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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利奇虽然不确切地知道该做些什么，但他知道必须采取点激进的行动来对付纽约本部人员的懒散。但当西奥多·伯恩斯坦向卡特利奇建议让A.M.罗森塔尔替换纽约城市版主任的职务时，卡特利奇却犹豫了。1962年，罗森塔尔当时是《纽约时报》驻东京的记者。罗森塔尔39岁，没有一点儿当编辑的经验，差不多近十年没有在纽约生活了，也许会因为害怕承担管理纽约队伍并努力改造他们的繁重任务。卡特利奇还怀疑，这位记者也许会因为怕失去《纽约时报》读者所看重的署名文章而不接受这样的安排。“罗森塔尔”发自东京——此前是发自波兰和印度——的报道，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一种热情和可读性，以及对政治和人物的细微之处的敏感性。1959年罗森塔尔在波兰因被当地政府指控为“深入刺探”其内部事务而遭到驱逐，此后他获得了普利策奖。罗森塔尔在波兰为马克尔的《时报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根据的是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曾在那里用毒气室杀害了几百万人。这篇文章，成了一篇经典报道：

因此，奥斯威辛并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只有一种想要报道奥斯威辛的冲动，这种冲动来自一种不安的感受——拜访过奥斯威辛但离开之后没有说点或写点什么，将会是对不幸死于奥斯威辛的死者最严重的失礼行为……

如果罗森塔尔被任命为城市版主任，他的记者生活也就结束了。罗森塔尔就要用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新闻编辑部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做的。最优秀的记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喝彩，他们不会轻易用这些东西来交换行政生活的丰厚收入和匿名权力。然而，一个记者得到了各种奖章，到过了所有地方，采访过了每一种所能想得到的报道，他就会开始认识到他的工作有点重复了——形式和地点似乎都是一样的，轻车熟路，没有任何新的挑战。当然，如果一名记者能像赖斯顿那样得到一个专栏，记者生活仍可能是有趣的。但如果这个人注定20年或25年一直当记者，就有可能停滞不前或碰到挫折，直到他退出报纸工作，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如果他有机会成为一名编辑，他也许会找到一种刺激。卡特利奇在当了编辑后从没有怀念过报道工作和记者署名文章，克利夫顿·丹尼尔也是这样，也许罗森塔尔也会这样。但只要C.L.苏兹贝格还在为《纽约时报》写国际新闻方面的专栏，罗森塔尔得到一个专栏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也许39岁的罗森塔尔继续尽可能地从事他的写作事业，但如果他有成为一个伟大编辑的愿望和才能的话，如果他能够多少激发起懒惰的人员，并把他的技巧传授给其他记者的话，那么他作为一名记者遭到的损失对《纽约时报》来说就是值得的。至于对罗森塔尔本人是不是值得，就另当别论了。卡特利奇想了很多，对让罗森塔尔进新闻编辑部的事情觉得没把握，于是决定在近期到东方旅行时，用点时间和罗森塔尔多接触，了解他的情绪，看他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在海外的写作和生活，是不是愿意回家，尝试一下新事物。

在东京，罗森塔尔正在过着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同妻子和儿子居住在一个有榻榻米的住宅里，有仆人服务。他为日本人民所着迷，钦佩他们的效率和勤奋，喜欢他们在一座快乐而迷乱的城市中所展现出的活力和热情。在美国军队的保护下，日本人专注于工业扩张和经济发展，将他们作为写作的对象有着无穷的乐趣。日本的女人既快乐又聪明，在罗森塔尔看来，男人老是在做事——赚钱，做爱，跳舞，唱歌，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这就是日本对罗森塔尔最有感染力的东西，他不会为他们感到悲哀的。他们在享受繁荣，他们知道如何去生活，他们通宵达旦地喧闹，每天早晨又毫无内疚地起床。罗森塔尔很快就被他们的情绪所影响。可是过去在波兰，罗森塔尔感到了阴暗、压抑和怀疑，正如他在《纽约时报》上所写道的：“在波兰，对每天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东西看起来、听起来是平常的，但总会让人吓一跳，就像中了玩具枪射出来的子弹一般。”他1954年到1958年间在印度工作。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许多方面甚至更糟。周围的街景显现出难以置信的贫困，罗森塔尔感觉到了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痛心和内疚。他对自己在印度所看到的情况是毫无准备的。尽管此前有一天在联合国，克里希纳·梅农曾事先对他有所警告。那是令人不愉快的一天，罗森塔尔仅仅因为自己在梅农谈论贫困时随意地点点头，就引起了这位印度外交官的气愤——“你不要这样对我点头！你根本不知道我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贫困！”

梅农是对的。罗森塔尔以前所知道的贫困根本不能和印度的贫困相比。罗森塔尔儿童时期在美国也曾生活在贫困之中，作为一个得到救济的病人也曾体验过不良的医疗条件，亲眼目睹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姐妹中的四个由于事故或不治之症或缺医少药而不幸死亡。他是带着这样的想法长大的：生活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缺席。他对医生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10岁时，他成了骨髓炎的牺牲品，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被迫失学两年之久。他在纽约进的医院是一个肮脏的设备很差的地方，病人全都得不到重视，有时是让实习生——医生极少出现——来治疗，有时见不到一个护士或护理员。医生给罗森塔尔的大腿做的手术又做错了地方，在愈合时才知道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幸运的是，他的一个姐姐给梅奥医院写了封信，这个医院把他作为需要救济的病人接收下来，成功地使用磺胺类药物使他恢复了活动能力。梅奥医院成了他童年时代美国人道主义的象征。

