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语境

默泽尔：德国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德国保守主义究竟兴起于何时，这和德国现代性的发生一样，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目前看来，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外来影响，坚持认为，德国保守主义的兴起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产物；更有人始终觉得，是柏克的思想启发了德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总之，德国保守主义是法国和英国的革命实践和反革命理论一同造就的。另一种则认为，单纯强调外来影响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在他们看来，德国保守主义更多还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和柏克思想传入之前，德国就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保守主义思想。随着德国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现代性观念的逐步拓展和现代性批判的节节深化，强调德国保守主义根源于德国历史文化自身当中的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学界也逐渐认识到了，德国保守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观念，是德国思想乃至整个欧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的德国史学家克劳斯·易卜斯坦因在其巨著《德国保守主义的发生》一书中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德国社会理论家曼海姆在其《保守主义》一书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一同发掘了德国保守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并明确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德国保守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尤斯图斯·默泽尔（1720—1794）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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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语学界，尤斯图斯·默泽尔，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陌生了。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和著述情况，以便对他有一个直观的印象。1720年，默泽尔生于北威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祖上是律师和新教神职人员，父亲做过大官，母亲是市长的女儿。很显然，这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名门望族。由于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默泽尔年少的时候便开始涉足政治，而他在哈雷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念书的时候，则对文学更是情有独钟。政治热情和文学爱好成就了也成为他毕生的事业。1744年，默泽尔放弃了学位证书，提前回到家乡做了律师，开始了他不凡的政治生涯和多产的文学生涯。此后的几十年里，默泽尔不但成为奥斯纳布吕克这个“弹丸小国”的公民领袖和灵魂人物，更成为一代“文豪”。其间，除了1764年曾短暂出使英国八个月之外，一生可谓“足不出户”。

因是之故，奥斯纳布吕克和默泽尔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关联。难怪易卜斯坦因一再重申，要想深入理解默泽尔的思想发展过程，首先必须充分了解奥斯纳布吕克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历史上，奥斯纳布吕克就规模来讲，一点都“不起眼”，到了18世纪，总共才有12万人口，市区更是袖珍，只有万人左右。但是，规模“不起眼”，并不代表没有历史地位，因为这里曾是签署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主要地点之一（另一个是明斯特）。1643—1648年，经过战争各方若干次的讨价还价，一系列和约在这里陆续出炉，有力地解决了帝国与邦国、帝国与教会以及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和平乃至整个欧洲的宗教和平奠定了基础。

奥斯纳布吕克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邦国，主要有两点引人注目。首先是它那独树一帜的“神权政体形式”。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由一位主教在教会辅佐下执掌世俗主权。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天主教和新教的主教在奥斯纳布吕克轮流坐庄，但主教的个人权利受到贵族的严密限制，而且，还要得到封建等级的支持，因为封建等级的代表组成议会，行使一定程度上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此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民众的政府，因为它有一个市议会，每年选举16人担任议员，约束政府。选举权虽然广泛，不过仅限于公民。由此可见，这是一种由教会、贵族和民众分享权力的混合体制，在绝对主义时代还是十分罕见的。

其次，中世纪各种各样的传统因素在奥斯纳布吕克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而且相互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幅和谐的图景。历史资料显示，奥斯纳布吕克当时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皮革制造业）。农村主要由自耕农组成，他们拥有并耕种自己的家园，这一点被默泽尔认为是黄金时代的遗产。城镇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同业公会，以家庭作坊为主。此时，工业革命在英国早已如火如荼，而在奥斯纳布吕克却看不出任何受到影响的迹象。总之，18世纪的奥斯纳布吕克，还处于变革的前夜，到处都是一片宁静，绝大多数人也都异常满足于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中世纪小富即安的观念、传统主义观念等，此时此刻在此地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

1744年，默泽尔刚刚24岁，血气方刚，志存高远。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在哥廷根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到了故乡，开始了自己光辉而传奇的公共生涯。在职期间，他同时身兼多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从骑士等级（Ritterschaft）的秘书和理事到政府财政三人团的成员，从处理悬而未决案件的廷臣到出使英国的外交官，从政府的法律顾问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等等。某种意义上说，默泽尔已经成了这个弹丸邦国的当然掌权者，直到1794年去世。

