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三角理论：亲密、承诺与热情

弗洛伊德对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见解（大部分我认为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对这个话题保持着长期兴趣。他认为，情爱和博爱之间存在诸多不同，在希腊语中，前者指的是色情、感性的爱；后者更接近与它的利他主义和慷慨的内涵相近的友谊。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精神分析文献枯燥无味，都倾向于关注那些质量较差的关系的消极方面，所以我会忽略弗洛伊德而倾向于那些对亲密关系或友情感兴趣的人群，即社会心理学家。

社会心理学家主要采用两种主流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是依恋理论，它有一个发展的关注点，认为成人的恋爱和其他亲密关系是从早期的母婴关系经历中发展而来的，或者是由我们早期的母婴关系经验所支撑的。依恋理论主要来自英国颇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他试图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行为学观察结合起来。鲍尔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说服了产科医院的医生，让他们放弃将新生儿从出生那一刻就带离母亲、放到护理间的做法。他激烈辩称，母亲和婴儿需要在出生的几小时内建立起亲密的连接，让婴儿和母亲待在一起，对于婴儿未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就会被直接放在母亲的怀里的原因。这种想法非常有影响力，几乎现在所有的读者都是鲍尔比倡导的改革运动的受益者。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成年时期的亲密关系真的只是你与母亲关系的放大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正如我将在后文介绍的那样，你与父母的关系确实会对你在以后的生活中选择恋爱伴侣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神经影像告诉我们，母爱和恋爱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尽管它们在脑部激活区域有一定的重合，但是它们各自都拥有更多不同的激活脑区。

然而，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成年时期，亲密关系的品质都会对个人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产生巨大影响。友好的关系对身体健康具有积极影响，糟糕的关系会增加人们得抑郁症的风险。同样，童年时候的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我们成年后的关系框架。青年时期一系列的短暂的、不稳定的关系与童年的糟糕经历密切相关。看起来，未能练习拥有成熟关系所需的技能，后果会很严重，早婚是一个可以预测不美满的婚姻和离婚率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婚姻最后肯定会以失败告终，只是从统计学上来看，这对于婚姻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头。

社会心理学中的第二种研究方法几乎完全集中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上，研究者对关系的情感和认知成分特别感兴趣，他们甚至可以基于此预测人们的关系满意度、稳定性和持续时间。这种预测建立在非常成功的范式上。首先，标准的方法是问人们同意或者不同意下列说法：“当我见到某人时，我的情绪有所变化”“我跟某人在一起时，感到了极大的幸福感”“我无法想象我会跟某人分手”。其次，由成千上万人回答这几百种类似的问题。最后，将答案进行统计分析，以寻找一致性和某种模式。这确定了答案中被理解为维度和因素的共同主题。在人格学说中，这些答案构成了人们熟悉的“外倾性”“神经质性”“开放性”“尽责性”“亲和性”的人格维度，俗称“大五人格特质”。虽然这种方法在时空上保持了一致，但社会心理学家试图分离爱情的本质的尝试远未取得成功。正如其中许多人评论的那样，很少有心理结构比爱的构造更加难以捉摸。不知为何，事实的论证很难说明我们的意图，所以描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或许，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提出的“爱的三角理论”（见图0-1）就是我们最好的对亲密关系的定义了。斯腾伯格称，亲密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独立的维度：亲密、承诺和热情。亲密反映了亲近、连接和紧密的感觉；承诺反映了对另一个人的支持和身体保持的渴望；而热情反映了我们体会到的坠入爱河的感觉。亲密和承诺有时又被称为“感觉亲近”和“变得亲近”。

斯腾伯格的“爱的三角理论”对人们对一这系列关系问题的回答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这使他得出结论，关系有三个维度：亲密、承诺和热情。每一种都可以是低或者高，这就产生了8种不同类型的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从“无爱”（无兴趣或缺乏爱）到“喜欢”，再到各种形式的“迷恋”“空虚”“愚蠢”，进而到热爱与“慈悲”，以及被认为是真实的、完整的（或完美的）爱。

斯腾伯格分类的优点在于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关系在三个维度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迷恋的爱虽然热情很高，但亲密度和承诺都很低，而恋爱是高热情和高亲密度的，但缺少承诺。伴侣的爱是缺乏热情的高亲密度和高承诺的结合，而糊涂的爱则是在没有亲密关系的情况下热情和承诺的结合。当三个维度都很高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爱。尽管可能会有人争论斯腾伯格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爱的术语，但它们还是可以提醒我们，关系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不一定都是一种。或者至少，支撑人们的动机和情感驱动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关系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和价值。