他能够回到学校了，但不能积极地参与体育活动。他羞涩，瘦弱，但也热切，嗜书如命，他是一个安静而非常有毅力的青年。

他在布朗克斯长大，是住宅油漆工哈里·罗森塔尔的独子。哈里·罗森塔尔出生于白俄罗斯，他的本姓是西皮亚茨基。他离开白俄罗斯后到了伦敦，拜访了一个舅舅，从他那里永远借来了“罗森塔尔”这个姓。后来他辗转到了加拿大。他身体粗壮，肌肉发达。在19世纪末来到安大略后，他找了一个铺路的工作。后来他在一个早期的乌托邦农场工作，过着一种原始的、半诗意的生活。他在给他父亲——一个多少有点潇洒的拉比——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生活，正是这些信使他的弟弟们激动起来。他们不久就离开白俄罗斯来到了加拿大，同行的还有一个女朋友，哈里·罗森塔尔后来娶了她。

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农场中，乌托邦主义最终酿成了低效率和乏味的生活。离开这个农场后，罗森塔尔成了哈得孙海滨地区的毛皮捕猎者和毛皮商人。在他干过的所有事情中，他最喜欢这一行。他滑着雪橇，带着猎狗，四处转悠，愉快地吸着新鲜空气，充满了自由感。他希望他的儿子，1922年在安大略苏圣马里出生的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将来也从事户外工作，也许是当个护林员，他认为这是最高的向往。但还没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到能工作的时候，全家就迁出了加拿大。当时经济大萧条，毛皮生意也不景气。在加拿大边界走了几个来回后，哈里·罗森塔尔把他的家庭永久定居在了布朗克斯，干起了住宅油漆工的工作。他以前偶尔也干过这种活，却不喜欢。他现在甚至更不喜欢了，他开始讨厌纽约，希望重新回到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享受自由的农村生活。一天在刷油漆时，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不久就去世了。

阿贝·罗森塔尔在布朗克斯上了小学和中学。他的父亲死后一年，他的一个姐姐死于肺炎；后来年轻的罗森塔尔在城市学院上学时，他的二姐因为误诊而死于癌症；第三个姐姐在产后离开了医院，也死掉了；几年后，第四个姐姐又死于癌症。阿贝·罗森塔尔还记得自离开加拿大后他住过的每一个住处的地址，还记得家里的钱越来越少，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住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小。

在纽约城市学院，罗森塔尔为校园报纸工作。他没有打算当记者，头脑里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但他在这个报纸里干得很好。有一个为《先驱论坛报》做纽约城市学院通讯员的学生应征入伍后，罗森塔尔接手了这份工作。由于征兵，为大都市报纸干这些校园通讯员工作的学生轮换得很快，但罗森塔尔由于疾病不适合当兵，所以未受影响。在《纽约时报》的通讯员又离开后，罗森塔尔又辞掉了《先驱论坛报》的工作，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因为《纽约时报》给的工资多一点——一周12美元。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罗森塔尔怀着紧张而敬畏的心情第一次来到《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他走过走道，坐在后边的一个空桌子旁，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些涉及校园活动的笔记。但他非常呆板，竟不知道如何开始使用打字机。他只是直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看着大房间里所有的人，他们看起来是专心致志的和陌生的。忽然间，他身后传来一个陌生人温和的声音，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的和蔼的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罗森塔尔。”

“你现在做什么？”这个人亲切地问。

“我是城市学院的通讯员。”

“你需要打印纸吗？”

“是的。”

“你知道从哪儿能找到打印纸吗？”

“不知道。”

“纸就在那边的那个箱子里。”这个人说，然后走过过道，抓起一叠打印纸，放在了罗森塔尔的桌子上。

“你知道如何打出一篇报道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这个人向罗森塔尔说明名字应该排在左上角，并且要用一个词概括报道的主题。

“你知道在完成了你的报道后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你把它交给站在那边的送稿生。”

罗森塔尔点点头。

“顺便说一声，”这个人说，“我叫迈耶·伯格。”

“谢谢你，伯格先生。”

“叫我迈耶好了。”这个人说。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校园通讯员、送稿生和职员的做法一样，阿贝·罗森塔尔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参加教会事务，这样他就能为《纽约时报》星期天版写一篇关于布道的简要叙述。有时罗森塔尔和大约其他八个人的这些报道会以精练的规劝和说教占《纽约时报》的半版还多，但除了那些进行说教的布道者和年轻的渴望报道说教的记者之外，这些东西是很少有人读的。这些报道每一篇的长度很少超过五六段。尽管这些报道从来不署名，但《纽约时报》的宗教新闻编辑知道作者是谁。宗教新闻编辑分派任务，并且提醒记者们注意在教会报道中可能显示出来的不虔诚的迹象。

许多后来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采访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见报的。他们的每篇报道收入是三美元，这笔钱里还包括从教会来回的交通费，以及对教会慈善募捐的表示——传统的做法是把25美分放进第一次募捐的盘子里，以避开第二次。

尽管能胜任对星期天布道的采访只是《纽约时报》有抱负的人所面临的众多初步检验的一个，本身不像为“时报的主题”写一篇文章或一篇编辑部短文——分别收入25美元和15美元——那么有独特的意义，但不胜任对布道的采访却后果严重。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可靠地采访一次教会布道，那么编辑们就认为，他也许不能可靠地采访任何事情——有时确实是这么回事。错误拼写了一个牧师的名字，布道的话引用的不对或者错误解释了启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恶。《纽约时报》有一个送稿生，希望采访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参加教会事务，因为这样就用不着捐款了。于是他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会，走到教堂边上的牧师住所的门前，打算事先向牧师打听一下布道的内容。但他拉响的铃不是门铃，而是火警铃。铃声突然响起，扰乱了主日学校的一个班的课，孩子们都跑到了大街上。这招致了牧师的抗议，使得《纽约时报》的这个年轻人倒了大霉。

