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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和《纽约时报》幸运的是，在丹尼尔办公室里或周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通常都透不出《纽约时报》大楼的厚墙。如果透露出了，如果每一天都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和专栏作家注视和询问《纽约时报》的编辑，追着他们转，分析他们的行动并记录下他们的错误，如果《纽约时报》就像它采访外界一样也受到采访，那么丹尼尔的大办公室就会失去它现在拥有的大部分尊严和体面。但丹尼尔一般能非常娴熟地掩饰他的想法，在压力之下保持着平衡，他在1966年初夏晒得黝黑的皮肤，也有助于遮掩紧张的迹象。迄今只有一次他没有保持镇静，毗邻他办公室的新闻编辑部的秘书和下属编辑们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对丹尼尔来说是无法忘记的。他当时对他的一个年轻编辑、华盛顿分社的新社长汤姆·威克极为愤怒，以致他几次用拳头捶桌子，咆哮叫喊，他柔和的下巴被气得颤动。正如人们所指责的，即使威克的确没有同纽约总部保持足够密切的接触，还疏忽了他作为记者和管理者的其他一些职责，丹尼尔也没有理由这样反应。他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并且奇怪他竟会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在《纽约时报》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应该发生在关于大公司的小说中，或者发生在纽约周围一些有更大压力的媒体中，但不会发生在《纽约时报》，至少不会这样公开地出现。威克无疑是在为他的前任赖斯顿和克罗克这些年来享受的自主权付出一部分代价。而且，或许无助于事的是，非常爱冲动的威克对丹尼尔的行为是气愤的，声称他不习惯以这种方式接受谈话。他还说他不敢保证自己就此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于是他很快转身，离开了丹尼尔的办公室，乘下一班飞机回到了华盛顿。

三四天后，丹尼尔到华盛顿和威克共进晚餐，这件事情表面上被忘记了，但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忘记。如果丹尼尔打算对威克坦诚相见的话，他决不会这样做的。他就会承认，从一开始他就不欣赏威克的性格，而且在职业上也对他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当威克1958年第一次向《纽约时报》求职时，丹尼尔是看不起他的纽约编辑之一。威克是一个个头高高的、骨瘦如柴的、肤色红润的南方人，有着十个粗指头和一双警觉的小眼睛，厚下颌部分地被浅红色的胡须所掩盖。当时他30出头，作为一名记者也不是很有经验，但他的确有了有趣的资历。他已经写了五部小说，三部是以笔名出版，刻画了农村背景中的一些暴力、性和政治的赤裸裸的场面。他起初为他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杂志》（Winston-Salem Journal）工作了五年，1957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新闻专业的尼曼奖学金。威克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是大萧条期间在一个叫作哈姆雷特的小地方长大的。像克利夫顿·丹尼尔一样，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得到了新闻专业学位，但这并没有使威克得到丹尼尔的偏爱；它也许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效果，使得丹尼尔对威克更有批判性，特别是在威克留着胡须进入《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后。当时在《纽约时报》的记者队伍中，没有人不刮胡须，只有一位刚从土耳其回来的驻外记者除外，这个记者很快被调到泽西市去了。

威克在哈佛大学结束了他访问后，加入了《纳什维尔田纳西报》（Nashville Tennessean）。在1960年他刮掉了胡须，又出现在《纽约时报》，这一次是在赖斯顿的华盛顿分社，他被雇用了。他成了赖斯顿手下的一个小伙子，四年后在38岁时接替赖斯顿当了分社社长。这种难以置信的迅速升迁，既是因为《纽约时报》60年代的大转变，也是由于威克的记者才能。威克是个奋发努力的人，敏锐而严格，曾毫无怨言地去干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他无法理解他的一些同代人如厄普代克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成功，这些人善于写作，但在威克看来似乎又对周围的世界所知甚少。

加入了《纽约时报》之后，汤姆·威克就没有多少时间思索小说里的当代美国人的口味了。他一下子被卷进新闻界的潮流中，就像每日吸食使人兴奋的鸦片一样。他和政治家一起在全国旅行，在飞机和汽车后座上写他的报道。虽然有最后发稿期限的压力，但他的写作是轻松的，他喜欢这样的生活。通过他在《纽约时报》的地位，这种生活给他带来了一种名望。如果他继续长期孤独写作，以求一朝成名，这种名望很有可能根本无法实现。作为一名记者，威克也能够巧妙地利用其他财富，其中就有他使人消除敌意的乡村小伙子的举止，这种举止是他不打算改变的，而且在华盛顿也不是什么障碍。事实上，在林登·约翰逊执政早期，它差不多是一种财富，因为约翰逊也是一个南方人，一度是农场小伙子和乡村学校教师。威克在1964年对约翰逊的新闻报道显示出一种深刻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在肯尼迪时代却不是那么明显。

威克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他思维敏捷，能够清楚表达头脑里的东西。像许多记者中的南方人一样，威克经常是讲的比写的好，而他又善于写作。他或许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电视评论员。在就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时，他总能打动人。他使用长长的福克纳式的句子，加上掺杂有卡罗来纳方言的比喻和巧妙措辞，构成他讲话的要点。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一次小型晚餐聚会后，威克陷入了和詹姆斯·鲍德温的一场争论，这是一个文火焖烧般的场面。鲍德温偶尔跳起来尖叫着对威克进行攻击，说他是南方来的白色魔鬼。这天晚上大家都恼火了，以致威克的妻子含着眼泪气愤地离开了餐桌。但在鲍德温和同桌的另一位黑人歇斯底里的连连攻击之下，威克仍然保持着冷静，逐一驳斥他们，他或许在这天晚上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没有求助于谩骂。

