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宋奇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悌芬：
大半年工夫，时时刻刻想写封信给你谈谈翻译。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这种神经质的脾气不但对身体不好，对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来信，正好在我工作结束的当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复。一本La Cousine Bette花了七个半月，算是改好誊好，但是还要等法国来信解答一些问题，文字也得做一次最后的润色。大概三十万字，前后总要八个月半。成绩只能说“清顺”二字，文体、风格，自己仍是不惬意。大家对我的夸奖，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而是因为一般的成绩太坏。这不是谦虚的客套，对你还用这一套吗？谈到翻译，我觉得最难对付的倒是原文中最简单最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 est charmante=She is charming，读一二个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译成中文，要传达原文的语气，使中文里也有同样的情调，气氛，在我简直办不到。而往往这一类的句子，对原文上下文极有关系，传达不出这一点，上下文的神气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龙井，清新隽永，译出来变了一杯淡而无味的清水。甚至要显出She is charming那种简单活泼的情调都不行。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在于重心的安排。长句中往往只有极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间夹入三四个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译文中统统拆了开来，往往宾主不分，轻重全失。为了保持原文的重心，有时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头上，到末了再译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一个弊病，即复字往往太多。译单字的问题，其困难正如译短句。而且越简单越平常的字越译不好，例如virtue, spiritual, moral, sentiment, noble, saint, 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词，在中文中无法成立，例如la vraie grandeur d'âme=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译成“心灵真正的伟大”，光是这一个短句似乎还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间就不成，而非变成“真正伟大的心灵”不可。附带的一个困难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中有“这个”两字，隔一二字马上有“个别”二字，两个“个”的音不说念起来难听，就是眼睛看了也讨厌。因为中文是单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单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国文凡是the, that，都是短促的音，法文的ce, cet，更其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与noun在音量上相差很多，因此宾主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这又是一个轻重不易安排的症结。
以上都是谈些琐碎的实际问题，现在再提一个原则性的基本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以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杀，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么（至少是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的“新文艺腔”。创作文字犯这个毛病，有时也是因为作者不顾到读者，过于纯粹的方言要妨碍读者了解，于是文章就变成“普通话”，而这普通话其实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之极的话。换言之，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分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为尤甚。
《泰德勒》一书，我只能读其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对照的部分。其余只有锺书、吴兴华二人能读。但他的理论大致还是不错的。有许多，在我没有读他的书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坚信的。