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德国时期青年和家庭的图景——对德国特殊道路的再思考

汤姆·泰勒 撰

赵鹏飞 译

在最近为“私人生活历史”（AHistory of Private Life）丛书所撰写的文章中，英格博格·韦伯—克勒曼（Ingebord Weber-Kellermann）讨论了德国家庭的性质与现代德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处于她讨论核心的，是父权制在家庭中的兴起和持续与它和德国政治生活中极权主义结构的相关性。对她来说，父权制家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家长”（Hausvater）的类型。现代早期的“家长”曾经作为国家法律和政治的基础，统治着国内事务。尽管19世纪家庭的经济功能几经变迁，父权制依然强大。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家庭之中，高高在上的父亲仍然在家中对妻子儿女颐指气使。最后，她论证说，正是一战之前父权制的存在助长了德国选民在1930年代对纳粹的屈服。在将德国极权主义家庭同法西斯的兴起联系起来这方面，韦伯—克勒曼引用并赞成霍克海默、弗洛姆、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观点。

（这些）观点认为，家庭——特别是那些德国传统下的父权制家庭——之中的童年早期经验，是极权主义政治系统的基础。这一派社会心理学家成功地说明了集权主义家庭社会化与法西斯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

韦伯—克勒曼有关德国家庭的观点与长期以来关于家庭和青年的历史文献记载是相一致的。事实上，父权制在现代的持续这一主题，一直是德国被阻碍的或夭折的现代化进程——即“特殊道路”（sonderweg）范式——的主要解释之一。从1848年革命的失败、俾斯麦的殖民政策、一战的爆发到纳粹的上台，当人们尝试着解释德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时，都少不了反自由又反动的中产阶级的身影。根据这一范式，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中产阶级对人所期待的作为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和自由主义的捍卫者这一角色的放弃，为封建—军国—官僚制的第二帝国的苟延残喘大开方便之门。资产阶级“屈从于前工业时代的精英，未能在国家中完成任何基本的改革，并且还被吸收进了当下的‘贵族的’和‘极权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去。在帝国中，这种‘封建化’或者‘再封建化’被严重的制度化了”。这样，中产阶级家庭在帝国时代既是极权主义在帝国政治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符号，又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如弗洛姆和其他人所主张的那样，是这些价值的显著的来源。例如，魏勒（Hans Ulrich-Wehler）坚持说威廉家庭中的家长制和极权制强化了帝国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极权主义模式。同样，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也注意到德国威廉时代的父亲的极权性质：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父亲同学校系统一道，都对社会斗争持反对态度，而这种弥散在德国社会中的态度，阻碍了民主原则的传播。最终的结果是德国在一战期间为列强所宰割和1930年代纳粹的上台。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在戈夫·艾雷（Geoff Eley）和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的著作《德国历史的独到之处》（The Peculiarities of Gemnan History：Bourgeo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在1984年问世之后，人们开始质疑关于中产阶级在德国政治历史中所扮角色的传统观点。艾雷和布莱克本反驳了那种认为国会立法改革的脆弱表明了中产阶级放弃介入社会改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在威廉时代的各种政府机构、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之中，资产阶级都取得了相当的政治成就。两人都提出，要谨慎地评价资产阶级甚至是整个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情感与心智，避免过于笼统。在讨论到弥散在这些群体中的文学上的文化悲观主义时，布莱克本注意到，（尽管）文化悲观主义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中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潮流，（但）文化乐观主义在19世纪中晚期并非完全拱手让位，对进步的信仰亦非转变成了绝望。现实是二者复杂的并置。在一系列继续重新评价特殊道路的文章中，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也注意到，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在现实中处于传统、现在和未来的交叠之中”，“威廉社会中压倒性的潮流是不断增大的民主的潜能”。

沿着类似的思路，对现代家庭以家长制和极权制为特征的描述，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质疑。例如，达伦道夫在《社会与民主》（Societyand Democracy）的结论中认为，“如果它（这一家庭图景）曾经是真实的话，那么它可能无法概括德国社会的全部，更不能描述随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鲜活现实，因为这一图景有过于漫画化的倾向（他这样说，然而同阿多诺和弗洛姆一样，对他的研究他并非无可救药的严肃）”。即使是强烈支持帝国社会的极权主义和父权制模式的魏勒（Wehler）也考虑过，在世纪之交，某些中产阶级家庭发生潜在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