罗森塔尔的报道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愤怒。他勤奋又谨慎，决心不让任何事故阻碍他走向记者队伍的步伐。罗森塔尔在写了几篇优秀的关于城市学院校园生活的文章和几十篇无可挑剔的关于布道的报道后，看到自己作为通讯员第一年写的东西很少被文字编辑修改，于是有一天鼓起勇气来找城市版主任，问问自己晋升为记者的事情。罗森塔尔之所以敢去问，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过去曾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讯员的姑娘现在有了一张记者证，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开来时被他偶然发现的。由于看到了她的记者证，罗森塔尔的竞争精神被激发起来。他静静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着城市版主任的每一个动作，等着合适的机会去接近他，既胆怯又兴奋。后来，当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站起来穿衣服准备离开新闻编辑部时，罗森塔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走道来到约瑟夫跟前，不加犹豫地提出：我什么时候会得到提拔？戴维·约瑟夫的反应既不震惊，也不抱有很大兴趣，好像这个问题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理由耽误他回家吃饭。“你想成为职员，”约瑟夫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你成为职员了。”接着约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罗森塔尔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喜而怀疑地说不出话来。

21岁，成了《纽约时报》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学。他还差四个学分就能申请学位了，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和《纽约时报》完全结成一体了，以致他和城市学院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干扰。几年后，罗森塔尔成为《纽约时报》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被城市学院列为杰出校友，一位院长请他给学生们讲演。罗森塔尔解释说他还没能够毕业呢！这位院长说，如果罗森塔尔提交一篇论文的话，是能给他安排学位的。但罗森塔尔没有时间写论文，正忙于采访联合国的日常新闻，最终这位院长要罗森塔尔提交他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罗森塔尔照办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以此获得了学位。

在这段时间，1950年，罗森塔尔发自联合国的署名文章定期出现在头版上。他是从1946年开始报道联合国活动的，当时特纳·卡特利奇想看到对联合国的一个代表在纽约市生活的特写报道，向城市版主任表达了这种想法，罗森塔尔承担了这项任务。特写对象是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于是罗森塔尔一整天都跟着葛罗米柯，乘坐出租车跟在葛罗米柯的豪华车后面，不管到哪里都跟着。幸运的是，葛罗米柯似乎没有意识到罗森塔尔在跟着他——在这天下午进行观光，绕着曼哈顿的大部分街区转。罗森塔尔在一辆出租车里追随着他，记下了全部旅程，观察葛罗米柯在哪里停下他的豪华车，纽约的哪些地方吸引了他。罗森塔尔的报道，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叙述性报道，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它在《纽约时报》上占了很大版面，并配有伯恩斯坦安排的一张地图，确切地显示出葛罗米柯到哪里旅行过。这篇文章使得罗森塔尔进入了《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

当时，1946年初，联合国的会场设在布朗克斯的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校园的临时场所，离罗森塔尔和他母亲居住的地方只有一站地铁。这是一个理想的任务——《纽约时报》给了联合国的日常活动几乎是无限的版面，意味着专题文章和照片像新闻报道和文稿一样都能充分发表。罗森塔尔还幸运地碰上了自由的、不拘礼节的威廉·H.劳伦斯担任分社社长。劳伦斯允许罗森塔尔进行许多重要报道，还可以写关于这个千奇百怪的布朗克斯场面——如飘扬的旗帜、布鲁克斯服装、宽大的共产党人的裤子、印度的丝制莎丽等等——的主观印象文章。联合国的成员先在布朗克斯校园，后来在长岛的成功湖，似乎比后来更团结。联合国后来于1951年迁到了它现在的总部，曼哈顿东河边上的玻璃摩天大楼和光亮的综合楼。这座摩天大楼把垂直状态带给了联合国，把它分成了上千个小房间，把世界各地的为求团结而来到纽约的人分割开来。但在曼哈顿的这些建筑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长岛，联合国是水平状地分散在几个较小的建筑里。代表们、他们的助手们和记者们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阶上，都会有更多的交际和碰面。在罗森塔尔看来，联合国似乎是一个自然而欢乐的地方。1946年安理会甚至在布朗克斯的一个体育馆里举行了一些会议。在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分社就安置在女子发廊里。正是在那里，罗森塔尔第一次碰到了詹姆斯·赖斯顿。

罗森塔尔当时24岁，而赖斯顿37岁，是报社最受尊敬的和令人妒忌的一员。在罗森塔尔看来，赖斯顿似乎已经有了一切——成就、名望，而且身体健康；他迈着一个胜利者的步子走路，趾高气扬。他的面色很好，甚至连牙齿也很好，一头黑发。他上大学时曾是运动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健壮体形，一度曾是赢得高分的高尔夫球手。据说，上一年，即1945年，赖斯顿说服了有影响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去游说共和党，使其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当年，赖斯顿在采访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时名声显赫起来，1944年他因报道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而第一次荣获普利策奖，正是这次会议为联合国做了奠基。在乔治城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参加了——之前，赖斯顿悄悄地得到了同盟国各国的意见书，在会议期间他可以翻阅他的档案，有根据地写写秘密的会议。不仅赖斯顿的记者对手被他的系列独家新闻所惊奇，而且许多外交官也感到惊愕。苏联人怀疑是美国人把消息透露给了赖斯顿，而美国人则认为他是从英国大使馆的一个朋友那里获得了资料。在给英国发出了一封提醒信后，在联邦调查局着手调查这件事后，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拒绝会见赖斯顿，尽管他们两人是朋友，英国人也的确没有透露任何东西给他。哈利法克斯勋爵给赖斯顿解释说：“我不想以失去美国国务卿的友谊为代价来保持我们的友谊。”赖斯顿的线人实际上是在中国代表团里。中国代表团不满意这次会议上的政治安排，因此愿意和《纽约时报》合作。这证实了赖斯顿给记者们的一个教导：“你们应该去找那些不高兴的家伙。”