尽管有这样一些品质，但汤姆·威克在《纽约时报》的早期成功主要在于运气，在于他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尽管许多年轻时就大有成就的记者一般说来也许都是这样，但这尤其符合威克的情况：他加入《纽约时报》恰恰是在该报发生革命之前，他加入赖斯顿的分社又恰恰及时适合了肯尼迪时代的早期激动和随之而来的戏剧性场面，他碰巧是华盛顿新闻界里和肯尼迪一起到达拉斯旅行的《纽约时报》的唯一记者。威克关于刺杀肯尼迪的报道在1963年11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占了一版还多，这是报道和写作上一个杰出的成就。他在混乱中搜集事实，回忆他一生中最混乱的这一天，充满了绝望、痛苦和怀疑，然后通过电话传到纽约，并且以一种充满感情的连续不断的声音口授了这篇报道。

威克这一天没有打算带笔记本，所以他在关于肯尼迪到得克萨斯两天旅行期间的油印宣传材料的背面潦草地写下他的观察和事实。今天这些笔记中的许多内容是威克本人都无法读懂的，但在11月22日它们对他来说就像打印稿一样，是清清楚楚的。在达拉斯机场的新闻编辑室里，他和其他记者写自己的报道，他是带着他的打印机和手提箱大步奔跑了半英里路后到达那里的，途中还跳过了路边的一个篱笆。他差不多完全记住了在肯尼迪遭枪击后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但对此前发生的事情却记得相对少些。威克当时在总统的车队里乘坐的是一辆新闻公共车，但他已记不得是哪一辆了。在肯尼迪遭枪击时，威克没有听到枪声，但公共车上的另一位记者注意到，排在大约第十辆车之前的总统的轿车迅速地开跑了。

新闻车继续以游行的速度行进。但事情很快开始起了变化：威克注意到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跳上路边的台阶，下了车，开始跑过来。沿着路边排成行等着见总统一面的人群似乎有些混乱。新闻车停在了肯尼迪准备向人们发表讲话的地方。威克注意到人们飞快地转身传递着什么消息，他真正见识了谣言的传播，这让他想起风掠过麦田的情景。后来一个陌生人抓住他的胳膊问道：“总统遭枪击了？”“我想不会，”威克说，“但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威克和其他记者，大约有35人，走向他们准备听肯尼迪讲话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记者带着消息跑来，接着所有的记者都跑起来了。他们跳上了新闻车，这辆车把他们带到了帕克兰医院。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记者们开始把细节汇集起来——目击者的描述，医疗报告，白宫发言人的话。一个新闻工作者回忆说，他曾听到了枪声。一个达拉斯的电视记者描述说，他曾看到有人从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五六层的窗口撤走一支步枪。有真实的，半真实的，错误的，想象的，传闻的，第二手的叙述，甚至第三手的叙述——所有这些东西都自由地传递给记者，并且在他们中间流传，根本没有时间核对这些叙述是事实还是猜测。威克和其他记者不得不靠自己的本能，靠他们积累的全部经验，靠他们对其他人的看法来行事，这是优秀的记者在危机中形成并能利用的一种特殊感觉。在这场危机中，威克的本能对他是很有用的。

也许威克这一天在达拉斯的报道、一个下午的工作，将比他曾写过的或将写作的任何小说、剧本、文章或新闻报道都存活得更久。不是说他拿出了一个杰作，他并没有。他以前报道得也不错，写得更好。但达拉斯的考验不同于其他任何考验。它是那种能在几个小时内造就或毁掉《纽约时报》记者一生职业的任务。威克是在为历史写下这一天，他的报道上了头版，以双倍的篇幅展开，文章用的字号比通常用的更大，他的署名也是这样。这一期的《纽约时报》在以后的任何一天也不会被读者扔掉，它是收藏家的一项珍品。它会被几百个或许几千个读者所保存。他们会在顶楼或密室里储藏它几十年，并且会把它作为家庭的传家宝或纪念物传下去，或者是当作一种模糊的证据，证明他们活着的某一天有位总统遭枪击了。

即使威克的报道有重大的错误——实际上没有——这些错误也会保存下来，在威克的同事中贬低威克，但更多地是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中贬低它。《纽约时报》的读者不仅仅是那一天看到这个报道的上百万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半个世纪后读到它的人，有学生和历史学家，他们会不断地把它变成微缩照片。

人们指望《纽约时报》采访这种事件，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像世界上没有其他报纸一样。这种期望既是依据于《纽约时报》作为记录性报纸的传统义务，也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即《纽约时报》有碰见任何紧急事件的便利条件——它有庞大的记者队伍，有着在白宫两翼候补的多余的人；它有许多编辑人员，加工改写人员，无数的资料室职员，这种组合使得多版面的报纸能够迅速得到处理、检查，并辅之以背景或不太重要的资料；它的大量资金能够支持任何通讯和旅行的开销；它的编辑梯队，尽管在消息属于常规性的时候有时彼此摩擦，但他们在危机期间却能被塑造成一支非常协调的团队；最后同队伍的混合物混合起来的，是统治家族看不见的力量，即奥克斯的幽灵。