在某些阶层中，这些规范（父权制的统治）的确出现了松动，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一方面，看起来的确存在着宽松的氛围和宽容的教养，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教育的提升和物质的保障。对于教育社会史家来说，这是一个宽广的研究领域。以那些子女经历过青年运动的社会阶层为源头，新的观点与实践渗透进了其他社会群体之中。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批评和审慎的看法，这一图景依然持久性地存在着，正如韦伯—克勒曼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达伦道夫虽然审慎地反对对稍晚一个时期和一些家庭的漫画化处理，但他仍然承认这种观点可能的确符合威廉时代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状况。其他研究中产阶级青年的历史学家大多也都承认在帝制德国期间，父权制家庭和极权的教师促发了青年群体中的自杀、性挫折和代际冲突。德国社会学家汉斯·穆霍（Hans Munchow）的观点已经成为这一立场的经典表述，他认为，在学校教育、工作实践和攫取了他的某些父权制功能的国家面前倍感挫折，中产阶级的父亲习惯性地将他的角色握得更紧，像一个超级父亲（übervater）一样压迫他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这些孩子从襁褓起就屈从于家长的每个念头。其后果可以在亨利希、托马斯·曼、魏德金（Frank Wedekind）、穆西尔（Robert Musil）等人创作的戏剧和小说中的那些受挫的、异化的并且最终自戕的角色身上看到，还可以从早期候鸟运动成员（Wandervogel）看似叛逆的呐喊“为青春而青春”（youth for itself）中得到印证。

作为对比，威廉德国青年的危机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开放、社会化程度更高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青年恰恰相反。在那些地方，民主和进步主义的观念在政治中占主导地位。正如约瑟夫·克特（Joseph Kett）在他的研究美国青少年的历史著作中所认为的那样：

要理解这一点（德国和其他国家青年体验的不同），人民只要将候鸟运动中的尚古主义（primitivism）和异化、青年们在反抗威廉时代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令人窒息的桎梏和应对高级中学（gymnasium）激烈的智力压力时的全力以赴，同英国童子军循规蹈矩的民族主义和孩子气的欢愉，或者美国高中男女同校的社交性相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对威廉时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制和极权制，尽管研究者谨慎地避免人云亦云，然而这幅漫画式的图景依然作为对德国特殊的历史进程（Sonderweg）的一个重要隐喻和因果解释而普遍存在着。在本文中，我将挑战这样一幅图景。我将主要通过检视身处中产阶级家庭和学校体系中的男性青年，在与父权制和极权主义问题长期紧密相关的三个领域中的经验——性压抑和挫折、自杀和代际冲突，尤其是它们在候鸟运动成员的叛逆活动中的表现——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看看为数众多的政府报告、健康研究、学校调查以及其他试图研究青年德国人在这一时期经验的材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与上面提到的图景迥然不同的、不那么陈腐的，关于中产阶级青年、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他们的世界的观点。对中学生和大学生性活动的报告涉及了欲望的压抑和纵欲活动的方方面面。关于德国学生自杀的描述也展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当矛盾的画面。一些研究显示学生的自杀行为在这个被认为是悲观主义和压抑加深的时代实际上却减少了。最后，对家长的反感和代际冲突，这一在青少年文学中经常被表现的主题，看上去并没有像从前所认为的那样普及。在对威廉时代的青年图景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我还希望能质疑与“德国中产阶级的迟滞与延缓”相关的若干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多关于德国特殊道路的讨论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同时，我还想提出一种新的阐释，以替代人们对于德国的家庭认同和其与现代德国政治演进之间的关系的传统理解。

性经验

约翰·吉里斯（John Gillis）在他颇有影响的研究青年历史的著作中，回应了威廉时代青少年的性隔离与性压抑问题：

德国中产阶级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被剥夺了传统的性教育机制——同伴群体，他们成长的岁月变得异常孤独和令人烦恼。到1900年，这种社会体验已经在托马斯·曼、黑塞和穆齐尔（Robert Musil）探索青少年内心骚动的小说中获得了文学表达。同样的关怀还体现在德国和奥地利心理学派的研究中，其中就包括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