罗森塔尔用了八年时间采访联合国的活动。他写了几百篇关于重大问题和争论、权力集团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写了特里格维·李和葛罗米柯，安东尼·艾登和伯纳德·巴鲁克，联合国的盛大庆典和“小人物”——站在旁边的为发言稿润色的随员，懂得各个民族发式的理发师；他还写了他特别赞颂的一位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后来有一天贝内加尔爵士在回答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对他撒了谎。这种谎言是世界上每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此时或彼时无疑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出来的。但对于年轻的罗森塔尔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幻灭的体验——杰出的有教养的贝内加尔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样撒谎。罗森塔尔痛苦地来找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印度代表的确很遗憾，多少受到触动，极力辩解说：“可是，阿贝，我是为了祖国的最大利益才对你撒谎的。”

“是的，”罗森塔尔尖锐地回答说，“为了我的报纸的最大利益，我不再问你问题了。”接着罗森塔尔说：“你可以用‘无可奉告’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

贝内加尔爵士说：“因为你当时就会知道真相。”

在这一点上贝内加尔爵士无疑是对的。但罗森塔尔再不会这样信任一个消息的来源了，尽管他和贝内加尔爵士的友谊很快恢复了。从此以后，当贝内加尔爵士不愿意回答时，他就说：“无可奉告。”

对于任何一项任务来说，用八年时间也太长了。但出于某种不可明说的理由，尽管罗森塔尔极力争取，但他还是没能转到《纽约时报》的一个海外分社。仿佛有某个人在阻止他去海外分社，但他想象不出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在他的早期生涯中，这并没有使他烦恼，因为在联合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激动的事情。有时在听了一整天的外语和外国口音，看了各种各样的习惯并报道了关于遥远的冲突的讲演和争论之后，罗森塔尔觉得自己的确是在海外，在塞浦路斯或罗得西亚或巴基斯坦——或者是在他特别想去的印度。印度当时在联合国有一个有趣的代表团，不仅贝内加尔爵士，而且许多其他人都有趣。罗森塔尔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所吸引，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社交风格和宗教、他们同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关系越来越着迷——实际上这个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名字都会使罗森塔尔脑海里浮现出想象中的异国情调，如班加罗尔、孟买、加尔各答、加德满都、乌塔卡蒙德、特拉凡哥尔、开伯尔山口。1954年，在罗森塔尔进入《纽约时报》十年并终于成为《纽约时报》驻印度的记者后，他有一次跋涉了1500多英里，只是为写一篇注明地点的报道：发自开伯尔山口。几年后，在他离开印度并在波兰提高了他的名气之后，罗森塔尔终于发现了他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成为驻外记者的原因。这个发现使他感到震惊。

他是在1959年同悉尼·格鲁森和C.L.苏兹贝格——他们当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一起乘车去日内瓦时得知内情的。在去采访日内瓦的外交部长会议的途中，他们很高兴互相为伴，享受着美丽的风景。谈话非常活跃，而且经常被罗森塔尔提醒格鲁森开车不要太快所打断。接着，突然地，事先没有准备地，赛勒斯·苏兹贝格把话题转换到对1948年罗森塔尔在巴黎碰到的一次事件的严肃反映上。罗森塔尔那一年作为《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的一员来到巴黎，帮助采访联合国大会。一天下午，罗森塔尔回到他的宾馆房间，发现一张20美元的旅行支票在他的抽屉里不见了。他气愤地向看门人报告了这件事，暗示如果找不回来这张支票，他就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看门人同样生气，给《纽约时报》的巴黎办公室打了电话，并且把年轻的罗森塔尔的武断做法报告给了赛勒斯·苏兹贝格。

苏兹贝格没有忘记这件事，现在到了1959年，和他的两个同事去日内瓦，他似乎想从他的脑子里摆脱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最终他这样做了：他对罗森塔尔承认，罗森塔尔之所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办事处待了那么多年，是因为他的缘故。他解释说，在巴黎的早些日子里罗森塔尔似乎是那种会在海外引起麻烦的人。苏兹贝格漫不经心地承认，他的判断太刻薄，显然是错的，现在他愿意告诉他的朋友罗森塔尔1948年那次宾馆事件的后果。

罗森塔尔听了后，回想起在纽约多年苦苦等待得到一项海外任务的情景，感觉到内心的愤怒情绪在膨胀。他也想到，如果赛勒斯作为海外君主的影响继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话，自己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驻外记者了。回想起自己在法国宾馆那种愚蠢的有点冲动的行动，意识到它的后果，罗森塔尔有了一种既恶心又愤怒的发晕感觉，以致他简直不能抑制自己，或者说勉强压制住自己的情绪，直到他们到达日内瓦。

特纳·卡特利奇于1962年春来到东京，观察了罗森塔尔对放弃记者生活、接手《纽约时报》城市版建议的反应。罗森塔尔感到受宠若惊，他没有做出承诺，但表现出了兴趣。他想象自己是《纽约时报》城市版的主任，一个在新闻、工作人员、纽约精神之间起促进作用的人物；一个有更多社交的人，会认识纽约的政治家和商人，艺术家和作家；一个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里最重要的报纸上激发和鼓励记者的人物。他告诉卡特利奇，是的，这个提议有吸引力。

他多年没有生活在纽约，也许是一种优势——他会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城市，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传统方法所影响。罗森塔尔意识到，纽约的记者在驻外记者不受限制的一些方面却受到了限制——纽约的大多数记者要么是专家，要么被城市组安排进行每天的采访；而驻外记者在不采访重大新闻时，一般是自己选择自己的题目。罗森塔尔还认为，纽约记者给自己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他极力证明他们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应归咎于这种“体制”。也许罗森塔尔能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能使记者们像开发海外城市一样开发纽约。罗森塔尔相信，曼哈顿或布朗克斯的人正在做的和思考的东西像仰光或阿克拉的人正在做的和考虑的东西一样有趣。甚至想要改变新闻编辑部的“体制”或工作人员对它的态度的事情并不容易，但这很具有挑战性。在卡特利奇看来，罗森塔尔是乐观的，因此卡特利奇对他抱有希望。

