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史料与研究回顾

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

中国古代“交通”一词之涵义，与今日所言“交通”不同。古代之“交通”多用为动词，指“交往”、“结交”之意；今日之“交通”主要用作名词，其涵义有狭、广之分，狭义之交通（traffic）主要指人员、劳动产品之移动与相关设施及保障制度，广义之交通（communication）则包含通讯及相关内容。今日所言之古代交通史，多取“交通”之广义，主要研究并叙述古代人员往来、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之历史，宋代为中国古代之一阶段，其交通史之内容自然亦不外乎此范围。

因古今“交通”涵义不同，故古人在记述前代或当朝历史时没有“交通”一目，又加古人对今日交通涵义下内容之认识，亦与今人有异，故古籍中亦不可能有今日交通涵义下内容之专篇。但交通是人类社会生活之重要组成部分，故史书对其内容记载亦不可免，只是在具体记述中多依时人之习惯，或分门别类，或各有侧重，或详或略，或多或少，或记入地理门，或载于典章类。又，交通一事，上关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下涉百姓之生活，故无论士夫诗文丹青，还是民间百科卷册，皆有相关之内容，亦是异乎详略多少之间。因此，古代交通史之资料虽不够完备，却可称丰富，但又十分零散。如宋代交通史研究著作中，无论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图地志研究》、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抑或是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征引文献皆在一、二百种以上，遍涉经史子集，旁及碑刻文物。尽管如此，皆不可言将宋代交通之史料搜罗殆尽，何况现有成果皆非全面而详尽研究宋代交通史之作。

宋代交通史料虽较零散，但若论具体之典籍，则亦不乏记载相对集中者。此类文献首推地志，其次为政书、游记、法典之属。

地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分门别类记载全国或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等内容之综合典籍。中国地志历史悠久，地域广泛，内容丰富，为世界所仅有。方志之书，起源于周，经汉、晋、隋、唐之发展，至宋代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宋代地志分为总志和州、县、镇志，其编修事宜倍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宋代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之制度，“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然后朝廷再将图经编成总集，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便是如此而成。至于州、县、镇志，多是请熟悉地方掌故并有志于此道之学者执笔。宋室南渡之后，朝廷虽不再编修总志，但地方政府重视修志已蔚为风气。地方官皆以修志为任，虽“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由此可见，宋代地志内容不唯丰富，而且较为可靠。

宋代地志中有关交通之记载，莫过于一州、县之“四至八到”。现存宋代地志中，除《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吴郡志》等少数以外，其余均记及一州或一县至周围各州县之里程，或称曰“四至八到”，如《太平寰宇记》；或称曰“地里”，如《元丰九域志》；或称曰“道里”，如《云间志》；或称曰“境土”，如《宝庆四明志》等。因这些内容称“四至八到”者居多，故可统称为“四至八到”。据笔者考证，诸志中所记“四至八到”即为州县与周围地区实际交通路线之里程。从此内容，可知有宋一代全国交通网络之状，及一州一县与临近地区是否有道路相通，道路之分布、走向与里程。因此，该内容堪称研究宋代交通史最基本之史料。但此内容亦有一定之问题，详考现存各地志之“四至八到”，相邻州县道路里程多有不相吻合者，其中以《元丰九域志》为甚。甲州和乙州彼此之间交通线，或方向不一致，或里程有悬殊。此应与地方州县各自编修图经有关。无论“地里”还是“四至八到”，皆不可能囊括一州县之所有交通线，州县草拟本地情况时，多是各自为之，未能与相邻州县互相协调，故所记路线、方向互有不同，对道里之推算亦大有出入。而总志编修者碍于材料浩繁，无法一一核实，故只能据现有材料连缀成书。因地志中“四至八到”存此问题，故据以绘制交通路线图则有失准确。

地志中关于驿传内容之记载同样是研究宋代交通史之重要史料。此类史料主要见于地方志，特别是南宋时修撰之地方志。如《淳熙三山志》地理类有《驿铺》一目，《景定建康志》疆域志有《铺驿》一目，《嘉定赤城志》地里门有《馆驿》一目，《宝庆四明志》叙郡篇有《驿铺》一目，《嘉泰会稽志》有《邮置》之目等，或叙及一州驿路之格局，或记述一州驿铺名称与分布，实乃关于宋代驿传不可多得之史料。其中不少内容皆是他书所无，如《淳熙三山志》对州城驿路上驿、铺布局及递铺内部结构之记载，乃宋人著述中绝无仅有之内容，弥足珍贵。

另外，宋代地志中有关州县沿革、山川、景物、古迹、风俗形胜等记载，间或提及道路里程、水道航运、交通形势等内容，亦为研究交通史之重要参考。又不少地志载有地图，亦可供参用，但古代地图既不讲比例，又无精确可言，使用时须多加斟酌。

宋代地志虽为研究交通史最基本之史料，却是甚不完备。宋人所修地志虽可知有六百多种，但仅有三十六种存留今日。其中总志五种，州县镇志三十一种（含抄本二种），而三十一种州县镇志中，二十七种皆为东南区域地志，其余四种则是宋敏求之《长安志》、《河南志》、程大昌之《雍录》和缺名之《寿昌乘》，分别记述长安、洛阳和湖北鄂城事。可以说，江西、两广、四川、两湖及广大之北方，绝大多数地区没有留下当时之地志，但也许上述地区明清方志中存有部分宋代史料，只是须在使用时认真区分鉴别。

地志之外，其他地理类杂志中亦不乏交通史之重要资料。其中尤以赵汝适《诸蕃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书为重要，对研究宋代南部边地及与外部之交通甚为有用。