许多年前，为一次大型采访，《纽约时报》很好地组织起了一个工作队。第二天编辑们在会议室里坐成一圈，彼此祝贺。但阿道夫·奥克斯，在他们中间默默地坐着，说他在另一家报纸上读到了一个事情，却被《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忽视了。一个编辑回答说，这是微不足道的，又说《纽约时报》已经发表了几次重要的消息，都是其他报纸没有刊登的。对此，奥克斯的反应是怒目而视。他回答说：“我想要《纽约时报》报道所有事实。”

正是这种思维，在《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思想变化和畏难情绪，也产生了对其他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任务。几年内《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职员每天都要细看报纸，计算每项体育运动的分数，査看每一个讣告，确保《纽约时报》报道了所有事实，或起码比别家报纸更全面。晚上，《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来回踱步等着送稿生带来刚出版的其他报纸，生怕这些报纸会有一件事或一些事实在《纽约时报》上没有发表。汤姆·威克从达拉斯传来他的报道，一次两页。他在达拉斯机场的台阶上跑上跑下，每一次都要穿越一个候机室进一个公共电话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总能及时找到一个电话亭或一条通向纽约的线路。《纽约时报》的主要兴趣不是威克的散文风格——而是作者是不是全部占有事实，正确地占有事实，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日子里显得太琐碎的事情。例如，总统车队路经的一些街道的名称；开枪地点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是一座出租出去的国有建筑；目击者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继任总统时具体站在什么地方；主持仪式的法官叫什么名字、何时任的职；主持肯尼迪临终仪式的两位神父叫什么名字；声称看到这一或那一事实的目击者是什么身份；还有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以及所有在达拉斯这个漫长的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威克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是在盲目地写作。他是在感觉事实，是受本能驱使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全部报道，共106段，然而这些段落中只有一段多一点儿描述了威克亲眼所见的事情。这是在医院的紧急入口处附近威克和其他记者站在一起时发生的，当时肯尼迪夫人正走出来。威克后来写道：“她的表情是悲伤的。她死死地盯着地板。她还穿着山莓色的服装，这是她在沃思堡和达拉斯向欢迎的人群致意时穿的。但她已经摘掉了这天早些时候她所戴着的与衣服成套的药盒帽，她的黑发被风吹散了，显得凌乱。她的手轻轻放在她丈夫的灵柩上，灵柩被抬上了一辆灵车。”

在这天的暗杀事件以及接下来的有关事情发生之后，威克的股本在《纽约时报》里迅速升值了。当时他37岁，进入赖斯顿的队伍才不过三年，他无疑是幸运地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在达拉斯的这个特殊的下午，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以他多少稀奇古怪的职业把大部分事情描述得就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这种职业经常把最伟大的名望给予记录最混乱状况的人。毫不奇怪，一年后赖斯顿选择威克接替自己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但分社的一些人对这种选择并不感到喜悦。他们认为，威克升迁得太快。赖斯顿领导的一个直爽的年轻人安东尼·刘易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感到失望，打算调到伦敦分社，当那里的分社社长。赖斯顿的另一个门徒马克斯·弗兰克尔，干脆从《纽约时报》辞职了，接受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提供的一个职位，但几天后弗兰克尔对此突然另有想法，请求《纽约时报》撤销他的辞职信，报社同意了。无疑，由赖斯顿——当时缠身于某些更高层的有趣的政治编排当中——所设计的汤姆·威克的飞黄腾达，已经挫伤了《纽约时报》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自尊心，也使得纽约的一些编辑感到不愉快，其中就有克利夫顿·丹尼尔。

在公布对威克的任命之前，丹尼尔甚至不知道此事，可见赖斯顿安排这些细节之迅速。但此后的两年，生活对威克来说却不那么顺利。他在丹尼尔办公室里碰到的那个场面只是自他当分社社长以来所经历的几次不愉快事件之一。到1966年春，纽约总部里一直在传闻，威克很快会被别人取代。丹尼尔是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故意的放风。不管《纽约时报》的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任何管理者的更换都必须体面地进行。不应该做出仓促的决定，因为在《纽约时报》从没有仓促地做过任何事情，似乎《纽约时报》也不会犯一种内部错误，现在又极力去纠正它。一切都必须平静地以绅士般的方式来解决，既不会有任何惹人注目的口角，也不会有公开的纠纷，因为这种纠纷会在办公室引起流言蜚语，可能会泄露给一家新闻杂志。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将是最不幸的。《纽约时报》应该去报道新闻，而不是制造新闻，特别是这样的新闻。然而，丹尼尔和他在纽约的下属编辑——这些人中有他密切的盟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不是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合适人选，应该体面地把他调到其他岗位。

对威克来说，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岗位。威克是个有才能的人，这是不成问题的。他应该在报社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还年轻，可以相信他能担当《纽约时报》的一部分重任。编辑们知道，在阿瑟·克罗克退休后，威克能接过克罗克的专栏。这对威克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位置，但前提是如果克罗克能退休的话。克罗克已经78岁了，但他自己认为就像他1927年最初加入《纽约时报》时那样灵活。纽约前不久发生的一次让他退休的企图失败了。一封关于克罗克退休的信件曾送到了克罗克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但后来根据纽约的说法，这封信被克罗克夫人截住了，没有让她丈夫知道。她向赖斯顿谈了此事，赖斯顿在幕后操纵着业主的办公室，过问了这件事。持久的阿瑟·克罗克已经经历了十任总统、四次战争、无数次反叛和各种难处理的事件，这一次又渡过了难关。