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刻，卡特利奇对罗森塔尔的所有想法印象很深，只有一种想法除外。罗森塔尔认为，如果他成为纽约的编辑部主任，他希望不仅控制新闻编辑部从事一般任务的各种记者和专家，而且还要管辖批评家和文化新闻记者，这些人最近在靠三层新闻编辑部西边的墙后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这个单位在新闻编辑部里被戏称为“文化峡谷”。它的居民包括这样一些人，如戏剧批评家霍华德·陶布曼、音乐批评家哈罗德·舍恩伯格、艺术批评家约翰·卡纳迪、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电影批评家博斯利·克劳瑟以及像萨姆·佐罗托夫、理查德·谢泼德、路易斯·卡尔塔这样的记者，还有其他几十个人。多年来这些人员都是在城市组领导之下，但1962年初，特纳·卡特利奇努力破除庞大的纽约官僚机构，改进文化报道，使他们脱离了城市组的管辖，让一个只对主编负责的助理编辑领导他们。现在罗森塔尔提出，如果他负责纽约人员的话，他希望他也能负责“文化峡谷”。纽约的文化、种族和政治生活是他设想的一体化报道的所有部分，罗森塔尔认为，把文化人员从纽约组主任的领导范围里分离出来，会减弱现在请求他考虑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和可能。罗森塔尔知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要建帝国大厦。然而，他告诉卡特利奇，如果想要操纵帝国，他宁愿高兴地留在东京，管理他那只有一个记者——他自己的分社。但如果指望他接手纽约的这个重要工作，那么他就期望得到必要的条件来实现他在这个职位上的目的。

罗森塔尔当时没有向卡特利奇显示出他不愿意放弃写作，或者更具体地说，他想在某一天为社论版写专栏的秘密野心。赖斯顿和克罗克在华盛顿都写专栏，赛勒斯·苏兹贝格在欧洲写专栏，罗森塔尔已经非正式、非官方地和约翰·奥凯斯讨论过写一个叫作“亚洲”的专栏的想法。但如果罗森塔尔成了纽约城市版主任，他写专栏的梦想也就泡汤了。

卡特利奇离开了东京的罗森塔尔，没有承诺提供给他纽约的职位，罗森塔尔也没有保证如果提供这个职位的话，他会接受它。卡特利奇计划继续去台湾、香港、马尼拉、西贡、新加坡、曼谷，然后是德里。他要罗森塔尔再多想想纽约的职位，并且提出如果罗森塔尔到德里和他碰面的话，他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下。

几周后，罗森塔尔飞到了德里，试探性地提出，他想试试纽约的职位。卡特利奇很高兴，显然这个职位就是他的了。虽然罗森塔尔没有坚持一开始就把文化人员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后来他将对其施压），但他表明了想成为一个专栏作家的秘密野心，卡特利奇以痛苦和讨厌的心情接受了这项条件。卡特利奇仇恨专栏，称它们是报纸事业的“恶性肿瘤”。他宁愿要一种只有新闻，写得漂亮并得到很好解释的新闻的报纸——没有任何专栏，因为专栏使得记者在经常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整天无病呻吟，浪费宝贵的版面。卡特利奇极力推销说，如果罗森塔尔把他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倾倒在编辑工作上，他每天都会有不止一篇署名文章——40篇、50篇署名文章：罗森塔尔每一个下属的每一篇报道都代表着他罗森塔尔的一部分，他每天晚上都心满意足，每天早上都有新的挑战，除非亲身体验，这是罗森塔尔很难想象到的事情。卡特利奇在结束谈话时强调，他非常迫切地等着罗森塔尔完成东京之行，在纽约开始他新的生涯。

后来，在卡特利奇回纽约之前，他和罗森塔尔讨论了其他问题，特别是《纽约时报》毕竟会有一个新专栏，赖斯顿在华盛顿的同事拉萨尔·巴克尔的专栏。卡特利奇在说这件事时极力不去看罗森塔尔的脸，但他知道，假如他把一桶牛粪泼出去，罗森塔尔的表情仍会是不闻其臭。

回到纽约后，卡特利奇专心于一项新的冒险——开办《纽约时报》的西部版。这个版准备于1962年10月1日开始在洛杉矶出版，代表着《纽约时报》想成为美国第一家真正的全国性报纸最雄心勃勃的尝试。西海岸的大多数大报都是脆弱的，至少在纽约是这样认为的。经过多年的思考，《纽约时报》现在有了信心和电子装备来大规模地入侵加利福尼亚的新闻界了。它的主要武器是高速的传送机，能够以每分钟1000个词的速度把已经在纽约编好的报道传送到洛杉矶的新闻编辑室。在洛杉矶，《纽约时报》有一个由90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广告和发行人员——组成的团队，会把报纸印出来，分发到整个西海岸。在几个月内，西部版会为《纽约时报》吸引十万个新读者，或者说这是《纽约时报》48岁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所希望的。