默泽尔在任期间，不管国王、骑士等级以及教会之间如何你争我夺，他始终都享有他们的信任。等级议会开会的时候，默泽尔占据权位；所有的王室命令也都由默泽尔起草。当国王与等级议会发生冲突时，则由默泽尔出面调停。默泽尔就这样在三种势力之间斡旋，维持一种分权体制。默泽尔之所以能够在权力的旋涡里弄潮一生而没有出现波折，主要是因为他性格温和，为人谦逊，善于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善于调节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力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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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默泽尔一边操持政务，一边还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抒情类和叙事类。抒情类作品不算太多，只有一部剧本《阿尔米纽》（Arminius,1749）和一些即兴诗歌。

《阿尔米纽》是一部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历史悲剧，既满足了三一律的要求，也合乎亚历山大体的韵律。剧本取材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讲述的是所谓日耳曼的神话故事，也就是日耳曼民族发生和发展的故事。作品本身其实并不成功，艺术比较幼稚，情节也比较单调，因此一直遭到冷遇，直到最近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原因大概在于，学者们越来越发现，默泽尔的政治观念在这部作品中有了比较成熟的表达。主要有这么两点，首先，默泽尔描述了德国自身文化的发生过程，认为在受到法国文化影响之前，德国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思想，或者说，德意志民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其次，默泽尔把高度复杂的民族认同问题放到戏剧背景下加以展现，并由此进一步追问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认同。整部戏剧可以说就是围绕着不同的民族观念展开的。在默泽尔的笔下，戏剧的冲突，就是民族观念的冲突。

这样的解释虽然有些微言大义，但的确合乎当时德国的历史现实。我们知道，在德国，民族认同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微妙的问题。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文化认同始终高于政治认同，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首先是一个文化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国家，这既是德国人的骄傲，也是德国人的尴尬，德国历史发展的风风雨雨基本上都和这个观念有着纠葛。要不然，普莱斯纳怎么会把德国称做“迟到的民族”，认为德国历史的一切特殊性都可以在“迟到”二字当中找到解释？

默泽尔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是即兴之作，目的是用来为那些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为自己的公务生活提供娱乐消遣。据研究，默泽尔的诗作中只有三首涉及他的私人生活，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第一首写于1740年，是一首悼亡诗，用以纪念他的祖母；第二首写于1750年，为的是记述妹妹的婚礼；最后一首写于1754年，同样也是一首悼亡诗，纪念他小妹妹不幸早逝。三首诗的篇幅都比较冗长，无论是内容，还是价值观念，或是语言表现形式，都没有形成定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默泽尔的思想尚未完全成熟。

默泽尔毫不隐讳他在创作当中所抱有的政治动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真诚地希望能用自己的作品来教化和感化同胞，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如果说这种政治动机在他的抒情类作品（悲剧和即兴诗）中还是间接的话，那么在他的叙事类作品中则可以说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了。默泽尔的叙事类作品主要有两部，即《爱国主义的想象力》（Patriotische Phantasien）和《奥斯纳布吕克史》（Osnabrückische Geschichte）。这两部著作也是我们今天研究默泽尔保守主义世界观乃至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1766年，默泽尔创办了《奥斯纳布吕克周刊》（Wochentliche Osnabrückische Anzeigen），此后，他虽然责任重大，日理万机，但依然坚持亲自担任周刊的编辑。现在看来，周刊的确有些杂乱，因为内容广泛涉及政府公告、地方消息、世俗训诫等。此外还夹杂着生死婚嫁、外宾来访以及关于新的法律、法规、税收政策的布告等。广告也占了不少版面，目的是“以报养报”。值得注意的是，每期周刊都要刊载一篇关于公众话题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六成以上是由默泽尔亲自捉刀。文章的话题极其广泛，追求时效性。也就是说，默泽尔在写作过程中始终把自己的同胞作为对象，这就造成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只有当时的人才能理解的典故、比喻以及各种各样的背景知识。今天阅读起来，我们肯定会觉得比较晦涩难懂。不可否认，这样一种写作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默泽尔作品的阅读兴趣。

但有一点是其他德国思想家无法比拟的：默泽尔在写随笔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能够由小见大，从特殊当中提取出普遍意义。世俗的智慧和冷静的幽默，加上他拥有成熟而稳定的世界观，善于观察纷繁复杂的对象，因此，他的作品在当时对许多读者是颇有吸引力的。默泽尔自己也喜欢顺势而上，迎合读者的要求，早在1774年就把自己的文章收集成册，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他的代表作《爱国主义的想象力》（共4卷）。

