大发展时期，以“德国浪漫派”为代表。需要强调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德国浪漫派”是一个思想史范畴，包容性很强，广泛涉及哲学浪漫派、文学浪漫派、政治浪漫派、历史浪漫派、神学浪漫派、语言浪漫派乃至艺术浪漫派。到了20世纪，德国保守主义同样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战后联邦德国的“新保守主义”等。因此，我的这部思想史要说有什么主线的话，那就是德国保守主义形成、发展和走向极端的过程。

当然，对于德国保守主义的论述，不可能把德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彻底抛开，因为，德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历史，就是和这两大思潮的互动历史。关于德国自由主义，美国历史学家谢汉曾有专题研究，他追述了德国自由主义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曲折发展，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德国自由主义是一个悲剧。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德国自由主义为何一直处于保守主义的重压之下而没有能够成为思想的主流？

关于德国社会主义，我们在实践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多有了解，但在思想层面上却缺少必要的认识和透彻的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认真考察德国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德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因此，我在我的《德国思想史》中想把德国社会主义放到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竞争关系当中，进而把德国社会主义由一种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还原为一种“思想体系”。

克劳斯哈尔 在写作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或阻力呢？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棘手的困惑呢？

曹卫东 我刚开始有写作《德国思想史》念头的时候，最担心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主观方面，我害怕自己的知识准备和思想训练不是太完善，不足以把握如此“鸿篇巨制”，我也担心自己是不是会有坚定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在一个节奏非常迅捷的时代里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阅读大量的原始文献和认认真真地去思考一些看起来可能和中国社会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客观方面，我最担心的是国内的资料是否够用。记得当初在德国，刚有写作《德国思想史》念头的时候，我就立刻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但你知道，如此大的时间跨度和如此宽泛的思想范围，收集相关资料显然不能一蹴而就。于是，经过认真分析，我决定把目光投向国内的各大图书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各大图书馆作了初步但很详细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喜人和惊人的。因为，我发现，长期以来，我国收藏了大量德国思想史资料，依靠它们，完全可以写出一部像样的《德国思想史》。

说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图书馆所收藏的德国思想资料竟然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齐全。不要说那些一直引起我们汉语学界高度重视的黑格尔主义思想家和时下非常畅销的当代思想家，就是那些汉语学界一直不太重视或根本就没有重视过的思想家，比如哈曼、赫尔德、维兰德等，我们的许多图书馆竟然也收藏有他们的《全集》，甚至还有许多不同语种、不同专题的研究文献。

这里不妨说得再具体一些，好让你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根据我的粗略统计，仅仅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家，收藏的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和席勒的著作或研究著作就达百种之多。再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这个图书馆本来并不注重收藏德文图书，因为这所高校没有德国研究方面的学科建制。但是，由于早先的辅仁大学被归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辅仁大学有着德国教会的背景，这就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份无价之宝：德国思想史方面的丰富藏书，比如，我就借到了全套的《迈尔经典丛书》，我想这套丛书现在在德国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见到了。

因此，如果说我目前还有什么困惑的话，那就是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把现有的思想史资料阅读完毕，并尽可能地整理出一个文献目录来。但愿这个目录完成之后能为今后专治德国思想研究的学者提供一点儿方便。

克劳斯哈尔 看来你是“万事俱备”了。那你目前进展如何呢？

曹卫东 目前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第1卷（“18世纪卷”）的框架结构已经成型，其中的许多章节已经完成或正在写作之中。按照计划，如果时间允许，明年完成这一卷，应该是非常有把握的。

克劳斯哈尔 既然你的第1卷已经成型，那就请你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一卷的具体内容。

曹卫东 为了避免突兀，我在“18世纪卷”的开始部分留下了相当的篇幅叙述德国现代思想的“史前史”。除此之外，“18世纪卷”集中讨论的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德国的启蒙运动；2．启蒙与反启蒙的辩证法；3．现代性的启蒙话语；4．自我认同与他者话语。