这种分类虽然不完善，但也是一个有用的提示，即互惠是所有亲密关系的重要特征。单相思是最让诗人困扰的东西，似乎它只是唤起了最强烈的情绪——失落和未满足的欲望。有的关系几乎是单维度的，像是那些只基于情欲的关系。其中一些关系仅仅代表了关系发展的某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单相思，发展为更成熟的亲密关系中的友谊。尽管单维度的关系很有用，但并不能让我们置身于真正的关系中——当我们试图进一步发展却被唾弃、被拒绝或被情人出卖时，往往会产生激烈的情绪波动。单维度的关系也无法让我们越过最开始的感觉去要求自己怎样选择朋友和爱人，单维度的关系也当然不会问这些东西一开始就存在的意义。就像大多数心理学一样，就好像亲密关系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样，从来没有问过这是如何以及为何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寻找生物功能进化的历史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样进化，很多时候，就像早产儿，进化中的妥协需要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才有意义。

斯腾伯格在书的结尾提到，神经解剖学家特里·迪肯（Terry Deacon）观察到人类有着非比寻常的生活布局。他们生活在一个遵守一夫一妻制的大型社区中，许多男性和女性生活在一起。这是可以接受的，而男性和女性有时会各司其职，特别是在原始社会中，男性负责狩猎，女性负责采摘。问题是，正如迪肯看到的那样，每当一对伴侣暂时分开时，就会有被他人夺走伴侣或者影响其他伴侣的风险。这个问题对于男性来说尤其严重。因为雄性一直有后代不确定性的问题，在哺乳动物中，雌性知道它们所产的后代是自己的，但是雄性无法百分百确定后代是它们的。迪肯说，人类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们总是会被许多的竞争对手包围，受到他们的关注，当分工不同迫使一方长期离开另一方时（比如去打猎），“羊圈”的“大门就打开了”。

迪肯建议，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发一个社会所有权声明，例如结婚典礼或象征性的徽章。为表明婚姻状况，人类采用了许多纯粹象征性的标志，其中最重要的是戴结婚戒指。在很多文化中，女性也会采取一系列的附加行动，例如名字前加上固定的前缀，继承丈夫的姓氏，改变穿衣风格和发型。在波利尼西亚，人们会用传统的花环项链来表征他们的婚姻状态，女性会将右耳后（象征着单身）的花换到左耳后（象征着已婚）。迪肯认为，这些行为必须有语言的支撑才能成为一种象征。如果一夫一妻制进化得很早（他认为它必须很早就发展起来），那么语言也必然会很早就发展起来——早至直立人出现时期，直立人是大约200万年前人属的第一个成员。

迪肯把人类一夫一妻制的进化作为一个显著的、需要合理解释的异常现象去调查，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真正的问题以及我们研究的重点是，配对方式为什么会进化，而不是我们在面临威胁时将它们放在一起。墨守成规的解释是，抚养人类的后代需要两个人，这两个人被默认为是父亲和母亲。我并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养育的成本过高，要求父亲和母亲共同承担，但是在鸟类中，一夫一妻制出现的频率之高，促使我认为这明显是首要原因。另外一种可能是，在人类中，母亲和奶奶的组合也能成为一种选择。然而，为什么女性会在处于母体经验和技能高峰期的45岁左右放弃生产的可能性呢？更年期是女性独一无二的特征，有人声称黑猩猩和大象也会经历更年期，但说实话，这更像是年龄增长导致的生殖衰退。

人类与其他种群明显不同，没有种族像人类一样，在如此小的年纪就放弃了所有生产的可能性。传统的解释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这些母亲的女儿也开始了生产，而母亲放弃了生产的可能性去帮助她们的女儿进行生产，这个理论被称为“祖母假说”。同时这个假说也解释了母女连接如此重要且需要持续到成年，以及祖母总是非常溺爱她们的外孙等现象。

尽管这个假说解释了人类行为中的一些现象，但它也留给了我们两个谜题。第一是，为什么伴侣应该由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组成？第二是，在包含许多伴侣关系且有很多男性和女性个体的大型社区中，语言和象征性认知是否真的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关系是否真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认知现象，让我们可以深入思考并通过语言来调节，或者它深深地埋藏在情感中，让我们的意识无法参透？

第二个谜题比较容易回答，因为迪肯所担心的交配／社会系统类型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罕见。例如，在狒狒群体中，一个雄性最多可以拥有4个雌性伴侣，它们通过惩罚来加强忠诚性。如果与其他雄性靠得太近的话，雌性狒狒的脖子会被咬伤，接下来几个小时内都不敢靠近雄性。尽管如此，雌性和雄性伴侣关系的完整性并不仅取决于雄性是否愿意去加强它们的关系。雄性狒狒一般会“尊重”其他雄性与雌雄间的伴侣关系，尽量避免与属于其他雄性的雌性混在一起。如果将一只雄性狒狒和另外一对雄性跟雌性配偶放在一个笼子里，观察它们的互动，就会发现，它们会坐在笼子的边缘，对笼子外面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者玩弄脚边的草地，但单身狒狒就是不会观察属于另外一只雄性的雌性或者雄性。因为一旦看了就会构成明确的威胁，并立即引发一场争斗。这种三元分化的现象似乎旨在保护伴侣关系。

