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本书由一篇1966年夏季发表在《时尚先生》上的一篇有关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文章发展而来。撰写那篇文章的构思来自《时尚先生》的编辑哈罗德·海耶斯。完成这篇文章之后，尽管我已经为《纽约时报》从事了十年记者工作，我第一次开始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待这家报纸，去感受丹尼尔与在这个等级制度当中其他人的关系。渐渐地我就开始意识到，一个有关《纽约时报》的故事，无疑会像《时报》所报道的任何新闻一样有根有据且充满戏剧性。

于是我开始了这本书的撰写，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内，我采访了几百名时报员工和前员工。一些采访内容“不宜公开”，但是很少有人会拒绝见我，报纸的管理层和拥有者——苏兹贝格家族——也接受了我的采访。

尽管本书出版前没有接受《纽约时报》的认可或编辑，但我却得到了许多编辑和职员的许可，使用他们的个人档案，引用他们的信件和备忘录。从阿道夫·奥克斯的后代那里我借来了家族的相册、历史资料和私下发表的回忆录，它们显示了奥克斯家族的哲学。被《纽约时报》委托写作的权威的书籍——埃尔默·戴维斯1921年的书，迈耶·伯格1951年的书，就这家报纸的历史而言，都非常有价值。但要对奥克斯家族获得更生动的感觉，也许应到1963年由朱利安·梅斯纳公司发行的多丽丝·费伯的书《从印刷学徒到社长》（Printer's Devil to Publisher）中寻找。但对我来说，对阿道夫·奥克斯本人最有趣的见解应到《纽约时报》的一个叫作加雷特·加勒特的记者的私人文件中去寻找。在20世纪初加勒特就认识了奥克斯，并且写了一种关于奥克斯和编辑们的日记。

加勒特1954年在70岁时去世，他拥有一个农庄，在离新泽西州大洋城的海岛胜地很近的一个河边，他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我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见过加勒特经常到我父亲的商店中来。他是一个杰出的绅士，总是戴着一顶深蓝色的帽子，穿深色的套装，有长长的松垂的白头发。他有时坐几个小时同我父亲谈论世界形势或关于《纽约时报》的往事，这个话题吸引了我父亲。我父亲是这个城镇里三位读《纽约时报》的人之一，他每天早晨通过邮件收到两天前的《纽约时报》。

在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后，我父亲不止一次地问起那里是否还提起加勒特的名字。我不得不告诉他没有，从来没有。我怀疑加勒特作为一个记者和故事大王在我家里受到的高度评价是否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被感觉到。后来在我开始写《纽约时报》的书时，我从采访中和阅读我当时所有的东西中不能充分理解奥克斯的风格和性格，我看到了一本由理查德·C.科恩尤勒写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科恩尤勒是纽约的一位作家和经营顾问，曾是加勒特的朋友和崇拜者。正是通过理查德·科恩尤勒，我能够阅读加勒特的日记了，并且获益匪浅。

另一个有价值的消息来源是《纽约时报》人关于他们为报社执行任务时的经验的论述——如汤姆·威克对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刺杀的那一天的回忆，麦坎德利什·菲利普对他采访的一个犹太裔三K党人的描述——这个人在《纽约时报》菲利普的文章发表后自杀了。这些和其他几个私人报道的例子，刊登在《时报闲谈》上，这是由拉什·阿德勒编辑的该报的优秀内刊。

然而，本书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来自我对《纽约时报》相关人士的亲自采访，或来自我在新闻编辑部工作多年的观察（我1953年起在那里当送稿生），或来自我和其他记者聚集在一起听《纽约时报》的老人回忆过去的事，或来自《纽约时报》人士对我的提问所做的长长的答复信，因为我曾询问过作为报社传说一部分的某些轶事或事件。报人写的信件很漂亮，通常都充满了有趣的细节，还有鲜明的观点，不仅显示了他们就某些形势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而且还显示他们切身感觉和思考的东西。后两者对我想写的书而言，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部关于一个过渡性机构中人的历史，一部想更多地谈报道新闻的人而不是他们报道的新闻的书，一篇关于《纽约时报》几代人及其内幕的实际报道，关于内部的场面、冲突和调节的实际报道。所有这些都是任何持久的机构的生命力和成长的一部分。

在形成这种报道的过程中，我请我采访的那些人不仅要描述他们看到的或他们在其中起作用的状况——如在第20章报道的事件——而且还要给我谈谈他们自己的情感反应，他们感觉到和想些什么。我之所以能像我经常做的那样在这本书里写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内部发生的紧张事件时期某某人的特殊感觉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纽约时报》这些人的合作，他们谈到自己时是直率和诚实的。