克劳斯哈尔 你能不能把每个部分的内容说得再具体而详细一些呢？

曹卫东 当然可以。第一部分将选取德国启蒙运动的几个中心作为叙述对象，比如柏林、魏玛、柯尼斯堡、哈雷以及哥廷根。我在叙述过程中将尽量避免流线性的历史介绍，而转向着重考察各个思想家之间的思想交锋及其自身思想内部所固有的种种张力，目的是想凸现德国现代思想在形成之初所遭遇的重重困境及其所呈现出来的纷繁复杂性。

此外，这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知识和思想的双重考古，也就是说，我会把过去一直遭到忽视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一批德国古典思想家挖掘出来，介绍给汉语学界，如尼古拉（Friedrich Nicolai）、门德尔松、雅各比（Friedrich Jacobi）、哈曼、赫尔德、希佩尔（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维兰德、拉瓦特（Johann Kaspar Lavater）、波德默尔（Johann Jakob Bodmer）和布莱廷格（Johann Jakob Breitinger），以及神学领域的虔信派（Pietist）和诗学领域的林苑派（Der Göttinger Hain）等。

克劳斯哈尔 把不同思想家之间以及思想家自身的张力作为考察对象，这在思想史写作上可以说是“投机取巧”了。我们知道，18世纪德国思想的形成过程，类似于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那个时候的德国，各个学派、各种思想处于论战甚至混战之中。这些张力作为你“18世纪卷”的主要论述内容之一，对此，你是如何具体处理和把握的呢？

曹卫东 对于18世纪德国思想中的张力，我们显然无法面面俱到，一一展开详细论述。为此，我将选择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思想论争进行阐述。比如，关于理性问题，我选择了“哈曼与康德之争”。哈曼针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提出了一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理性概念，按照哈曼的看法，康德的纯粹理性缺乏超验维度。关于美学问题，我选择了戈特舍德和“苏黎世学派”就“古典主义”问题所展开的论战，以此来描述传统诗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变过程。还有宗教问题，“莱辛与葛茨（Johann Melchior Goeze）之争”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范例。此外，当时诸多思想家围绕启蒙、民族、世界等范畴所展开的讨论，也是分析的重点。

克劳斯哈尔 你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启蒙与反启蒙的辩证法”，顾名思义，你在这一章是想对启蒙理性进行检讨。

曹卫东 对，自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的《启蒙辩证法》发表之后，启蒙自身内部有着紧张关系，或者说启蒙与反启蒙之间有着辩证关系，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必须承认，我写作这一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德国学者约亨·施密特（Jochen Schmidt）组织编写的《欧洲文学、哲学和政治中的启蒙与反启蒙》一书的启发。施密特是一个专门研究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史家，他在这部编著中尝试着把“启蒙辩证法”运用到对德国现代思想的分析当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具体来说，我在第二部分将着重介绍作为德国反启蒙典型的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初步展开的过程。一般认为，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有两个源头，一是外部的，一是内部的。从外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主要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柏克思想的激发；从内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则与德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历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前者也被称做“外向型保守主义”，以根茨（Friedrich Gentz）为代表，他通过翻译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第一次把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系统地介绍给了德语世界；后者则叫做“内向型保守主义”，以默泽尔（Justus Möser）为代表，他通过对奥斯纳布吕克（Osnarbrück）小城历史发展状况的分析，得出了一套与“外向型保守主义”既有亲和的一面但又绝不能等量齐观的保守主义思想。

克劳斯哈尔 你在前面说过，你把德国保守主义作为德国现代思想史的主线，因而也是你写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关于德国保守主义在18世纪德国思想语境中的定位，你能否进一步展开谈谈？