可见只要真正下过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说，凡是idiom，倘不能在译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么只能用平易简单的句子，把原文的意义说出来，因为照原文字面搬过来（这是中国译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办法），使译法变成intolerable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总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煦良有句话说得极中肯，他说：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英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水是H2O，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这一点当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译者的taste极高，才有这种判断力。老舍在国内是唯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张不光是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等等，必要在这一方面去试验。我一向认为这个工作尤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创作的人不能老打这种句法的主意，以致阻遏文思，变成“见其小而遗其大”；一味地只想着文法、句法、风格，绝没有好的创作可能。
由此连带想到一点，即原文的风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像Gide之流，甚至再早一点像Anatole France之流，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像淡水一样。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关于翻译，谈是永远谈不完的。今天我只是拉七杂八的信口胡扯一阵。你要译的书，待我到图书馆去找到了，读了再说。但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British Literature Between Two Wars中也找不到这作家的名字。我的意思只要你认为好就不必问读者，巴金他们这一个丛书，根本即是以“不问读者”为原则的。要顾到这点，恐怕Jane Austen的小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我个人是认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西禾我这两天约他谈，还想当面与巴金一谈。因西禾此人不能负什么责任。
…………
不管怎样，我总希望你把眼前这部书结束。凡是你真正爱好的一定译得好。而且我相信你的成绩一定比我好。因为你原来的文章比我活泼，你北方语言的认识与我更不可同日而语。只要有人能胜过我，就表示中国还有人，不至于“廖化当先锋”，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而假如这胜过我的人是我至好的朋友，我的喜悦更不在话下。多做，少做，全无关系，只消你继续不断地干下去。我以最大的热忱等着看你的成绩。
希望来信，大家不能再像过去大半年这样隔膜了，尤其为了彼此的工作，需要经常联络。草草，祝
康乐 并候
文美、希弟均好
安
四月十五日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
悌芬：
另邮寄上杨绛译的《小癞子》一册。去冬希弟来港时，我曾托他带上《欧也妮·葛朗台》，结果仍在你三楼上。现在要交给平明另排新版，等将来与《贝姨》一同寄你了。巴尔扎克的几种译本，已从三联收回（不要他们的纸型，免多麻烦），全部交平明另排。《克利斯朵夫》因篇幅太多，私人出版商资力不够，故暂不动。《高老头》正在重改，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好些地方都译差了，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好些地方的文字佶屈聱牙，把自己看得头疼。至此为止，自己看了还不讨厌的（将来如何不得而知），只有《文明》与《欧也妮·葛朗台》。
你的奥斯丁全集寄到没有？动手没有？
前周，贺德玄请吃饭，给我看到叶君健用英文写的三种长短篇。梅馥借来看了二册，我无暇去读。此公用英文写的书，过去未听说过，不知你见过没有？
……匆此，即候
双福
希弟均此
安叩
六月十二日夜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悌芬：
六月三十日接信，始终未复。今又接二十二日信。这一晌我忙得不可开交。La Cousine Bette初版与Eugénie Grandet重版均在看校样，三天两头都有送来。而且每次校，还看出文字的毛病，大改特改（大概这一次的排字工友是很头疼的）。同时《高老头》重译之后早已誊好，而在重读一遍时又要大改特改：几件工作并在一起，连看旁的书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常常要弄到十二点。此种辛苦与紧张，可说生平仅有。结果仍是未能满意，真叫作“徒唤奈何”！我个人最无办法的，第一是对话：生长南方，根本不会说国语，更变不上北京话。现在大家用的文字上的口语都是南腔北调，到了翻译，更变得非驴非马，或是呆板得要死。原作的精神一点都传达不出。第二是动作的描写，因为我不善于这一套，总没法安排得语句流畅。长句的分拆固然不容易，但与原作的风格关系较小，能做到理路清楚，上下文章贯穿就能交代。我觉得你对我的第一、二点困难差不多不成问题，至于第三点，只能尽量丢开原作句法。我举个例告诉你，使你可以大大地放胆。亚仑·坡的小说，句子不算不长。波特莱译本，的确精彩，可是长句句法全照法文，纯粹的法文（当然，波特莱的法文是极讲究的），绝不迁就英文，他就是想尽办法，把原作意义曲曲折折地传达出来，绝对不在字面上或句子结构上费心。当然这种功夫其实比顾到原文句法更费心血，因为对原作意义一定要有百分之百地把握才行。你初动笔时恐怕困难极多，希望你勿灰心，慢慢地干下去，将来你的成绩一定超过我，因为你本来的文格句法就比我的灵活。麻烦的是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
芝联来看过我，知道北京出版总署召集的翻译会议，是由蒋天佐（代表官方）、卞之琳、杨绛等四个人（另一人忘了名字）出面召集的，开过二次会，讨论应译的古典作品名单。看来杨绛是被硬拉进的，或者是人家要找锺书而他推杨绛去的。我想写信给她，要她把奥斯丁作品归给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了。
