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

历史编纂史

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人们就开始撰写历史。中世纪时期，神学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

西方史学源于古希腊，开山之作是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该书以希波战争为中心，杂以传说故事，记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国与雅典、斯巴达等希腊城邦联合军之间的战争，因此，后世尊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

修昔底德详细记录了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为了争夺希腊霸权而爆发的战争，著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也称《历史》）。修昔底德将记述的主题限定于政治-军事史，他着眼于史实的传达，崇尚客观严谨的叙述方式。然而，在当时的希腊，历史还并不是人们认识的对象，也不存在“世界史”这一观念。

公元前后的古罗马，出现了李维和塔西佗等重要的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罗马史》，全书共142卷（现仅存35卷），记述了罗马自建城以来7个多世纪的历史。塔西佗憎恨罗马帝国的黑暗腐败，他认为在被视为蛮族的民族中也有像日耳曼人这样情操高尚的民族，其于公元98年出版的《日耳曼尼亚志》，记述了日耳曼人的淳朴刚毅。

4世纪至5世纪时的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勒留·奥古斯丁，依照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的思想，将人类历史分为六个时代，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的第六时代最终将迎来末日审判。末日审判之后，便是永恒的惩罚与幸福的时代。基督教历史观长期统治了中世纪西欧史学界，日耳曼等国建国之后，6世纪的都尔主教格雷戈里、7至8世纪英国的比德等诸多基督教神职人员，基于神学史观撰写了一系列的编年体诸国史。

12世纪的鄂图，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编年史家”。14世纪至15世纪的编年史作家傅华萨所著的《编年史（闻见录）》，是记录英法百年战争的重要史料。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东方世界的中国，出现了秦汉统一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写成了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记载和总结了从上古黄帝到汉武帝时代共约三千年的历史。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的断代史《汉书》问世，只记载了西汉王朝一朝的历史。《史记》与《汉书》堪称后世中国正史的典范。

而在伊斯兰世界，进入了阿拔斯王朝之后，9世纪时以塔百里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辈出，他们突破宗教、地域和种族的局限，开始自由客观地记述伊斯兰历史。14世纪时，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历史绪论》中，提出了王朝兴亡的历史发展理论，他认为沙漠生活将人们联系起来，都市化的发展冲淡了这种联系，继而又被另一支更强悍的沙漠部落所征服，历史的进程取决于沙漠生活和定居生活两股力量的消长与均衡。

近代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的德国，基于史料批判的近代历史学得以形成与发展。

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欧洲昔日的闭塞状态，文艺复兴运动出露端倪，人文主义的发展将历史学从神学史观中解放出来。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认为，若要统一长期战乱分裂的意大利，就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君主论》之中。宗教改革时期，历史神学和古文书研究的代表人物马比荣所著的《古文书学》，堪称西欧古文献学的奠基之作。在绝对主义的鼎盛时期，意大利的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在其著作《新科学》中提出了循环论历史观。

开始于英国和法国的启蒙主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力图使人们从中世纪的蒙昧中摆脱出来，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探求人类精神的进步。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撰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从因果关系的角度阐明了历史的演变过程。法国的另一位思想家孔多赛所著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指出了人类进步的法则。孔多赛认为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是教育、政治改革以及道德的形成。

在当时欧洲的后起国家德国，兴起了“浪漫主义”史学潮流。浪漫主义作为启蒙主义的对立面，更加注重感性，倾向于通过个体性来把握普遍性。18世纪后半叶，赫尔德为浪漫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世纪出现了“历史主义的始祖”利奥波德·冯·兰克，此前的黑格尔认为历史是“自由意志”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兰克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出质疑，他否认人类历史的进步，认为史学家应该注重各时代以及各民族的特点和个性。由此，史学的发展进入了近代历史学的新篇章。

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进步，历史学家们希望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因此，以法国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应运而生。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兰普勒希特批判当时在德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史，积极倡导文化史研究。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德国史学开始了专业化的进程，优秀的史学家层出不穷。20世纪初的马克斯·韦伯反对以政治为目的的历史学，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发现历史事实的本质，为此，他将“理念类型”这一概念引入了拒绝抽象化的历史主义之中。

现代史学

历史编纂的重点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脱离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束缚

20世纪，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大众社会的发展，历史学关注的对象逐渐从政治家和外交官身上转移到了大众生活和社会发展上。人们意识到历史是以史学家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开始倡导向史料提出问题的“问题史学”，而不再是客观事实的如实直书，欧洲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历史的直线式发展也开始受到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通过对亚、非、拉国家的研究，认为西欧的近代化与非欧地区的殖民地化互为表里，息息相关。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近代世界体系论”中，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部分，并讨论了这些地区之间的支配和依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之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广泛影响了包括日本史学会在内的全球史学界。以往的历史学只关注上层权力者的政治史，年鉴学派则开始编纂反映民众生活和意识的社会史。

