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漢字是一個宏大的代表音節的表意文字系統。中國第一部同時也是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字書是東漢人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許慎之子許沖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自豪地介紹這部書，“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這話其實一點也不誇張。

漢字又被人們稱爲方塊字，它是由横、豎、點、撇、捺、挑、鈎、折等基本筆畫組成一個個模件，再採用左右組合、上下組合、包圍組合等靈活多變的方式組合成一個個漢字。有的模件在漫長的書寫過程中漸漸在固定位置出現、具有穩定表意功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部首”，如人字旁“亻”，水字旁“氵”。漢字系統就像一張大網，部首如同網上的節點，筆畫構成的成千上萬的字符可以藉着這些節點向四面八方延伸，把世間萬物網羅殆盡。我們中國人是通過漢字把握萬物的。

《說文解字》這部書

關于漢字形成的規律和法則，我們的祖先在兩千年前就已有深刻的認識，并且做了透徹精闢的分析和總結，其代表著作就是東漢的經學家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它是我國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識讀音的字典。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人。《說文解字》始作于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一〇〇年），完成于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年），前後歷時二十二年。書寫成之後，許慎已然病重，他的兒子許沖代他將書進獻給皇帝，使這本書進入官學視野。

《說文解字》收錄漢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異體字一千一百六十三個，共一萬零五百一十六字，再按字形分成五百四十個部首，“分別部居”，“據形繫聯”，成爲有系統的部首編字法。

《說文解字》是對漢字音、形、義三個方面進行綜合研究的字典。我們知道，每個漢字都具有三個因素：讀音、字形、字義。文字學家黄侃說：“三者之中，又以聲爲最先，義次之，形爲最後。”可知，讀音對于認識漢字最爲直觀。面對一個字，我們首先要知道它的發音，但是讀音與此字的形、義并沒有必然的聯繫。聲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讀音代表某個事物，完全是“約定俗成”的。這個讀音一旦被大眾所承認，這個聲音就和這個文字所反映的事物聯繫在一起了。這就說明了語言和文字的關係。文字的目的即在于將語言記錄下來。因此語言就成爲可以看的視覺圖形（文字）。文字較之口語可以傳播得更加久遠。我國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史就是依靠漢字流傳下來的。

按照《說文解字》對漢字發展史的理解，分爲“文”“字”兩個階段。“文”代表的是字源，是漢字的形體根源、聲音的根源、字義的根源。由“文”到“字”是漢字發展的方向。“文”是“依類象形”的簡單圖畫符號，“字”是在“文”的基礎上“形聲相益”衍生擴充的複雜符號。在《說文解字》中，“形聲字”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從“文”到“字”這一發展過程，又是和“書于竹帛”的歷史密不可分。許慎說，經歷了三皇五帝的漫長歲月，有的字改動了筆畫，有的字產生了新的異體，看看泰山上的封禪石，七十二代君主們留下的石刻，字體都各不相同。談漢字，絕對繞不開它的寫法。

許慎對漢字史的整理，背後是漢代今、古文經學對峙的歷史，更關係到經學家對經典闡釋權的爭奪、對當代政治理念的發揮，絕不僅僅是爲了官學教育與行政官員選拔時能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時移世易，失去了具體的歷史背景之後，《說文解字》的影響越來越限制在學院和專才之間。而我這本小書對漢字進行整理和書寫，重新追述許慎的功業，懷抱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承擔：我要寫一本人人可讀，能夠輕鬆、正確、全面地破解漢字構成“密碼”的普及性讀物。

“六書”：漢字的理論

許慎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六書”，并且提出漢字的字形結構可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形體不可拆開，如果拆開就不能獨立成字，此類字用“象形”或“指事”來解說；第二類是形體可以拆開，對這類字則指明“會意”或“形聲”。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其實，在許慎之前已經有人用“六書”分析字形了，但都沒他說得這麽透徹。下面我將“六書”造字方法作一點通俗的解說。

一、象形。“象形”就是把實物的外形輪廓勾畫出來，像實物的形狀，以形表義。例如：日、月、牛、羊、人、水。象形字在《說文解字》中只有三百六十四個，雖然字數少，却是造字的基礎。掌握了象形字的形、音、義就可以舉一反三，破解一大批漢字。在《說文解字》五百四十個部首中有三百二十四個象形字。例如：“木”部屬字四百二十一個，“水”部屬字四百六十五個。這些字都與木和水的字義有關係。例如：“松、柏、枝、架、江、河、湖、海”都是從象形字“木、水”孳乳出來的。

二、指事。有些事物無法用象形來表達，于是漢字就從象形發展爲表意。指事字就是用“指點”的方法來表示字義。指事字有兩種情况：一是在象形字上加指事符號，例如在“木”上加一横是“末”字，表樹梢；在下加一横是“本”表樹根。二是用符號來指事，例如用横畫“一”表數字一、二、三，以及“丄、上”“丅、下”。指事字靠符號指點，又被稱爲“象事”。在《說文解字》中只有一百二十五個。象形和指事都屬字形不可拆分的“文”。真正抽象的意義，也很難“指事”出來。于是又出現“會意字”這一造字方法。