就德国青年过分的性压抑所造成的居高不下的神经官能症和其他神经性疾病的致病率，弗洛伊德和他的同胞进行了卷帙浩繁的研究。

但是如果看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德国医生为评估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性实践而进行的各种研究，我们会发现性禁欲和社交上的隔离似乎并不构成问题。在19世纪早期一系列警醒视听且引起轰动的报告中，医生们总结说，学生们实际上在性方面很活跃，感染梅毒和淋病的人数也非常惊人。科隆一位年轻的医生米罗斯基（E.Mierowsky）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位医生刚刚从医学院毕业，一位16岁的高中男孩同他的母亲一起来他的办公室探访。作为德国防治性病协会的成员，他决定告知这位男孩当他迈进相对缺乏管教的大学生活时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他将男孩带到一边，开始向他讲述性病的知识。这时那位男孩却打断了他，“这些我都知道，在我的班上已经有一些男孩因为频频光顾妓院而感染了梅毒。”年轻的医生十分惊讶。“但是，”那个男孩向他保证道，“这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和一个女售货员保持着‘关系’。但请别告诉我妈妈，她会不高兴的。”

米罗斯基医生意识到，这个男孩和他的爱情活动，也许并非例外。受这次谈话的启发，他开始向经常光顾他在布雷斯劳的门诊的大学生们发放问卷。他的调查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手淫、第一次性经验和性病，问卷共收回了170份。这一调查的结果证实了他的怀疑。他发现85%以上的接受调查者都有过性体验。44%—70%的调查对象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了性生活。

作为问卷的一部分，米罗斯基请调查对象不仅描述他们个人的经验，还讲述一下他们同学的情况。如下这样的评论是典型的：“从六年级开始（大约16岁），学生开始有性经历。甚至四五年级的学生（大约14岁）都恋爱了，虽然很多人会更晚一些。高年级一半的学生都涉及了性。”另一个说：“我相信我的中学同学中有40%在毕业之前都有了性体验，10%—20%有规律的性生活。”米罗斯基采访的一些中学生提到，在城市，中学生们拥有一间所谓“客房”（Absteigequartiere）并非罕见。在那里，他们可以逃离父母的监督，与自己的女友共处。很多人将这些混乱性行为的增加归咎于大城市生活所带给学生的自由和隐匿。另一些人却认为，小城和乡村中的青少年更加活跃，那里有年轻的女仆和空旷的场地，这使得监督更松弛了。两种情况无论哪种，很多研究都同意，现代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来探索他们已经觉醒的性欲望。

在德国，大学生总是被给予更大的自主权来探索性的问题，尤其是他们获得了同妓女在一起的机会。大学生之间会更加公开地、自由地讨论关于性的话题——如果我们相信某些报告的话，这些话题在20世纪早期变得更加公开。马克斯·马尔库塞（Max Marcuse）博士的一项关于“大学生与性”的研究表明，一名学生和他的心上人同居已经变成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些过去对此怒目以对的房主，对婚前同居也都采取了更宽容的看法。柏林和卡塞尔的法庭判决未婚同居的年轻人并非违法，更为这种行为扫清了障碍。

很多研究与其说是证明了威廉时代男性青年性生活的受压抑和受束缚，不如说是证明了那一时代的男青年们在社交事务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并且不乏与女孩子们的交往，可以自由地探索恋爱关系。当然，这些证据很多都有轶闻的性质，并不足以为威廉时代青少年的性生活提供一个可靠的图景，但这一正在兴起的论争的确使得对当时青少年的孤立、寂寞和沮丧的传统的漫画式描述变得问题重重。至少，这种研究和论争的广泛流行可以很好地证明，这是一个更加乐于公开讨论和分析像青少年性生活这样的从前为禁忌问题的社会。

自杀

从1890年代起，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达到病态的制高点，报纸上频频报道某个男孩或女孩的悲惨结局——并常常充满冷静却令人震惊的细节：“丹泽一名12岁的女孩因偷窃手镯被罚而服毒自杀”；“普劳恩一名13岁的男孩由于害怕被惩罚，卧轨自杀”；“今晨八点半左右，一个富裕家庭19岁的儿子从他所居住的三层楼跳楼自尽。他的头盖骨粉碎，医生试图抢救他的生命，但以失败告终”。