自本书1969年第一次出版以来的岁月里，我同《纽约时报》的大多数高层编辑和家族控股人保持着接触。我注意到在最后几章指出的许多趋势已经充分实现了。例如，A.H.罗森塔尔，本书清晰地描述了他的上升过程，他和业主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的私人关系，在第20章描述的倒霉的格林菲尔德事件期间实际上加深了这种关系，他在70年代成了总编辑，最终剥夺了华盛顿分社在赖斯顿和他的前任阿瑟·克罗克的有力领导下形成的自主权。

随着罗森塔尔的上升，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也在纽约的等级机构里得到了提拔：阿瑟·盖尔布，一度是罗森塔尔在纽约组的助手，现在被任命为副主编；另一个颇受罗森塔尔称赞的人，以前的记者和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在罗森塔尔手下担任主编。汤姆·威克和马克斯·弗兰克尔，赖斯顿的两个60年代的门生和他的华盛顿分社社长职位的接班人，70年代都在纽约总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威克是主编助理和政治专栏作家，弗兰克尔在约翰·奥凯斯退休后成了社论版主任），在新闻部或星期天版部没有人能向罗森塔尔的权威挑战了，赖斯顿本人也不能。1969年后他的主编职权并没有在职业的意义上得到很大的实现。在70年代后期接近退休年龄，他在华盛顿更幸福地把他在《纽约时报》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写作他的颇受读者欢迎的专栏文章。

罗森塔尔对庞奇·苏兹贝格影响越来越大的标志，是他能够使1968年由于赖斯顿的反对而辞职的詹姆斯·L.格林菲尔德重新回到报社。在使格林菲尔德陷入1968年的华盛顿惨败之后，苏兹贝格和罗森塔尔都觉得对他有一种责任感。正如本书的最后一章注意到的，格林菲尔德在辞职后仍然同苏兹贝格和罗森塔尔保持着私人关系。在重新加入《纽约时报》后不久，格林菲尔德成了国际新闻主任，后来又成了主编助理。

克利夫顿·丹尼尔，我在《王国与权力》的开头几章对他做了突出的描写，但他是很难和庞奇·苏兹贝格相容的，不得不把他在三层的大办公室腾给了罗森塔尔，最终搬到华盛顿当了分社社长。而在纽约看来，丹尼尔从马克斯·弗兰克尔手里接过的分社，比威克负责时更协调，更勤奋（分社的一个成员尼尔·希恩把五角大楼秘密的文件带给纽约，写出了关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的曝光性文章，1972年为《纽约时报》获得了一枚普利策奖），这一业绩很快就因《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博·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惊人的水门事件独家报道而黯然失色，那一系列报道导致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

在有效地指导分社经过福特总统的平淡的几年进入卡特总统的温和说教的时代后，丹尼尔在70年代末退休了。罗森塔尔为这个位置任命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叫作赫德里克·史密斯。1974年，史密斯因其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但管理者的更替和变化着的编辑头衔，经过70年代继续到了80年代，只具有转瞬即逝的重要性。到80年代末，“罗森塔尔”、“托平”、“盖尔布”和“格林菲尔德”等人的名字也列到了退休名单上，开始在刊头上被更年轻的《纽约时报》人所取代，这些人又带着这家报纸过了又一代——这些人有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他在1990年升任主编，标志着他最终成为总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的继承者；弗兰克尔在80年代末从十层的社论部下到三层的新闻编辑部，接替了65岁的罗森塔尔；罗森塔尔自赖斯顿在70年代回到华盛顿以来一直管理着这家报纸。在90年代的刊头上还有新任命的主编助理如沃伦·霍格和卡罗琳·李、戴维·R.琼斯、约翰·M.李和阿伦·M.西加尔，但报社真正的持久的权力像以前一样，仍然掌握在拥有它的家族手里。

正如我在本书的作者的话中所表明的，1992年1月上升到高层的最后一个家族成员是庞奇·苏兹贝格的儿子，40岁的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他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这名业主将贡献他的时间，维护家族财富，最终还会被奥克斯的其他后裔所取代……为了在21世纪尽最大力量在一个机构里继续保持新闻的至上性和经济上的赢利，正如我以前所考察的那样，就要像一棵根深蒂固然而又灵活的大树，每天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摇摆，在摇掉了它的衰老的旧叶子后进行调整，保持四季茂盛。

盖伊·特立斯

1992年于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