《四部丛刊》捐献事，已托芝联去信燕京询问，待有回音，再与老太太商酌办理。
志摩译的《曼殊斐尔集》，不敢保险能找到，要多跑旧书摊才有希望。而我的时间与体力都不容许。Kulm信上有否提及乐谱的事？乞来信告知。吴德铎早来了，一切诚如高论，他对谁都是太厚道，太厚道的人必吃亏，乃是古今中外千古通例。
……匆此，即候
双福
希弟均此问好
雷叩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
悌芬：
信到多日。以你如此准备功夫，深信一定会做得好。初开手也许感觉沉闷，译过了三四十页，就能顺手。我因为本能关系，总是改的功夫比初译功夫花得更多。暑中收到锺书来信，果不出所料，杨绛是代他出席的。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傲慢与偏见》，既是杨刚所译，云为“尽信尽达尽雅，不问可知”，至多请原译者重校二遍而已。《匹克威克》交清华审查，结果亦复相同。以上种种，都在我意想之中。破除不了情面，一切等于空言。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Emma根本未列入表内，故你的翻译与否，不成问题。愚见眼前只能不问将来，只问目前，不求其他，但求自己做些工作。你译的音乐书是哪一本，什么条件？国内何家出版社所约？便乞一告。拙译《贝姨》九月初即印出，因托书店代寄，搁到昨日方始寄出。读后希望提意见。至于对话，以生长南方的人，无论如何免不了南腔北调，即使请教人家，也是东鳞西爪，不能全体一致。Kulm处请你代写一信，告诉他：Albert做事，过去往往数年没有回音，故仍请Kulm催其将款交存伊处。乐谱亦托伊代为搜购。唱针事最好亦请Kulm代办（G. E. Radio-PHOND Combination, MODEL XF152）。
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
《贝姨》那个丛书（叫作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推四，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搞不出一些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你译音乐书，我更劝你“力求流畅”，此类书近来很好销，但现有译本都是天书。……匆此，即候
近好
希弟均此
雷叩
九月十四日
…………
近已开始准备Cousin Pons，此书比已译巴尔扎克各书尤麻烦。我近来用脑过度，晚上睡觉大有问题，这样下去恐怕要变得真正神经衰弱，因为觉得恍恍惚惚，不光是疲倦。但是目前书的销数激减，不从量上着想，简直活不下去。而我工作速度奇缓，不得不日夜加工，牛马至此，奈何奈何！……
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悌芬：
来信批评《贝姨》各点，我自己亦感觉到，但你提出的“骚动”，西禾说是北方话，可见是南北方都有的名词。译文纯用北方话，在生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且以北方读者为唯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我认为要求内容生动，非杂糅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坏，斯为大难耳。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话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话。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余面，八册，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回来后无机会应用，已忘掉不少。又原文是十九世纪的风格，巴氏又不甚修饰文字，滥调俗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减少许多。遇到此种情形，有时就用旧小说套语。固然文字随各人气质而异，但译古典作品，译者个人成分往往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不允许你多。将来你动手后亦可知道。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做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我想若要这样做，不妨挑近代的，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一短篇做试验。
再提一提风格问题。
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问对原作各篇不同的气息还能传达。即如巴尔扎克，《高老头》《贝姨》与《欧也妮》三书也个个不同。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如左拉，如狄更司，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这一点可说做到了与外国译本一样：即原本比译本难读（吾国译文适为相反）。如福禄贝尔，如梅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别注意风格。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我的最失败处（也许是中国译者最难成功的一点，因两种文字语汇相差太远），仍在对话上面。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嫌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词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问题。