通俗文化中充满了对青年自杀问题愈发强烈的焦虑。戏剧和文学中引入了新的文类（校园戏剧和校园小说[schulschauspiel/schulroman]）来处理这一问题。很多作品的高潮情节就是一个年轻的男孩或女孩在既无希望又无欢愉的情况下，走向灰暗的自我摧残。在1890年代，这些作品由于太过耸人听闻而被禁，然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些作品——尤其是魏德金的戏剧《春的觉醒》（Spring Awakening）赢得了大量的观众和读者。

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们给出了种种解释，来剖析青年自杀事件和它们背后的动机。1890年到1910年间，这方面研究的数量激增（见表1）。

在为数众多的研究中，有两个显著的主题频频互相呼应。其一是青年自杀并非是所有德国青年的问题，而是中产阶级青少年学生的问题。其二是青少年自杀是德国的特殊现象。

帝制时期对自杀的研究揭示了年龄在15岁至20岁之间的男性少年自杀现象的激增（见表2）。这一发现使得人们更加确凿地将青年自杀等同于学生自杀，毕竟，这一年龄段的男孩大多都在上中学。正如一个关于青年自杀问题的会议所注意到的那样，“15岁到20岁这一年龄阶段自杀的人数是15岁以下的年龄阶段自杀人数的8倍”。此外，又如一位高级中学教师兼教育改革者路德维希·古尔利特（Ludwig Gurlitt）所论证的那样，大部分所谓的“青年自杀”实际上都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在校男孩的自杀，与那些忍饥挨饿或者正忍受着父母虐待的无产阶级后代无关。

青年自杀与学生自杀之间的联系使得很多人确信，不断飙高的自杀率源自家长和老师对学生施加的巨大压力和他们对待学生的粗暴举措。针对学校和它对学生自杀的影响的一类抱怨是考试带来的压力。根据私人委员会（Privy Council）的阿道夫·马蒂阿斯（Adolf Matthias）的观察，春天本是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季节，却也是对考试充满焦虑的时候，是学生自杀率骤升的时候。“在升学的时节，自杀以一种耸人听闻的速率增长。”他以一位自挂高枝的年轻男孩为例——人们在他自杀的树下发现了一张字条，上书“我未通过考试，别无选择”——来说明施加在青年柔弱的心灵上的巨大的、破坏性的压力。马蒂阿斯总结道，这些压力的后果是，年轻人在发现自己升级考试失败后，会将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脑袋，正如魏德金的戏剧《春的觉醒》中的梅尔希奥（Melchoir）一样。此后，古利尔特注意到，家长们会拿起报纸，读着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学生自杀的故事，并十分困惑这到底是为什么。

很显然，对那些关注学生自杀现象的人来说，家长和老师一样负有罪责，他们给学生们施加太大的压力、不理解他们而且还极大地限制学生们少年的欢愉。戈尔德施密特博士（Dr.Goldschmidt）认为，父母比老师更甚，在考试这个问题上给学生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没有通过的学生就被当成“白痴”来对待。缺乏应对考试天分的边缘学生，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去追求别的特长，反而受到了更进一步的训诫，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这样的压力迫使学生们放弃了其他娱乐活动，也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了。通过分析父母和家庭氛围对青年自杀的影响，另一位分析家指出，双亲对孩子的忽视和冷漠简直是罪大恶极的。父亲假工作之名而逃脱责任，母亲能找到时间做各种事情然而孩子的心智发展却是个例外。当孩子离开家去学校，父母都会感到高兴。除了忽视之外，父母还持续对孩子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获得学业上的成就。这使得学校变成了一个“痛苦的中心”（Qualanstalt），而自杀则成了一种解脱。

