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传唱最广的歌曲，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经影片放映、电台广播、唱片播放、合唱团演唱，迅速广为流传，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此歌众望所归地被选为国歌。数十年来，随着广播电视每天早上的开播、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中外国家元首互访时的演奏、重要会议开始时的演唱、国际体育比赛中国夺冠升国旗等场景，国歌那恢宏嘹亮的乐音，经常回响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各地。

（一）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是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诸多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革命文艺家、德高望重的歌词大家田汉，曲作者则是由田汉引入革命文艺队伍的年轻人聂耳。聂耳生于昆明，祖籍是云南玉溪。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古时多为蛮荒之地，宋代以来仍然是流放罪犯之地。到了清朝末年，英法殖民势力侵入云南，在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发展。特别是由法国主持的滇越铁路（从昆明至越南的海防港）于1910年建成通车，极大地便利了云南与国内外的交通，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聂耳自幼受到云南丰富优美的多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学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上中学时，多才多艺的聂耳成为昆明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血腥白色恐怖中，聂耳于1928年秋天毅然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从事了许多革命工作。由于被共青团支部里的叛徒出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30年7月他在高级师范毕业后立即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逃亡，途经越南、中国香港，乘船到了上海。

考入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舞团后，聂耳提高了自己的音乐技能和素养。他在田汉的引领下加入左翼音乐家的队伍，1933年年初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再由左翼音乐小组、党的电影小组安排，进入电影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创作出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影片《大路》的序歌《开路先锋》、影片《风云儿女》插曲《铁蹄下的歌女》、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等许多杰出的音乐作品。

聂耳写好《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后，试唱给几个友人听，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时，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一直没有机会进入音乐院校专业学习音乐、自学成才的聂耳，准备利用这个时机经由日本去欧洲、苏联考察学习。经过党组织批准，1935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经过修改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据收件人司徒慧敏（党的电影小组成员）说是这年4月底从日本东京邮寄回来的。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亡，年仅23岁。

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源远流长。古代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唐朝时日本派出了许多“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律令制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近代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改革图强。“甲午战争”以后，战败的中国向崛起的日本学习，大批中国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沈心工、李叔同等人回国后，开展了“学堂乐歌”运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也是把日本作为基地，组织推翻清代封建王朝的斗争。

日本军国主义者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经历了长达14年的战争，给两国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战后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日两国的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是日本有许多友好人士，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的民间活动，1950年10月1日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

1954年，日本藤泽市的市民在聂耳的故世地鹄沼海滨修建了聂耳纪念碑。1958年此碑被台风与海浪毁坏后，1963年藤泽市成立“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市民再次集资修建聂耳纪念碑，两年后举行了聂耳纪念碑落成仪式。为此，藤泽市还与聂耳的出生地昆明市于1981年结为友好城市。

（二）

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长期以来致力于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专题研究，1955年所里就专门设立有“聂耳纪念室”，并陆续编辑出版了四本《聂耳专辑》。1978年起，我根据有关工作安排，接手了研究聂耳的课题，承担了恢复和扩建“聂耳陈列室”的工作（1982年重新开放）, 1982年编辑出版《聂耳》画传，同时进行《聂耳全集》的编辑工作。那时，我在北京、上海、昆明、广州等地采访了当时还健在的聂耳亲友200余人次，收集与辨识了许多有关的历史资料。

为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共同组成“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周巍峙，我担任执行编辑委员）编辑《聂耳全集》（共两卷）,198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为纪念聂耳100周年诞辰，该编辑委员会（主编仍然是周巍峙，我担任常务副主编）又编辑了《聂耳全集》的增订版（共三卷）,2012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期间，我根据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了多篇研究聂耳的文章。

住在日本藤泽市的冈崎雄儿教授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对中国一直怀有友好感情。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多年来以诚挚的情感致力于聂耳专题研究。冈崎教授2015年在日本出版的《歌で革命に挑んで男中国国歌作曲者·聂耳と日本》一书，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玲女士译成中文，将要在中国出版。我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了此书的译稿。

我感到，此书体现了许多日本学者都具有的治学认真、论证严谨的特点。冈崎教授不仅查阅了中日两国多年来出版发表的许多资料（书后附列的那么多的参考资料，就是有力的证明），还长途跋涉亲自去聂耳出生地、生活了18年的居住地、墓地所在地的昆明，聂耳的祖籍地玉溪等地进行考察，采访了许多相关人士，又历时数年才写成了此书。

针对中国国内曾长期存在的“神化”聂耳的倾向，冈崎教授特别注重展示聂耳作为“人”的属性，突出了聂耳充满年轻人朝气的特点，还修正弥补了两版《聂耳全集》里都出现的个别错误和被删节的一处内容。根据《聂耳全集》出版后新发表的材料，作者特别对聂耳与云南女友袁春晖相识、初恋的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论证，对他们两人最终未能成为眷属的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聂耳1935年在日本突然意外去世，当时的新闻报道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谋害说”就曾经风行一时。在那时及后来数十年间，对聂耳去世的缘由一直有着多种猜测。1954年，时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给昆明聂耳墓所撰碑文里所说的“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就仍然凸显出这种倾向。鉴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昆明市与藤泽市结为友好城市的事实，中国领导人胡乔木于1982年2月2日指示删去了上述这句只是表达疑问的话。

冈崎教授长期居住在聂耳故世之地藤泽市，引用了日本方面的许多资料，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与分析研究，对“谋杀说”给予了有力的批驳。这也是此书应该多予关注的重要部分和闪光点。

2018年夏天，应日中友好协会、东方文化交流会等单位的邀请，我去日本参加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观看了中日两国艺术家的精彩文艺表演，接触到了许多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日本人士和旅日爱国华侨，切身感受到这些日本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以及旅日爱国华侨的深切爱国情怀。

在由中国政府设立的东京中国文化中心（2009年由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揭幕），我做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与日本”的演讲，介绍了国歌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与日本的渊源、此歌是在日本最后定稿等历史情况，受到与会的田汉的侄女田伟等旅日爱国华侨和日本文化界人士的好评。

在日期间，我有幸与冈崎教授相识交流，深入探讨了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冈崎教授作为上述多项友好活动的志愿者，热心尽职地奔波服务于多场集会和演出。他还盛情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吃日本特色饭菜，并专程开车陪我去藤泽市的鹄沼海滨，瞻仰了聂耳的逝世地和聂耳纪念碑。

值此冈崎教授这部专著的中文版即将在中国出版之际，谨此致以祝贺，写作此文以为序，并把此书推荐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向延生

2019年4月21日于北京远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