此外，还必须为威克找到一个地方。1966年初夏，这是丹尼尔考虑的事情之一，但不排除还有其他更有压力的问题，即使其中许多问题没有表现在他的脸上，或者对他的举止有不安的影响。丹尼尔看起来非常善于控制事态，对自己和自己占据的位置是自信的。和威克争吵的记忆对他来说是少有的不幸的一天，他想象自己当时是一种粗野的、反常的形象。他天性上是一个宽容和沉着的人，富有自信。他在这个夏天的下午表现出了他的公开形象：他在办公室里严肃地坐在桌边的黑色皮椅上，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开始前15分钟向他的秘书帕特里夏·里夫口授笔记。里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性，衣着得体。他亲自选择了她，没有人感到惊奇。

当帕特里夏·里夫小姐几年前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时，新闻编辑部里几乎没有哪个记者会不注意到她——女性的美丽不是报业里常见的，至少不是在《纽约时报》主编办公室门前常见的。丹尼尔的前任只雇用了男性秘书，前任之前的主编曾雇用了一个教条的灰头发的女人——她的傲慢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她是主编。

这位女人在1928年到1951年间曾为《纽约时报》的几任主编工作过，在这一时期在她面前死去的人她见的多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敬畏地对待她的上司，她开始把《纽约时报》的年轻管理者看作是办公室的小伙计、职员或者更低的人物。但她犯了一个错误，把一位副主编归入了此类，这个人在1951年她的老板死后成了他的继任者。这位新的副主编采取的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接受了她的辞呈，接连使用了几个男秘书，这种状况一直到克利夫顿·丹尼尔1964年入主主编办公室，带来了里夫小姐。许多职员都渴望和里夫小姐约会，一些人也的确成功了，但她敏锐的判断力和适度冷淡的方式很快就使他们失望了，只有一个在国际组工作的直率的年轻编辑例外。他很快邀请到里夫小姐共进午餐，后来他们通过《纽约时报》的内部邮件交换小条子，白天在办公室的电话里简单交谈——他坐在新闻编辑室旁边一个柱子背后，这使得他能够偷看到她又不那么显眼，而她却坐在丹尼尔办公室外面的桌子边直接向前看，摆出一副刻板且办事高效的姿态。

《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对追求者而言有些不合时宜：它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从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14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连接起来，几百个人手里握着笔坐着，或者敲击打字机，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些消息像是一种无害的病毒，漂流进这座大楼，通过这个系统流传，在打字机上进出，经过笔下加工，进入旋转的金属机器，被印在报纸上，装进卡车，分发到报摊，销售给容易烦恼的读者，在世界上引起反应和反行动。但《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居民依然不受影响，无动于衷，他们考虑的是其他事情——爱情，或者对里夫小姐和桌旁的那位年轻小伙子来说是婚姻。一天他们平静地离去，结婚了。后来，在丹尼尔的赐福下，他们回来了，又占据了这所房间里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位置，并且以不打扰这里更重要的目标的方式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生活，这就是丹尼尔所希望的。

丹尼尔对外貌很感兴趣，这不仅包括一个人的打扮或服装，还包括他从事私生活的方式。丹尼尔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即使《纽约时报》的全部职员都追求着各种各样的快乐，性的或别的什么，他也不怎么介意。但一件事情如何表现，对他来说经常就像它实际的状况那样有意义。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做过的事情，他做事情的方式，他对人们和地方的反应，他对物品的口味，他对女人的选择，不管这女人是妻子、情人还是秘书。甚至他的办公室也反映出这一点：这个房间是英格兰传统风格的，35英尺长，18英尺宽，装饰着加衬的条纹帷幕，地面通过一块蓝黑色的花呢小地毯而连接起来，掩饰了通往排字间走道上的沾着墨水的脚印。房间的前面是一个椭圆形的胡桃木会议桌，周围是18把英格兰银行风格的椅子，是模仿一把曾属于阿道夫·奥克斯的椅子做的。在房间的后部，来访者需走很长一段距离，才能抵达丹尼尔的大桌子和他的黑色皮椅。据装饰家说，这椅子是特制的，因为它能把丹尼尔衣服上的皱褶减少到最低程度。

桌子的右边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充满个人情趣的小起居室，墙壁上挂着巨大的照片，记录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和妻子在白宫得到林登·约翰逊、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接见的情景——这些照片只是丹尼尔夫妇拥有的许多同类照片中的样板，其中一些模糊不清，是杰奎琳·肯尼迪拍的。在这个小房间后面是一间浴室，还有一个小厨房和吧台。在小厨房的墙上是招贴画，显示丹尼尔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工作过的国家，如英格兰、埃及、西德、苏联。在这个小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个人的纪念品。但在丹尼尔办公室的大房间里却没有什么是明显个人的东西。这个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反映着这个机构，这里微妙地洋溢着丹尼尔的品位。一边墙上是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并且引起丹尼尔注意的新闻图片，它们被加框放大，并定期更换。在丹尼尔桌子后面的书柜里码放的是许多由《纽约时报》的人写作或编辑的书籍。当这些人到他的办公室时，他们的眼睛总是迅速地浏览一下这些书柜，希望看到他们的书最近被他仔细阅读过。书柜的左边悬挂着报社业主的照片，这些业主在这个世纪里领导过这家报纸，有奥克斯和他的三位继承人。在右边，是四位人士的照片，这些人在他之前担任过主编，这些人代表了他们的时代，并且描写了他们的时代。