一些批评家更是将对中产阶级父母和老师的批判，从他们对孩子的忽视与教育的无聊扩展到彻底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虐待。在一项从国家教育报告中截取的关于学生自杀的研究中，柏林的公共卫生官员阿尔伯特·奥伊伦堡（Albert Eulenburg）博士总结道，在学校导致自杀的原因中，虽然肉体的惩罚只占据很小一个比例，但是害怕这种惩罚却成为首要的原因之一，多于三分之一的自杀案例都归因于此。并且，这种虐待和对虐待的恐惧作为学生自杀的原因，其严重性很有可能从总体来讲是被低估的。对这种为学生自杀寻找“直接”原因的做法，奥伊伦堡本人十分谨慎，他认为这样并不能探究到孩子生活的更深层次的脆弱和问题。但是尽管有种种顾虑，对很多人来说，事情也一目了然，正如奥瑞尔·恩得（Aurel Ende）后来所说，德国是一个“打击孩子”的国家：“德国孩子的高自杀率源于他们在学校和家庭中受到的虐待。”

对很多为这一现象呐喊的人来说，学生自杀还是一个特殊的德国现象。古尔利特经常评论说，上学期间的少年自杀现象在英国和丹麦闻所未闻。引用轶事为证，他重述了与一位英国教师的对话。当谈及这个问题时，这位教师摇着头对他说：“这（在英国）从未发生过。”古尔利特随后向一位在英国长期居住的德国人请教他的观感。那位德国人只是说，“如果（学生自杀）在英国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听说过它”，然而他却对此闻所未闻。看起来佐证了古尔利特的观点的，还有腾尼斯（Ferdinand Tōnnies）于1908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关于学校改革的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他认为德国中学生的自杀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1883年，32000名男性学生中有64人自杀，他们中绝大部分来自普鲁士的高中。在其他欧洲国家中，这一比率是10万人中有4人自杀。”

但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接受了上述对德国学生自杀问题的评价，以及它所暗示的德国学校和家庭生活的特征。通过考察第二帝国期间普鲁士学生的自杀现象，格哈特（D.Gerhardt）博士认为，虽然青年自杀人数在总体上有所增长，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学生自杀人数在逐年递增”。他使用了在普鲁士学校和警察局记录中收集来的资料，并且指出，1881年、1903年、1905年和1914年，普鲁士每年有13例所谓的学生自杀案例。考虑到学生每年以3000到5000人的数量递增，他又进一步计算出在这些年份中每10万人的自杀率从1881年的10.2下降到1903年的7.7再到1914年仅有5.3。虽然格哈特选择了那些学校表现最好的年份，但的确存在着在威廉时代普鲁士学生自杀率的微降（见图1）。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自杀率显著地低于将20世纪初年的15—20岁的男孩作为整体所得出的自杀率（见图1）。

除了以统计数据来比较学生和青年自杀的比率之外，另一个常见的对学校系统的辩护由格哈特、奥伊伦堡和其他学者在1910年维也纳学生自杀讨论会中提出。他们认为即使在中学生中间，很多自杀也与学校本身毫无关系。同样是基于普鲁士学校的记录，格哈特推测认为，在普鲁士220起记录在册的学生自杀案例中，仅仅有109例与学校有关，其余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他注意到，1912年飙高的学生自杀率（以及概括来讲青年自杀率），更多的与广泛宣传戏剧《狂飙突进》的作者、著名戏剧家亨利希·克莱斯特（Heinrich Kleist）自杀辞世100周年有关，而与学校无关。根据他的估计，67家报纸和杂志在那一年颂扬了倒下的艺术家，赞美了他的死亡。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读到克莱斯特“在灵魂喜悦地飞翔之中，离了那像监狱一样让人无法忍受的他尘世的存在”，或者“他暴力的结局应当作为所有死亡中最为性感的一种来加以歌颂”。一位中学生在听到他的同伴以这种态度赞美克莱斯特的自杀之后，立即回到家用和烦恼的艺术家完全一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格哈特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青年死亡的数字从1911年到1912年激增就不足为奇了。

其他为学校体系和中产阶级家庭辩护的学者们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戈尔德施密特博士（Dr.Goldschmidt）就认为，如果家长和学校的确有错的话，那么他们不是错在对孩子太严格和太专治，而是太宽大、太松弛。这种观点在威廉德国屡见不鲜。他认为家长和老师们的纵容已经使得年轻一代同以往的人们相比，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更加孱弱。“在家中，所有的努力都在于让孩子们免于不快，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迁就他们的每一个愿望。在学校中，一切都为了让他们尽可能的舒服。”讽刺的是，虽然承认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往往是直接导致青年人自杀的原因，奥伊伦堡博士依然认为，缺乏适当的管教使得孩子们最终被大人挑战的时候倾向于自杀。他报告了一位12岁女孩因忧郁而自杀的案例，并认为纵容她并不会阻止她的自杀。他同时也注意到，“那种经常统治在家庭生活上的类似军事管制式的、极权的管教”，也不是这一问题的答案。