这将是德赖富斯自1961年春天继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以来着手的第一项重大的事业。德赖富斯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管理者。他耐心而保守，是一个宽肩膀、多少有些粗壮的人，有着非常和善的面孔和浓密的眉毛。在1941年7月与玛丽安·苏兹贝格结婚后，他曾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到犹豫。他在华尔街干得很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一席之地。除了高贵和飞黄腾达的感觉，任何通过同《纽约时报》家族联姻参与《纽约时报》的人都时不时会感到受限，觉得自己失去了男子气概——这是奥克斯之家女婿的综合征。和奥克斯的这一后代结婚不会是轻松的，他的这些外孙曾在希兰代尔玩耍，受到奥克斯的溺爱，在他的宠爱之下生而为富人。德赖富斯想娶玛丽安·苏兹贝格，但他不敢保证他是否想要这种婚姻带来的一切——对《纽约时报》的义务，她母亲伊菲吉妮·苏兹贝格谨慎冷静的眼光，以及那一大群姻亲，大家族中的保姆和时刻观察他人意愿的目光。

德赖富斯对《纽约时报》的抵制达六个月。直到他结了婚并且在《纽约时报》干了差不多八年，他才最终决定卖掉他在交易所的席位。到那时，他已是苏兹贝格的助手了，自觉或不自觉地仿效了苏兹贝格的风格——更确切地说，他们在风格上是天生相似的。他们都是可靠的人，非常坚定，都是从事纺织品行业的事业兴旺的德国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培养的家教严格的儿子；他们都是从霍勒斯·曼学校进了常春藤大学，在大学里都是好学生和优秀的游泳选手，着装有品位，举止文雅。在德赖富斯加入《纽约时报》后，显然他很容易跟苏兹贝格合得来。德赖富斯是英俊的（苏兹贝格几乎不能容忍一个女婿不英俊——特别是想娶他最漂亮的女儿玛丽安的女婿），德赖富斯既不粗鲁、放肆，也不傲慢。有一次，有人要他列举几个决定他事业的因素，德赖富斯写道：“娶《纽约时报》业主的女儿。”苏兹贝格喜欢他；像苏兹贝格一样，德赖富斯致力于扩大奥克斯的报纸，同时又不歪曲它的本质。像苏兹贝格在1949年靠出版一个欧洲版把《纽约时报》的声音扩展到了大西洋彼岸一样，现在德赖富斯也希望把它向西扩张到太平洋。1962年之前进行的调查和检验都是令人鼓舞的，德赖富斯乐观地认为，《纽约时报》的西部版会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成就。他把它叫作“往西去啊”计划。

在实施西部版计划期间，德赖富斯在14层的首席执行官是艾默里·豪·布拉德福徳，《纽约时报》的副总裁和总经理。布拉德福德于1947年加入报社，当了苏兹贝格的助手。他是伊菲吉妮·苏兹贝格介绍给业主的，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从布拉德福德的姻亲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里了解到布拉德福德的资历的。布拉德福德是个高个子，有金黄色的波浪式的头发，有一种自信的气质，这种气质能触犯一些人，但也能给另一些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像苏兹贝格家一开始那样，德赖富斯也对布拉德福德有好印象。关于布拉德福德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看起来在每一种事情上都很擅长。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在纽约同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森德兰和金德尔一起经营律师事务所。他1943年作为二等兵参军入伍，后来当上了军事情报部门的上尉，退伍后不久进入华盛顿的国务院工作。布拉德福德是耶鲁大学和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的毕业生，他在《纽约时报》社里晋升迅速：1954年是公司的秘书，1955年是董事会的成员，1957年是经营经理，1960年是总经理。他还是《纽约时报》等级制度中的一个新教徒，在犹太人管理者觉得根本不受欢迎的那些社交小圈子里，他能很好地代表报社。

尽管他在《纽约时报》里的工作处在公司的最高层次上，但他偶尔也到三层进出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他似乎个子太高，头几乎要擦着门框了，但他从来没撞到门框上，也没有像有些高个子那样下垂身子。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进出的动作总是完美的，他直挺挺地走路，抽着他的烟斗，穿着一件暗色细条子花纹的套装，非常显眼。一天一个年轻人以类似的走路方式进入了新闻编辑部：这就是布拉德福德的儿子，一个个子很高的乔特中学学生。他来到西奥多·伯恩斯坦的办公室抱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报社的一个体育记者在写的一篇特写报道中以一种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态度提到乔特中学，这位年轻的布拉德福德想知道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乔特中学。伯恩斯坦不能做任何解释，便用城市版编辑桌上的麦克风召唤那位体育记者。过了一会儿，那位体育记者出现了，这个单薄的十几岁的孩子，穿着一件花呢夹克向前走了一步，在进行介绍之后，年轻的布拉德福德提出了他的问题。这位体育记者迅速回答说，根本没有打算对乔特中学不尊敬，于是沉默下来。伯恩斯坦放心地对布拉德福德笑了笑，然后向这位体育记者表示感谢，体育记者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年轻的布拉德福德的提问权利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纽约时报》的这些日子里，任何人都不想和姓布拉德福德的人发生冲突，包括特纳·卡特利奇。一天卡特利奇听了一个助理编辑对西部版应该有多少新闻预算的估价，卡特利奇陪这位编辑上楼去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想让他批准这个数字。这位编辑似乎对向布拉德福德讲起这些数字感到为难，但卡特利奇说：“瞧，如果你认为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那么我们就上楼，去争取。”然而，布拉德福德在研究了这个预算单之后，摇摇头说，它还能够减少2.5万美元。卡特利奇说，他看过这些数字，检查过它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

布拉德福德突然发了火。

“我很忙，”他厉声说，之后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

卡特利奇转身离开了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

“好吧，”这位编辑在走廊上和卡特利奇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卡特利奇脸色因气愤和耻辱而发青，他盯着这位编辑说：“按他说的做！”