第一张照片是卡尔·范安达的。他于1904年被奥克斯任命为主编，是从《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挖过来的。范安达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和他的家乡俄亥俄州的一些小报度过不平凡的几年后，于1888年进入了《纽约太阳报》。范安达在这幅照片里有着坚强的嘴唇和冷静而暗淡的眼睛。他是一个五官匀称的人，长着高额头，戴着无框眼镜，穿着有高高硬衣领的衣服，佩戴着一个镶有珍珠的领带夹。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陌生的、不顾人情的人。这个时期《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把范安达的样子描述成一种“死光”。当《纽约时报》的一群人请求范安达把作者的名字印在他们的报道上时，他厉声说：“《纽约时报》不是你们这帮记者的私人名录！”即使他对他的职员来说不是传说中的英雄，但他却得到了很少有主编会得到的尊敬，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报人，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一个数学天才，一个科学和逻辑学的研究者。正是他推动了《纽约时报》扩大对极地考察和航空事业伟大功绩的采访，为报纸在太空时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础。他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公诸大众的编辑——一次在审查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一次演讲的报道时，他发现这位科学家在一个方程式上犯了错误。范安达读过象形文字学，发表过许多关于重大考古发掘的报道。一天晚上，他用放大镜考察了一个4000年前的埃及墓穴的铭文，发现了一处伪造，这一事实后来被古埃及学家所证实，导致考古学家得出结论：一个年轻的法老，即图坦卡蒙，乃被一个叫作霍伦海布的军事首领所暗杀。正是范安达驳斥了关于泰坦尼克号不会沉没的断言，在这艘轮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之后杳无音讯时，他推断已经出了事，促使他的手下人员去抓紧报道这次灾难的消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抢先发布新闻的范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范安达给自己配备了军事地图，查找战斗的线索。他预见了后来的几次战役，提前派记者去那里采访。在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是无与伦比的。

到1926年，范安达进入了半退休的状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毕生从事的对数学、天文学和天体演化学的研究上，他在《纽约时报》的位置被他多年的助手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所接管。伯查尔是一个好冲动的、敏捷瘦小的英国人，由于他一直保持着英国国民身份，因此没有从奥克斯那里得到完全的主编头衔，但在此后的五年里实际上起着主编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他在《纽约太阳报》曾是范安达手下得力的工作人员，1905年在范安达的怂恿下加入了《纽约时报》。在新闻编辑部里伯查尔总是戴着一个绿色的眼罩，部分地遮盖住了他的光头，他还留着给人印象深刻的范戴克式的胡须，从丹尼尔办公室里的照片上看，这胡须像是黑色的，实际上它是粉红色的。“老粉红胡子”是伯查尔在新闻编辑部里的绰号，职员们在他周围比和范安达在一起放松多了。伯查尔是更自由的，因为职员们在范安达手下被彻底驯服了。伯查尔不是一个天才，但是更讲人情。他工作努力，坚持他的良师益友的标准。伯查尔经常在他的办公桌边工作到半夜，审阅关于恐怖事件的报道。他上下阅读长条校样，看看有没有排印错误。有时他会整夜都在报社，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睡到大厅的一个小房间里，偶尔有重大事件发生，勤杂工会唤醒他。然后他穿着睡衣、拖鞋和浴衣又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里，给他的记者和下属编辑们发指示。

在新闻编辑部外，伯查尔就有点儿不同了。那里似乎有某些浪漫的幻想在他身体里设下了陷阱。有一次他眯着眼睛在《纽约时报》图书馆高高的书架之间，踮着脚沉醉地用芭蕾的舞步打着转。除了其他地方之外，他和他的英国妻子基本上生活在哈得孙河边的一座农宅里。他在周围养了几十只猴子、小鸟、流浪的猫和狗，还有一只鹦鹉。每当伯查尔夫妇来到时，这只鹦鹉就会以伦敦东区土话腔调的招呼表示欢迎：“哈啰，亲爱的！”接着制造出喀嗒喀嗒的声音，模仿伯查尔给威士忌杯子里加小冰块的声音。伯查尔看女人的眼光在《纽约时报》根本不是秘密。据说由于迷恋一位特殊的女人，一位德国男爵夫人，1931年他决定腾出实际上的主编职位，到海外去当《纽约时报》在欧洲的首席记者。在欧洲他经常去见她，一天在开车时他一只手把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放在这位男爵夫人的大腿上，有两个美国朋友在后座上坐着，结果伯查尔不留神撞上了德国一辆公共汽车的尾部。没有人受重伤，但此后不久伯查尔评论说：“驻外记者应该是太监。”他却是对这一论点的活生生的驳斥。在30年代初期他是《纽约时报》的一名杰出的记者，敏锐地报道了希特勒的最初兴起，1933年他荣获了普利策奖。

伯查尔在主编办公室的位置被一个叫作埃德温·利兰·詹姆斯的浮夸的弗吉尼亚花花公子所接替。詹姆斯在职员中是最得人心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称呼他，如“吉米·詹姆斯”、“詹姆斯国王”、“杰西·詹姆斯”、“德雷西·詹姆斯”。詹姆斯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一双蓝眼睛，服装是在巴黎定做的。20年代他在巴黎是《纽约时报》的首席记者，在他作为主编回到纽约总部后很久，他仍然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每天早晨出现时他都穿着一套色彩鲜艳的服装，皮鞋擦得锃亮，有时带着一根手杖，在电梯太慢时就用它敲打电梯。在办公室里，他吸着雪茄，同任何一个来访者进行长谈。每天早晨，他还找时间研究赛马新闻，同一个赌注登记者打赌，这个赌注登记者同时兼做一个新闻组的职员。