其他教育系统和德国家庭生活的辩护者们在青年的心理—性生活危机中寻求自杀的原因。为了反对上述的观点，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1910年召开的会议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虽然弗洛伊德仅仅发表了一些粗略的评论，他关于性精神病的观点却得到了与会成员的强烈支持。对精神分析专家弗里德容（Josef Friedjung）、赖特（Rudolf Reiter）和施特克勒（Wilhelm Stekel）来说，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动机是与性和爱相关的焦虑。学校和老师就成了学生们发泄他们的焦虑和挫败感的主要对象。对于这些人来说，是青春期，特别是青春期性心理的压力引发了神经官能症，使得这个时期成为学生自杀率最高的一个时期。“我想强调说，对老师的惩罚和严苛待遇的恐惧，以及在校不能令人满意的学习进展，肯定不是自杀惟一的原因。”阿斯瑙鲁（Felix Asnaurow）教授认为，色情文学流布、色情书刊的出版、有图片的明信片的发行，以及电影的兴起都加深了青年的性危机并且导致了青少年自杀率的上升。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青年抑郁和自杀的源头与根由，更深刻地植根于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城市化社会——的结构之中。涂尔干在他关于自杀社会学的富于创意的著作中主张，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工业化和社会化导致了社会失范并且最终引发了自杀率的升高。很多德国人都赞成这一观点。西格特（Gustav Siegert）认为青年自杀激增的首要原因就是大城市的异化和共同体的缺乏。“孩子自杀在乡村比在城市远为少见。和城市相比，那里的孩子们压力更小，得到的共同体的支持更多。”统计数据看上去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乡村青年在11岁到20岁之间的自杀率（5.9/10万）几乎只有城市（10.2/10万）的一半。

现代主义、总体上的颓废和欧洲世纪末的悲观主义，以及宗教价值的衰落，特别是在清教德国，成为青年自杀增多的附加原因。艾希霍夫（Eichoff）在1908年声称，自杀率在清教主义的德国比在南方的天主教国家更高。在南方，天主教关于自我毁灭乃是罪行的严厉教导阻止了它的发生。在北方，神父和教师们不会提到这一点，其后果就是，自我毁灭被看成是一个不那么罪孽深重的行为。

腾尼斯和古尔利特的这一观察——即关于青年自杀危机的德国特殊本质——经常被引用，而另一些著作则把这一危机的欧洲本质当作是一个核心的主题。罗斯特（Hans Rost）引用来自法国的报告表明，青年自杀在那里也达到了近乎流行的程度。他注意到，在1881年，法国有61名儿童和303名青年自杀，而到1895年这些数字增长了50%（分别是90和450名）！即使是在古尔利特看来免于担忧这一社会痼疾的英国，政府机构的统计也得出“儿童自杀，特别是5—10岁年龄段的儿童的自杀数量有了大量增长”。华沙、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报告也发出了警惕青年自杀危机的呼吁。在库斯克，甚至一所高中里还成立了一个自杀俱乐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15名成员受其危害而自杀。

这些报告即使在语言上也与德国评论家所用的语言十分相似。例如在法国，不安的领导人在回应对学生自杀问题的担忧时问道：“我们的种族正在衰退么？”“我们文明的进步是否要被我们青年的头脑的不堪重负所毁掉？”出自圣彼得堡的报告中谈到了“自杀在年轻一代所有年龄阶段中的瘟疫一般的增长”看来与腾尼斯和古尔利特的看法不同，青年自杀危机并非为德国社会所特有，而是一个困扰整个世纪末的欧洲的问题。