像你这样对原作下过苦功之后，我劝你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绝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有些形容词绝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以此为原则，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我仍是忙，这一年余几乎无日不忙。匆匆，即问
双安
雷叩
十月九日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五日
悌芬：
…………
《欧也妮·葛朗台》还是第二年在牯岭译完的，一九四九年上海印过一版，此次稍有润色。英文译本我早有，译文亦未见出色。总之翻译在无论何国都不易有成绩。甚至译错的地方也不少。例如《克利斯朵夫》的英译本（现代丛书一大本）在四十余面中已有二三个大错。我现译的《邦斯舅舅》英译本（人人丛书本）一百五十余面中已发现六七个大错。至于我自己错多少，也不敢说了。《克利斯朵夫》原译，已发觉有几处文法错误。至于行文欠妥之处，比《高老头》有过之无不及，故改削费时，近乎重译。……匆匆，即候
双福
安叩
十二月五日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
悌芬：
信到前一天，阿敏报告，说新华书店还有一本《小癞子》，接信后立刻叫他去买，不料已经卖出了。此书在一九五一年出版后三个月内售罄，迄未再版。最近杨必译的一本Maria EdgeworthRack-rent（译名《剥削世家》——是锺书定的）由我交给平明，性质与《小癞子》相仿，为自叙体小说。分量也只有四万余字。我已和巴金谈妥，此书初版时将《小癞子》重印。届时必当寄奉。平时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作“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扎克与《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挤进去（他还是平明股东之一），也被婉拒了。前年我鼓励你译书，即为此丛书。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即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了一杯清水。译文本身既无风格，当然谈不到传达原作的风格。真正要和原作铢两悉称，可以说无法兑现的理想。我只能做到尽量的近似。“过”与“不及”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的毛病。这也不光是个人的能力、才学、气质、性情的问题，也是中外思想方式基本的不同问题。譬如《红楼梦》第一回极有神话气息及mysticism，在精神上与罗曼·罗兰某些文字相同，但表现方法完全不同。你尽可以领会，却没法使人懂得罗曼·罗兰的mysticism像懂《红楼梦》第一回的那种mysticism一样清楚。因为用的典故与image很有出入，寄兴的目标虽同，而寄兴的手段不同。最难讨好的便是此等地方。时下译作求能文通字顺已百不得一，欲求有风格（不管与原文的风格合不合）可说是千万不得一；至于与原文风格肖似到合乎艺术条件的根本没有。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通的大毛病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欣赏原作？你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倘如一杯清水，则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没有诗意的东西，在任何文字内都不能称为诗。非诗人绝不能译诗，非与原诗人气质相近者，根本不能译那个诗人的作品。
你要的其余两本书，我叫阿敏跑了两个下午都没买来。他最后向柜上去问，据说“尚未出版”。不过我敢预言，那些翻译一定是坏透的。能译费尔丁的人，你我绝不会不知道。你我不知道的人译费尔丁或朗斐罗的，必不会好。创作、绘画、弹琴，可能有一鸣惊人的天才，翻译则不大可能。
关于《传奇》的见解，我与你有同感，但楼上楼下都找遍了，只看到苏青的。西洋文学一本也没有。当初我记得放在我处，离沪赴昆以前统统交还你了（还有一本“六艺”）。
我最后一本《克利斯朵夫》前天重译完，还得从头（即第四册）再改一遍（预计二月底三月初完工）。此书一共花了一年多工夫。我自己还保存着初译本（全新的）三部，特别精装的一部，我预备除留一部作样本外，其余的一并烧毁。你楼上也存有一部，我也想销毁，但既然送了你，事先还须征求你同意。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朋友眼里留这个污点。请来信“批准”为幸！这一年来从头至尾只零零星星有点儿休息，工作之忙之紧张，可说平生未有。加以聪儿学琴也要我花很多心，排节目，找参考材料，对interpretation提意见（他一九五三年一共出场十四次）。除重译《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之极！），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气了。但第三、四册的校对工作仍须继续。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
以后想先译两本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换换口味，再回到巴尔扎克。而下一册巴尔扎克究竟译哪一本迄未决定，心里很急。因为我藏的原文巴尔扎克只是零零星星的，法国买不到全集本（尤其是最好的全集本），所以去年春天我曾想托你到日本的旧书铺去找。再加寄巴黎的书款如此不易，更令人头疼。
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我们翻译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话一时说不完，暂且带住。匆匆，即候
双福
希弟问好
安叩
二月七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
悌芬：
…………