三、會意。“會意”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形體其中大多是象形字組合起來，表示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表達一種抽象的意義。例如用左右兩“止”（脚）一上一下組成“步”字，表示邁步行走之意。用“人”和“木”組合成“休”字，表示人靠在樹上休息。用兩個“手”中間一個“分”，“掰”，表示用手把物體分開。

會意字可以表示很多抽象的意義。它的造字能力强，在《說文解字》中有一千一百六十七個。從漢代以後直到今天又陸陸續續産生了一些會意字，例如“甭、孬、灶、卡”等等。但是仍有很抽象的意義無法用會意的方法來表達。

四、形聲。“形聲”是由形旁和聲旁兩個部分組成的。形旁也稱爲“形符”或“意符”，在《說文解字》中用“從……”來表示，是表意成分，聲旁也稱“聲符”或“音符”，表示這個字的讀音，是表音成分。例如“湖”從“水”，“胡”聲，表示陸地上聚積的大水；“柏”從“木”，“白”聲，表示一種樹的名稱；“芳”從“草”，“方”聲，表示花草的香味。由于這種形加聲的造字方法簡單，所以造字能力很强，漢代以後造出的字大多是形聲字。

五、假借。“假借”是口語中有這個字義，也有讀音，就是沒有這個字，于是找一個同音字來代替。例如“北”是兩個人相背之意，假借爲方位詞“北方”之意；“我”是古代的兵器，假借爲第一人稱代詞；“來”是麥子的象形字，被假借爲動詞“到來”之意。“假借”是用字方法，不是造字法。

六、轉注。“轉注”，許慎說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建類一首”是說轉注出來的字同屬一個部；“同意相受”是說轉注出來的字和本字意義相同。從“考、老”這一對轉注字，可以看出這兩個字形似、同義、音近。這就是轉注的標準。先有“老”後有“考”，“考”是“老”的轉注字，它們同屬“老”部，字義相同，讀音相近。轉注字是爲了反映語音的古今變化，或方言的語音不同。否則就沒有必要轉注了。

“六書”是以許慎爲代表的文字學家根據漢字音、形、義的關係總結出來的，是先有漢字，後有“六書”的。

提綱挈領說“部首”

“六書”中“象形”和“指事”是屬于“文”；“會意”和“形聲”是屬于“字”；“假借”和“轉注”是屬于用字法。能造字的只有“四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象形”“指事”屬于“文”，是獨體字，不能拆分。“會意”“形聲”是由幾個“模件”組成，“模件”就是偏旁，表示字義的叫“形旁”，形聲字必有一形旁和一聲旁。會意字中每個偏旁都是表意的。例如“魚”作爲形旁在其屬下有一百零三個字，都以魚爲形旁，其字義都和魚有關，所以稱魚爲一部之首，簡稱“部首”。

《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個，其中象形字三百二十四個，會意字一百八十二個，指事字二十二個，形聲字十二個。其中有少數象形符號不能獨立成字，只能充當部首，例如：“⺁”（可組成“弋”），“乁”（可組成“也”），“丿”（可組成“弗”），“匚”（可組成“匪”），“丨”（可組成“中”）等。

《說文解字》共分十五篇，正文十四篇，第十五篇是敘。五百四十個部首按形體或意義相近的部首歸爲一類，共分十四類。也就是十四篇。例如：第十一篇彙集了與水有關的三十七個部首。每個部首下統領若干個字。在“木”部下有四百二十一個字；“衣”部下有一百十六個字；“水”部下有四百六十五個字；“竹”部下有一百四十四個字。可見五百四十個《說文》部首是統領漢字音、形、義的綱領。掌握這些部首是打開漢字大門的鑰匙。

《說文解字》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其局限性同樣不可回避。許慎所處的時代甲骨文尚未出土，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也鮮有發現，許氏未見甲骨文和金文。《說文》的語言文字資料取自周秦文獻，其中所收的文字只是晚周到秦皇以來訖于漢朝字體的總匯。由于見聞所限，加之受漢代社會唯心主義思潮的影響，難免對文字做出誤猜誤判。例如對“王”的解說：“天下所歸往也。”其根據是董仲舒曾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著，王也”；而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實際上“王”字在甲骨文中寫成，金文中寫成，是一個斧頭形，上一横是斧柄，下邊是斧頭，是鎮壓廣大奴隸的武器，是政權的象徵—誰掌握這柄斧子誰就能稱王。這才是對“王”字的準確解釋。此外，《說文》中還有一些純屬誤讀產生的謬誤。例如“有”字，許慎錯把其下半部的“肉”字看成是“月”，于是認爲“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從月又聲」”。古人把日食、月食看作不祥之兆，因此“有”的意思被解釋成“不宜有”。在金文中，“有”的字形爲，（肉）與（月）字形迥異，故“有”字其實是從“又”（右手）持“肉”以表獲有、占有。類似以上列舉之錯謬，我參考歷代文字學家的研究成果對其加以糾正。

我眼中的漢字危機

我從事語言文字和書法教學已經五十餘年，在教學實踐中，我對漢字的篆、隸、楷、行、草各種字體和書體都進行了細緻深入的分析研究，對所講的每一個漢字都按“六書”的造字法則進行說解，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我深感漢字的博大精深，也常常感到學無止境！