参与竞争的雄性表现出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对雌性和其配偶的依恋程度，它们有时会通过观察雌性对其配偶的注意程度来获得这种信息。如果雌性对其配偶的去向不太感兴趣，并且看起来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的话，进入笼中参与竞争的雄性就会企图拆散这对配偶。如果必要的话，它们还会通过公开的武力决斗来争取雌性。假如雌性不关注自己的配偶，那么它就有可能将兴趣转移到新竞争的雄性身上来，这可能正好打破了它与之前配偶之间的平衡，即使配偶比竞争者更有优势。当一只雄性狒狒意识到有其他狒狒一直在关注它的配偶，视线和配偶的移动形影不离时，那么就无须尝试竞争。假如雌性狒狒与其配偶之间有很强的承诺，竞争者是没有机会将它们拆散的，即使竞争者比雌性的配偶具有更强壮的身体优势。在这些情形下，雄性会突然变得对笼子外的事情或者脚趾更感兴趣。

在一些更为明确的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中，比如南美的伶猴，它们会通过阻止同性对手过于接近配偶来积极维护配偶关系。在山羚身上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这种非洲小羚羊的体形与断奶羔羊的大小相当，它可能是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遵守一夫一妻制最彻底的动物。山羚生活在东非和南非热带大草原裸露的岩石上，活动范围约为足球场面积的两倍。雄性和雌性山羚都会嫉妒自己的伴侣追逐任何来到它们领地的同性羚羊。

还有一种物种看起来拥有和人类同样的社会秩序，它就是蜂虎，这是一种以捕食蜜蜂为生的鸟类家族的小成员，它们会在东非草原河岸的沙滩上筑巢。因为合适的筑巢区域很少，并且相距很远，蜂虎被迫聚集在它们能够成功打洞的少数几个地方。这就意味着会有成百上千只蜂虎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堤岸上。即使是每一对配偶都拥有自己的洞穴，但由于洞穴分布密集，只要雌性出去觅食，就需要经受在栖息地周围无所事事的其他雄性的严酷考验。为了避免骚扰，蜂虎拥有非常紧密的配偶关系，雄性和雌性形影不离，雄性充当着雌性的保镖。所有这些都是在完全没有语言交流的情况下实现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保护配偶关系（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有作用），我们应该停下脚步想一想，人类为什么需要像社会交流或者语言这样的工具来做相同的工作。相反，猴子和鸟类通过简单的行为交流就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这说明对它们来说，用象征性的符号和语言来在社会环境中维护配偶关系并不是特别重要。相反，它暗示了配偶关系（以及支撑它们的过程）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发展得很好，并且语言是后来被加到这项事务中的，用于加强已经存在的用于保护配偶关系的全部自然机制。

之所以提到语言，是因为它能够带我回到起点，而且因为有语言，我们对诗人浪漫的诗句常常感触颇多。在用语言表达情感上，大多数人存在非常大的困难。当我们真正需要表达的时候，文字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在对自己无法将感觉和模糊的想法转化为言语而感到愤慨时，我们只会不断地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些颇有天赋、能表达出我们内心想法的人，可以把我们的独特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而我们自己却难以说出口。

有两个重要的结论与我们的研究密切相关。一个是萌发和产生我们内在的与意识和语言的脑无关的感受。它们隶属于右侧的情绪脑，用来处理人类非理性的、像动物一样的本能反应。传统的神经生物学观点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与大脑的左侧密切相关，而与右半边的情绪中心的联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明显。我认为这提醒了我们，这些坠入爱河的产物并不是通过阅读浪漫小说、借由深藏于心中的情感机器产生的，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从还没有获得语言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另一个结论是，它给我们提供了敬畏诗人的理由。这一小部分人（我认为我们都可以接受有能力写出优秀诗歌的人非常少这个观点）似乎能够用意识来调动情感大脑，并将其中的意蕴转化为语言。

这是一种罕见而卓越的技能，我们对此表示敬意。同时它也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并不擅长解释自己的身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但是并不能每次都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问题，我们很想透过表面挖掘出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困扰所有试图研究亲密关系，甚至是所有其他关系的科学家的问题。在此前提下，让我们看看现在能为此做些什么。

《最好的亲密关系》这本书探索的是使亲密关系成为现实的原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用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去探究亲密关系，研究恋爱中的依恋是如何跟其他关系（尤其是母婴关系和友情）区分开来的，并试图找出它们进化的起源。接下来，让我们先从使人类产生强烈的坠入爱河的感觉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