你要的书，Bush: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17th Century和梁宗岱的《水仙辞》都找不到。此外如《辞海》，如《庾子山集》二册，一切的事项，都预备分作二包寄给你。其实，《辞海》并无多大用处，倘手头有了《辞源》也就差不多了。
来信提到十九世纪文学作品，我亦有同感。但十七八世纪的东西也未始没有很大的毛病。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与西洋人的出入很大，无论读哪个时代的西洋作品，总有一部分内容格格不入。至于国内介绍的轻重问题，我认为远不及介绍的拆烂污问题的严重。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哪几部大作可以让人读得下去的？不懂原文的人连意义都还弄不清，谈什么欣赏！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地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司汤达，我还是二十年前念过几本，似乎没有多大缘分。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提议要我译《红与黑》，一时不想接受。且待有空重读原作后再说。梅里美的《高龙巴》，我即认为远不及《嘉尔曼》，太像侦探小说，plot太巧，穿插的罗曼史也cheap。不知你读后有无此种感觉？叶君健译《嘉尔曼》，据锺书来信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
什么时候能接洽好法国的书店，请告知。又望向别处书店打听Groves音乐辞典（共有五六册？）需价几何？可否代定？
麻烦你的事太多了，不知如何道谢。另有照片直接寄继周，聊作纪念。此次出游，雨多晴少，不免扫兴。雁荡名震天下，其实不及黄山远甚。前人道教思想甚盛，故极称岩洞（所谓洞府），姑且不论，洞则只见其奇，未见其美。且雁荡童山濯濯，树木极少，奇峰怪石多在平地上，像大规模的假山，大抵与桂林山水同属一派。过去写游记的人（徐霞客例外）专好侈言自己所游的山为天下第一，也很可笑。草草，即问
双绥不一
安叩
十一月九日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悌芬：
Garnier Classique巴尔扎克二包，五册，乐谱二包，唱针一枚，均妥收，谢谢。十七日寄上一信，想可收到。令先祖已于上星期六（二十四）安葬虹桥路万国公墓。丧事可说告一结束。林姑丈约月底回津，日内伯母正与其商量析产事，希望在他未走以前把析产协议书写好。至此为止，尚无大困难；主要在于照顾二房生活。梁弟于十九日清晨赶回，那天下午正好是令先祖大殓。
荣宝斋（北京店）用木刻彩印的敦煌壁画已出三辑，每辑十二幅，港岛见过否？望速来信。我预备送你一全份。另外寄一份，托你转送巴黎老同学Daniélou。因原书各辑，上海荣宝斋不齐，正向京店催寄。原装仅有薄纸封套，不但邮寄易损，即平时保存亦感不便，我拟另做一布套后寄港。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锺书参加意见极多，唯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人有何感觉。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
一切费神，多谢多谢。即问
双绥不一
希弟均此
安叩
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五四年七月八日
悌芬：
…………
我近正翻译服尔德的Candide，将与Ingénu合成一本（译作《老实人》——附《天真汉》），交人民文学社出。此书文笔简洁古朴，我犹豫了半年不敢动手。我在试试看，恐怕我拖泥带水的笔调还是译不好的。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服尔德译完后，仍要续译巴尔扎克。下一册是Ursule Mirouet，再下一册是César Birotteau,（这一本真是好书，几年来一直不敢碰，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程序，连留法研究法律有成绩的老同学也弄不甚清，明年动手以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呢！）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译巴尔扎克同时，也许插一二别的作家的，——也不会多，除了服尔德，恐怕莫泊桑还能胜任——也让我精神上调剂调剂，松一口气。老是巴尔扎克也太紧张了。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觉得不对劲，而且也不合时代需要。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意儿看来不但怪腻的，简直有些讨厌。将来还是译他短篇，可恨我也没有他的全集，挑选起来不方便。
……匆此，即候
阖家均好
安
七月八日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
悌芬：
你二次信中问我要不要莫泊桑全集。以工作论，当然极需要。但怕麻烦人家，尤其是宝熙兄存在巴黎的款子被我挪用，觉得很不好意思。倘若他并无多大困难，请你同他谈谈。
一、他在巴黎有否相当热心的朋友，倘新书店里找不到，能否费心向旧书店找。照过去经验，这类书多半要托相熟的旧书店物色，过一个相当的时期才有希望找到。
二、最好的莫泊桑集子，还是（据我所知）出巴尔扎克全集的那个出版家：
Oeuvres Complétes de Guy de Maupassant en 29 vols
EDITION LOUIS CONARD
6, Place de la Madeleine, PARIS
战后是否又有更好的版本，或是有插图的本子，我消息隔膜，都不得而知，最好也托人仔细打听一下。
三、莫泊桑的长篇我已有几种，都不大喜欢。故买起来最好能只买全部短篇小说，一方面也经济得多。但若全集本不能拆了卖，则亦只能买全集了。