对宋代交通记载内容之多，仅次于地志者，便是《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会要》）。今存《会要》虽为辑本，却仍具八百万言之规模，于宋代史籍内容最称丰富。其中涉及交通内容较多者，则有方域、食货、兵、职官、蕃夷诸类。方域一类，记载宋代交通最多，其《道路》之门，汇集道路修治之诏令与奏议；《驿传杂录》之门，专言馆驿之建造、使用，并兼及个别路段之驿程；《急递铺》门内容最多，载有太祖至宁宗朝有关递铺建置、管理及文书传递之法令与奏议；《关》与《关杂录》则记关隘之设置及其禁防。其余如《四方津渡》、《桥梁》、《河锁》、《江锁》、《城门锁》、《治河》、《诸河》、《运河》诸门，皆属重点记述交通之资料；而《水利》、《市镇》、《诸寨》、《诸城山界》、《东京杂录》、《西京杂录》、《堡寨城垒杂录》等门，亦多涉交通之事。

食货一类，虽为财政、经济之内容，但与交通关系甚密。其中《漕运》、《水运》、《陆运》、《转运》、《纲运设官》、《纲运令格》诸门，记载官方物资运输之主要路线、运输形式、组织体制、管理条例、官员差遣、运输诸环节及相关诸问题，内容非常丰富，为研究宋代物资运输者所必据，堪称宋代交通史资料一渊薮。其余如《船》、《盐法》、《盐法杂录》、《茶法杂录》、《水闸》、《堤岸》、《水利》诸门，亦与交通多有关涉。

兵类虽主记军事，但亦兼及交通。其《马政》、《买马》、《川马纲》、《马政杂录》诸门，多涉与沿边部族之交通内容与马纲之路线选择及水陆路建设情况，亦包含许多交通史之资料。

职官类虽主要记载官僚机构之设置、沿革、执掌、编制、差官等情况，但亦不乏与交通相关之内容。如《通进司》、《银台司》、《进奏院》等门，则记述中央文书收发传递之制度；《河渠司》、《疏浚黄河司》、《四排岸司》、《下卸司》之门，则事关漕运路线之修护及漕运之管理；《发运司》、《催纲司》、《转运使》诸门，则记漕运组织和管理之机构；《市舶司》门，对各港口市舶机构之设置及相关条例，有较为详细之记载，甚关海上交通与对外交通之内容。

蕃夷类主要记载宋朝与周边政权、少数民族、海外诸国之使节往还、贡赐贸易等内容，对缘边交通、海上交通、对外交通等史实多有涉及。

《会要》虽含丰富之交通史料，但毕竟是辑录残本，许多内容已经佚去，故各门记载皆不完备。如《道路》、《驿传杂录》诸门，为交通最基本之内容，不唯参差不齐，而且多有残佚。

与《会要》内容相类者，有《宋史》诸志、《文献通考》，及《玉海》、《山堂考索》等类书之相关记载，其中不少内容亦关交通，可与《会要》相互参证，但数量不及《会要》远甚。

地志、《会要》之外，最有助研究宋代交通之史料，则为诸种游记。游记乃文人对自己出行经历、见闻、感想等内容所作之记录。宋人所作游记甚多，存留今日者有近三十种，其中重要者则有：路振《乘轺录》，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吕祖谦《入越录》、《入闽录》，陆游《入蜀记》，范成大《揽辔录》、《参鸾录》、《吴船录》，楼钥《北行日录》，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周必大《癸未归庐陵日记》，赵彦卫《御塞行程》，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等。这些游记，多记及出行方式、交通工具，所经行程、道里等内容，堪称第一手之交通史资料。然而，上述游记尚不可称价值最高者。若仅从研究交通史而言，最有价值之游记当数日本僧人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该游记乃熙宁年间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主成寻（1011—1081）撰写的入宋游历日记，共八卷，详细记录日僧一行八人入宋后之经历。其记录之准确、内容赡富与珍贵，皆为同期宋人游记所不及。其对宋代驿铺设置、递马请领、驿券使用、乘轿风俗等记载，堪解宋代驿传制度研究多年之悬疑。

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生活密不可分，故相关法令亦多有涉及。今存宋代法典如《宋刑统》之职制律、卫禁律、杂律诸、诈伪律、厩库律诸类，与《庆元条法事类》之职制门、蛮夷门，多有关涉驿使稽程、诈乘驿马、差借舟船、吏卒接送、驿令等有关交通之仪制、法规和禁令。而成书于南宋后期之《金玉新书》则著录许多有关文书传递之刑律，《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共辑录一百一十八条。此类文献亦是研究宋代交通之珍贵资料。

以上胪举各类资料，可谓宋代交通史料之主体，但绝不可称为大部。还有许多资料则散见其他多种文献。如研究宋史之基本典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乃至《宋史》诸列传，皆蕴含大量交通史料。文集、笔记更不待言。宋人文集中之“奏议”、“行状”、“墓志铭”及“路记”、“学记”，不少言及交通，而大量诗词，有时亦可解交通之难题。笔者考出宋代开通温州通福州之驿路，便由王十朋之游记诗所得。至如笔记之专篇、杂记，亦间或及交通之事。如周藤、斯波二前辈研究宋代阺店，则多据洪容斋之《夷坚志》。另外，散存之碑刻资料、考古资料（如出土之船舶残骸之类），乃至宋人书画，亦堪充交通史研究之资。

综言之，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既丰富且零散，欲窥宋代交通清晰之面貌，实有赖多种史料互补与弥合。有兴趣于宋代交通史者，当尽力搜求之，笔者亦正不懈努力。

该文日文版原载〔日〕《文献資料学の新たな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年6月。