代际冲突

在威廉时代的青年当中，与自杀和性危机紧密相关的，是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不断增长的代际之间的彼此厌恶。候鸟运动的出现——一个穿着奇装异服和信奉“为青春而青春”的青年登山社团——在很多人看来正标志着父子冲突的加剧。布吕厄（Hans Blüher），一位候鸟运动的早期成员和它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为数不少的青年成员对于他们的父母别无他感，只有仇恨和鄙视……哪里父亲和儿子相处愉快，哪里父亲允许他的儿子发展他的天分而不加阻拦，并为这样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哪里就没有候鸟运动的发展基础”。不幸的是，布吕厄总结道，在柏林郊区中产阶级的飞地施特格利茨，事情却不是这样。教师古尔利特还补充道，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也都不是这样。“几代人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遥远过，”他写道，“长辈的权威也从未如此强大过。”朗本（Julius Langbehn）和凡登布鲁克的散文，魏德金的戏剧，亨利希·曼、穆齐尔、黑塞、施特劳斯（Emil Strauss）和其他人的小说，都回应了代际疏离和冲突的主题。然而，虽然布吕厄声称对父母的敌意是早期候鸟运动成员的主要推动力，卡尔·费舍尔，这一组织的第一个领袖却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他注意到，“早期的候鸟运动有很多家庭聚会”，“从萨伦多夫（Zehlendorf）到老莫霍（Mochow），父母一直都在为孩子们牵马坠镫。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老人和青年的情感纽带通过咖啡、音乐和阳光得到不断加强。”在这些群体的文学作品中，在他们每月的传单中，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寻求成年人行动上和经济上的介入。成员们积极鼓励父母辅助他们的活动。没有父母的同意和经济上的支援，一个社团活动都搞不起来。成员们长达几周的没有监护的旅行，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所获得的很大的自由和家长所给予的自主权。

德国社会学家奥夫穆特（Ulrich Aufmuth）、诺依洛（Otto Neuloh）和齐里乌斯（Wilhelm Zilius）对早期候鸟运动成员的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这一运动的代际冲突提供了具体资料。通过对第一代成员的口头访谈和调查，这部著作初步确证了魏勒的假设，即候鸟运动并非代际仇视的产物，而是父母与他们的孩子紧密合作的产物。作为问卷的一部分，社会学家们询问那些早前的成员们，在他们加入组织时是否遇到了父母或者学校的反对，绝大多数的回答都是“没有”。在142个调查对象中，102人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反对。父母阻止他们的孩子加入社团的案例只有11例。如果我们看看这一时期候鸟运动以外的父母同子女之间的关系，当然有很多证据表明二者之间的张力。如前所述，魏德金、亨利希·曼、穆齐尔和其他人的校园小说大多数都表达了对忽视或虐待孩子的父母的叛逆。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都不满地回忆了他们同父母住在一起的生活。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对父母的敌意和疏离都为他们批判帝国的生活和政治打下了私人体验的基础。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检验这些冲突的原因，一个新的关于威廉时代青年和家庭关系的视角就会呈现出来。在很多个案中，青年同父母的冲突和其自身的危机，并非出现在青春期时期，而是出现在他们二十几岁和三十岁出头的时候。由于工作的限制或者经济独立的问题，有些青年在他们的心理早已离巢时依然待在家里（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为父母打下手）。例如，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同他自己的父母之间的冲突，由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依然被迫住在家中而引发。从23岁到30岁他结婚为止，有7年的光景韦伯要接受候补官员的培训，在柏林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对父母痛苦的依赖与服从在他致未婚妻玛丽安的信中倾泻无遗：

你知道，当你的学生鞋逐渐因太小而不合脚时，你却还要等待很久才能抛弃它的束缚，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至少对我来说，我每天都必须忍气吞声。我还不能说服自己承认这种感觉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的饭碗对他来说是幸福的基础，是大部分伟大人物毕生的目标。很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都在围绕这一点打转。

韦伯在那些年里逼仄的感受同霍克海默相似。21岁时他由于想同父亲的秘书结婚而和父亲吵翻。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塔尔（Zoltan Tar）所说，“他的父母激烈地反对他们的结合，随后而至的就是父子之间十年的紧张与对立，以及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大学生和毕业生们对独立的渴望，至少是部分地从成年人的监护和控制中获得自由，也隐藏在早期候鸟运动的意识形态背后。学院自由联盟（Bund der Akademischer Freischar）和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Freideutsche Jugend）这两个在早期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派别就由大学生、毕业生和年轻的教师组成。1913年10月在霍赫迈斯纳高地（Hohe-meissner）确立的“青年”信条，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稍微年长一些的成员的学说。