Conard本共有二十九册，约等于巴集四分之三，价预计当在三万法郎左右。倘能单买短篇小说（游记部分也不要），当然便宜多了（至少可便宜一半）。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 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无论如何弹不好Schumann。朋友中很多谈起来头头是道，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歪屈，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本身原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的全摸不到。这不但国内为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单以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与服尔德（Candide）几种英译本而论，差的地方简直令人出惊，态度之马虎亦是出人意外。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订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平时谈翻译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几十页他译的Moby Dick来，不料与原文一对之下，错得叫人奇怪，单看译文也怪得厉害。例如“methodically knocked off hat”译作“慢条斯理的……”,“sleepy smoke”译作“睡意的炊烟”。还有许多绝对不能作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批评家也可成为大创作家了。
此外，Moby Dick是本讲捕鲸的小说，一个没海洋生活经验的人如何敢着手这种书？可是国内的译本全是这种作风，不管题材熟悉不熟悉，拉起来就搞，怎么会搞得好？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稿》，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原作亦极偏，姑不论），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鲁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来还有人间接托我的熟朋友来问我翻译的事，有的还拿些样品来要我看。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象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借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
赵少侯前年评我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作《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人真是“禁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至于另有一等，专以冷门唬人而骨子里一无所有的，目前也渐渐地显了原形（显了原形也不相干，译的书照样印出来！），最显著的是罗念孙。关于他的卑鄙勾当，简直写下来也叫人害臊。卞之琳还吃了他的亏呢。
还有一件事，我久已想和你说。就是像你现在这样的过dilettenti的生活，我觉得太自暴自弃。你老是胆小，不敢动手，这是不对的。你是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即便目前经验不足，至少练习一个时期之后会有成绩的。身体不好也不成为理由。一天只弄五百字，一月也有一万多字。二年之中也可弄出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书来。你这样糟蹋自己，走上你老太爷的旧路，我认为大不应该。不知你除了胆小以外，还有别的理由没有？
我素来认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须有“不计成败，不问效果”的精神；而这个条件你是有的。你也不等着卖稿子来过活，也不等着出书来成名，埋头苦干它几年，必有成绩可见！朋友，你能考虑我的话吗？
荣宝斋说北京总店（总店已改公私合营，上海尚是独立）二年前印过《北平笺谱》，早已售完。听说现在又有一部新的在印。将来会通知我的。匆匆，问
好
怒庵
十月十日
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
悌芬：
三月余不接来信，今冬身体怎样？用功些什么？十二月一日曾有黄宾翁山水一幅托转黄宝熙，想必收到。莫泊桑短篇小说，巴黎可有回音？定价多少？能将短篇小说从全集中拆买否？
我的服尔德《老实人》（旧译《戆第德》），八月底完成，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看稿及排印房工作忙，直至十二月中才排好，仍寄北京出版（排的工作在沪进行，归我直接监督），本月底或可出书。巴尔扎克各书移转人文后，先出精装本；但北京印刷条件甚差，公家办事亦欠周到，故样本寄到上海，本本皆有污迹，或装订，或印刷上的毛病。待全部到齐，拟送一整套给黄宝熙。你自己还要吗？请告知。
…………
新译的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花了一百天初步译完，正在校改，功夫仍不下于初译；预料出书当在今年六七月了。接着巴尔扎克的，尚拟译一部服尔德。明年起则预备每年一部巴尔扎克，一部莫泊桑。
最近人民美术出版社来信，要我译罗曼·罗兰的《米莱传》；据我所知，此书作者系应英国某学术团体请求写的，法文本恐已不可得。不知你能设法弄一本吗？或者问问宝熙。
西禾上月受译文社之托，译了罗曼·罗兰的短篇散文《鼠笼》，把稿子给我看了，短短十一页，错的地方着实不少，文气也大有问题，我一口气拿了原文和他讲了三小时。西禾译笔本算好的，结果尚且如此。后来他全部重译了，在一月号《译文》登出。但我未寓目，不知是否比初稿有所改进。
…………
……匆匆，即祝
安好……
安
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