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整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往往会涉足双重两难境地。
其一，很多美学范畴既是哲学范畴又是艺术批评范畴，三者其实并不同一。检索古人的相关阐述，一般来说，哲学家们的言论要相对精确和严密，艺术批评家们的用语则含义较为模糊和宽泛。即使是同一个人，当他从宏观的文化视角表述一个范畴时，所取的是哲人的立场；而当他评析具体的文艺作品时，同样的语词却赋予泛化的内涵，例如王夫之等对“志”范畴的运用就是如此。
基于这种情况，如果仅依据哲人的阐述，美学范畴就可能非美学化，我国古代哲学虽然基本属于人类学哲学，但先哲们首先关注的一般是道德而不是审美；而如果只遵从批评家们的观点，则任何一个范畴的内涵与外延都难以确定，这样势必使现代阐释仍停留于混沌状态。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先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艺术批评家都关注人生，在人生与艺术的关联上我们能够找到有关的切合点，而这种切合点又正好是美学所要考察的领域。
其二，整理一个范畴既需要史学家的眼光，又需要理论家的胆识，也就是既须“照着讲”又须“接着讲”。“照着讲”要求充分尊重历史，对前人观点尽可能不断章取义，不任意阉割；“接着讲”要求有现代思想和理论系统，对前人的观点有鉴别，有取舍，不片面地信从，不盲目地照搬。如果脱离前人的相关观点，立论必然失之空疏，固不足取；但若囿于各种史料无以自拔，同样难有作为。例如，“情”与“志”两个范畴现代已有明确区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先秦时代的浑沌用法或中古时期孔颖达提出的“情、志一也”的命题，那么除了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实录历史外，还能够期望做些什么呢？
发掘古代的文化遗产应着眼于促进当代的文化建设。为了建设当代的审美文化，我们需要把握古典美学的潜在体系；为了把握这一潜在体系，又需要逐一整理其中的各个范畴。显而易见，范畴研究是从史实研究走向原理研究的过渡环节。如果说史实研究偏重于“照着讲”，原理研究着重于“接着讲”，那么范畴研究则应该寻求这两种方式的大致谐调。立足于既存的历史材料，着眼于当代的原理建设，在阐释每一范畴时都力图有创造性的转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从上述考虑出发，本书对每一范畴的整理都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哲学、心理学角度描述范畴的历史演变，展示先哲的认识所已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对于美学领域而言，这是从思想史上“探源”。第二部分主要从艺术批评角度评述有代表性的基本观点，分析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对于美学研究而言，这又可谓是“征实”。第三部分则真正立足于美学层次，对传统范畴作现代阐释，希冀会通中西，联结古今，探幽发微。美学本来就是介于哲学与艺术学之间的一个领域，其涵盖面较之一般哲学要窄，较之艺术批评要宽，美学范畴只有定位于二者之间的中介区域才易辨明。相应地，撰写各部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如果说第一部分着重于“述”，第二部分兼之以“评”，第三部分则着重于“立”。
“立”是本书的最终目的。“立”确实应该力求公允。然而在人文学科中，绝对公允的观点几乎没有；而尽可能公允固然可取，却易于导致见解平平。何况许多史实表明，当代认为公允的见解未必能得到后世的认同，当代认为不公允的观点也可能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笔者并不唯公允是求，只希望通过本书做些垫石铺路的工作。如果一孔之见具有参考价值，有益于学界迸发思想的火花，即是莫大的欣慰。范畴整理中的立论部分应该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结晶，这是一个永远达不到极限的课题；我们只能勉力为之，尽可能攀登到超越于前人、无愧于当代的高度。
本书所探讨的“志”“情”“理”三个范畴，只是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系谱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三者结合在一起，也自成一个世界。
由于“理”一般是知性的产物或内容，“志”与“意”（意志）本属一体，所以它们接近于西方一直流行的“知”“情”“意”之分。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马车”喻试图揭示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说：
我把每个灵魂划分为三部分，两部分像两匹马，第三部分像一个御车人。……头一匹马占较尊的位置，样子顶美，身材挺直，颈项高举，鼻子像鹰钩，白毛黑眼。它爱好荣誉，谦逊和节制，因为懂事，要驾驭它并不要鞭策，只消劝导一声就行。至于顽劣的马恰相反，庞大，拳曲而丑陋，颈项短而粗，面庞平板，皮毛黝黑，眼睛灰土色里带血红色，不规矩而又骄横，耳朵长满了乱毛，又聋，鞭打脚踢都难得使它听调度。
这段描述非常形象，马车夫是理智，白马是意志或激情，黑马是情欲。它也具有一定范围内的真理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如同这样一架马车的情形：理智确定目的、方向，意志或激情与之密切配合，情欲则常常被周围的感性对象所羁绊。不过，柏拉图主要是从政治和道德的立场上评价三者的价值属性，并以此为基础规定它们的应有关系。他首先关心的是国家的治理，认为哲学家（“知”）当为君主，军人（“意”）是辅助力量，以统治农工商（“情”）。显而易见，柏拉图在“马车”喻中所考虑的“意志”带有他律性质，对“情欲”的定性更是太灰暗，而“理智”实际上也并非那么高尚、纯洁，它有时使人成为某种社会规约的牺牲品的负面作用未被充分注意。美学着眼于人的自由、完满的生存，着眼于人的审美和艺术活动。从这一角度看，“知”“情”“意”的关系比“马车”喻所揭示的要复杂得多，三者的各别内涵和相互关系有待我们深入辨析。
我国先哲对于人类心性的把握绝不比西方人逊色，他们关于“志”“情”“理”的论述也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先哲从不同方面的体味和开掘，深入到问题深处及其方方面面。
当然，他们的有关论述大多是分散的，随机的，需要我们披沙拣金。整理这三个范畴，将大量相关史料中的闪光点按其既有的和应有的逻辑组织、集中起来，有可能成为美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不敢奢望一蹴而就。但是完全可以肯定，系列的范畴研究将有益于当代审美文化的建设，将有助于中国传统美学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