曹卫东 如何定位德国保守主义，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难题，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曼海姆的《保守主义》、伦克（Kurt Lenk）的《德国保守主义》、格莱芬哈根（Martin Greiffenhagen）的《德国保守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历史学家易卜斯坦因（Klaus Epstein）的《德国保守主义的发生》等。这里不可能对他们的观点一一进行阐明，只想指出一点，他们在对待德国保守主义的定位上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现代性设计，只不过，保守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以过去为取向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根据他们的看法，18世纪德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哈曼和赫尔德、默泽尔、根茨、威廉·里布赫格（August Wilhelm Ribhegge）以及由他开创的“汉诺威学派”。而保守主义在18世纪德国思想语境中的定位前提在于：它直接体现了德国现代思想的矛盾性。我们知道，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时代，但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启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除了内在具有辩证因素之外，欧洲范围内几个主要国家的启蒙也各有特点，呈现出辩证的格局。就德国启蒙而言，其最大的特点或许在于思想的差异性大于同一性。比如，在文学层面，除了以理性主义为取向的启蒙文学之外，德国还有以强调人的感性发挥和情感张扬为主的“狂飙突进”和“感伤主义”；在思想层面上，则表现为以反启蒙姿态出现的保守主义，它为德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三个不同的理论维度，一是个体信仰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二是国家主义高于个体主义，三是历史进化或者说历史发展的双向性，强调历史由现实出发，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会面向过去。所有这些维度都为德国现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克劳斯哈尔 如果说你前两部分还侧重于思想的历史背景、历史脉络的清理的话，我感到你到第三部分就要转向纯粹的思想进程了。

曹卫东 的确如此。前两部分我想展现给汉语学界的是18世纪德国思想的历史轮廓，到了第三部分，重点将转向为这个历史轮廓填补上丰富的思想内涵。为此，我在重建“现代性”概念的基础上，选择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理论范畴作为分析对象，包括“古今之争”、“天才”、“历史主义”、“神正论”、“完整的人”、“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祖国”等，希图由此来进一步揭示德国现代思想自身内部的紧张性以及与英国、法国等思想语境之间的差异性。

克劳斯哈尔 第四部分应该就是从你上面所说的从“他者视角”出发对德国现代思想的具体考察了吧？

曹卫东 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我还是坚持认为，“自我视角”也好，“他者视角”也好，都应该是思想语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出发，我个人倾向于把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过程看做一个通过寻找“他者”进而寻找“自我”的双向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他者”，一直处于在场状态。汗牛充栋的汉学著作告诉我们，西方许多重要的现代思潮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启发，比如法国的重农主义、德国的唯理主义等，因此，我将在我的《德国思想史》中拿出相当大的篇幅，来认真考察中国在德国现代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需要申明一点的是，我并不想刻意强调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现代思想的决定性作用，而只想考察18世纪德国思想家是如何把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或中国形象“结构”到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去的，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弄清楚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究竟能否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当然，对于德国现代思想而言，在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他者”。事实上，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德国当时周边的所有国家都是他的“他者”，因此，我在《德国思想史》中也充分注意到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对德国现代思想的影响。德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西班牙之间的思想纠缠很深，显然不是一部思想史著作所能处理清楚的，而这也不是我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我想要考察的重点是，德国现代思想家是如何从周边的“他者”那里汲取营养的。为此，我选择“游记”作为解读对象，具体分析赫尔德的《1769年游记》、哈曼的《伦敦之行》、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和拉瓦特的《意大利游记》等著作，以期豹窥一斑，见微知著。

克劳斯哈尔 你在书中涉及了这么多汉语学界尚不知晓或并不十分熟悉的思想人物及其作品，仅仅靠一部思想史著作，我想肯定不足以让汉语学界对这些思想人物有多么深入的了解。

曹卫东 所以，配合《德国思想史》的写作，我还打算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上面说到的文献索引的编撰，另一件就是和有关出版机构合作，编译一套《德国现代思想史丛书》，选择德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作为翻译对象，为汉语学界进一步了解德国现代思想提供第一手资料。目前已经列入选题的包括哈曼的《我的自述》《苏格拉底言行录》以及《袖珍美学》，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人性促进论》以及《1769年游记》，默泽尔的《爱国主义想象力》，莱贝格的《法国大革命批判》，门德尔松等人的《何谓启蒙》，康德等人的《永久和平论》，歌德等人的《论天才》，歌德的《意大利游记》，维兰德的《政治著作选》，莱辛的《人性促进论》和《神学论集》；此外还有哈雷虔信派作品选和哥廷根林苑派作品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