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追求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倡导“总体史”研究道路。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布罗代尔注重从深层历史中寻找对历史起直接作用的不变力量，他认为普通杂事经长期反复而取得一般性，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他撰写了一系列非欧洲国家近代以前的历史，其中多有文化人类学的影子。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不只是传统的文献资料，工具、图画、口述等各种形式的史料都开始受到史学家们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为了更加结构性和总体性地把握历史，其研究的重点逐渐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精神史和文化史。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关注革命主体的形成，撰写了一系列城乡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历史。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提倡注重对下层人民历史的社会史研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对在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确立过程中，工人团体如何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意识进行了考查。此外，苏联东欧史学界也发生了变革，阿伦·古列维奇的中世纪民众文化研究为西欧学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历史观”也开始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从宏观角度理解世界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然而就现阶段而言，依然缺乏稳定的方法论体系。

入门者须知

鄂图

西欧中世纪最伟大的编年史家，神圣罗马帝国法兰克尼亚王朝皇帝亨利四世的外祖父，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康拉德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腓特烈一世的叔父。鄂图在巴黎求学之后，在德国南部弗莱辛地区担任主教，对罗马帝国的政治发展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以典型的西欧中世纪“世界编年史”风格撰写了一部八卷本的《编年史》，亦称《双城史》，该书被誉为基督教神学历史编纂的最高峰。

历史学与历史编纂

历史学虽不属于自然科学，却也一样需要实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历史学的成果一般是以“历史编纂（史书）”的形式呈现，因而不仅仅是客观性，历史学家本人的主观性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里的主观性并不是指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思想，而是历史学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来唤起读者的同感。如果没有客观依据，那么这部史书就不是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史作。

兰克十分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他认为排除掉史料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主观因素，如实直书才能达到真正的历史。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对此提出质疑。克罗齐认为，历史是自由的展现，而不仅仅是追求如实直书。

世界史

将全球史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历史学科，世界史学科的任务是阐明全人类历史的发展及其内在联系。在古中国和古罗马，人们默认世界史就是本文化圈的历史。而欧洲人虽然发现了新大陆，并且长期统治着殖民地，却依然坚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全球交通和贸易迅速发展，出现了足以威胁全人类生命的核武器，这一系列变化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全球历史，世界史研究由此走上正轨。

日本于“二战”后的1949年开始在高中开设“世界史”课程，然而其课程内容却遭到相关人士的指责，称其只是将战前的西方史与东方史相结合，再稍微加入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史而已，根本不能算是世界史。

如果能像英国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所倡导的那样，特定的史学家通过一定的视角对世界史做出整体性的考查，自然是十分理想的。然而事实上这相当困难，因为现在的史学家已经非常细化。对于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我们寄希望于史学家们的共同合作。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汤因比，20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出生于英国，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古代史，后以外交官的身份参加过巴黎和会。受聘担任伦敦大学教授后，对国际问题研究也有涉猎。他的伯父是确立了“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阿诺德·汤因比。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提倡史学家通过一定的视角，独自完成对世界史的考查。在其毕生最高杰作《历史研究》一书中，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综合探讨了全球历史的发展，将人类历史划分成21个文明圈。这种通过对文明圈分类来把握世界历史的方法，对日本梅棹忠夫的著作《文明的生态史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单线发展说与多线发展说

马克思主义史观认为，根据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原始共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这种认为人类社会只有一条发展路线的观点就是“单线发展说”。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单线发展模式只适用于西欧社会。东西方冷战时期，美国的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反对意见，按照罗斯托对经济成长阶段的划分，人类社会可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其成长阶段论认为最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起飞阶段。然而罗斯托的这种划分方法依然是“单线发展说”。

不同于“单线发展说”,“多线发展说”主张社会发展的路线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一些批判“多线发展说”的人指出，“多线发展说”大都没有系统的历史观，也没有提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展望。

依附理论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而拉丁美洲是外围，是卫星地区，拉丁美洲长期受欧洲压榨，处于不发达的发展状态。这种认为“欠发达与发达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的观点就是依附理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在15世纪末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制，当今世界正处于将全球纳入这种分工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于把国家作为研究单位，这一“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进而来分析其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年鉴学派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团体，注重“社会史”研究，核心刊物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年鉴学派的开端是亨利·贝尔创办的杂志《历史综合评论》，贝尔旨在批判法国史学界当时以政治史编纂为中心的状况，他主张历史学应该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吕西安·费舍尔和马克·布洛赫也先后参加过《历史综合评论》的编辑工作。费舍尔注重对历史全貌的研究，包括科学、艺术、宗教、工业、商业、阶级、社会集团的发展等各个方面。布洛赫摈弃只从现成文献中了解历史的传统观念，热衷于搜集支离破碎的史料，以考古学式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费弗尔和布洛赫共同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非常关注经济、社会结构与“精神状态”间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年鉴学派的基地转移到了巴黎高等试验研究院第六部（现在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罗兰·巴特等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符号学家的交流日益频繁。“Conjuncture（经济和社会、人口、政治等状况）”也开始以数据形式为切入口纳入历史研究。

虽然也有一些批判年鉴学派的声音认为该学派过于无视政治事件的作用，追寻缺乏根据的历史，几乎毫不涉及工业化社会。然而年鉴学派的研究关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于包括东欧在内的欧洲、美国等全世界的史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西方史研究学者阿部谨也和日本史研究学者纲野善彦等均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