在许多方面令人惊奇的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的主编职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奥克斯、范安达和伯查尔都被他的个性迷住了，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20年代的报道有深刻印象。当奥克斯打算暂时摆脱他所创造的维多利亚式的城堡时，他会单独去巴黎和詹姆斯碰面，然后去看第二天的赛马。詹姆斯是奥克斯的补药。

詹姆斯不仅能做这些事情，在职业方面也是成功的，因为他在打字机上有充足的耐力和难以置信的速度。他在写作上从不下功夫，他也不是一个文体批评家，但他写的东西的确有很强的可读性，他能用有趣的细节包装自己的报道，并使用各种方法使报道显得曲折。事实上，1915年作为《纽约时报》地方部的一名记者，他最早承担的任务是被派到阿斯特宾馆采访罗马尼亚总领事的招待会。纽约的要员们参加了这次招待会，并且先由怀俄明号战舰鸣放11炮以示欢迎。采访了这次招待会后，詹姆斯开始怀疑这位总领事，觉得他是一个骗子。这位总领事的船破旧而凌乱，他的口音似乎是装出来的，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在詹姆斯看起来也有点不对头。他后来向范安达汇报了这种想法，接着开始了进一步的调查。最终，詹姆斯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合作，揭露了这个总领事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模仿者，以前曾在纽约州北部的埃尔米那教养院待过。这篇报道第二天早晨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标题是《假总领事在阿斯特招待晚餐》，结果这个骗子又换来了一次铁窗之旅，詹姆斯也很快和范安达密切起来。

三年后，詹姆斯28岁时，他经常从范安达那里为他来自欧洲的战争报道得到署名权。在欧洲的采访任务，他有时是在马背上进行的，穿着马裤和骑马外套，外面是军用雨衣。在这次战争后，他采访了凡尔赛、洛迦诺和日内瓦会议，使他的报道有了一种叙述性的笔法，现在这种笔法在《纽约时报》很常见，但当时却是少有的。他写道：“在美好的一天结束时，随着夜色迅速地从周围的群山降临，两个驼背的中年人，一个留着平滑的头发，另一个头发都掉光了，从明亮的窗户向外望去。他们臂挽臂地站着，一齐面向马乔列湖。这是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意志共和国总理汉斯·路德。在他们背后，秘书们正在用吸墨水纸吸干一份条约上签名的余墨，根据此条约这两个国家承诺彼此决不再战。”

在从1925年开始的五年里，詹姆斯在欧洲漫游采访了最好的事情。1927年林白横越大西洋的飞机着陆时，他在勒布尔热机场。他写道：“巴黎，5月21日——林白成功了。在今晚10点20分，在2.5万双眼睛的注视下，一架灰白色的飞机突然地并且轻柔地滑出了黑暗……”后来在1930年，埃德温·詹姆斯带着他的法国妻子和三个孩子，翻领上佩戴荣誉勋章，回到了纽约，当了伯查尔的助手。1932年他被任命为主编。他占据这一职位一直到1951年去世。在他的任期内，《纽约时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庞大和辉煌，把它的报道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和全世界。但詹姆斯讨厌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琐事，他允许其他人展示才能和雄心。奥克斯死后，《纽约时报》很快分裂成几个小办公室公国，每一个公爵都有自己忠实的随从和特殊的保护领地。当然，《纽约时报》的大王之一就是阿瑟·克罗克，另一个是莱斯特·马克尔，一个独裁的人物。1923年马克尔在29岁时被奥克斯聘用为星期天版部主任，有五个人的队伍；到1951年，马克尔有了84人的队伍，包括58名编辑、版面编排和美术人员，以及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的特派记者。他改革了星期天版部，把1923年只拥有一个小杂志和一个没有价值的特写副刊的部门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部门，设有书评、每周新闻的评论和关于娱乐和艺术的评论，还出版一本厚厚的杂志。这本杂志尽管经常因其冗长的文章和无休止的女性内衣广告而受到批评，但却是非常有影响且利润丰厚的。莱斯特·马克尔实际上是在这家报纸里又创办了一个重要的报纸，他的口味支配着他的产物和帮助他生产的人，40年里他在星期天版部的权威是无可怀疑的——他就是太阳王。

在这座大楼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闻编辑室里或周围谋求他们的统治地位。因为只有增加工作人员，延长工作日，《纽约时报》才能最大量地发表来自世界各地的最近发生的新闻。特别是，这一状况导致工作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两组，控制每一班的是一些统治着许多下属编辑权势等级秩序的主任们，这些下属编辑进而又统治着分成三个竞争小组——国际组、全国组和纽约组——的办事员。最终，又出现了一些在海外以实际的自主权运作的公爵们，管理着他们在外国首都的分社。由于当时通讯的速度很慢，纽约的指示无法迅速传达到那里或指导他们。

所以，在詹姆斯作为主编的19年里，这个岗位比范安达和伯查尔在任时困难和复杂得多。在纽约和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以及其他外国城市里，这些公爵泛滥起来。尽管他们效忠于奥克斯死后的名声和他无私奉献的原则，但他们却以繁多的方式彼此竞争，经常确定不了一篇新闻报道如何采访，谁进行采访，安排多大的版面，刊登在报纸的哪个地方。有时这些公爵或他们的亲信不是平静地进行他们的战役，而把他们的野心在头条新闻正发生的地方公开，还有些记者的附带活动。这些附带活动经常像被报道的新闻事件一样生动。