德赖富斯直接派来监督西部版的代表不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而是14层的另一个级别稍低的管理者，他的名字是安德鲁·费希尔。费希尔不像布拉德福德，在三层没有什么名气——既不好，也不坏。实际上不是所有人，只是一些人知道他，那些为数不多的知道他的人说，他实际上是难以把握的。这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他们真的不能理解他。以前从不知道报社哪个管理者像安德鲁·费希尔，因而缺乏比较的标准，他们不得不注意费希尔明显的兴趣。他对计算机的入迷，使得同事们用模糊的科学术语来理解他。他们暗示，他是一个未来主义的人物，是一类空间时代的管理者的先驱，他也许有一天会把时报大楼改变成一个14层的机器人。然而，在这种玩笑中，《纽约时报》较老的人对报纸现在的趋势有一种严肃的越来越强烈的关心：报纸正趋向于提高无人工作的效率；依赖成本昂贵的计算机而不是有经验的政治记者来进行选举之夜的预言；电子印刷机将在西部版上使用。不管合适不合适，安德鲁·费希尔多少作为所有这一切的一个象征而出现了。尽管他已经在《纽约时报》15年了，但他们对他所知甚少。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新闻编辑部的地带工作的。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阿默斯特大学，在军队里从二等兵当到了上尉。1947年他27岁时开始在《纽约时报》的经营部工作，在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的手下。他研究过现代技术中的劳工问题和遥远未来的公司方案。在20世纪50年代，费希尔把相当多的时间用在了报社在曼哈顿西边林肯中心后边新建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要处理一些印刷工作，但主要是为21世纪的《纽约时报》摩天大楼总部打下基础。如果真像辖区神职人员和社会改革家早就预言的那样，时报大楼现在所在的第四十二街地区迟早要成为一片废墟。

1960年，安德鲁·费希尔成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助手。自阿德勒将军1955年去世以来，布拉德福德在14层越来越有权力了。费希尔和布拉德福德尽管不相似，但能相容。布拉德福德是一个情绪化的、做事决断的人，而费希尔是一个平静而具有控制力的人，但他也是友好的和容易接近的。他具有全美国都熟悉的一个保养很好的宇航员的样子——一个虽瘦但强壮的脸，蓝色的眼睛，整齐梳理的灰发，在笑时会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安德鲁·费希尔是里士满本地人，一位弗吉尼亚妇女的独子。这位妇女对她的祖先和乔治·华盛顿间的联系颇为自豪。费希尔的语言充满了新技术术语——他说过“做事情的最佳方式”和某些人“可怕的指数”，他表现出对报纸的“新闻界替代纲领”和它的“信息检索”、“定价哲学”的热情。尽管《纽约时报》的一些传统主义者把费希尔看作是一种去人性化过程的一部分，但费希尔却自认是《纽约时报》传统的保护人：如果奥克斯的基本原理要贯彻到21世纪的话，《纽约时报》就必须跟上变化着的世界的脚步，必须调整和扩张——在说到这种扩张时，费希尔谈到了“卫星工厂”。

安德鲁·费希尔通过电子眼和无线电路来发射新闻的设想，准备在1962年底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实施，即“往西去啊”计划。这意味着金钱上的巨大投资和名声上的风险，但德赖富斯、布拉德福德和苏兹贝格夫妇批准了这个计划，这就行了。

至于1962年的特纳·卡特利奇，则在极力维护现状。尽管他不时发现奥维尔·德赖富斯相当冷淡，但他和这位新业主相处得很好。卡特利奇意识到，当德赖富斯有重要事情要讨论时，经常请教赖斯顿。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把赖斯顿当作家庭的一员，一个想象中的女婿，德赖富斯会尽可能地让赖斯顿高兴。当很有才能的拉萨尔·巴克尔开始厌倦报道，严肃考虑退出《纽约时报》去《巴尔的摩太阳报》当专栏作家时，赖斯顿予以了回绝。他和德赖富斯交换了意见，德赖富斯邀请巴克尔来纽约，开始为他提供一系列重要的海外采访任务。他先后为巴克尔提供了印度和罗马分社的职位，巴克尔无动于衷。当提到伦敦分社时，巴克尔有了兴趣，但克利夫顿·丹尼尔告诉德赖富斯，伦敦分社已经许诺给了当时正在波恩的悉尼·格鲁森。最终，德赖富斯提出了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为巴克尔增设一个专栏的建议，但约翰·奥凯斯不想要这个栏目。德赖富斯迫使奥凯斯给巴克尔一个当专栏作家的机会，占据了半个世纪以来为“时报话题”保留的版面。奥凯斯勉强同意了，拉萨尔·巴克尔的专栏在1962年开办，叫作“观察家”。然而，当它第一次出现时，巴克尔的署名并没有放在上端。相反，奥凯斯把巴克尔的名字用小号字放在了底部。如果巴克尔失败的话，或者如果奥凯斯想用各种各样的撰稿人替换他的话，把他的名字抹去也可能不引起人们怀疑。但在巴克尔出了几个月的高质量的文章和讽刺作品之后，奥凯斯最终对他作为专栏作家给予了充分认可，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到了上面。

不像赖斯顿，卡特利奇不能或者说不会亲自介入个别职员的个别事情。赖斯顿能够在他华盛顿的较小的队伍里当家长、当个人主义的英雄，但卡特利奇的问题太庞大，他手下的人太多，除非这个人是卡特利奇极力管理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否则他是不会插手的。卡特利奇仍然在努力把权力集中到纽约，在1962年底他发布了一个公告，打算剥夺《纽约时报》海外分社最后的前哨基地。他决定让已经在欧洲的首都各据一方的三个分社社长轮换调防：把德鲁·米德尔顿从伦敦调到巴黎，把罗伯特·多蒂从巴黎调到罗马，把悉尼·格鲁森从波恩调到伦敦。