这些轶闻对很多成长于威廉德国时代的青年男性来说，并非例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极为大量涌入的大学生冲垮了职业工作的市场，结果使得他们失业并且依然依赖父母生活的时间加长。像韦伯一样，他们很多人在大学结束之后很久还都住在家中，依赖父母的收入。“青年”作为一个依附的阶段似乎是没完没了的。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青年时代得到延长，与其相关的潜在问题，例如性的矛盾、代际冲突和社交功能障碍就增加了。未来工作前途的恶化和黯淡，使得无论是年轻的中产阶级男性还是他们的父母都越来越焦虑。这就更使得青年人感觉自己的生活受到了父母控制，也加重了在校的压力以图在日益吃紧的工作市场上能够出人头地。在有些个案中，它搞糟甚至毁掉了两代人的关系。古尔利特假设说，如果能够缩减中学的长度也许能极大地降低学生的自杀率。

很明显，并非所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和压力，也并非所有的双亲与子女的冲突都可以用依赖期的延长来解释。但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就业危机以及由它导致的依赖期的延长和独立的推迟，增加了青年的压力和困难。他们挫败感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了威廉时代青年抗议的呐喊。当人们解释那一段时间内不断增长的代际压力的时候，在父母家中居住时间的延长当然应当被考虑。不确定的未来兴许也能够解释人们所声称的德国青年的悲观主义。而在不断增多的关于解释青年问题的修辞中，家长的压制和教师的虐待就无需再提及了。它们可能是一部分，但仅仅是威廉德国青年危机的一部分而已。

结论

除去上文所引的材料，还有数以百计的报告、评论和文章论述了帝制德国晚期中产阶级青少年的问题，其中的观点不乏相互抵牾之处。更复杂的问题，例如性别和阶级如何影响了对青年问题的定义，政治和社会政策在这一对话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青年自己的经验等，必须在本文所不能提供的一个更大的语境中进行处理。但即使有种种限制，我仍然认为这些关于青年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图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慎的语境，在其中我们能够探索和理解威廉社会。

米罗斯基的故事提出了社会疏离的问题。这些问题投射在青年文学上，并在韦伯—克勒曼、穆霍和吉里斯的作品中再次被提及。例如，韦伯—克勒曼在她关于政治和家庭的研究中，观察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德国人们才开始逐渐接受“野婚”（wild marriages）也即同居。对她来说，这样的潮流意味着社会民主化的增强和父权制控制的衰弱。那么威廉时代关于学生性生活和同居权利的讨论，是否也反映了一个相似的潮流呢？

关于威廉德国时期青年和学生自杀的这些有分歧的观点和互相冲突的结论，削弱了如下两种观点：一是青年问题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层中尤其显著，二是这是家长和老师更加专制地对待孩子的后果。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所涌现的关于青少年自杀危机的论调，应当使我们在得出德国在这方面是独特的这一观点时更加谨慎一点。像恩得所言——“1900年前后的德国是一个摧毁孩子的国度”，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最后，候鸟运动的动机和行为说明，并非所有的青年都被禁锢在家中同他们的长辈进行着苦涩斗争。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青年们的活动有相当大的自由度。韦伯和霍克海默同他们的父母的冲突也说明，代际张力需要在青年生命体验的语境中进行理解。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代际张力，不仅仅与父权制权威自身有关，也与青年在职业和物质方面的期待受挫有关。

在布莱克本和艾雷关于“特殊道路”的著作中，他们谈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一个德国历史上的没那么卑微的资产阶级群体。我则希望自己的文章，在理解威廉德国时期中产阶级家庭男性青年的经验复杂性方面，做到同样的事情。青少年问题在文学和公共讨论方面的爆发本身，已经代表了一个正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在公开挑战旧有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政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变化可能来得不够快，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又太快了。但无论如何，青年在行动，整个社会亦如此。

威廉德国时期的青年危机已经成为研究现代德国家庭认同的形成以及处理其与现时代权威主义政治结构的关系时的一个核心历史隐喻。这是一个亟待被修正的图景。在我们重绘帝制德国家庭生活的图画时，必须重新思考德国权威主义和它在现代国家发展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