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在前线有《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他们附属于马克尔的星期天版部、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和纽约的国际组，这些部门的某些成员彼此间的敌意非常之大，以致过了近20年后，这些人在《纽约时报》大楼的电梯里偶然碰面时也很少说话。1950年冬天在朝鲜发生过一个事件：《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在他的一位经常在一起喝酒的上校帮助下，策划让《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人离开战区，进行了虚假的检举，说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害怕听到枪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屁股上受过枪伤留下的后遗症，因此他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采访朝鲜战争的。这个纽约人一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阴谋，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撤销对自己委任的通知时才明白过来。于是他表示强烈抗议，引起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注意。麦克阿瑟也非常恼火，因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撤销委任的命令。麦克阿瑟不想和《纽约时报》结仇，因为他在国内最需要帮助时，这家报纸写过社论给了他支持。他听了《纽约时报》的这个人要求重新委任的呼吁后，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吸着他的玉米穗轴烟斗。最终，麦克阿瑟满足了这个记者的愿望，但他也气愤地挥手让他离开他的办公室。麦克阿瑟叫喊：“我的上帝，《纽约时报》就不能偷偷洗净它肮脏的衣服吗？”

继埃德温·詹姆斯之后担任主编的是一个高个头的、笑眯眯的、长着一双黑眼睛的有魅力的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的叫作特纳·卡特利奇的人。卡特利奇喜欢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有人把这误解成他工作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经心。实际上，卡特利奇也许是所有主编中最精明的。尽管卡特利奇不具有范安达的才华，也不具有伯查尔的勤奋，但在不动声色地处理人事和操纵形势方面，他却是他们的老师。在30和40年代，他在华盛顿采访政治方面的新闻。他对詹姆斯执政最后几年间《纽约时报》内部发生的事情深感吃惊。詹姆斯1951年12月去世时，卡特利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内部的这些公爵。

如果他是在另一家报社工作，结论会很简单，但《纽约时报》从来不轻易调动人，特别是那些有权的人，或者那些可能与业主或其家族成员有联系的人。处在《纽约时报》关键岗位上的人喜欢待在那里，他们拼死也要待在那里，因为在该报就业是非常有特权的——其他地方的大门都敞开，不愁没人帮助，可以见到重要人物，世界似乎是轻松的。而且从奥克斯的早期岁月一开始，就对忠诚的雇员有一种传统的微妙态度，报社里有特权的人很少蒙受耻辱。许多公爵也是有价值的人，他们过去曾为并且仍然在为报纸做出重要贡献。此外，这家报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纽约时报》的许多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如果卡特利奇打算发起一场革命，把这些公爵降级，从而把权力交还给纽约的主编办公室，他知道他最好做得微妙些，他最好能交上好运，而且他知道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在这家报纸开始自毁之前，它还能靠宗派主义继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曾亲眼看到过在华盛顿的分社里一些权力被滥用。在他被《纽约时报》雇用后不久，他曾于1929年到那里工作。在这些日子里，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V.乌拉汉管理着分社。在那里，记者们随心所欲地行事，如果某一天有三个人愿意采访同一件事，他们都去，有时三篇内容相同的稿子都会送到纽约，并得以发表。乌拉汉去世后，克罗克于1932年接管了这家分社，他很快把这些自行其是的工作人员改变成一支团队，他的团队中最雄心勃勃的成员就是特纳·卡特利奇。

卡特利奇有时一天写四到六篇重要报道，成了一个税法方面的专家，在整个华盛顿有了一些消息来源。如果他不是还具有一种能自我保护的品质的话，所有这些充沛的精力和强烈的野心就会对他不利了。卡特利奇善于同别人打交道，特别是老年人，特别是有权的老年人。这种品质也许是学不到的，但也是某些少有的年轻人天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尊敬别人而自己没有特权，自信但又不过于自信，他们引起了老年人、靠努力奋斗起家的人的注意，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忠告和帮助。老年人也许在这些年轻精英身上看到了他们年轻时具有的一些东西，符合他们实际样子的东西，或者认为他们具有的东西。所以他们帮助这些年轻人上台阶，感觉不到任何威胁，因为这些年轻人还有一种巧妙的谦卑感。

在1939年詹姆斯·赖斯顿到来之前，特纳·卡特利奇具有了所有这一切，而《纽约时报》的其他年轻人却不具备。毫不奇怪，这两个人以他们很有礼貌的方式在整个40和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成了对手。

帮助卡特利奇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赫伯特·胡佛。胡佛1927年作为商业部长对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了考察，卡特利奇当时在那里为《孟菲斯商业之声》（Memphis Commericial Appeal）工作。卡特利奇1923年离开他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去了孟菲斯，坐上火车时口袋里只有2.07美元，四年后他作为一个新闻界人士主要因为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生动报道而名气显赫起来。胡佛，一个孤儿，一直欣赏年轻人的首创精神，深为卡特利奇所吸引，以致他以自己的名义给阿道夫·奥克斯写了一封推荐信。然而，直到1929年胡佛当选总统后，《纽约时报》才雇用了卡特利奇。