《奥斯纳布吕克史》写于1768—1780年之间。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地方史著作，叙述的是默泽尔自己故乡的发展过程。那么，默泽尔为何要选择自己的故乡作为历史叙述的对象呢？除了他对故乡的深厚情感之外，和他的历史观念恐怕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按照默泽尔的理解，《奥斯纳布吕克史》只是他的宏大计划“德意志史”的一个部分，或者说，只是一个导言。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历史回顾，揭示出德意志帝国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独特性。因此，《奥斯纳布吕克史》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其内容，而是在于其历史概念。

默泽尔的历史概念，后来被学者们概括为“实用主义历史观”或“自然主义历史观”。因为，默泽尔在他的历史写作当中强调要把原因、效果、动机、意图以及语境结合起来，对实际发生的一切进行综合考察，目的在于“以史为鉴”，解释清楚成败得失和未来的发展路线。换言之，在默泽尔看来，时代变化的必然性是有其“自然原因”的，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解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默泽尔并非职业历史学家，他本人也经常抱怨没有机会接受职业历史写作的训练。但作为一名“外行”，默泽尔最终虽然没有能够把他的宏大计划“德意志史”付诸实现，但仅就完成的《奥斯纳布吕克史》来看，默泽尔已经用他那不拘一格的叙事风格和汪洋恣肆的叙事手法，既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学家”的称号，也为当时的历史写作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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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默泽尔的所有著作，我们可以认为，他所阐述的内容，广泛包括历史主义的历史概念、地域主义的启蒙概念、传统主义的政治概念和神圣性的社会团结概念等，从而为德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德国思想史家的公认。用易卜斯坦因的话说，默泽尔“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全心全力为贯彻保守主义世界观而奋斗的人”，曼海姆更是认为，默泽尔创立了一种“元保守主义”，其历史影响不容低估。当前，甚至还有学者赞誉默泽尔是“德意志的柏克”。

其实，回到历史语境当中，仔细审阅一番，我们也会发现，早在18世纪后期，默泽尔就已经被认为是德国文坛上最著名和最卓越的人物之一。1781年，腓特烈大帝无知地攻击德国文学，默泽尔不畏权贵，挺身而出，坚决予以反击，更是赢得了德国文坛的一片仰慕。在学术和思想上，默泽尔一如治理国家一样，始终保持一种平和而宽容的心态，即便是观点不同，也不交恶，甚至更加交好。

比如，默泽尔和德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尼古拉，一个是启蒙运动的反对者，一个是启蒙运动的捍卫者，但相互之间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默泽尔的思想对手，尼古拉不仅是默泽尔著作的出版者，而且还是默泽尔的第一个传记作者。由此可见，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并非泾渭分明。或者说，在德国现代思想形成的初期，各种思想路线并非泾渭分明、互不相容，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互文性。

因此，如果要追溯默泽尔的历史影响，我们恐怕还得从18世纪说起。作为“一代文豪”，默泽尔在同代人中间已然声名烜赫。众所周知，歌德对他称赞有加，认为“默泽尔是个理智高强的人，是莱辛的同时代人，作为批判精神的代表当之无愧”，而且，歌德还坦言，默泽尔对他本人的成长有过重大的影响。赫尔德对他则更是充满崇拜，在其《论德国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中收录了《奥斯纳布吕克史》的部分章节。作为18世纪德国的精神领袖，歌德和赫尔德可以说共同为后世评价默泽尔奠定了基调。

18世纪后期，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普特（Johann Stephan Pütter）、施洛策（August Ludwig Schlözer）、艾希霍恩（J. G. Eichhorn）和约翰内斯·米勒（Johannes Müller）等，无不深受默泽尔历史观念的影响。此外，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和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也从默泽尔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非但如此，默泽尔在德国还直接激发了一个保守主义思想流派的诞生，这就是以莱贝格（A. W. Rehberg）为核心的“汉诺威学派”。

到了19世纪，我们从德国政治浪漫派的思想当中依然可以找到默泽尔的影子。比如，亚当·米勒（Adam Müller）在思想上可以说和默泽尔一脉相承，而哈勒的政治概念（政治是一系列的个人法律关系）则是直接承自默泽尔的著作。在保守主义政治家当中，一代改革宗师斯坦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Stein）和马维茨（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Marwitz）也都没有摆脱默泽尔的思想框架。

甚至到了20世纪，默泽尔的思想仍然充满生命力，不过，这次已经深入到了保守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的内部，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德国当代著名政治和文学评论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及维尔克（Karl T. Welcker）的著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