德鲁·米德尔顿对于这个公告很不满。他已经当了九年的伦敦分社社长了。他是一个亲英派，一个俱乐部会员，在报纸的圈子里他以“德鲁爵士”而知名。他曾在俄国、德国和其他地方工作过，但伦敦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是在1939年作为一名美国年轻记者到伦敦的，是一个为美联社工作的25岁的体育记者。他像赖斯顿一样，从采访体育界的英雄史诗转向采访战争中的英雄史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德尔顿的前线报道不仅赢得了新闻奖励，而且也赢得了英国政府的一枚勋章。部分由于他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友谊，苏兹贝格喜爱的城市也是伦敦，米德尔顿在1953年设法回到伦敦当了主任，挤掉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也想去伦敦，却被派到了波恩。现在米德尔顿又被命令去巴黎，对大多数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差使，但米德尔顿既不精通法语，也不喜欢法国人。不过他会去的，只是不会高兴。

罗伯特·C.多蒂在巴黎待了五年后被调到罗马，但他不同意。他和纽约之间很快通了一系列的热线电话，这已经成了新闻编辑部的话题。多蒂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文章写得漂亮，也满足于留下来永远当记者，拒绝去罗马取代日渐衰老的67岁的阿诺尔多·科特西“公爵”。科特西尽管不情愿，也是要退休的。多蒂的理由很私人。他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纽约时报》工作，在接手巴黎的分社之前，他在北非、中东和法国当记者，自愿地而且不知疲倦地在开罗和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德黑兰、叙利亚和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之间追踪报道。卡特利奇现在可以因为多蒂拒绝去罗马而解雇他，他想不通竟有人拒绝去罗马，要不他就要让多蒂在《纽约时报》的生活成了不幸。但不管卡特利奇做什么，显然在这个时候他不打算把多蒂赶到罗马。所以卡特利奇给他回电话，安排他回纽约总部，派米尔顿·布拉克去罗马替换科特西。

这次分社社长轮换中涉及的第三个人是悉尼·格鲁森，他很高兴去伦敦，为此卡特利奇很感激。这个差使让格鲁森又回到了他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刚当记者时去过的城市。他第一次去伦敦是在1943年，是为加拿大新闻社工作。他是一个在都柏林出生的活跃的年轻记者，一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上同一个上司打起来，导致他第二天辞去了加拿大新闻社的工作。于是格鲁森去找他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克利夫顿·丹尼尔。他是在丹尼尔为美联社工作时认识他的——美联社在伦敦的分社当时和加拿大新闻社的分社同在路透社大楼的同一层。丹尼尔对《纽约时报》的分社社长谈了格鲁森的情况，1944年6月格鲁森加入了《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一周挣75美元。

现在是1962年，他挣的钱已经是这个数额的五倍，并且知道自己还会挣得更多，所以格鲁森期待着去伦敦，这个城市比起过去的四年他所在的波恩更适合他精致的口味。格鲁森不仅喜欢采访这个世界，而且还喜欢在这个世界生活、享受，只要有可能就在时髦的地方和时髦的人沉溺于奢侈。但这种明显轻薄的态度和他在墨西哥养了赛马的传闻、他对美酒的爱好、他对那位打听他秘密野心的女士的回答（“我喜欢成为完美的周末客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除了是第一流的记者，还有另一个野心。1962年格鲁森非常想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弗朗西斯·沃尔特和肯尼思·基廷已经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了一项特别提案，审理格鲁森的居住权请求。如果这个提案被通过，格鲁森马上就能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宣誓效忠。但这个提案正受到阻碍。他不知道谁在阻碍它，但他有一些怀疑——这是他藏在心里的想法，因为把它们表达出来会使他被指责为有偏执狂般的高傲。但他有时真的相信，这个提案受到阻碍是出于肯尼迪总统本人的命令。

只有对那些低估了肯尼迪对新闻界的兴趣的人来说，这看起来才是荒谬的。肯尼迪有时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表明他对某些批判性的记者所感到的不愉快。1962年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肯尼迪总统对格鲁森发自波恩的报道是不满的。1961年春天，格鲁森把新政府对德国的政策描述为缺乏策略的，认为这一政策是企图让美国不要太依赖于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和德国人，并且说如果这一政策成功实行的话，会在德国引起严重的反应。肯尼迪被激怒了，对华盛顿的另一个记者抱怨说，他不能“理解一个犹太人竟为德国人说话”。格鲁森的其他报道也使总统感到窘迫。当罗伯特·F.肯尼迪访问巴黎，被介绍给《纽约时报》的罗伯特·多蒂时，有人旁听到肯尼迪评论道：“我希望他不要像那个杂种格鲁森。”

所以，当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在波恩时，格鲁森和其他美国记者被美国大使馆官员邀请参加塞林杰的酒会，但格鲁森拒绝了，向邀请的主人显示出他对肯尼迪扣压他的公民权的怀疑——他承认自己是半信半疑的，然而又确信肯尼迪这号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塞林杰到达的那天晚上，格鲁森在家里接到了大使馆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塞林杰想去格鲁森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塞林杰的确这样做了。塞林杰嘲笑了格鲁森认为总统会做拖延这个提案通过的事情的想法，但他承诺第二天和总统通电话时说说这件事情。根据格鲁森后来从大使馆的朋友们那里听说的情况，塞林杰努力这样做了，很快这件事情在华盛顿引起了肯尼迪助手的密切关注。他们发现，使这个提案遇到障碍的不是白宫能影响的人，而可能是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手下的势力。这个密西西比人在1955年和1956年专门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和新闻界期间就显示出了对《纽约时报》的兴趣。把伊斯特兰在50年代同《纽约时报》的世仇同1962年伊斯特兰和格鲁森的关系联系起来，纯属猜测，不能证明伊斯特兰对拖延格鲁森的提案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他甚至不知道格鲁森是谁。但无论如何，格鲁森的提案很快松动了。1962年9月，它在两院很快通过了，悉尼·格鲁森成了一名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