克罗克也对卡特利奇有深刻印象。到1936年，当克罗克50岁而卡特利奇35岁时，克罗克暗示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卡特利奇具有当分社社长的理想接班人的素质。卡特利奇非常高兴，但他继续叫他克罗克先生，并且没有勇气不这样做。后来当克罗克听说罗斯福总统也非常欣赏特纳·卡特利奇时，这种拘于礼节就变得有点儿呆板了。克罗克不喜欢罗斯福，罗斯福也不喜欢克罗克，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反对1936年的新政，也是因为罗斯福1933年3月就职演说之前的一段插曲。罗斯福怀疑，在自己作为当选总统正受到压力要采取一次行动时，克罗克企图在即将退任的总统胡佛和罗斯福之间充当中介。罗斯福认为胡佛不一定非通过克罗克来联系，并责备克罗克同意充当中间人，想使自己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在193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后，可能为了给克罗克添麻烦，罗斯福总统暗示卡特利奇可以免于新闻检查或直接从总统那里得到信息。简言之，罗斯福提供了一条线索，卡特利奇可以不通过克罗克而自己去利用这条线索。

卡特利奇很快觉得这不合适，他对克罗克讲了此事，他还告诉了合众社的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莱尔·威尔逊。卡特利奇首先想让克罗克知道，他是不会进行这种两面派交易的，他也想让某个亲密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克罗克误解了这段插曲，或者说至少卡特利奇觉得他误解了，因为传言说卡特利奇曾经对罗斯福的建议感兴趣。卡特利奇在莱尔·威尔逊的支持下，能够打消克罗克的怀疑，并且重申，他不仅对罗斯福的建议不感兴趣，甚至由于怕被罗斯福的做法所伤害而感到恐慌。

罗斯福的敌意不仅针对克罗克，还包括《纽约时报》其他一些人，包括在1935年之后成为业主的苏兹贝格。罗斯福认为在奥克斯死后不久，他可以在奥克斯的遗产税结算期间得到机会，削减《纽约时报》的独立性，并从中获利。罗斯福期望奥克斯家族会被迫进入金融市场，或者通过出售家族在《纽约时报》当中的一些股份来筹集必要的资金。但当奥克斯家族通过出售优先股，而不是普通股而筹集到资金时，罗斯福变得忧心忡忡，他向他在参议院的一些密友倾诉了自己的担忧。报纸的一些编辑当时感到，现在依旧觉得，罗斯福对于《纽约时报》的憎恨不是来自更复杂的理由，仅仅是由于他无法控制这份报纸。很少有在任的总统支持新闻自由——杜鲁门不支持，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不支持；大多数报纸业主也不支持新闻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业主，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牵连的时候，任何记者查看业主的经历，都会迅速地发现他们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过新闻自由。

无论如何，卡特利奇没有成为《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1963年说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却继续在那里干了30年。事实上，1938年克罗克在谴责罗斯福政府“鬼鬼祟祟地把官方的偏爱扩大到抱有同情的抱团的专栏作家”的时候，却奇怪地同罗斯福进行了单独的会见，为此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当时的卡特利奇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陷入了泥潭。1941年冬天，在40岁时，卡特利奇退出了《纽约时报》。他去了芝加哥，成了《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的首席记者，后来又成为主编。但在他离开之前，克罗克给纽约的苏兹贝格通了电话，让这位业主留着门——卡特利奇或许会回来。

今天在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里看到卡特利奇的照片，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安详的表情、明亮的黑眼睛和总是微笑着的圆脸以及两鬂斑白的梳理整洁的黑头发。相邻的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的照片注明了日期，照片有褪色的痕迹。这些人的脸和衣着给人一种过去的感觉。但卡特利奇的照片却是明快的和当代的，描绘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有生气的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在1966年的这个夏日，他仍在《纽约时报》，65岁了，与丹尼尔办公室里悬挂着的他的照片没有什么差别。丹尼尔的办公室直到1964年还是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搬进这个办公室后，改变了所有布置，根除了卡特利奇在他作为仁慈的老板期间给这个办公室带来的一切政治俱乐部气氛的痕迹。在前不久的下午，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之后，在后面的小房间里，卡特利奇和他在《纽约时报》的一些老朋友，一些像他一样，婚姻不太顺利的，或者不急于回家的人——围着一大桶冰块和一瓶威士忌坐在一起，谈论在《纽约时报》的生活。在这个小房间里做出了多少重要的决定，数不胜数，就像卡特利奇的性格一样，即便那些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也是难以确定的。他们决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他从1951年到1964年作为主编期间他做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是在做出重大的决策，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做或由谁做。卡特利奇的手似乎无处不在，但从不留下他的指印。他是一个平稳的、躲在幕后的管理者。他转弯抹角，突然转折，从不劈头盖脸，决不做他不能摆脱的交易。他经常是走一步看一步，捕捉风向或者学习和倾听。他看起来经常是没有完成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又的确是做了。

他极少树敌。职员们大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温和地问候他们，知道他们的全名。有时他拿着一副望远镜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外，进行观察，把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拉近，进行聚焦。正是卡特利奇首创了每天下午在他办公室里举行的4点钟新闻会议，这个举动把许多编辑都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克利夫顿·丹尼尔成为主编后撤走了卡特利奇的大桌子，但新闻会议本身却依然是履行程序的一部分，但它现在是在丹尼尔选择的更光滑的桌子旁进行的。

随着克利夫顿的升迁，人们对卡特利奇的未来出现了一些怀疑。许多职员猜测，卡特利奇已被明升暗降踢上楼了，有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新头衔，一间豪华的新办公室，但毫无意义；但后来，随着下属编辑们观察到卡特利奇在每天下午的新闻会议上观察丹尼尔，感觉到了他的观察对丹尼尔的影响，这种印象就改变了，但他们不能确信。凡是涉及卡特利奇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