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代序 卫东印象[1]

童庆炳

认识卫东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当时我是答辩委员会的主席。记得当时大家对他的论文提出了不少问题，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哈贝马斯还不甚了解，但又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卫东本人的论文引人入胜，因而读得比较仔细，自然问题也比较多一些。卫东在答辩时侃侃而谈，其知识之广博、思想之锐利、表达之清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话不由涌上心头，如今的中国年轻学者中还有这样具有深厚学术实力的人，我心里实在感到兴奋和安慰。这是1998年夏天的事情。

2001年，卫东加盟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我们成了同事。这是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幸事。一个研究中心还有什么比获得宝贵的人才更宝贵的呢？我觉得我们的研究中心因卫东的加盟而壮大了不少。他开始上课，开设了德国现代美学思想课程，接着又开设了德国古代美学思想课程。他的课从不拖泥带水，几句话就把一个问题的实质点出来，同时又不缺乏具体的个案分析，既有思想的传授又有艺术的魅力。他的课很自然地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还有一些同学受他的影响，而热衷于德国思想的探索与研究。

卫东不断送书给我。这些书全是他的著作，如《中国文学在德国》《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雪落美因河》等，有论著，也有学术随笔，还翻译有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包容他者》等。他的论文在各种不同的刊物发表，我时常看得津津有味。他治学十分努力刻苦，产量颇丰，令人高兴与羡慕。他的德语很棒，自不必说。但他在翻译德国专家的学术讲座时那种迅速捕捉思想与词语的能力，还是让人感到吃惊。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介德国思想家的理论，但在其中总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见识，这是很难得的。我一直认为，一个精通外语的翻译家和评介者，一定要有对于评介对象的深入了解，做到尽可能的客观，要有充分的知识介绍；但又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识。对于评介者有自己的基于了解基础上的独到看法，即思想的分析，这样才能掌握评介的真精神。卫东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卫东在中国与德国的文学交流方面的著作《中国文学在德国》，全面系统地评述了德国人如何吸收、理解中国文学。这部书给我的印象是作者的“清醒”。作者不像过去某些一知半解的研究者那样，因为德国大文豪歌德介绍和欣赏《好逑传》而沾沾自喜。卫东冷峻地指出，歌德之切入中国文化既不是由中国哲学，也不是由中国文学，而是由“中国花园”。“中国花园”恰恰是歌德嘲讽、挖苦的对象。歌德实际上是要借对“中国花园”、“中国时尚”的攻击，表达他对德国问题的看法。中国人在歌德的眼中，不过是一些“空想家”，所编织的也仅是些“浪漫情趣”，歌德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杯而浇自己的块垒，借此宣扬古典主义而攻击浪漫主义。

也就是说，各个时期的德国人在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虽然有客观介绍和推崇中国文化的，但更多的是把中国文化纳入他们生活的语境中加以误读，以表达对他们自己的社会问题的看法，建构他们自己的现代理论。他们不过是“利用”中国文化而已。用卫东自己的话说：“我个人倾向于把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看做是一个通过寻找‘他者’进而寻找‘自我’的双向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他者’，一直处于在场状态。汗牛充栋的汉学著作告诉我们，西方许多重要现代思潮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启发。”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曲解也充满了整个德国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和吸收过程中。这里贯穿了卫东自己深刻的问题意识。其实，今天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过程，或多或少也应该有德国人当时对中国文化的“利用”意识。不要一味地鼓吹西方的思想，以为西方一切都好。西方的思想有好的，也有坏的，甚至有很坏的。我们真的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当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首先要真实地了解西方的思想，只有在真正地了解西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正确的取舍。这难道不是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一书给我们的启发吗？

卫东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哈贝马斯的研究，更是广为人知，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卫东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有一点是令人称道的，那就是他通过研究，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其观点、其方法并非是统一的，铁板一块的。其中有些人倾向于规范研究，有些人则更倾向于经验研究，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见解以及哲学的理念也常大异其趣。这种同中之异的考察也是我所欣赏的。因为这种考察不是把一些相似的学者的思想一锅煮，而是加以分析，辨别异同，寻找异同的原因，这会给人更深刻的启示。

大家都知道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哈贝马斯更是卫东研究的重点，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他还有许多推荐评介哈贝马斯的论文常见于各种刊物。他对哈贝马斯的评介是比较全面的。他认为，哈贝马斯在西方知识界，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他把哈贝马斯的学术思想分为“前学术”期、“前交往”期、“交往”期和“后交往”期，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精髓如数家珍，使这种理论在中国赢得了许多学者之心。卫东本人与哈贝马斯有密切的交往、深入的交谈，这使他获益匪浅。他的几次德国之行无疑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这里值得写一笔的是，卫东对哈贝马斯也不是一味赞同、一味宣传、一味吹捧。在哈贝马斯写了支持科索沃战争的文章之后，他写了一篇批评哈贝马斯支持科索沃战争的文章，指出哈贝马斯这篇文章的观点与他自己一贯主张的交往理论相互矛盾。此文在哈贝马斯来中国的时候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卫东对哈贝马斯进行了“人身攻击”，引起了哈贝马斯的不悦，卫东不得不为此进行艰难的解释，说明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学理性的、立场性的，而非“人身攻击”。哈贝马斯最终接受了他的解释。不论现在有的学者对卫东还有什么看法，作为此事的旁观者，我对卫东是理解的。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品格是坚持真理，即或是自己的老师或崇敬的大师，如果认为他偏离了真理，也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不能因为他是大师就违心地加以保护。趋炎附势是一个学者的堕落。

卫东现在正开始他的另一项规模宏大的学术的长途跋涉——撰写《德国思想史》。德国人自己有两部“德国思想史”，卫东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去翻译它，而要自己亲自来写它呢？卫东认为，德国人写的“德国思想史”是用“自我视角”来写的；中国人写的“德国思想史”是用“他者视角”来写的，不同的视角，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或同一东西的不同方面。实际上，在德国现代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德国人也把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结构到他们的思想中去。还有，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思想也成为德国思想形成的参照。卫东想做的是，弄清楚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究竟能否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设想。这种比较性的研究肯定会给他带来思想收获。例如，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

就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吧。同样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各自所选择的现代化的切入点和发展道路就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偏激而简单言之，英国的现代化基础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经济革命（《国富论》）；法国的现代化起点是法国大革命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人权宣言》）；而德国作为一个相对“迟到的民族”，则采取了“文化革命”的策略，自上而下地把自己推上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纯粹理性批判》）。

这种关于现代化思路的比较无疑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促使我们想一想，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哪里起步的？又如卫东对德国“保守主义”的分析，也很有见识，引发人们的思考。我相信，他的“德国思想史”学术之旅一定会获得成功！

卫东正当青春年华，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思想敏捷、准备充分，只要他坚持现在的学术正道走下去，将是前途无量的。作为他的老师和朋友，我在这里衷心地为他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