但使人感到遺憾的是，我們的大眾教育長期忽視對漢字造字原理和法則的講授，造成了國人對于漢字的字形與音義的關係缺乏基本認識，更遑論對“六書”的了解，所以現在寫錯別字的現象很普遍。例如：盲人摸象的“盲”與病入膏肓的“肓”不分；針灸的“灸”和膾炙人口的“炙”不分；“己、已、巳”相混；把“文采”的“采”寫成“辨”的古字“釆”……目前國家大力提倡弘揚“國學”，加强文化自信，可是“國學”是以漢字作爲載體的，不能正確掌握使用漢字，怎麽傳承國學，又怎麽能有“文化自信”呢？許慎說“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這是至理名言，不能輕視。

除此之外，更有甚者，現在在各種媒體上還會經常出現一些對漢字望文生義的既錯誤又庸俗的曲解，誤導青少年，影響極壞。例如某報刊上公然這樣曲解漢字，僅列舉“俗、雅”兩例：“「俗」字是一個人一個「谷」，人吃五谷，就是「俗」。誰能脫俗？除非不食人間煙火……”“俗”字正確解釋爲：形聲字，從人、谷聲，本義爲“習慣”，引申義爲“大眾化的”。“谷”字本義爲“山澗泉水”，和“五穀”無關，只因音同而作爲“穀”的簡化字；““雅”字是一個牙一個佳，要想雅，就要先吃飽了。所以雅從俗中來。要想成爲一個雅士，就先做好一個俗人……”其實“雅”亦是形聲字，從“隹”（音zhuī，意指短尾巴的鳥）“牙”聲。本意是烏鴉。後被假借爲古代的一種樂器。這是雅樂的由來，又引申爲正統的、高尚、美好等義。“隹”與“佳”兩個字音、形、義都不同，不能混淆。

上面所舉“望文生義”是對漢字曲解的一種，而由“望形生義”帶來的對漢字的歪曲亦不鮮見。漢字最初起源于圖畫，例如甲骨文“山”字寫成，“月”字寫成。但是圖畫不等于文字。文字是“音、形、義”的統一體，一個字必須有讀音，有字義，字形則必須綫條化、符號化。漢朝時，漢字由篆書發展成隸書，蛻變爲不象形的綫條化符號，文字學上稱之爲“不象形的象形字”。從圖畫到文字，是一個飛躍的質變。從象形的“文”向表意的“字”的衍變，是漢字不斷發展成熟的正確方向，是絕不可以逆轉的。近些年，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國人對于傳統文化的覺醒也伴隨而來。但由于基本知識和文化素養的缺乏，在試圖追尋傳統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讓人啼笑皆非、不堪卒讀的事實。以舉世矚目的二〇〇八年北京奥運會爲例，其徽標爲一鐫刻在印章上呈跳躍人形的“京”字，名曰“舞動的北京”。這個徽標寓意如何暫且不表，其造型的蹩脚却是不言而喻的。“京”爲象形字，本義是指建在高臺上的建筑，因此這個字的結構特徵爲帶有聳立感的左右對稱形。奥運徽標把“京”字的下半部臆想演繹成了跑起來的兩條人腿，不啻于把步輦安上軲轆改裝成了板車。文不對題自然不倫不類，而漢字構成的高明之處本在于從具象到意象的轉換與升華，反其道而行則只能使之矮化，這種做法本身即是庸俗化的表現。

說說我這本書

學校不教，媒體的誤導，加重了漢字正確使用和傳承下去的危機。但是，必須得承認，以往嚴肅的文字學書籍往往偏重考據和訓詁，與普通讀者確實存在着一定的距離；而通俗讀物又大都是把複雜的漢字構成簡單地統統附會成象形、會意兩類，就字論字并加以簡單、庸俗的圖解，其不得要領必然錯誤百出。寫一本人人可讀，能夠輕鬆、正確、全面地破解漢字構成“密碼”的普及性讀物是我多年的夙願，我也爲此做了大量的積纍和長時間的準備。

在這本書中，我把五百四十個《說文》部首做音、形、義的通俗講解，并爲其中大部分配畫了插圖。《說文》部首，有很多是可以用圖畫來佐證其形義關係的，例如“馬、羊、牛”等象形字，自然有其物象原形。而對于會意字，例如“印”，其形爲一隻手按着一個跪坐人的頭部，本義是“按壓”。生動地畫出“印”字的本義，對于人們更直觀地理解這類字的形義關係是大有裨益的。

插圖使深奥難懂的文字學一看就能明白，使其既有知識性又有趣味性。但同時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插圖只是圍繞着如何直觀生動地詮釋漢字而作，并非古代物質生活的名物考證。漢字發軔于高古，在動態中逐漸發展成形，若一定要爲某一個字找到其確切對應的圖解則無異于刻舟求劍，并不可爲。因此，這些插圖可謂“寫實其表，寫意其心”，而由此產生的不夠確鑿或可商榷之處，還請讀者方家批評指正。

何大齊 丁酉春月于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